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贺门七十二烈女
作者：罗长江
孰料此番一别，向元姑与贺龙竞成永诀，胡琴仙在时隔22年之后与贺龙重逢，却是咫尺天涯。
由于叛徒告密，1933年农历二月二十一，国民党逮捕了向元姑。胡琴仙当时外出未归，加之特务机关还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因而得以侥幸脱身。当局指控向元姑一家人是“湘鄂西共魁贺龙在上海设立的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为了从她嘴里掏出所需要的东西，国民党特务用尽了酷刑，向元姑一次次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1933年11月，江苏高等法院上海第三分院，判处王向氏(向元姑)有期徒刑12年。
中共得知消息，辗转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立即委托著名律师史良和唐豪出面营救。由于史良的据理力争，原判有期徒刑12年改判为5年。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向元姑获释出狱。一同被捕的贺龙堂弟贺干艮却病死狱中，贺龙女儿贺金莲也因病去世。
在囹圄铁窗备受摧残的向元始，以其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赢得人们的由衷称道。在党组织帮助下，向元姑很快找到了胡琴仙。当时的上海，日军天天狂轰滥炸，国民党正在组织淞沪抗战，向元姑他们必须迅速撤离。
此时，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结束长征，驻扎在陕西的富平县。鉴于贺龙已与蹇先任结婚，而共产党干部队伍实行一夫一妻制，所以党组织决定：向元姑和胡琴仙回桑植老家。
1937年8月15日，向元姑等人来到折骨异乡的贺干臣、贺金莲墓地，焚香烧纸，痛哭失声。悼念毕，向元姑送走了将奔赴陕北的堂侄贺学痒，说：“告诉你大叔，我们在桑植等待革命胜利，等待他回来接我们。”
向元姑、胡琴仙回到洪家关，才知道自从贺龙“闹红”以来，贺姓人家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当局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
胡琴仙是第一次进夫家的门，好在家族内外的人都善待她，尤其是向元姑对她百般照看。
1938年春，向元姑在贺家祠堂办起了一所私立小学，叫崇先小学，由家族中威望很高的贺锦章任校长。学校主要为穷人培养人才，周围几十里的贫困子弟二百多人纷纷前来就读。向元姑经常穿一件青色士林布旗袍，教学生唱《国际歌》和抗日歌曲。
向元姑与共产党人朱端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朱端绶从重庆不断给她寄来《新华日报》和各种进步书刊，向元姑和胡琴仙就利用这些资料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火种。
正当崇先小学办得兴旺红火之际。地方政府却以赤化为由，下令予以取缔。此后。地痞恶棍骚扰不断，守身如玉的向元姑便与胡琴仙一同迁居泉峪肖家湾。此时贺龙已没有什么家产，两人又都不会种田种地，为生活所迫，她们托人买些布料、棉纱，向元姑做成布鞋，胡琴仙织成袜子，又托人卖了换些粮食糊口。她们天天遥望北方，盼望贺龙打垮日本鬼子好回乡。
1939年，贺龙堂弟贺文慈率领的革命武装在重兵围剿之下只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贺文慈等人手持向元姑亲笔信，去麦地坪向虞卿处藏身。向虞卿与向元姑是本家，又是贺龙的挚友，接到她的信后，当然是悉心照料。
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又与共产党打内战，姐妹俩只得耐着性子盼啊盼。由于乡长韦跃元倚仗权势不断骚扰，向元姑偕胡琴仙搬回夏家峪娘家居住。
1946年腊月，震惊湘省的“洪家关异党案”案发，39人被无辜被关进大狱。案发当天，向元姑闻讯从夏家峪赶回洪家关，问明情况后，决定组织妇女请愿，以援救入狱的人。她当即与贺锦章胞妇贺月姑一起，联络洪家关妇女六十余人于贺家祠堂集会，她说：“当年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最后获得了胜利，只要大家一条心，就能把我们的亲人援救出狱。”1947年春节刚过，八区专员张中宁及省府特派保安司令部军法室主任叶宰鼎赴洪家关调查案情，贺月姑率六十余名妇女前往喊冤请愿，迫使张、叶二人据实向省府写出案情调查报告。
1947年，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向元姑征得其兄向昆南同意，以续修《向氏族谱》的名义，邀来湘鄂边区九县向氏族长与头人共七十余名，齐集夏家峪，商讨组织武装迎接解放的有关事宜。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很快被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探知。他们当即派出警力将各地代表驱散，并严厉警告向元姑“要安分守己”。也就在这时，原由她提议派入民团和海军的族人全部被清洗回家，弟弟向启海险遭杀害；贺满姑之子向楚明痛打伪保长后无处容身，经她同意加入张月峰的土匪队伍，寄希望伺机暴动以策应解放军南下，不料张月峰决意投靠国民党，向楚明只好脱离出来；堂弟贺锦章因“异党”案身陷囚牢；贺文慈、贺学孟、贺文圭等人亦如笼中的困兽；兄长向昆南忧病交加身亡……连生计亦无着落的向元姑，深感孤掌难鸣，为保全自己的气节，1948年春，她走进桥自湾的仙姑庙，成了佛家弟子。深山古刹，木磬声声，寄托着她为祈祷夫君贺龙平安归来许下的无限祝愿。
然而，由于身心长期蒙受摧残，体质虚弱的向元姑染上伤寒后一病不起。贺、向两家派人将她抬回洪家关，弥留之际她念念不忘的仍是“再也不能重睹夫面”……
一唱雄鸡天下白。桑植解放了，好消息不断传来：贺龙率部解放成都，当了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外甥肖庆云，一直跟随贺龙南征北战，这时在成都某部任职，1950年回乡探亲，把胡琴仙带到了成都。
众所周知的原因，胡琴仙没能与贺龙再续前缘。贺龙通过他的部下和亲属，送她进革大学习，毕业后根据她的特长，安排在纱厂做管理工作，后来改行到幼儿园做管理工作。无论贺龙在大西南，还是进京以后，她都工作得很好，生活也很平静。贺龙的另一个外甥向黑樱，也在成都任职，他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同这位奶奶住到一起，以减少她一个人独居的寂寞。胡琴仙白天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打打闹闹。下班回到家里又有孙儿笑脸相迎，她知足了。来成都后，她的名字一直就是“王林”。因为这个名字是贺龙给她取的，她要用这个名字留作纪念。
“文革”期间，贺龙成了“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胡琴仙也遭殃了，大字报刷上了街头：“王林是贺龙的臭老婆!”她被剃成了阴阳头，每天被拉去批斗。别人要她揭发贺龙，她总是一句话：“我所知道的贺龙是好人，不是坏人!”批斗她的人说：“好人干吗讨几个老婆?”她反驳道：“稍有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旧社会没有规定讨几个老婆。新社会规定一夫一妻制，贺龙身为领导人，就带头执行政策了嘛。”
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起与贺龙相处的三年多光景，胡琴仙依然深情款款地说：“他那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那寻求真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那豪放乐观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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