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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劫，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膝盖。
这事儿得慢慢道来。
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所以，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卖的还是儒家那些仁啊爱啊的，没想到时移世易，这些玩意儿很适合统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给统治者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罩！其次，强调大一统，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的理论基础！第三，“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永恒性！第四，“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从头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导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轮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统治艺术，儒家的温情脉脉，至少看起来很美！
总之，谈话的结果是，武帝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
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在钱穆的笔下，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虽从修身齐家始，但目的则是治国平天下。中国社会因此被称为一个儒教社会而不是道教社会或佛教社会。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熊十力在其《读经示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所谓的利用，汉宣帝训太子的一段话很有意味，当时太子认为父皇持刑太深，并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议，没想到汉宣帝一下变脸，训斥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科举入仕的标准。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
一句话，霸道是实，王道是皮，所谓的儒教，只是统治者的一件外衣。宣帝发现太子偏好纯儒，居然很伤心，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宣帝的心病，毛泽东持理解态度，他在1957年两次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谈及汉家几位皇帝的优劣，最推崇的是刘邦与刘彻，最不以为然的就是元帝，认为他是书生治国，算不得政治家。
后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学。孔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第一句被统治者给废了，或者说丢了，只剩下第二句，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重点提一下朱元璋，他虽然是君主的身份，却力图充当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导师，朱老师偶读到孟子，发现这老家伙居然敢对齐宣王说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不由得大动肝火。后来下令编纂《孟子节文》，把孟子原书里的大不敬语删去85条。总之，后世的儒学跟孔孟之初的儒学，早就不是一码事了。虽然后世儒学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已经被统治者糟蹋得不成样了，文化到了政治家手里，就好比良家妇女落到流氓手里。总之，儒学被统治者轮奸，逐渐堕落为诠释封建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它不仅起不到开发民智的作用，还成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枷锁。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身为社会的领头羊，却经历了为时二千年的头脑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到明朝时宣告完成，标志便是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惟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
据说法国科学家约翰·法布尔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试验，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明朝时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