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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等现代学人认同这样一个观念：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类似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与顾炎武那里。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岛台湾，中国一个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这些。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要坚持，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奴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从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印证了他们的结论。前文我已说过，1603年，西班人屠杀华人侨民两万，明政府不但不兴师问罪，还修书慰问夷人。政府的这种态度，对西班牙人简直是变相的鼓励。所以，37年后，也就是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两万人，大明政府照样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也不行了，政府本身也没几年日子了，五年之后，它就玩完了。
官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官府。
政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政府。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是这样说的：“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说白了，爱国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那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对于奴隶，爱国就复杂化了。真正的爱国英雄袁崇焕被政府当作卖国贼凌迟处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发形成的爱国义举则是疯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块生吃了；岳飞死了，真正的卖国贼端坐龙墩依旧当他的万民之父皇，卖国贼的经纪人秦桧则在死后被百姓弄得长跪不起；秋瑾等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贫农华老栓则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跟喊：“杀头？好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先生一定会害羞的。
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奴隶也没有变成公民，伟人尚且没有完全接收现代文化的洗礼，没有拥有现代国家观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由于中国人先天缺少国家观念，其后果是严重的。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何先生说得对，家奴也就只有这种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