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巧借皇家作广告

作者:高拜石




  北京最老、最著名的药铺之一同仁堂,创于清初康熙七年,即公元1669年,清圣祖玄烨亲政的第二年。
  北方人一提到同仁堂都知道是乐家老铺,而且它的药,料好,选精,靠得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差不多都公认同仁堂出品最好,所以经营至今,还是信用卓著,获利之厚就甭提了。
  乐家的祖宗,原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慈水镇人,远在明成祖永乐年间,迁居北京,便成了北京人,代代相传,以摇串铃、走方郎中为业。清人君临中原后,乐家的四世祖乐尊育,曾在“太医院”当一名吏目,总算有个一官半职。其子乐梧冈,想从方技这一行转入儒家,便也读书应试,但几次去应乡试,总是名落孙山,使他做儒家的意图消失殆尽。于是便出资开创“同仁堂药室”,代人诊病之外,主要是卖药,“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这便是“乐家老铺”发祥之始。
  “同仁堂药室”的匾额,自康熙七年起,一直挂在大栅栏这乐家开设的同仁堂老店门前,三百多年来,经过若干风云变幻,它一直静悄悄地高踞在屋檐下,冷眼看不尽人世沧桑,而乐家却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子孙世守其业,长食其利。
  这也许是玄妙的安排,如果当年那乐梧冈乡试得隽,连捷中进士做官,也许就没有这同仁堂,亦不过数十年荣华富贵而已,怎比得上这长守富有的世业!同仁堂的丸散丹膏,实有它的光荣历史,在现代看来,它的制法虽旧,没有机器制造,以大量生产;没有考试及格的药剂师,对药品成分作化学的缜密鉴定;但处方配药,经过三百多年的临床试验,自有其独特之处。
  远在康熙年间,同仁堂药铺出品的药,已相当有名。
  某年夏天,康熙帝患着泄泻,太医院的御医们,重药不敢用,轻药用了无效。清宫“御药房”一个领班太监张一清,无意中在御前说出同仁堂所制的成药,康熙便命买来试试,果然一服见效,再服霍然。
  又有一次,某宠妃雨露承恩,羊车屡幸,偏是抵死不作茧,御医诊治数年,吃药进补,不知耗了多少。熙帝问起张一清,他回奏说:同仁堂有一种叫做“女金丹”的药,能治子宫虚冷,四肢酸困,腰痛耳鸣等病,不妨尝试,或者可以有验。果然服用了八个月,这宠妃精神日好,不久有妊了,更喜生下的又是一个皇子。这个小皇子,出生一年多,患了积滞,转成急惊风的险症,御医开的药方,一帖两帖,症不见减,张一清又介绍了同仁堂的紫金锭,不三天就好了。因为有这两三件给皇家医好病的事例,传了出去,同仁堂之名,便不胫而走,营业也就蒸蒸日上。
  两百多年前,国内的交通不方便,又没有报纸可登广告,要作推广业务的宣传,是很不容易的。这家铺子里,老板与伙计都很聪明,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通过一个有体面的近臣,向雍正皇帝进言,说是国家开科取士,各省举子三年一次,跋涉千山万水,来京会试,考完了已是五月归途,正值三伏暑天,很容易感染时症;还有各省的人入京应“顺天乡试”,时在八月,秋老虎正在施威,一不小心也易患暑邪、吐泻等病,如由朝廷大沛殊恩,每一应试士人,一律赏赐同仁堂的“太乙紫金锭”一盒,就是用不着,也可以带回家乡,分送亲友,也是朝廷的恩典,同仁堂愿意报效,不取分文。
  同仁堂的建议,用意正当,设想周密,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药品之良,又是宫里传遍,当雍正还是雍亲王时,早已习知,所以便准如所请。
  这样一来,同仁堂的宣传,无异由皇家替它主办了。全国各省的士人,每相隔二年,就要入京考试一次,他们服用过同仁堂的药,又震于皇家的介绍,果然不同凡品,离京返乡时,也买了些带回去送人。这同仁堂的药,从此得到读书人的口头宣传,推广至他们亲友的亲友,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京城里有这么一家大药铺,视同神丹妙药,各地的药铺,也辗转批售。
  当年全国最大的药市,是保定府所属的祁州“药王庙”,每年冬、春两季上市的时候,各处贩药材的商人,都要等着同仁堂的人到了,才开始交易,就因为同仁堂收买最多,价钱最好,对于贵重药材,他们更不惜重金收购。
  光绪帝是闹病著称的“圣躬不豫”,从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到戊申(光绪三十四年),足足闹了十年,不管是政治病,抑是真病,各省疏荐名医入京,为光绪治病的新闻,报不绝书。曾经为光绪诊病的杜子长(钟骏)曾撰《德宗请脉记》,其中曾述道:光绪指定要买同仁堂的药。略谓: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俊曰:“怪道我的病不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给我吃,焉能愈病?着汝去同仁堂配药!”奎唯唯照办。次日,继禄奏:“颐和园距同仁堂甚远,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令同仁堂分一铺子来。”允之……
  这“乐家老铺”,自来是由四房共有,存药的库房钥匙,也由四房各收一支,开库取药,四房的人一齐到场,以资共信。他们有一项约定,不得在国内外用同仁堂字号开设分店,后来各房于天津、上海等处分别开了“乐仁堂”、“沛仁堂”、“达仁堂”等药店,只打着“乐家老铺”的标记,而不敢用同仁堂者,即遵守这个约定,因此同仁堂的老招牌,还是挂在北京大栅栏。
  民初,北京同仁堂的第四房后代乐达仁在上海开设“达仁堂”。乐达仁曾到外国留过学,头脑相当精明。经营之初并不十分理想,经过反复思虑,他认为营业不振主要是因为长江一带没有联号呼应,因又在汉口开设一店,也叫做“达仁堂”,同时另在西安、长春、营口等地,也设有分号,所制的“饮片汤剂”,丝毫不肯含糊,信誉极著。
  中药用蜂蜜及鹿肉、鹿血很多,因此他又自办养蜂、养鹿的场所,同时开办“铁工厂”、“渤海化学公司”,并设立“达仁女校”、“达仁职工乐队”等,他有信心跟着时代前进,把古老的制法革新。改良制药机器,采用机器动力带、动力磨、化验房等,是他吸收西方科学的表现,较之各房仍然墨守旧法以制药,泥守成规以管理的,自是进步许多。
  当时,德国“拜耳药厂”很想和达仁合作,以“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卓著信用,德国制的机器,德国人的资本,大量生产,大力经营,何愁不成为药业托拉斯?乐达仁也想利用外国人的技术合作,作进一步的改良制造,以发展中药效用,并赚得更多利益,于是开始进行洽商。但双方谈了好几次,未曾谈拢。不久,第一次欧战发生,合作之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