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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古代反贪，出现了以下几种怪现象：
第一，越反越贪。据有关人士查史料，有关贪污之记载，远古至先秦，七十八起。秦汉至唐末五代，四百六十起。宋代包黑子云：“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宋末，更是廉吏什一，贪吏什九。明代，《明史》载：“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清初，林起龙奏称：“今贪官污吏遍天下。”
第二，越贪越狂。东汉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向宦官王甫行贿五千万钱。敢接皇帝弟弟的贿赂钱，够狂；明代隆庆皇帝登基前三年，达不到皇上的“例有赐给”，不得不向权贵严世蕃馈赠银子1500两。敢接皇子的贿赂钱，更狂了；清代年羹尧事败抄家时，抄出现银百十万两。有人计算，当时省级大员年俸150两银子，年家的现银就相当于7333个省级大员的年俸收入，也够狂的。至于和珅，财产多到没法计算的地步，大家只约摸知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至于嘉庆吃撑着了没，大家也不得而知，后来梁启超给统计出一个数字：和珅家产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和大人简直是狂贪无边了。
第三，贪中反贪。现代也有人提醒，要警惕用腐败的方式反贪，其实贪中反贪古已有之，我们再警惕也没用。仅举一例：山东巡抚陈祖辉，贪。乾隆令浙江巡抚王亶望前去反贪。王反着反着，自己就私吞了一部分。事露，再派和珅前去反贪，和珅又私吞了王家一部分财产，并猎获王家绝色少妾吴卿怜据为己有，改用一句歌词，可谓是“贪污着你的贪污，腐败着你的腐败”。
下面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封建统治者反贪决心与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污却不可遏止呢？按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端坐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贪污群体。皇家的排场、奢侈与权威，对下层官员构成一种致命的威胁，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否则项籍与刘邦不会在看到始皇的仪仗后，一个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一个悄悄地立志“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总之，皇家集团的存在，恰好构成了贪官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太正确了。历史上的贪官惩而不绝，前仆后继，皇家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第二，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这话也太正确了。皇家与它手下庞大的官僚集团，同属一个窃国团伙，两下里联合统治、剥削人民。遗憾的是，大盗小偷之间各层次经常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比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看看，打完天下后，兄弟们光争功就争了一年多。当然了，以后的和平日子里，分赃争斗的主要表现形式，当为贪污与反贪。总之，皇家统治比较强大的时候，贪污有所收敛；皇家统治比较薄弱的时候，贪污比较嚣张。新王朝初期较好，王朝末世最糟。
第三，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是造成贪污不止的组织与技术原因。西哲云：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腐败。吴思更是感叹：恶政下，皇上也是冤大头。也就是说，制度与体制的原因，导致皇帝也无可奈何。朱元璋有此体会，康熙更是黑天白夜地为此发愁。打一个比方，肉是臭的，却不想让它生虫，成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确立个人财产私有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导致有钱阶层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保障，至于有权阶层，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之财，缺少理性的使用与法律的保障，它除了供有权有钱阶层醉生梦死疯狂消费之外，似乎无其他用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分析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因果关系：清教徒不反对合理地获取财富，只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产——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资本的积累。很不幸，中国的封建体制恰恰是将消费的无限制与权力活动的自由结合到了一起，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贪污！
第五，统治阶级对官僚集团推行“敬德保民”之教化，但历史证明，这种教化是失败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上每个统治集团都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他们追求合法性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强制手段，一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调整与灌输。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兼用两种手腕，先用武力夺取政权，或者说夺取政权的时候，就搞出诸多“篝火狐鸣鱼腹丹书”之类的君权神授来，至不济，也要搞个出生时“天降流星，祥云绕梁”的把戏。像刘邦那样的无赖，居然也是刘大妈在野地里神龙附体搞出来的。这把戏多了，傻瓜都不信了，何况读书读到死的官僚集团？皇家是什么东西，官僚们心知肚明，所以，当皇家号召官僚们“武官不惜死，文官不爱钱”时，我不知道，官僚们是如何在肚里冷笑不已的，我只知道，大家伙儿谁也不傻，导致上层统治者的道德呼唤，撞到了历史的厚墙之上，我们只听到了空洞的回声！
第六，某种程度上，最高统治者希望手下有点小小的贪心，否则，统治者就寝食难安了。举两个例子，一例，《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高祖刘邦在前线灭黥布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人。萧何把后方的政治军事做得非常好，刘邦这无赖反而不放心了，“数使使问相国何为”。萧何因为刘邦在外统军，就全力安抚百姓，甚至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出佐军。一门客对萧何说：坏了，老大要怀疑你了。你身为相国，功第一，还一直这么做好事，得民心，皇上能放心你吗？这幕僚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自贱其名的事儿。司马迁惜字如金，只说“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但我们不难想象，肯定有人给刘邦告密，说萧何侵占民田，霸占民房，刘邦这小无赖一听，估计俩小眼儿马上笑成了一条缝儿：好啊，萧何原来只是个贪官，并无“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之类的意思。无独有偶，《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王翦将军带兵60万前去攻打楚国，临行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王政说：赶紧走吧，将军您还担心贫穷吗？王翦回说：给大王做将军，不是每个人都能封侯的，乘着大王相信我，我就赶紧给俺子孙要求点产业呗！此话一出，司马迁的记载是“始皇大笑”。哎，王将军要的就是这一笑。老头率军出函谷关之前，竟五次派人回城向秦始皇请求良田。有人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再怎么着也不能这么贪嘛。他说：“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嘿嘿，这老头儿也太聪明了。放到现在，一些单位在搞张榜捐款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微妙。比如现在流行的摊派性质的捐款，书记捐五百，科长就只敢捐三百二百的，捐多了，什么意思嘛，想当书记还是咋的？所以，偶尔贪污一下，反而是在向上级表忠心：看看，哥们儿胸无大志，只图个吃喝，绝无二心，领导你就放心吧！一句话，有时候你不贪污还不行，愣要当什么清官好官，领导往哪里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