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匪祸录》

民国匪祸录　　苏辽

　　编者的话

　　读者从影视片、文学作品及报端已经对民国时期土匪横行无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这仅是那时土匪活动的一鳞半爪，远不是全部或大部。

　　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内地“山大王”，以及由外蒙窜至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以封建王公贵族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民国匪祸的怵目惊心，可以从以下六点加以概括说明：

　　一、土匪的活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二、土匪的活动遍及各个省区，各大江河湖海。

　　三、不但深山老林、偏僻乡村有土匪出没其间，而且繁华如上海之大城市，居民也因土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而一日数惊。

　　四、有的大股土匪拥有匪徒数万，横行好几省，官府往往奈何不得。有时官府、官军害怕土匪，竞至于如老鼠之害怕猫。

　　五、一些军政官员和警察等跟土匪勾结一起，猫鼠同穴，竟至官匪、军匪、警匪不分。

　　六、一些人把当土匪、受“招安”视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土匪出身的人跻上高位的，莫过于张作霖，他自封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一度以“元首”自居。由土匪一变而为师长、旅长而匪性不稍改变的，更是不计其数。

　　从以上的概括说明中，读者多少可以窥见民国匪祸之所以成为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的原因。这里再略作分析。大体说来，其时土匪势力日炽，土匪问题有如民国机体上的毒瘤，迅速膨胀，不可遏阻，原因有五：其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大批制造无业游民、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各色人等，为土匪提供了来源；其二，军阀混战，争相利用、扶植土匪，战争中的溃兵又往往转而为匪，于是土匪势力随之膨胀；其三，官府被迫招抚匪首，授以官位、军职，这对其余土匪有莫大吸引力，刺激了土匪的孳生；其四，匪通官，官通匪，兵即匪，匪即兵，这种情况，民国时屡见不鲜，不仅使剿灭土匪成为空话，而且使土匪有恃无恐；其五，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利用土匪骚扰中国社会，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并把土匪作为侵略中国的别动队，这也是民国匪势不可遏制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府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真正的土匪不去痛剿、剿灭，却反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匪”，倾其全力，一“剿”再“剿”。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闯入国门、大敌当前之时，仍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其罪恶勾当，与人民为敌。正是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匪”

　　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推倒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剥削制度，并将危害人民的匪患一举剿灭。

　　今人读一读《民国匪祸录》，了解民国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对土匪横行无忌、为害社会、残害人民，有深刻了解，这显然是无害而有益的。

　　孙美瑶临城劫车

　　民国时期的土匪，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如果要从中华民国开国时说起，却又很难说得清谁是民国时期土匪第一家。因此，这《民国匪祸录》的头一篇，就只能选择在那时影响比较大的来介绍。而临城劫车案就是一桩极具代表性的匪案。它不仅集中表现了土匪活动的内容、手段，暴露了官府、军队，甚至洋人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对当时国内土匪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助长了各地匪势。多少年来，人们经常提及、介绍这件上匪绑架洋人的大案，但其中颇多渲染附会成分。本章将尽可能如实地把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在山东南部，紧靠着江苏，是峄县（今名峄城，属枣庄市）地界。津浦铁路从县境的西边穿过，向南北延伸。1923年5月6日零时刚过，旖旎的月光洒满鲁南大地，和煦的夜风带着凉意，吹得路边疏朗的小树和坡地上的小麦惬意地晃动着身体。东边满是乱石的干涸的河谷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快捷地扑向铁路边的一个小道班房。这个道班房南距沙沟站8里，北距临城（今名薛城）站10里，此时，一名巡道工和一名路警正在昏黄的电灯下打瞌睡。

　　门被撞开后，两人还未来及起身，便被捆了起来。他俩望着那群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清醒地意识到：土匪来了！

　　这一带向来是码子活跃的地区。铁路西边是湖区。从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经昭阳湖到南阳湖，三湖相连迤逦直抵山东济宁，昭阳湖东又有独山湖。

　　整个湖区700余里，港汊繁多，扑朔迷离，湖码子的水寨隐匿其中。路东边起伏的山峦中，则有山码子的巢穴。这里是鲁南沂山、龟蒙山、峄山等山脉余脉的交错处，其最高峰为抱犊崮，形势极为险峻。

　　民国以来，这一带地区更是盗匪如毛。峄县境内，码子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层出不穷，铁路沿线自然也是屡遭骚扰。近年来，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在此剿匪，虽颇有斩获，但因兵少地广，土匪又据险固守，因此终不能斩草除根，匪祸仍时时发生。

　　这时，土匪已跑到铁路上，“叮叮”地忙乱起来。他们起出道钉，搬开铁轨。一名20多岁的匪首走过来，问巡道工：“蓝钢皮这会儿快到了吧？”

　　原来土匪们要打劫“蓝钢皮”列车。这车是交通部几个月前刚从美国买来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运行时间极为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故称“蓝钢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均考究得多。欧美日本旅客大多爱乘这列火车。听到匪首的问话，巡道工不禁担心起来，但职业的习惯使他脱口说出：“马上还有一趟加班车要从这里经过。”

　　“唔。”匪首思索片刻，转身下令说，“快，把铁轨再给接上！”

　　铁轨刚恢复原状，加班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个小小道班房。随后匪徒们重大切断铁路，便悄然隐蔽在路两旁的土坡后面。

　　2点50分，“蓝钢皮”从沙沟方向驶来。车上除200多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经过几小时的旅行，乘客们都已沉沉入睡，只有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机车。在车灯的照耀下，他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段铁轨断了，他急忙拉动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发出怪厉的磨擦声，然而巨大的惯性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顷刻间，机车、邮车冲出路轨，倒覆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沉睡的旅客从卧铺、坐椅上跌出来，行李架上的物品纷纷打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顿时车厢里响起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人们听到车外黑暗的野地里传来清脆的枪声，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纷乱、激动的喊声。这可怕的声音越来越近，乘客们透过车窗，看见一群持枪的人正蜂拥着冲向列车。

　　匪徒们用枪托敲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驱赶着人们：“快，快下车去！”

　　同时，他们打开乘客们的行李，开始搜索和抢劫里面的财物。英国放客罗斯曼忍受不了土匪的推揉驱赶，愤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向土匪掷去。一名土匪用枪向他一指，“叭”地一声，罗斯曼立即倒地身亡。与此相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这两个人在后来官匪谈判中还要出现）则明智地认识到，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便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支出，匪徒得到两支铝亮的新式手枪，欣喜万分，特别允许二人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则只能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到铁路边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在混乱中逃走。乘警们见势不妙，也纷纷逃散。

　　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1万元，头等车3万元，洋人5万元；车票遗失，均按头等车论。在他讲话时，大部分匪徒仍在车上洗劫。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包括毛毯和床垫。一名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另一名土匪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巨大乳罩，又不知何用，便把它系在腰间，鼓鼓囊囊地在里面装满东西。半个多小时后，那名20多岁的匪首下令出发。千余名匪徒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走去。匪徒背负着大小物件，旅客们则有老有小，许多人还光着脚在石块上走，因此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就像一条蜿蜒的长蛇。

　　天空大亮时，队伍到了大山口，开始爬山。这时，驻沙沟站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闻讯追来，正在山中剿匪的一部分官兵也迎头截击，并发枪威吓。

　　被俘的人质们纷纷向官兵挥动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在土匪的逼迫下，继续向山上爬。官军投鼠忌器，眼睁睁地望着土匪挟着人质上了山顶，只得将山口严密地封锁起来。

　　在山上，土匪要求洋票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声称如将山中剿匪军队撤回，当将洋人释放，否则撕票。洋票们则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孺释放，才肯写信。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医学院学生在匪、票之间充当翻译。最后，土匪同意了洋票的条件，信件被送下山。为防止官军突袭救票，土匪押着人质，经过辗转、迂回的跋涉，回到了老巢——抱犊崮。

　　八方冠盖云集枣庄

　　抱犊崮原名君山，又名豹子谷，在峄县、临沂、费县、腾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从侧面看，它恰似大写英文字母“R”，在略有倾斜的山顶上，突出一悬崖绝壁的巨石，这种形状便称为“崮”。

　　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昔时为耕种此田，耕牛不得上，只得抱一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故名抱犊崮。山体全为坚硬陡峭的岩石，仅山北有一石路可达山顶。路从山脚往上，越来越窄，夹在陡壁之间，到了上半部，有许多地方，人们必须借助石匠凿出的半环形把手或打入的木桩，才能攀援而上，稍一疏失，即有直落崮底丧生之虞。因此，这确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

　　山顶有一颓寺，数百年来在此修行的和尚因不断受到土匪的骚扰，只得放弃这块净土，听其沦为匪窟。山上的土匪有不少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他们在欧战中学会了军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便在崮顶边缘开凿了一条战壕，既可当工事，又可做宿舍（因为山顶风大，茅屋常被掀掉）。另有开凿的山洞，用以储藏粮食、物品。崮顶缺陷是无水源，山下有一小泉，一旦被官兵包围，即无法取用。因此，土匪在崮顶又凿了一个丈余见方的蓄水池。平时，他们把伤病员和重要肉票安置在这里，留少数人看守；大部分人在山下百里外活动，只有被官兵追剿得无路可走时，才退到这个易守难攻的老巢来。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地报纸迅即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记者们北上、南下，纷纷赶往临城、枣庄，通过向当地驻军和居民的采访，一篇篇有关匪情的电稿发往各地大小报刊，使人们得以了解劫车土匪的详细情况。

　　抱犊崮土匪的大管家为孙桂枝，下分数十股，由孙美瑶、郭其才、周天伦、刘守廷、孙美松等匪首分别统领。匪徒主要来源之一是军阀部队的溃兵、裁兵。他们一般都分股打家劫舍，只有大行动时才对码子合股。这次劫车的总指挥孙美瑶，就是上文出现过的年轻匪首，仅25岁。他是峄县孙家庄人，出身殷实小康之家，因军警勒索骚扰，其兄孙美珠愤而毁家落草，聚众千余人，据抱犊崮为巢，举其叔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珠为大都督。1922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西集被第六旅击毙，枭首示众。孙美瑶继之，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近因剿匪官兵在山中包围孙美松一股达数月之久，形势危急，各杆首征得孙桂枝同意，对码子劫车绑架洋人，以期解山中之围。劫车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于5月7日，联合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要求3天之内使外国人质获释，并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保证人质安全。后来，当中国官府与土匪交涉失败时，他们还公然表示，将视中国为“无政府”国家，由他们直接与土匪谈判。日本则乘机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更是惶惶不安。事发后，鲁督田中玉立即指派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负责安排兵力，加强对土匪的攻势。交通部则连日开会讨论，先主张火速进剿；后因外交团主张谈判，又敦请山东当局和平解决，经费可由交通部帮助；外交团提出12号以前解决此案后，交通总长吴毓麟更亲自南下山东，与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

　　枣庄地处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处，因有中兴煤矿公司在此，市镇十分热闹。此时各方要员纷至沓来，使枣庄成为解决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后到达的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直鲁豫巡阅使曹馄的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了宏荃等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专列，停在车站办公。

　　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的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的商界还派出代表，在此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人称“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们的随从、护兵，以及各报记者、人质家属，更是人进人出，小商小贩也随之而来，真是热闹非凡。

　　且说郑士琦到枣庄后，布置官兵包围抱犊崮，因各方要求暂缓进攻，只得邀请滕、峄二县有名望的士绅，出面与土匪交涉。但这种“交涉”，在当地人看来，就是“说票”。当时官府和军队虽无力制止土匪绑票，却不允许苦主去“说票”、“赎票”，认为这是“通匪”、“资匪”，与土匪同罪。

　　现在官府竟要地主乡绅们去干“通匪”的勾当，自然遭到拒绝。官方只得一再恳请各位为国家出力，同时说明，只要劝告土匪答应交涉即可，以后谈判由官方出面。

　　最后，乡绅们推举两名在鲁南各县最有威望的人士出头。一名党金元，滕县人，青帮“大”字辈，为各县士绅领袖；另一名李炳章，峄县人，也是青帮“大”字辈，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太少爷”。二人遂于6月11日早晨进山。匪首们因官兵封锁，全不知外面情形，闻讯后，纷纷赶来探听消息。

　　党、李二人以乡里长辈身份责备众匪首说：“劫车一案闹大了，为国家、为地方惹了大祸。听说外国兵舰已集中南京下关，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咱乡亲们可得遭殃。再说真的官兵大军来攻，你们也未必守得住，地方上更是兵荒马乱。望各位为乡里想想，不要死后留个骂名。”

　　众匪首闻言也有几分紧张。二人看在眼里，进一步说：“任何事总有个了结，现在官府愿意和你们交涉，不如趁此机会接受招安，图个功名，官方也有台阶可下。你们看如何？”

　　匪首们面面相觑，无人说话。最后，曾两度被招安、在军阀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的郭其才开了口：“二位老爷子这样说，俺们当然依了。但不能太便宜官府，俺得有条件。”接着，他掰着手指提了几个条件。

　　党、李二人回答说：“咱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来说票的。只是见你们把事闹大了，怕不好收拾，给你们点一点。你们若愿意，就派代表跟官府去谈，官府保证不扣你们的人；官府若派人进山来谈，你们也不得扣留或杀死。”

　　当下匪首齐声允诺，请二位休息，便计议起来。说起来，这批匪首都是典型的“土老帽”，并无头脑。他们曾有过一名军师。此人绰号孙瘸子，因在上海大世界作案被捕，后越狱北逃。途中被抱犊崮股匪绑架，交谈之后，竟为土匪们留下充当军师。但孙瘸子的计策往往不为匪首们采纳，他深恨“竖子不足与谋”，便不辞而别了。此时，匪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两条意见：

　　“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间，以资保证。”

　　党、李二人得了回话，便下山去了。

　　二人当晚到枣庄向郑士琦报告。众官员及外国领事商量后，令二十旅从山中退至峨山口。后来该旅撤退时，土匪竟开枪追击，士兵奉命不得还击，匪徒气焰大张。12日上午，李炳章与美国人安特生、江苏交涉员温世珍人山，请土匪派代表出山，与田中玉、吴毓麟直接谈判。

　　匪首中，年纪稍大的，都感到这次祸闯大了，结局吉凶难卜；而且，山林中人不惯与官府打交道，故都不愿出头。最后，便推举孙美瑶、郭其才为代表，井同意招编后，以他俩为司令和参谋长。孙美瑶一股在山中实力最强，200多人枪，他本人年轻胆大，野心勃勃，正欲崭露头角。郭其才有智有谋，是见过官场世面的人物，由他陪同壮胆出主意，当不致讹错。

　　13日下午，孙、郭二人来到枣庄车站，与田中玉等人在督军专列上正式谈判。双方通报姓名、略事寒暄，官方便急忙进入正题，要求释放洋人。匪方表示将从15日起陆续释放，但要求官军再退30里；送一批食物、饮料和用具来；收编抱犊崮匪众。田中玉见要求不高，满口应允。他高兴地拍着孙美瑶的肩头说：“各位有弃暗投明之意，太好了！咱们向大总统和总理说说，三天就成。”于是，山东当局和中、美红十字会组织了大批物品，雇民工运上山去。

　　洋人吃狗肉

　　山中粮食、饮水确实匮乏。1000多土匪全部集中在这里。被围了好几天；原有的和新到的肉票，也有好几百入。因此，那些洋票经常有一顿无一顿地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土匪给洋人们送来一些小牛肉，然而吃惯嫩牛排的先生们煮了老半天，才勉强能从骨头卜撕下一点肉来，但肉汤却很鲜美。事后，有人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是山东一种性格暴躁的癞皮狗肉。据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7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气。这使那些急于补充蛋白质的洋人们懊丧不已、又一次，洋票们尝到一种肉馅白嫩、鲜美的包子。

　　美国人鲍惠尔去请教一名土匪。那人当场在石板下找出一只巨大的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种昆虫的肉。鲍惠尔只得放弃填饱肚子的打算。

　　至于中国肉票的待遇，就更差了。因为土匪也和官府一样，认为洋入似乎比华人更高贵些。所以，当山上饮水紧缺时，土匪曾将原有的过期末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再说田中玉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田中玉本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他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位子，却不料又遇上这件匪案，弄不好还得丢官。因此，几天来他一直坐卧不宁，寝食俱废。不过，在枣庄的衮衮诸公并不都像他那样忧心忡忡。据当时记者报道，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里设有军官俱乐部，军官们日夜在此聚赌、招妓，极为热闹。

　　以膝、峄两县知事为首的官吏、富绅，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内，终日抽鸦片、聚赌。滕县知事赵策录每赌必赢，声称“能每天如此，官都不想做了”。

　　至于中央和省里的官员，及各国领事则住在火车站的专列里，有软卧、客厅，舒适之极。据北京来的一名军官说，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里打麻将，有事请示，一概推说去找地方官。

　　就在吴总长雀战方殷之时，抱犊崮上的匪首们正在讨论第一次交涉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洋票”

　　在手，奇货可居，要价还可更高些；第二，只怕一旦交出洋人，官军马上会来包围进攻。于是他们推翻前议，另提五项条件，包括二十旅撤回济宁，第六旅回原防；滕、峄两县士绅担保

　　不背盟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可在邹县上村等5处自由行动，等等。15日田中玉等到的不是被释放的洋人，却是新的5项条件，顿时傻了眼。吴毓麟想到北京公使们那一副副嘴脸，急得从牌桌边离开，以慷慨就义的神情向记者们表示：“我愿意进山去当人质，请孙美瑶把洋人放出来！”

　　此后到20日，官、匪之间无正式代表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企图借此邀功，对土匪胡乱许愿；有的打算利用土匪参与政争，劝他们挟洋票威胁政府。匪首们曾派法国“洋票”

　　柏如比携带他们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信到北京，请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答应匪方条件。这种充分利用外交、政治手段的做法，显然不是土老帽们可以设计出来的。

　　官方正式调停人是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他们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最后，田中玉一再让步，提出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按照匪方要求，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郭其才为参谋长，匪方交出1／3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原防，匪方再交1／3洋票；第三步，收编完成，人票全部释放。在田中玉等人看来，只要先放1／3人票，就表明工作有成效，外国公使就不会逼得那么紧了。然而，土匪们抱定一条，不完全达到目的，洋票决不释放一个。于是谈判陷入僵局。5月20日，匪徒反趁夜色下山袭扰官军防线，双方交火。田中玉忍无可忍，第二天拂晓即令二十旅将抱犊崮团团围任。随后，他借吴毓麟北上进京，陈调元、温世珍南下江苏。官匪交涉遂告决裂。

　　有人根据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指出，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越害怕，鬼越吓”。不必过分担心“撕票”，因为土匪绑票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而不是杀人。临案发生后，外国使团张皇于前，北京政府忙乱于后，使土匪看出官方的苦衷；加以一些“调人”的教唆，土匪便挟洋票以自重，狮子大开口。结果官方越是降格以求，却越是达不到目的。相反的例子是楚汉相争时，项羽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做人质，以“烹而食之”来要挟刘邦。刘邦深知个中诀窍，回答说：“请分我一杯肉羹。”项羽气得哇哇大叫，却终未把老刘头杀死煮了吃。

　　陈调元送眼镜给孙美瑶

　　田中玉到京后，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向张绍曾内阁和黎元洪总统介绍情况，并竭力主张剿办。这时控制中央的直系军阀曹锟正积极运动，准备当总统。内阁和公府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笑一颦都要看曹锟的脸色。田中玉因此又赶往保定，向曹锟陈述理由，得到同意。另一方面，外交部赴临城的特派员靳志返京后，则向英、葡等国公使陈述主剿理由。他指出：去年河南巨匪老洋人绑架外国人，豫省当局迫于外交压力，收编股匪，成为第一次奖励上匪行动。此次临案，外交团不许鲁省当局剿匪，迫使与之谈判，这无疑是第二次奖励土匪。长此下去，不仅土匪，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绑架洋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将来在华洋人都发发可危。如严厉剿办绑匪，则后人无敢效尤。虽然山中洋票可能牺牲，但以10余人生命与在华所有外国人生命相比，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靳志一番言辞，果然改变了外交使团的态度，他们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曹锟和外交团态度的转变，使上剿空气顿时浓厚起来。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吓。

　　这时，匪首们才发现形势骤然不利，于是相互埋怨起来。一个名叫刘守庭的匪首一再主张先宰掉一两个洋鬼子，迫使官方妥协。刘守庭是匪首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一个。他小时卖过馍馍，人称“馍馍刘”，讹为“馍馍六”；又有点文化，学过《易经》、占卜、打卦，每有行动或遇疑难事，都要打卦决定，故又称“诸葛庭（亭）”。当上海医科大学生把馍馍刘的话翻译给洋票们听时，他们个个都不寒而栗，用英语低声骂馍馍刘是“小流氓”。幸而大多数匪首并不赞成杀洋人，才使大家松了口气。

　　匪首们决定打破僵局，5月26日，他们派美国人鲍惠尔和一名匪首下山，主动向驻扎枣庄的郑士琦接洽重开谈判。为表诚意，匪方于30日先放出了英、美人票各一名。第二天，双方在峨山口一个小村庄开议。官方代表为郑士琦、陈调元，匪方代表为郭其才、刘守庭，另有美国人安特生，地方士绅党金元、李炳章，全国公团枣庄联合会代表江经沅及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等5人为见证人。党、李二人见了匪首，不免又责备他们把事弄僵了，劝他们见好就收。郭、刘二人诺诺称是，表示要给乡亲父老们一个“面子”。最后，官、匪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先发匪方军装2000套，每人两个月饷。同时决定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郭其才和另一实力较强的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接到报告喜出望外，请示北京后，便将军装和5万大洋运往山中，由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饷。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又在徐州地区长期剿匪，对下层社会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进山后，他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人都戴副平光镜以为眩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下弄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陈调元当即取出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道：“老弟，咱们谁跟谁？何必客气！”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够朋友、讲义气。

　　但另一方面，陈调元又善于软硬兼施来控制土匪。一直未露面的抱犊崮寨主孙桂枝和另一匪首周天松，曾通过孙美瑶，向陈调元表示，由于山中徒手匪徒很多，不加收编日后无以为生，希望能扩编至3000人。陈调元当即翻脸，指责匪首们不讲信义。他一面要派人下山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一面表示自己也要告辞，中止谈判。这一招使得众匪首连说好话，请他息怒。陈则转怒为喜，表示可以再收编500名徒手匪徒。匪首们始终担心洋票放出后，官军会来进剿，提出在全部改编成军队之前，请美国人安特生留住山中。陈调元一口回绝，但转过脸来，他又表示：“我和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你们改编完毕一道下山。”至此，匪首们不再顾虑、犹疑，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土匪大管家孙佳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全部获释下山。除陈调元、吴长植外，在枣庄的各方人士也开始打道回府。孙美瑶、郭其才等股改编的第二团，很快编制完毕，穿上了军装。陈调元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好风纪扣，端详一番，突然问：“为什么不配武装带？”

　　回答说：“没发武装带。”“这不成，不像军官的样子！”陈调元连连摇头，说，“我去给你们办。”

　　他随即下山，通知派人送武装带，自己则以母病为由返回徐州，不再重蹈险地，只将吴长植一人留在匪巢中。

　　这时，山中还有临城劫车案的中国肉票问题没有解决。陈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现在洋票放出后，陈调元一走了之，无人再问此事，匪徒们很不满意。吴长植只得反复周旋，总算6月24日郭其才团开出山区时，将吴长植和华票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

　　周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因内部诸匪首争当营、连长，迟至27日才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

　　但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

　　其中有20多名5—12岁的儿童，被关在山上绝顶之处，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葱瑟缩，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告，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官方竟不再过问；馍馍刘一股又拒绝收编，故这批旧票迟迟不得解放。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呼吁、催促，7月8日，孙美瑶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悉数放出。至此，临案的解决告一段落。

　　孙美瑶鹌鹑未斗成

　　新编旅属郑士琦的第五师编制，旅部驻枣庄，负责附近地面剿匪。从此，枣庄地区、临（城）枣（庄）铁路上，士兵牵牛架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弄得老百姓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了。地方士绅多次向山东当局请求把该旅调往别处，然而，不是外地拒绝，就是该旅反对，新编旅始终也未开拔。

　　中兴煤矿公司内，常有该旅士兵持枪闯入，小则随意取食洋人的冷饮，大至搬走矿山机械配件。公司及警卫人员不敢出面干涉。

　　一天，正在公司安装新式机器的两名德国工程师，找到公司董事长朱启铃（曾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愤怒地表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受到这些人的干扰，如果公司再不采取措施，我们将无法继续安装机器，只好回国了。”

　　朱启铃连连致歉，表示安慰，并说：“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送走两位工程师后，朱启铃便动起脑筋来，随后，他命人发了一封请柬和一封信。

　　请柬是邀孙美瑶来公司赴宴的。席上，朱启铃陪着笑脸，请孙旅长适当地约束一下部下，以使公司能正常工作。孙美瑶见当年政府总长如此尊重自己，自然满口允诺，并同意与二十旅每天各派3名士兵守卫公司大门。后来，有几个新编旅士兵依然骚扰公司，被孙美瑶查获，下令枪毙示众，匪兵才有所收敛。

　　朱启铃的信是发往北京的，邀请前任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枣庄屈就中兴公司总经理。吴炳湘对下层社会极为了解，与江湖中人又常打交道，来枣庄后自然与孙美瑶也过从甚密。孙美瑶见吴来头大、朋友多，深感日后不论在朝在野，都有用得着吴经理的地方。因年龄悬殊，孙美瑶便主动提出拜吴炳湘为干爹。从此以后，新编旅士兵就再也不敢去骚扰“旅长干爹的公司”

　　了。

　　然而，这批土匪出身的士兵既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更不理会什么军容军纪，因此，在其他地方肇事惹祸仍是层出不穷。1923年底，该旅士兵在枣庄街上游荡，与驻枣庄的第五师第十八团吴可璋的部下发生冲突。孙部因人少被殴，逃回旅部报告，孙美瑶闻讯大怒，亲自率领手枪队六七十人，一路破口大骂，直冲吴可漳团部。吴可漳也早闻冲突一事，知道对方决不肯善罢甘休，严令士兵不得出门。孙美瑶一伙站在大街上，磨拳擦掌，骂声不绝，犹如流氓无赖。沿街商店、住户吓得关门闭户，不敢出头。最后，由当地士绅出面劝解，孙美瑶才恨恨地返回住处。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原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成为替罪羊，被免除职务，由张培荣继任。此时，张培荣匆匆赶来枣庄，召见孙美瑶。因孙已向张递过门生帖子，张便以尊长的身份批评说：“美瑶，你是个旅长、将官，与小小团长闹成这种样子，不是笑话吗？”他连连摇头，“胡闹胡闹，太年轻，太年轻！”

　　他见孙美瑶仍有不平之色，又说：“最近苏鲁边界不靖，我正忙于派兵剿匪。等这阵忙过，我备桌酒席为你们和解，请各位绅商到场作陪。”说罢，他拉着孙美瑶上了烟榻，边吸鸦片边闲扯。孙美瑶说自己最近得了一只鹌鹑，能斗能咬。张培荣笑道：“我也爱斗鹌鹑，现在没功夫自己饲养，叫下人们养了几只，有空拿到一块来咬咬。”当下两人谈得融洽了，张培荣便返回兖州。

　　不久，张培荣将枣庄附近正规军都派往苏鲁边界，只身又来到枣庄。他广发请柬，借中兴公司俱乐部摆宴，为孙美瑶、吴可璋和解。第二天上午9时，客人们陆续到厅。孙旅的校级军官均由吴可璋在另一院内置酒欢叙。张培荣还特地打电话提醒孙美瑶，把那只鹌鹑带来。不一会儿，孙美瑶兴冲冲地赶来，到二门处，便由张的副官将他的随从邀入小客厅就座。孙美瑶大大咧咧地跨入正厅，刚进门，就有一个便衣上前摸他的腰胸。

　　“干什么？”孙美瑶一语未了，另一个便衣蓦地将一把石灰拍在他的眼睛上，顺手将他的头往下一按。前一个便衣迅速抽出刀来，手起刀落，孙美瑶顿时身首异处。

　　这时，孙的随从已被解除武装，囚于一室。校级军官们也被包围。张培荣过来宣布：枣庄冲突罪在孙美瑶一人，业已伏法；其余人等保证原职原薪加以安排。新编旅军官见势已如此，只得表示服从，并派代表分别到该旅各团驻地向士兵解释。其实，张培荣前一天已命令外出剿匪的部队连夜返回，包围了孙旅驻地。孙旅士兵群龙无首，无法反抗，只得缴械，由张培荣给资遣散。诱杀孙美瑶之日，临枣铁路各站戒严，军队盘查旅客。恰巧不愿招编的匪首馍馍刘在临城车站乘车，见此形势便悄声问士兵：“枣庄有变吗？”

　　士兵早已认出他来，并在他的网篮里、搜出六爻卦筒一个，当下便嘲笑说：

　　“你这个小诸葛，今天的六交卦怎么不灵了？”

　　馍馍刘因为当初临案解决时，政府已赦免了各匪的罪行，故毫不畏惧，昂首道：“少说废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不料值勤军官竟然下令把他带走。因馍馍刘在这一带为匪，残忍成性，民愤极大，应当地居民要求，张培荣仍将他斩决示众。

　　其他招安匪首被张培荣分散安插到各部队任职。其中郭其才、周天松因当初积极主张招安，遭到被遣散的匪众的忌恨，后带领眷属避往济南，入陆军讲武堂学习。至于被遣匪徒，时隔不久，多又重操旧业。从1924年初开始，滕、峄一带穿军装的土匪就越来越多了。

　　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头来，还是因为外国人的压力和北洋军阀的派系斗争，而丢了官职。北京政府还向外国肉票每人赔偿了一大笔损失费。其数额之巨，其心甘情愿的态度，当时连外国公使都感到惊讶。

　　陈调元徐州剿匪

　　陈调元从抱犊崮匪巢溜出来，回到了徐州。有人说，他是怕当人质，有生命危险，故而耍了个花枪，这是他滑头的表现。但这颇有些冤枉他了，殊不知陈大个子急于回徐州，正是因为他有挠头的苦衷。陈调元的官职是徐海镇守使，管区东起黄海边上的海州（今连云港），西到徐州以西的丰县、场山、萧县，是江苏最北面的一块狭长地带。这是个苏、鲁、皖、豫四省交界的地区，素来是上匪革生繁衍的渊薮、码子流窜为恶的场所。早在秦朝未年，徐州沛县人氏刘邦作为亭长，在奉命押这一批犯人时，就曾将这些人全数放入芒山中为匪。后来刘邦打天下时，这批人便出来为他帮忙。这大概是徐州地区有历史记载的最早一批土匪了。

　　陈调元就任剿匪司令

　　当陈调元在抱犊崮为收编孙美瑶而大显身手时，在他的管区内，早已是匪警频传了。这一带的土匪受孙美瑶大胆之举的影响，又因陈调元不在徐州，所以匪势顿时炽烈起来。陈调元返回后，山东方面曾多次派人请他再去善后，他都坚决不应。他认为，夏季即将来临，各地青纱帐起，徐海各地土匪猖獗的势头如不及早打击，后患无穷。因此，他召来部属，专心布置徐海地区的剿匪事宜。

　　徐州地区的土匪活动范围，大致可分徐州以东、以西两块。徐州以东，从邳县经东海县，到海州、赣榆县一线，往北与山东省著名匪区膝县、峄县、郯城、临沂等县相连。土匪利用两省防兵配合不协调的空子，在苏鲁交界的山中建立巢穴，在几个县内往来奔突，官兵无可奈何。陈调元回徐州后不久，苏、鲁两省即商定，任命陈为苏鲁剿匪总司令，统一协调两省剿匪军事。

　　徐州以西地区的土匪往北可窜山东曹县、单县、微山湖，往南可入安徽毫县、涡阳、蒙城、滩溪、宿县，往西则可达河南永城、鹿邑等县。而这些外省各县也都是匪患频仍之地，外省码子也时时进入徐州地区，给这里制造些麻烦。为平定这四省毗连地区的匪祸，1923年8月，经直系军阀吴佩孚提议，设立苏鲁皖豫四省剿匪司令部，9月初，由陈调元出任司令，大举剿匪。

　　女匪首扬威青口镇

　　这里先看看徐州以东地区的匪警情况。海州以西各县，向来有多股土匪流窜作案。其中一股匪首名叫赵有麟，凶悍异常。在一次与官军交火中，赵有麟被擒获，斩首示众。未久，股匪重新聚合，推举赵的小妾为首。女匪首于1923年6月下旬，率众攻进赣榆县西南角与山东交界处的黑林镇，盘踞多日，骚扰居民。赣榆县城（今名赣榆城）和青口镇（今赣榆县城）距黑林镇都只有五六十里，均驻有军队。但两处驻军都不敢樱土匪之锋，谁也不肯出兵清剿，土匪益发猖撅。24日早晨，青口镇守城士兵开启城门，见北门上赫然写着上匪的揭帖。帖子要青口镇商会交出5万元，要驻青口负责海岸缉私、剿匪的步兵九营交出步枪150支，否则将有不利之行动。青口镇商界和居民一片惊慌，驻军只得下令加强戒备，以防匪袭而已。几乎与此同时，东海县海滨的陈家港、燕尾港（今属灌云县）也传出匪讯。这两个港区有大片盐田，由济南盐场七公司下属的裕通、庆日新两公司经营。6月25日下午，突然涌来大批土匪将两公司分别包围。公司职员们正躲在屋内瑟瑟发抖时，只听得有人大喊：“我们是临城建国自治军（按指孙美瑶股匪）分支，今日来此，要裕通公司交出银款1万元，庆日新交2万元。如有不从，就按咱码子的规矩办了！”公司职员百般无奈，只得如数交款，土匪方才呼啸而去。7月间，因陈调元亲自在西部地区指挥剿匪，东部驻军虽也奉命剿、防，但均不甚出力，成效显然不大。自邳县往北延至山东境内，竟同时有数十股土匪活动。

　　这一带大片大片地种植红高粱，自春未开始，节节拔高，至七八月间，个高杆粗，绿油油的叶子密密麻麻地交织着，人称青纱帐。人在里面走，只听见哗哗的叶子响，根本不见人在何处。数十上百人隐在里面，不出声响，外面竟毫不知觉。土匪们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公然白天行动。他们每到一村一镇，即令居民供应食宿；如有小康人家，则绑票勒赎；遇到村民武装抵抗，打赢便烧杀抢掠；打输就钻入高粱地，逃之夭夭。

　　8月初，陈调元在西部地区剿匪获得一定成功后，亲自赶往邳县，布置东部剿匪。他将各地驻军及警备队混合编队，分为三个支队，按左、中、右三路向邳北进剿。

　　右路支队出发不久，即在小湖子以西的高粱地边遇见三四十名土匪，押着10几名肉票，官兵立即开枪射击，并追赶过去。土匪以数人掩护，其余人挟着肉票向西钻入高粱地逃跑。官兵人多势众，击毙匪徒数人，活捉1人，并救出3名肉票。8月10日，该支队进入山东峰县境内。该县唐家庙、孟庄、侯庄、狄沟一带村镇全部被土匪占据，匪徒约400余人。支队长杨冠赢将所部分成两路，包抄这些村庄。官军毕竟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枪械优良，子弹充足，因此只要认真去剿匪，一般总是能占到优势的。而土匪因缺乏子弹，往往不愿与官军正面冲突；更不敢恋战，只要不是铁桶合围，非拼不可，一般总是利用对地理环境的熟悉而避免打大仗的。这时，匪徒见官军两路合围，便依次退出各村庄，占据附近的山地，踞高抵抗追击而来的官兵。战斗正激烈进行时，天不做美，夏日午后的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匪徒得以乘机逃脱。

　　士兵冒雨追击，直抵兰陵县。其后，该支队与山东部队的两个营相配合，在兰陵继续搜索土匪。

　　中路支队一路前进，直抵峰县宋疃，与200多名土匪遭遇。双方互相射击1个小时左右，官兵发觉匪方枪声渐稀，终至沉寂，摸进村庄后，才得知土匪已钻入青纱帐逃走。左路支队在邳县石埠地方也与土匪发生枪战，打死数十名匪徒。中、左两路溃匪均逃往山东境内芦塘山中。

　　陈调元听取了几个支队长的报告后，认为土匪之所以能够逃脱，主要是利用了青纱帐的掩护。目下高粱已基本成熟，他下令各地限日砍尽收完。于是各村村董们挨户传谕。虽说再长些日子，高粱还会更饱绽些，但农民听说是为了剿匪，并无怨言，纷纷下地去砍。以后接连几天大雨，部队在营房中不能外出。待20日天晴，几名支队长带着护兵外出察看形势，一眼望去，远处青纱帐竟依然一片青翠葱笼，沉甸甸的穗头在阳光下泛着红光。

　　“怎么回事？”陈调元接到电话报告后，十分诧异，连忙命令，“你们快带了队伍，分头巡查一下。高粱一定要砍，不得贻误剿匪大事！”

　　第一支队巡视到孟桥，远远地就听见高粱地里一片嘈杂声，正待上前查问，只听一声喊：“官兵来了！”地边一群人“唰”地往北边高粱地钻进去。

　　官兵迅速冲上去，哪里还有踪影。地里站着一群手持镰刀的农民，一人上前说：“俺们正准备收庄稼，来了一群码子，硬不让收，说谁敢收就烧谁的屋。”

　　支队长问：“土匪有多少人？在哪落脚？”

　　农民回答说：“大约四五百人，住武河、红圈圩、白家庄等地。”

　　支队长当下一面令士兵向北追击，一面派人回营报告，请求增援。

　　一支队追至武河一带，正与土匪交战，另外两个支队也先后赶到。在官军强大攻势下，土匪退往徐家桥，被官兵团团围困在村子里。这时天已擦黑，官军严密封锁各条路口，以防匪徒乘夜突围。却不料夜幕笼罩后，村外四野里枪声大作，官兵被打得措手不及。原来，麇集芦塘山的徐大鼻子、大面张三、王景隆、赵成志、董福楼、解庆和、包三、孟二把、阎振山、阎秉山、邓广四、程良、赵妈妈等10余股苏、鲁土匪，共1000多人，得到这里的消息，赶来援救被围匪徒。土匪们将官军反包围起来，四面出击；村内土匪也士气大振，内外夹攻，官兵损失不小。双方激战至夜间11时，官军阵线太长，眼看不支。各支队长碰头后，下令收拢战线，将机枪全部集中，猛扫匪众。

　　没有重武器的土匪在此打击下，才退了回去。然而，他们的目的也已达到，村里的土匪乘机突围而出，众股匪遂一并退往芦塘山。

　　芦塘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山下洼地积水，长满芦苇，近日因连降大雨，水深达六七尺，根本无法进攻，官军只得撤回。不过，这次大规模剿匪使土匪受创甚巨；加以青纱帐已除，陈调元剿匪雄心犹在，土匪便决定暂避风头，潜伏待机。徐州以东地区的剿匪行动便算告一段落，地面虽较过去平静些许，但匪祸之根终未斩尽，这一带的匪患在民国年间始终未曾断过。

　　劣绅窝藏匪首

　　下面再看看徐州以西地区。先说几个有关匪患的事例。1923年7月上旬的一天，一名“眼线”气喘吁吁地赶往铜山县警备营报告，他亲眼看见匪首王苇茁子进了萧县王楼庄的王克昌家，请官兵速去擒拿。王苇茁子是横行于铜山、萧县一带的著匪，迭次抢劫、架人，官方虽多次通缉，却毫无踪迹。

　　但这王克昌却是当地富绅，当过区董，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此刻，王苇茁子到他家去，是意在绑票、勒索呢，还是二人有勾结？当下警备营立即派马队奔赴王楼庄。

　　士兵们进了王克昌家，竟无一人，搜查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被缚手塞口关在里屋。放开后一问，答是被绑架来的，并说王苇茁子刚才在此，听到马队声才离开。士兵再搜查，终于在地窖里将这名匪首抓获。二人被带往警备营审讯。那年轻女子哭诉说，她被王苇茁子绑架后，藏于王克昌家中一个多月。王克昌不但通匪，还强奸了她，逼她每晚与他同睡。玉苇茁子则很快供认一切罪行。警备营具情上报后，遂将王苇茁子枪毙示众，同时派兵搜捕王克昌，直到当月24日，才在其亲戚家中将王抓获归案。

　　地主劣绅不仅为上匪窝赃藏票，而且其中狡诈奸滑者，还以种种方式资匪、助匪。有的为土匪提供苦主情况、军队剿匪情报，有的提供武器、弹药，通过非法倒卖发财或与土匪坐地分赃。1923年8月间，在徐州地区还查出一起制造枪弹、售与土匪的案件。城西北黄口乡有一士绅邵世恩，购置了几台小型机床，雇用20多名工人，专门为土匪加工枪弹。

　　除了这些地主劣绅外，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男盗女娼的泼妇无赖，自然也是土匪们极好的合作伙伴。这些人为土匪通风报信、踩点守望、窝赃销赃，甚或提供吸毒、奸宿的种种方便。徐州附近磘湾的北面有一王庄。庄内一年轻寡妇刘王氏与股匪首领勾搭成奸。匪首每隔十天八天便要来此宿夜，来时则将股匪百十号人全部带上，叠满村庄，由村民供应吃喝住宿。时间既久，家家户户怨声载道，于是迁怒于刘王氏。男人们背后骂她一声“臭娘儿们”，女人们当面啐她一口“土匪破鞋”、“不要脸的骚货”，小孩子则泥坷位、石块往她身上扔。后来，村民更组织起白缨枪会，抗拒土匪进村。一日夜间，匪首独自摸进村里，与刘王氏幽会。二人温存一番之后，刘王氏在匪首怀里抽抽嗒嗒地哭诉了村民们对她的欺侮，要他为自己出口怨气。匪首听得咬牙切齿，发誓为这女人报仇。一个阴沉沉的后半夜里，护村的白枪会会员熬不过疲乏，正在打瞌睡，百余名匪徒冲破寨门，闯进王庄。他们一不劫财物，二不架肉票，当场杀死20多名青年男女，扬言“谁再敢和咱码子做对，这就是下场”，随后才蜂拥而去。

　　因为土匪流动性很大，官方不可能在每个乡村都派驻重兵，所以除了上述农民自发组织的白缨枪会等团体外，民国时期，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地方上搞了一些合法的民间自卫组织。这些组织名称多样，如民团、保卫团、治安团、自卫队、团防等，都是由当地百姓出钱、出枪、出人。由于这些组织往往被地主劣绅所把持，其成员大都是一些流氓痞子，甚至就是土匪兼任，因此，虽然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也能起到一些御匪作用，但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合法的土匪强盗。他们骚扰百姓，与匪沟通，诬良为匪，危害地方，决不亚于真正的码子。

　　徐州城南马兰集有一姓朱的牛贩子，1923年夏天一日，派仆人外出讨帐。仆人收得600元大洋后返回，将至村庄时，被几名土匪拦住，绑上双手并堵住嘴巴。土匪劫得银洋后离去，仆人悄然跟踪其后，随匪徒进了一个村庄，并央求当地农民松绑，说明情况。乡民见义勇为，当即在村中搜索，抓获一名叫王小二的匪徒，送往马兰集保卫团审讯。随后从保卫团传出消息说，匪徒供认张邦、叶兴善都参与作案。张、叶二人都是邻近村庄的老实农民，而且家境都还可以。人们正在怀疑这是土匪诬陷时，叶兴善已被吓得神经失常，先杀了妻子，后自缢而亡。过了一天，保卫团又将马兰集的孙振才传去，说他的儿子也是土匪一伙，应罚款200元。孙振才因儿子素来不务正业，前些年在家中偷了一笔钱外逃，至今未归，故将信将疑，凑了100元先交了上去。后来听说王小二被押解铜山县警署讯办，孙振才便托熟人打听儿子的下落。岂料熟人告知，王小二口供中不仅没有孙的儿子，并且也没有张邦、叶兴善二人。至此人们才知道，原来这全是保卫团借匪来讹诈百姓的钱财。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带地区，土匪以及与土匪相关的人和事，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时社会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时时处处都可能显现出来。

　　萧春子投奔老洋人被杀

　　就在陈调元坐镇徐州，部署官兵大举剿匪的时候，徐州以西地区正活动着两大股土匪——在萧县的一股，匪首是萧春子，在砀山县的是范明新。萧春子一股匪徒中，有不少是原长江巡阅使张勋的嫡系部队、驻扎徐州的定武军官兵。1917年张勋扶持宣统皇帝复辟，失败之后，所部或被收编，或被遣散。部分下级军官参加了萧春子码子，帮助策划、指挥打家劫舍和对抗官兵，颇有一套战术。官军虽多次追剿，却始终难于得手。范明新本是山东曹县的殷实农家，因遭乡绅欺凌，愤而为匪。19l8年，广东下台军阀龙济光来山东招匪为兵，收抚了范明新一股。范在军中争当团长未成，一怒之下率旧部返回，却不料途中为山东军队伏击，损失惨重。范明新本人侥幸不死，遂招兵买马，重整旗鼓，且永不再提招安收编之事。他的码子中有皖系军阀派赴的军官数人，参与指挥。范明新拥有近2000名匪徒，均按军队编制成营、连、排。

　　由于萧、范两股匪徒入多势众，作战能力又强，在苏鲁豫皖边界地区颇有名气，因此，各方人士都拭目以待，要看看陈调元有何妙计对付他们。

　　1923年7月中旬之初，萧县羊山萧春子的匪巢中，洋溢着一种粗野、放肆的欢乐气氛。山中临时搭起的戏台上，从镇上请来的戏班子正在咿咿呀呀地唱着《纺棉花》。台下的匪众们有的端着大碗酒，有的啃着鸡翅膀，一面淫荡地笑着，一面怪声怪气地喊“好”。

　　一间宽敞的茅屋里，几张大方桌上杯盘狼藉，一批匪首们犹意兴未阑。

　　正中一桌宾主席上，一个30多岁、面庞清瘦的汉子起身，向身边坐着的一个匪首大声道：“范大哥，我再敬你一杯！”

　　那姓范的年近50，紫酱面膛，一把络腮胡子，站起身来魁梧高大，这时连连谦让：“萧老弟，还是我敬你一杯吧！”

　　一名粗壮匪首大声喊：“不必谦让，同敬，同敬！”

　　于是，众匪首纷纷起身，高举酒杯，嚷道：“对，同敬一杯！”饮毕，各亮杯底，相视哈哈大笑。

　　这“萧老弟”就是萧春子，“范大哥”则是范明新。前几天，范股刚从砀山来萧县与萧股对码子。两股会合后，人数将近3000，气势嚣张，因此敢于连日在山中置酒高会、演戏作乐。

　　众匪首饮酒正酣时，忽听山外响起密集的枪声。范明新侧耳细听，忽地一声喊：“官军来了！”便飞也似地冲出茅屋，其余的人也纷纷拔枪跟出。

　　原来陈调元早已将土匪近况打探清楚，7月11日，他连夜密调官军将羊山包围得严严实实，此刻四面同时发起进攻。土匪仓促应战，自然损失不小，枪战数小时后，更感到子弹不足的威胁。范明新、萧春子和匪首们商议，认为不能再硬打下去了，决定向西突围，到砀山县会合。于是范、萧两股分两路同时出动，扑向官军，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范明新双手持盒子枪，骑着一匹白马冲在最前面。他一边策马奔驰，一边狂喊：“老子就是范明新，是朋友的让开，不要命的上来！”

　　官军见土匪“狗急跳墙”，深知此时如果硬要迎头阻击，断其生路，必将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士兵们自动让出一条路来，只在两侧向溃逃的匪徒射击，意在击散匪队。同时还大声呐喊：“截住，截住，别让范明新跑了！”

　　“截住萧春子啊！”

　　毕竟是范明新码子编制整齐，战斗力强些，除少部分人被冲散外，大队人马总算返回了砀山。而萧春子码子则溃不成军，大部往北边逸去，只有萧春子本人带着数十条人枪逃往砀山，却又未能与范明新会合，便连夜折而南下，进入河南省永城县地界。

　　当时驻扎永城一带的河南官军是老洋人张国信的队伍。老洋人本系河南巨匪，官府连年剿办不成，只得于1922年底将他招抚，后安排在这豫、皖、苏三省交界处担任游击司令，负责剿匪，以收“以匪治匪”之效。关于老洋人的情况，本书下面有专章介绍，这里暂不详述。只说萧春子之所以选择永城县为逋逃薮，不仅因为老洋人也是绿林出身，彼此同行中人，而且还因为这个游击司令至今与各省股匪联络密切，时常接纳外地土匪到豫东避难。萧春子估计，在这里暂避一时，等到风头过去，打探到自己码子的去处再走，是不成问题的。

　　果然，萧春子到永城喘息刚定，老洋人便派人送来请柬，邀他到军营一叙。7月15日，萧春子率随从30余人如约到老洋人的驻地。老洋人降阶欢迎，把臂而行，将萧等一行人请进大厅，安排就座。老洋人执酒致词：“萧老弟遇到点麻烦事儿，投奔咱永城地面，这是看得起咱，信得过咱。今日，咱特地备点酒菜，为萧老弟和诸位弟兄接风、压惊。”

　　当下众人杯觥交错，豪饮大嚼起来。酒至半酣，老洋人探身过来，对萧春子神秘一笑，说：“老弟，今天老哥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我去看看他们弄好了没有，如好了就取来给你过过目。”他站起身，说声“你等着”，便离开了大厅。

　　萧春子一边喝酒挟菜，一边暗自琢磨：是不是老洋人怕咱们来永城给他添麻烦，想送点银元、武器什么的，打发咱们离开呢？他正想着，猛一抬头，只见对面楼窗里伸出几挺机枪黑亮的枪管，大厅两侧也拥出一群手持武器的士兵。萧春子刚要开口骂娘，所有的枪支一齐响了，密集的子弹带着气浪涌向大厅，枪声盖住了萧春子和其他匪徒们的惊呼和叫骂。等到枪声停止，大厅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名土匪的尸体。几乎每具尸体都中了几十发子弹，血肉模糊，肝脑涂地，没有一具是完整的。

　　这时，在羊山被击溃的萧春子码子的各股土匪，在邵得胜、李三毛、夏金声等人的带领下，逐渐又在萧县保安山聚集起来，并四出架票勒索。仅8月14日在黄里庄，匪徒一次就掳走140多人。在山城集，匪徒因当地居民曾邀请官兵前来剿匪，深以为恨，烧毁房屋百余间，掳男女肉票数百人，还杀死几十人。萧春子被老洋人诱杀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保安山中。众匪首遂在山中设置灵堂，祭奠萧春子，并商议选举一名新的大管家。

　　一般说来，土匪选举大管家的标准是两方面。一是资历，看其为匪时间的长短。为匪时间长，不仅表明此人绑票抢劫经验丰富，而且在官军长期剿匪中得以保存下来，也表明了他的狡猾、能干；此外，这种人在江湖绿林中的朋友自然也要多些。二是实力，看其掌握的人枪多少。人、枪两条中，后者又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人未必能有枪，有枪则不愁找不到人。当然，也有的大管家只符合上述一条标准，但他或有一股实力最强的码子给以支持，或经验资历确实使众匪首心悦诚服，否则，他是绝对坐不稳这第一把交椅的。保安山中诸匪首，以邵得胜股枪支最多，实力最强。邵本人为匪时间也最长，曾多次由匪变兵、由兵为匪，各方面经验都极丰富。经过一番议论，众匪首决定推举邵得胜为新的老大。于是，邵得胜坐上正中的交椅，接受众匪首的罗拜和各股大小头目的环拜。随后，他下令搭台演戏，摆酒庆贺。

　　正在热闹非凡时，萧春子的妻子素衣缟服来到了保安山中。萧妻是一名极有能耐的女匪，不仅骑马、打枪样样在行，而且还有武功，在以往的土匪生涯中，她还以女人特有的细心，多次使码子脱离陷阱，化险为夷。因此，萧春子码子中人人都尊敬地称她为“萧夫人”。羊山被围一仗，她带着儿女跟着自己的一股匪徒突围，与丈夫冲散，在萧县北部渐渐收拢了嫡系力量，遂投奔保安山而来。她带来的人枪实力又在邵得胜之上，而且在众匪首中又素有威望，因此众人拜见过萧夫人之后，邵得胜即主动表示谦让，力主由萧夫人担任大管家。

　　正当有人准备附和时，被萧夫人一摆手止住了，她环视众人，凄切地说：

　　“我一个妇道人家，还带着孩子，哪能当大管家！还是得胜兄弟管事儿吧。”

　　邵得胜正要开口，又被萧夫人止住：“不过，有件事要请得胜兄弟和众位兄弟帮忙。。”

　　众匪首七嘴八舌地说：“嫂子，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咱兄弟们两肋插刀也得给办！”

　　萧夫人停了一会儿，咬牙切齿地说：“官军打咱们，是他们份内的事。

　　可这老洋人不顾江湖义气，惨杀我夫，天地不容，众位兄弟可得报仇雪恨呀！”

　　说罢，她忍不住落下泪来。

　　邵得胜掏出盒子枪，往桌上“啪”地一放——枪口朝着众人——大声吼道：“咱对枪起誓，不为萧大哥报仇，往后不得好死！”

　　匪首们异口同声喊道：“不为萧大哥报仇，往后不得好死！”

　　然而，真要去打老洋人，谈何容易。老洋人队伍人数在3000左右，穿上军装后，武器、弹药得到官方补给，又是合法的剿匪司令，即使打不过土匪，其他官军也理所当然地要来支援。因此、保安山的匪徒便日夜轮番出动，抢劫钱财，搜购枪支弹药，招兵买马，逼良为匪，企图壮大实力，以求一逞。

　　但陈调元早已给驻防这一带的江苏陆军第三旅下了命令，务必乘土匪遭此巨大打击之时，认真剿防，以绝后患。因此，兵、匪之间常有遭遇。8月13日，第三旅路殿卿营前往保安山剿匪，不料匪徒纠集了五倍于官兵的力量，反将官兵包围。双方激战达8小时之久，最后土匪因子弹不足，向河南境内逃去。官兵刚刚回营，土匪旋即返回萧县。你来我走，你走我来，土匪的策略使官兵只得徒唤奈何，但官兵虽不能彻底剿灭土匪，却遏制了保安山匪势的扩张，使其向老洋人复仇的打算难以得逞。

　　范明新码子大嚼砀山梨

　　再说范明新码子，其一小部分北窜至徐州西北的敬安集，以附近山头为营地，骚扰周围村庄。大部分则集中在砀山县西部与山东接壤地带，休养生息，并增加了一批新匪，元气很快恢复。他便率部北上山东，在济宁、曹州一带打出“建国自治军”的旗号，并得到皖系军阀的饷械支持。金乡（当时属济宁县，现已设县）民团团长蔡鸿臣原为皖系军官，1917年范明新为匪被捕时，蔡鸿臣曾经保释过他，二人交谊颇深。此时，蔡鸿臣对范明新在其防区活动，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还向范股提供情报。

　　8月底的一天，范明新正在营地树下乘凉，匪徒来报说，山下带进两男一女，要见老大。范明新跟着那人走进一间茅屋，里面站着三个眼睛蒙着黑布条的人。他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有人上去把黑布条摘了。

　　“哎呀，是萧夫人！”范明新不禁惊诧地说，“快请坐，失礼失礼！”

　　只见萧夫人哭拜在地，诉说本码子势单力薄，急切之间无力冲出保安山，更无力与老洋人对抗，因此特地赶来山东，恳请范大哥出动人马，为萧春子报仇。

　　范明新自听说萧春子被杀后，一则因为与萧有合杆之交情，二则鄙视老洋人被招安后，杀友求荣的行为，因此，每与手下人谈及此事，便恨恨不已。

　　此时，他命人扶起萧夫人，劝慰再三后，送去休息。随即，他招来二管家和几个营长，商议向老洋人开仗的事。大多数人都认为，码子之间相互支援，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听任萧春子码子在保安山给困死，陈调元必将移兵砀山，专心来对付咱们，周此理当帮助。至于老洋人竟然黑了绿林朋友，是该狠狠教训一下才是。有人还提出，如今老洋人实力可观，仅靠咱码子的人枪还不够对付他，最好与河南、山东的码子联合起来，给他点颜色看看。范明新见大家意见一致，当下便决定：大队人马立即准备向萧县进发，所有肉票全部带走；马上派人与山东梁盛怀、河南王四等码子联络，约他们径往萧县西北会合。

　　9月上旬，从砀山到萧县的大路上，尘土飞扬，人喊马叫，范明新码子近2000人正闹哄哄地向萧县进发。土匪们横背着、斜挎着枪支，一路走一路说笑。不少人走得汗涔涔的，只穿一件布背心，有的干脆光着膀子。百十匹马的马队轻快地从大队后面赶上来，并超到前面去，扬起大阵尘土。整个队伍的最后面，是200多名肩扛红缨枪的健壮慓悍的大汉，一色红布裹头，敞开的白布褂子用红腰带系着，露出贴身扎着的红肚兜。这些人每天练功，并且吞符拜神，自信有刀枪不入的法力，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猛异常。

　　9月初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匪徒们长途跋涉，口渴难耐。而这一带正是有名的汤山梨产区，沿路大片梨树林里，黄绿色的梨实已经快到开摘的时候。不时有匪徒从队伍中跑出来，奔向路边的果林，不一会便用衣服包着一大堆梨回来，分给众人。后面队伍的人则只有跑向更深的林子里去摘。

　　待这长长的队伍过去后，大路上一眼望过去，尽是啃剩的果核。路两旁的梨树上，树叶稀疏的枝条间，只点缀着几只可怜巴巴的小青梨。

　　傍晚，大队人马在附近几个村庄叠下来。村里家家户户忙着烙煎饼，炒鸡蛋，从菜地里掐来葱蒜，伺候土匪们填瓤子。填饱了，匪徒们便东一伙西一伙地聚在一起，有的赌博，有的闲扯。

　　过了几天，梁盛怀、王四等股土匪分别从山东、河南赶来对码子，在敬安集附近的原范明新码子的散匪和一些零星小股也都投奔而来。几股土匪合在一起，加上带来的肉票，人数在5000左右，叠满萧县西北一带30里的村庄。匪势浩大，震动徐州。陈调元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报告匪情、请求派兵的电报、函件。

　　本来7月中旬羊山一仗之后，范明新逃往砀山时，陈调元曾打算亲自率兵追至砀山，以求将范股彻底消灭或逐出江苏。但当时徐州以东地区匪患严重，他不得不亲自组织、指挥了邳北地区的剿匪行动。等他再回过头来时，才发现萧县竟然成了土匪世界。正好这时委任他为苏鲁皖豫四省剿匪总司令的命令刚下达不久，于是他立即行文河南、安徽，要求派军协助兜剿萧县土匪。

　　9月4日，陈调元接到驻敬安集的警备营送来的报告，说是前天该营马队在附近巡视时，遇到数十名土匪。双方交火后，土匪被打死数人，俘获1人。据俘虏交待，他们是范明新码子的，目下子弹十分缺乏，故派他们数十人到敬安集等地设法购买。陈调元闻讯大喜，立即下令驻萧县的第三旅勿得贻误战机，火速前往进剿；同时命令各乡村保卫团积极配合，以防溃匪四处流窜。随后，安徽方面派出的部队也赶往萧县助战。

　　范明新对码子后，入数虽多，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指挥不便；徒手土匪和肉票太多，行动迟缓；尤其是缺少子弹，不能与官军鏖战。匪队只得在稍事抵抗之后，往西南方兔脱而去，逃出了江苏省界。后来，范明新码子毕竟未敢进攻永城老洋人驻地，而是经皖西涡阳、毫县，进入河南中部，继续为恶，本书后面还将提及。

　　陈调元徐州剿匪不可谓不尽力，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天灾人祸，造成了源源不断的土匪后补力量，因此土匪之势犹如春后韭菜，割了一茬，又生一茬，只要根不断，总还会长出来。又由于各省统治者彼此猜忌，只考虑自己地盘不被外省军队乘机占去，却不管地盘内的土匪横行；只要不闹出临城劫洋人之类的大案，惹得外国公使发怒、中央政府怪罪，那么宁可睁眼闭眼、姑息养奸。所以，陈调元在徐海地区的剿匪，东、西两面得到的是同一种结局，即仅仅将土匪逐出自己的地盘而已。然而，土匪不论是到了山东，还是河南，只要一有机会，总还是会复窜江苏的。因此，说陈调元剿匪取得了成绩，固然不错；但如果说这种剿匪实际上仍是个败局，恐怕也是不过分的。

　　应城匪绑架梅神父

　　公元1923年6月10日凌晨，豫南土匪戴昏王、宗万林、于海峰、刘广林、雷老么、刘占魁等数十杆，从豫鄂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南下。数千人的匪队挟带着大批肉票，浩浩荡荡地分三路，乘夜色苍茫进入湖北省。从此开始了长达数月之久兵匪之战。

　　“快拿钱来救我。。”

　　早在5月间，豫南匪祸严重，就屡屡见诸报端。湖北督军萧耀南深恐蔓延至本省，早已下令与河南交界各地驻军严加防范。因此，当豫匪大举入鄂时，遭到鄂军官兵的打击。其中宗万林、高保盛等杆退回河南；其余各杆则沿随县、应山两县交界处的三道河一直南窜，径奔随县县城以东的浙河镇。

　　去年，这批土匪也曾南下，在浙河镇遭驻军沉重打击，被迫返豫。此时，他们一路声称要报去年一箭之仇。然而官军的追击，迫使杆匪无法停留，遂南下安陆县平林镇。这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市镇，土匪在此大肆抢掠，纵火焚毁百余间店宅，掳走百余名人票。当安陆县驻军赶到时，土匪已向西南逃去，越过大洪山余脉的起伏山峦，于14日夜进入应城县地界。

　　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应城县西部卧虎岭的崎岖山路上，走着一老一少两个人。老人是个头发花白的洋人，穿着一件陈旧的黑色天主教道袍，胸前挂着一只十字架。他叫梅洛杜，是意大利籍的天主教神父，在湖北安陆、应城一带传教，已经20多年。那年轻人则是他的中国仆人。为了到附近各县、乡巡视教务情况，他俩从安陆来到应城，今天早晨从应城县城出发，已走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此刻主仆二人都已是汗淋淋的了。梅神父掏出块大手帕一面擦着额头上的汗，一面抬头看看太阳和四周，对仆人说：“看来，天黑以前能够赶到。”

　　仆人站住脚，向山下眺望，远处绿色稻田和灰色房屋之间，小教堂的尖顶正在阳光下泛着亮光。他转过脸对神父说：“下了山，再走几里就到了。”

　　下山时，从旁边一条小路上走来一个瘦小精干的年轻人。那人打量神父时的眼神，使仆人感到有些不安。“上帝保佑，可别出事！”待那人飞快地往山下走去之后，仆人忧心忡忡地说。

　　神父没有回答，他知道仆人的顾虑是什么。在应城县教堂时，中国籍的陶神父就说过，这两天有大批土匪正往这个方向窜来，劝他在城里呆几天再走，但他执意不从。此刻，他默默地念叨着上帝，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快到山下时，一阵粗野的呼喊把神父从天父的庇护之下，扯回到眼前的现实之中——四五十名持枪的土匪正向他俩冲来。他一眼就看到那个瘦小的年轻人夹在匪群之中，口里喊着什么，用手指着他俩。神父平静地站住了。在这块匪患频仍的地区生活了20多年，他知道土匪不会杀他，因为他们所要的只是钱，而不是性命；何况自从他决定到中国来传教后，就早已准备将生命献给主的事业。他还知道，去年老洋人在河南绑架过外国教士，上个月山东土匪在津浦铁路上也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因此绑架他并不是怪事。他和仆人顺从地在匪徒们的簇拥下向北走去。

　　天黑时，他们被带到一个村庄，在一个宽敞的大宅子里，还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匪徒们惊讶的目光下，主仆二人面对饭菜，默默地“感谢上帝，赐给饮食”。饭后，他们被带去见几名杆首。坐在正中的匪首身材高大，自我介绍名叫雷老么。关于他的情况，梅神父曾多次听到教民们谈起。

　　雷老么是这次南下豫匪中的主要杆首之一，自称是“天下第一人”。其部下主要来自被解散的河南暂编第一师。这个师的师长是前河南督军赵倜的弟弟赵杰。赵杰本是个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招募了一批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流氓无赖当兵。于是，这个师白天是兵，夜间是匪，搅得河南民怨沸腾。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借赵倜暗通奉系为名，勒令解散了这支部队。裁兵遂拉杆为匪，数十杆并起，为祸河南，殃及邻省。

　　当下，雷老么约略问了梅神父一些情况，便安慰他说：“神父放心，我们不会与你为难，只请你写封信送到应城去，请官府答应我们的要求，你就可以回去了。”

　　“你们需要多少？”梅洛杜用娴熟的湖北话问。

　　“100万。”雷老么伸出一个指头说。

　　“上帝啊！”神父摊开双手，惊讶地说，“不，我决值不了那么多钱！”

　　一个匪首恶狠狠地指着神父说：“那就给你一颗子弹！”这人名叫刘占魁，曾在陕西军阀吴新田的第七师中当过排长，杆匪呼为刘排长。他脾气暴躁、心狠手辣，在土匪和百姓中都是有名的。

　　雷老么用手势止住了正要说话的梅神父，笑着对他说：“不，在官府眼里，你肯定值这么多。你还是写吧。”

　　他吩咐手下取来纸笔，交给神父，然后口述道：“快拿钱来救我，莫来军队；军队若来，我命难保；钱需百万。”

　　待神父写完，雷老么又看了一遍，然后交给神父的仆人，对他说：“放你回去，把信带给官府，告诉他们，神父在这里很好，不过，没有100万元或一万支枪，他就不能回去。”

　　仆人连连点头，依依不舍地看着神父。神父用手划了个十字，祝福说：

　　“上帝与你同在，去吧！”

　　仆人刚转过身，只听刘排长一声大喝：“回来！”他连忙站住，见刘排长从旧军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交给他说：“路上有咱弟兄阻挡，就给他们看这片子。”他双眼猛地一瞪，又警告说，“官府不答应要求或胆敢派兵来，这洋和尚就得死！”

　　土匪用神父做挡箭牌

　　梅洛杜神父被绑架的消息，迅速传至汉口。当时各国天主教修会在华利益均由法国保护，法国领事当即向萧耀南提出抗议。萧耀南急忙下令驻孝感的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潘守蒸火速带队剿匪，救出神父。

　　在潘旅的打击下，土匪从应城北逃，经过京山县、随县，窜往澴潭县。

　　官军在随县的战斗中，擒获雷老么之子雷小么，便派被俘土匪去澴潭县匪营转告，愿以雷小么交换梅神父。雷老么自然是舐犊情深，但大多数匪首认为，进入湖北以来，连续作战，子弹损耗太大，无法补充，作战能力下降。此时如将神父放出，官军更可大胆进剿，势必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交换人质未能成功。杆匪为报复官军的追剿，在澴潭大肆烧杀掠夺。驻防官兵仅一个排，在徐排长的指挥下，设防于九里冈，居高临下地阻击杆匪。土匪千余人枪，超过官军数十倍，反复冲锋。但徐排长根据土匪喊声大、枪声稀的情况，敏锐地觉察到杆匪的弱点，鼓励士兵们坚持战斗，等待大部队追来。正在这时，土匪方面忽然杀声、枪声全都沉寂下来，只听见一个粗大的嗓门喊道：“官兵弟兄们，你们看，这是谁？”

　　徐排长定睛向山下望去，只见匪阵前方放了一张桌子，上面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洋人。他知道，这大概就是梅神父了。

　　“弟兄们别打了，开枪打死洋人，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大嗓门得意地喊着。

　　眼看匪徒们推着梅神父，一步步向前走来，徐排长一时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猛地他发现两股匪徒正悄悄地从旁边登上了山坡。徐排长立即下令开枪，但己来不及，匪徒们猛扑过来，十来名士兵倒下了，剩下的只得后撤，而徐排长自己则被匪徒抓住。

　　许多地区的土匪对士兵都无太大恶感。他们认为当兵与当土匪一样，都是为吃饭而扛枪打仗；在战场上，各为其主；下了战场，都是兄弟。因此，徐排长并未受到虐待，被送往票房。在那里，梅神父告诉他，土匪因神父年老体弱，每次过山越岭，都用二人抬的肩舆抬着走。神父还说，汉口天主堂曾派廖神父来接洽释放条件，土匪坚持原议；梅神父请廖神父向官方转达，他宁可在官军围剿中死去，也不愿助长土匪绑架洋人的风气。

　　二人说话间，只见票房土匪赶来，紧张地驱赶着肉票快点随队出发，原来大队官兵已追击到此。土匪继续北退到随县的唐县镇、万和店一带。6月21日，澴潭县天主教堂周神父受教会委托，进入匪区接洽。杆首们把梅神父、徐排长都带去一道面谈。

　　雷老么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咱钉子不多了，官军逼急了，咱们就同归于尽。请各位帮帮忙，向官府说说话。”

　　梅神父决定利用杆匪们的这种窘境，牺牲自己，以尽量多地解救被绑架的老百姓。那些肉票老的老，小的小，有的还带着伤、生了病，又吃不饱，睡不好，每天还得跟着杆匪满山遍野地乱窜，真是悲惨极了。于是，他对杆首们表示：“如果你们答应放掉那些老百姓，只留我一个人，凭我是个外国神父，可以帮你们向官府疏通。”

　　匪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放走了部分老弱病伤的肉票，随后向周神父提出了三项条件：（一）赎金100万元；（二）各杆收编为一师军队；（三）由政府供应一师军械。周神父答应尽量劝说官府同意这些条件，并要求单独与梅神父交谈。

　　中外两位神父站在凉风习习的树荫下，开始交谈起来。梅神父遥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桐柏山脉，轻声说：“我已年老力衰，死不足惜。官府若定要赎我，用二三千元即可，不必更多；如果要剿匪，也不必顾虑于我。这批土匪作恶多端，此次我都亲眼目睹。。”他停下来，不再说了——从票房那边，传来一名肉票被打的惨叫声。。再说湖北督军萧耀南自6月15日以来，日夜不得安宁。意大利公使北京来电，法国领事上门催问。虽说他是吴佩孚的亲信，但事情闹大了，毕竟不光彩。听说杆匪已窜至豫鄂边界，他暗忖，一旦进入桐柏山，土匪可是鱼游大海，万难追剿了。因此，他急电河南，请对方严守边界，慎防杆匪越境。

　　本来各省统治者以邻为壑，只要将土匪逐出自己地盘便万事大吉，但此次因梅神父案发生在湖北，萧耀南责任不可推卸。因此，尽管杆匪是河南来的，现在要回河南去，萧耀南却不得不把他们强留下来，继续周旋。

　　雷老么们在豫省边界受阻，掉头南下，在边界与随县、应山县之间的地域里，忽南忽北，左冲右突，企图寻找空隙，钻入河南。他们沿途打败一些地方团防，劫得百余条枪支；遇有官兵狙击，便重施故伎，将梅神父置于阵前，以解厄运。萧耀南见土匪已成笼中困兽，唯恐他们气急败坏杀掉梅神父，便征求中外各方同意，一面令潘守蒸旅加紧包围，一面决定改剿为抚，将有枪匪众编为团防。曾与土匪打过交道的廖、周二神父进入土匪盘踞的岩子河（河南信阳与湖北应山之间），转达官方意见。匪方坚持原来的条件，故无法开议。

　　6月29日，潘旅一营官兵对岩子河发起猛攻。土匪措手不及，子弹又缺，遂分两股，向南北两面分别逃窜。掌管票房的土匪因人数较少，战斗力又弱，见官军来势迅猛，各自逃命。梅神父和数百名肉票竟得以脱出樊笼。中国人票或熟悉道路，或潜藏民家，基本都安全逃返。唯独梅神父年老体弱，行动不捷，复又在山中迷失方向，一味向北力趋，遇上溃匪后，洋人面目又无法掩盖，遂重又陷入魔掌，被挟持北逃。

　　岩子河被打击的土匪中，南逃的一股由雷老么率领窜往应山县。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的周团长率部追击，至7月中旬，在锡家山一带将这股匪徒彻底打垮。据被捕的土匪供称，匪首雷老么身中二弹，已阵前毙命。该股残匪溃散潜伏，后重新啸聚达千余人，以刘广福为首，在京山县、天门县继续肆虐。

　　北逃的土匪人数更多。其一小部分钻入桐柏、信阳、应山、随县四县交界的四方山中。这里山势险峻，石罅洞穴极多，土匪熟悉地形，藏匿其中，官兵根本无从搜寻。匪徒则乘官军不备，出山骚扰，捞一把就逃。7月13日上午，杆匪攻入唐王店，劫掠之后，点火百余处焚烧民房。大火冲天，浓烟蔽日，至第二天中午尚未完全扑灭。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倾家荡产。官兵闻讯赶到，土匪早已逸去。村民们捕得一人，据称一直跟随匪队行动，此时竟留下未逃，估计是匪探。在审讯中，此人自述是随县人，前来杆匪中说票的。

　　这名说票的介绍说，杆匪将肉票分为普通票和特别票两种。前者为一般老百姓，现藏在岩子河二里之外的刘家湾，看票土匪并不很多。后者为富人、洋人、军官等，一般随大队土匪行动，看守严密。这人自告奋勇给官军带路去刘家湾救票。对家湾是个小村，票房就在农家。官军到后，喊话要肉票躲避。一些大胆的肉票则高声喊：“这里杆匪不多，快打进来吧！”匪徒以肉票为掩护，负隅顽抗，后在官军机枪扫射下，才狼狈逃窜。战斗结束后，清点出的100多具尸体中，只有三四十具是土匪，其余的均为肉票。可怜这些肉票，满怀得救还乡的希望，却死在官军的枪口之下，再不能与家人团聚。

　　官军仅仅图个打垮土匪，好向上报功，至于肉票的安全，只要不是洋人，他们是不甚关心的。

　　四方山中这股匪徒在官军打击下，子弹匮乏，粮食紧张，肉票陆续被救出后，又断了财源，日子十分难过。但他们也估计到官军一个多月来南北奔驰，昼夜作战，梅神父却依旧未曾救出，日子也同样十分难过。所以，7月中旬，这股土匪放出当初在澴潭俘虏的徐排长，要他带信给官军，重申以前提出的收编、给饷、补械等条件；表示如果同意，即放出梅神父。

　　神父向土匪传播福音

　　其实，梅神父并不在四方山里的股匪手中。他第二次是被北逃的另一大股土匪中的安玉江杆抓住的，此刻早已进入河南省，经过桐柏县的固县、吴城等地，到了桐柏山区的老龙窝。在这里，土匪们相对安定了些日子。梅神父则利用空闲乘机向杆匪们传起教来。他从上帝创造世界、耶稣诞生伯利恒，一直讲到主耶稣为拯救世人而被钉上了十字架，劝谕匪徒们要爱人、爱护生命，将来好登天国。那些匪徒们对这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倒也听得津津有味。有人问神父，自己家乡的地主老财如何使坏，如何不爱长工，为什么得不到惩罚？神父充满信心地说：“到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些富人将受到惩罚，他们将永远进不了天国。”

　　匪徒们顺着神父手指的方向，抬眼望着那虚无飘渺的天空，都不禁疑疑惑惑地摇起头来。

　　就在梅神父苦口婆心向桐柏山匪徒传道之时，在其东南方向150里处的鸡公山上，有几个人正在商议如何剿灭这股匪徒。鸡公山坐落在豫省边界、京汉铁路东边，是一座风景秀美的旅游胜地。国家陆军第十四师师部就设在这里，师长靳云鹗是直系一员能干的战将，深得吴佩孚之信任。这时，他正端坐在办公桌前，倾听两位客人的谈话。

　　客人中，一位就是湖北陆军的潘守蒸旅长，另一位是桐柏天主教会的法籍安神父。湖北方面因绑架梅神父的股匪已进入河南，鄂军一团官兵虽经允许追入豫省，但桐柏山区大且复杂，鄂军深感兵力不足，故特来请靳师长派兵助剿。靳云鹗当即答应派一团官兵协助。随后，双方便拟定了联合进攻匪巢老龙窝的计划。

　　正当靳师部队整装待发时，老龙窝的安玉江等杆匪早得到探子的报告，迅速北上到桐柏县西北的歇马岭，与先期到达这里的于海峰、刘排长、戴昏王等29杆土匪会合，合杆后的匪徒达3000多人，叠满桐柏、唐河、泌阳三县交界处的40多个村庄。为庆祝台杆，匪徒在大河店搭台演戏；还到处扬言准备继续北上方城县，与那里的宗万林、高保盛、张老六等杆会合。然而，官军根据眼线的报告，认为匪徒爱枪如命，素来枪不离身，但此时许多人都是徒手而行，可以判断他们的武器损失很大，一时也难以得到补充，因此，一举剿灭，此其时也。

　　7月16日，潘、靳二部的两个团进至歇马岭，分兵把匪区包围起来。匪徒枪少弹尽，无力突围。而官兵则因确知梅神父在此中，也不敢贸然进攻。

　　潘守蒸旅长亲自赶赴前线视察之后，派澴潭的周神父再次与土匪接洽，晓以大势，希望和平解决，以免两败俱伤。同时，一些地方人士和匪首亲友也先后奉派进入匪区，劝告匪首。几经周折，到19日，杆首们终于让步，只要将有枪者收编为正规军即可。消息传出后，官军才算松了一口气。谁知这是土匪的麻痹战术，当天夜间，土匪竟企图乘黑突围。所幸官兵早已预防此着，严加防范，一时枪声大作，匪徒死伤百余人之后，被迫退回山中。官兵遂将这一地区铁桶似地包围起来，并派出飞机散发传单，呼吁匪徒缴械投诚。

　　官方认为，围到土匪弹尽粮绝之时，他们就一定会俯首贴耳地走出山来。

　　然而，官方大大地低估了土匪们对艰苦生活环境的适应性。3000匪徒在这一片山区被围了整整10几天，他们搜光了老百姓家中的粮食，摘尽了山地里的玉米、豆类，尽管仍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但却硬挺了下来。28日，天主教会委派安神父与随县天主堂康神父、泌阳的梁神父一道进入匪区时，杆首们竟提出了较原先更高的条件，他们要求获得1万支枪、24尊大炮和两年军饷，才同意收编并释放梅神父。

　　“洋（羊）肉没吃到，惹了一身伤（膻）”

　　杆首们的无理要求不仅激怒了官军，便是法国公使也打来电报，主张痛剿。潘旅长于是会同各部队军官制订作战计划。他命令河南军队一团由泌阳南进，靳云鹗第十四师的周营从桐柏的吴城北进，他亲自率领本旅的范团从桐柏西部包抄，各方同时发起总攻；另组30人的敢死队从平氏山间小道偷袭匪巢，负责救出梅神父。他将计划报告萧耀南、吴佩孚、靳云鹗后，三人均极表赞成。萧还悬赏5000元，奖励救出梅神父的人，吴则悬赏6000元，并派出嫡系第三师的一营人马前来助战。

　　杆首们见官军频繁调动，深知恶战在即，不由有些担忧起来。过去，他们多以小股活动，即使合大杆，一旦官军围剿，马上就分股逃散。从来未有过大杆被团团包围的情况，因此也从未有过重大损失。不料这次数干人的大杆，竟被官军围在这方圆数十里的山区，达10几天，看来不打个落花流水是不会了结了。

　　这一日，众杆首们又聚在一起议事，许久都无人开口。老昏王（即戴昏王）见众人忧心忡忡的模样，便笑道：“那洋和尚每次都对官府派来的人说，不要赎，要打。好啊，哪天我用鞭子先把他给打了一顿。打得那洋和尚直喊‘主啊，主啊！’”他一边说，一边模仿梅神父高举双手、伸向天空的样子，惹得大家一阵大笑。

　　待笑声停止，于海峰气恼地说：“娘的，都是为了这洋和尚，羊肉没吃到，倒惹了一身膻。”

　　“依我说，还是把洋和尚放了，免得吃大亏。”说话的是刘广林。

　　“那不行！”刘排长腾地站起，气汹汹地说，“咱这么多弟兄死的死，伤的伤，就这么算啦？”

　　“兴许放了他，官军正好打进来！”有人补充说，“起码得给咱补足枪和钉子。”

　　这时，安玉江站起来说：“放不放，随你们。我是再不带这家伙了，又老又病，上条子总得两个人抬着，太累赘。”

　　刘排长手一伸：“交给我，行不？”

　　“中！”安玉江一口答应，当下便命人将梅神父带到刘排长的杆内。

　　随后，杆首们又商议起如何对付官军的问题。老昏王乐呵呵地对众人说：

　　“别焦心。前几天，我已派人去方城，请宗万林、高团长（即高保盛）他们火速南下湖北，在潘守蒸这小子家里点把火，他总得带兵回去救一下，咱们这不就解围了？”他得意洋洋地晃着脑袋说，“这在兵书上叫做围魏救赵。”

　　“只怕远水解不了近谒”，刘广林仍旧忧虑地说，“我估摸着官军这一两天就要动手。宗万林就是这两天在随县、枣阳于起来，等消息传过来，咱这里怕也黄了。”

　　众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说话，老昏王的笑容也消失了。

　　“事已至此，也不必多说。打起来，咱们还是分成小杆，各奔东西。官军最多只能捞到一部分人枪，大头还是捞不着。”坐在老昏王旁边的一个人不急不忙他说了自己的看法。他叫薛二少，原是个好家的二少爷，识文断字，有主见。老昏王的“围魏救赵”之计就是他的主意。他轻易不出面说话，但大家都挺信服他。此刻，众人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连连点头，表示赞同，遂各自回去布置。

　　刘排长窝着一肚皮火回到驻地，做饭的匪徒愁眉苦脸地告诉他：“粮食没有了，咋办？”他两眼一瞪，怒吼道：“咋办？去抢啊！”说完，他一扭头直奔票房而去。票房里几个土匪正笑嘻嘻地听梅神父讲妓女改恶从善的故事。刘排长一头撞进去，抡起鞭子没头没脑地对着神父猛抽，一边抽一边骂：

　　“妈的，你扰乱军心，我打死你。”几个土匪吓得不敢吭声。直到梅神父跌倒在地，刘排长才放下鞭子，手指着梅神父，对那几个匪徒喊道：“把他那件黑袍子给扒下来，找件老百姓衣服给他穿上。官军要想从我这里找到洋和尚，没门儿！”临走，他又回过头来招呼，“去弄顶破草帽，把他的脸给遮着些！”

　　8月3日拂晓，三路官兵开始总攻。官军枪精弹足，一鼓作气，攻入匪区。杆匪顽强抵抗一整天，死伤近千人。夜幕降临后，枪炮声仍不绝于耳。

　　土匪无法如薛二少所设想的四下溃逃，只听得北边枪声较稀，便一窝蜂向那里逃去，乘夜色直趋泌阳；不料途中又遭到南阳镇守使马志敏部队的狙击，又慌忙向西逃入唐河县境。

　　在泌阳、唐河一带，鄂、豫官军又将土匪主力包围。几天下来，土匪粮绝，8月12日，杆首们为梅神父问题再次争执起来。刘广林坚持要放，刘排长执意不从。当晚，刘广林派部下偷袭刘排长驻地，企图抢出梅神父交给官军，不料未能成功，两杆土匪互相火并起来。潘守蒸急令官兵乘机进剿，匪势益发不支。一天，刘广林征得部分杆首的同意，暗中请梅神父写信，邀请安神父人山谈判。一直随军行动的安神父见事有转机，欣然准备前往。潘旅长认为，这股土匪一再出尔反尔，不可相信；目下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不必再加一个牺牲品进去。他要送信的匪徒回去告诉匪首们，官军又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若不迅速投诚，死路一条。

　　敢死队救出梅神父

　　这时，盘踞河南方城的宗万林、高保盛等杆，果然应老昏王之约率队南下，在邓县、新野附近又纠集了当地股匪，于7月底进入湖北。某一路在随县的随阳店、万和店、唐县镇大肆焚掠，另一路则攻占了枣阳县城。河南南阳镇守使马志敏和湖北襄郧镇守使张联陞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土匪忽鄂忽豫，骤东骤西，分合无常，飘忽不定，极大地牵制了两省的兵力。加上前述雷老么的余部由刘广福率领，又在天门县皂市镇烧房、动物、架人。一时间，各地充满匪氛大炽的恐怖感。

　　8月16日，被围在泌阳、唐县一带的土匪向西南突围受阻，转向枣阳。

　　豫、鄂官军紧追不舍。兵、匪激战两昼夜，打死数百名匪徒，包括著名匪首张老六。许多匪徒被迫投降。有降匪说，梅神父不堪劳累和虐待，已经死去。

　　又有人说，神父被刘排长挟带逃往林家坝。安神父及地方士绅闻说梅神父生死不明，官匪交涉已无指望，遂纷纷离去。

　　18日，杆匪再次被围困在刘家集，刘广林中弹受伤，只得请当地士绅黄某出面向官军交涉，愿意释放梅神父，接受招安。官军要求见到神父亲笔信，确证其健在，才肯谈判。梅神父却一反土匪原意，用洋文写成一函，要求官军勿以枪械助匪，只管痛剿；自己如被匪徒杀害，希望中国政府拨款一二万元，在随县、枣阳或平陆任何一地，建一学校或教堂做纪念即可，潘守蒸立即请示萧耀南。恰好安神父也面见萧耀南，要求收抚土匪，救出梅神父。萧便请他再赴随县，与潘守蒸商议，见机行事。

　　安神父到军中见到梅的亲笔信后，也同意官军进剿。潘旅长遂组成500人敢死队于8月24日突袭匪营，在厉山镇附近战8小时之久，匪徒死伤数百人，匪首薛二少被击毙。至此，刘广林、刘排长乃分道扬镳，各自逃窜。刘广林一股向西北逃去，进入河南，沿途屡遭官军打击，匪众彻底崩溃。匪首李占标、刘老三、裴十阎王先后毙命，闵匪魁、耿十八、冯黑脸等落得个只身潜逃，只有刘广林率残部逃往陕西。

　　刘排长及老昏王、安玉江、于海峰等杆，跟在随县、枣阳等地肆虐的宗万林等杆会合，共2000余人，往东北越过省界，复又钻入桐柏山区的老龙窝。

　　潘旅郭团穷追猛打，于9月3日将上匪包围在柳树庄。下午4时，郭团长指挥二、三两营分别从左、右两翼猛攻，土匪依据地势，在村庄外围顽强抵抗。

　　官军以机枪开路，迫使土匪逐次后退，终至阵脚大乱。到5点多钟，匪徒死伤300余人，匪首马老五被俘。部分匪首见势不妙，已开始率本杆匪往北逃窜。

　　这时，由200名骁勇官兵组成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已冲进村庄，刚进村，就看见一大群人正散漫地迎面奔来。官兵正要开枪，只见那些人高举双手，喊道：“不要开枪，我们是被架来的百姓！”原来，村里看守票房的土匪见官兵冲人村庄，遂不顾一切地往村外逃去。500余名肉票乘机逸出。

　　敢死队员问他们：“梅神父是否也逃出来了？”

　　有人回答说：“梅神父好像还在票房里。”

　　敢死队员连忙请两名肉票带路，直奔票房。不一会儿，他们已远远望见在一间颓圮的房屋门前，一个身穿中国农民服装、须发蓬乱的人，抬首向天，如老僧入定般地坐着。这正是梅神父。他已患病在身，衰弱不堪，根本无力行走，故仍留在票房。此刻，他正默祷上帝，祈求万能的主来拯救这世界上的罪人。正当敢死队员们兴奋地奔向梅神父时，忽听一声枪响，只见神父身子一歪，便倒在了地上。官兵们错愕之间，连忙举枪向开枪的方向射击，并猛扑过去，但哪里还有什么人！

　　这一枪，就是那凶恶的匪首刘排长打的。原来，刘排长一杆在战斗中伤亡颇大，他见大势已去，已准备率队逃跑，却猛然想起梅神父。他想，如果仍旧挟持神父而行，官军追击时，可当作护身符；事后也可作为与官方讨价还价的资本。于是，他匆忙带着两名匪徒赶往票房，刚跑到附近，就看见一大群官兵正从另一个方向奔来。他知道已经无法带走神父了，但他此刻心中充满对神父和官军的仇恨，于是，他隐蔽在一间屋后，举枪瞄准一动不动的神父，扣动了扳机。

　　子弹从梅神父右胁下进入，从左胁下穿出，鲜血染红了他身上那件肮脏的中式小褂。敢死队员们抬着他离开战场，就近送往设在平氏的福民医院抢救。“神父的伤势很重，身体又极度虚弱，情况很不好。”医院的大夫对安神父说。当9月6日萧耀南打电报要部队迅速将神父送往汉口救治时，梅神父已经处于垂危状态了。他吃力地对站在病床前的安神父、白神父说：“我劝他们改恶从善，但办不到。他们是魔鬼，不能得救。。”

　　因为肺部中弹，神父的呼吸在胸部发出“呼呼”声，他艰难地叙说着：

　　“。。他们连孩子都杀。。绑架了500多个儿童。。强奸妇女，公开地。。”

　　一阵猛烈的咳嗽中止了他断断续续的话，他的嘴角泛出许多带血的气泡。护士过来为他拭去，轻声劝他休息。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渐渐听不清了：

　　“我要去了。。上帝在召唤。。很愉快。。请。。”

　　9月6日下午4时，梅洛杜神父在福民医院因伤重不治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往平陆安葬，并由潘守蒸旅长出面募资，在那里办了一所医院，作为对他的纪念。

　　从6月15日梅神父被绑架，至9月3日被救出，他在杆匪中一共呆了70多天。在这70多夭中，根据粗略的统计，豫鄂两省土匪先后纠集了30余杆，共约一万数千人，横行两省10几个县，掳架肉票一千五六百人，杀死杀伤人民2000人上下，烧毁村庄、民宅无可计数。在这70多天中，官军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两省间追逐、围剿土匪，在华的法国、意大利外交官和天主教会则目不转瞬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和湖北军政当局更是忧心如焚地留意着匪情的变化。就在梅神父被救出之后，意大利公使还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严办地方长官的要求。当时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表示，处分地方长官是中国内政，本总长反对贵公使的主张。这，总还算维护了中国政府的一点尊严。但这与萧耀南本人属于直系军阀显然是不无关系的，否则萧耀南也就会成为第二个田中玉。

　　雷老么死而复活

　　惊魂甫定的萧耀南下决心大举剿匪。1923年9月间，他任命张联陞为鄂北剿匪总司令，限一个月内肃清当地土匪。同时，根据直系军阀首领之一吴佩孚的建议，这个月中旬，鄂豫两省代表在洛阳举行联席会议，任命郭任才为鄂豫游击队司令，负责两省边界地区剿匪军事。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吴佩孚、萧耀南的愿望肯定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随宗万林一道南下的刘心惠杆，一直到1924年仍在鄂北枣阳、随县一带为祸，而河南则从1923年底开始，就因老洋人的复叛而闹得昏天黑地了。

　　当然，官军的大举剿匪也不是全无成绩，至少与梅神父案有关的一批杆首后来都相继伏法了。刘排长、宗万林等杆从桐柏山柳树庄北逃后，潘、靳二部官兵咬住不放。9月中旬，匪首刘排长、马老六先后被擒，残匪逃往豫西伏牛山中。刘排长等人验明正身后，立即被砍头示众。报纸上也就很乐观地宣称“匪势衰微”了。

　　过了几个月，到1924年1月初，各报上竟又刊出一条新闻，令人们又惊又喜。当初在应山县掳架梅神父的首恶雷老么，早已传说于1923年7月中旬毙命于应山锡家山，却不料竟在汉口被活活抓住。原来，雷老么当时确曾中弹，但重伤未死，被他的参谋长陈大爷救出。二人改名更姓，潜藏民间数月。

　　雷老么伤愈后，因外间风传他已身亡，遂以为不会有事。二人携带劫得的金银珠宝，于1924年1月11日乘火车来到汉口。在大智门车站下车后，尽管二人化了妆，礼帽压得低低的，混杂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之中，但雷老么那高大的身材却依然引人注目。当时年关已近，为防匪盗流窜活动，车站里不仅军警众多，随时盘查可疑的旅客，更有各县派出的便衣侦探，游荡其间，警觉地审视每一张面孔。因此，雷老么刚刚走到剪票口，就被应山县侦探认了出来。两名匪首还未来及掏枪，10几名军警已将他们团团围住。二人只得俯首就擒，几天后，雷老么和陈大爷被凌迟处死。绑架梅神父一案，至此才算了结。

　　豫鄂军追歼老洋人

　　民国时期，在北洋政府统治年间，各派军阀不断混战，因而造就了一些颇懂得战略战术，而又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巨匪。1922年至1924年间活动在豫、陕、鄂诸省的老洋人就是其中之一。

　　老洋人之名的由来

　　老洋人并非洋人，他本名张庆，出生于河南省临汝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

　　因他长得身材高大，黄发深目高鼻，颇似洋人，所以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洋人”。这一带自古以来，即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部分，西有唐代都城长安（今西安），北有洛阳，东有宋代都城汴京（今开封）。

　　那时，中近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甚至欧洲人，到中国做生意，不免在中国这些地方留下些混血后裔。岁月流逝，沧海桑田，这些后裔自然早已为中国居民所同化；加之历年战乱，因而颠沛流离，落脚他乡，四处生根。在这些混血后裔的身上，间或会再现其先人的某些生理特征，恐怕也是不奇怪的，生物学上称之为“返祖现象”。据此揣测起来，老洋人身上或真有些洋人血统也未可知。遗憾的是，从老洋人上溯几代都是穷汉，这宗族家谱自然也无从查找。这种揣测，是耶非耶，也只能存疑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庆有一次听到别人说洋人如何厉害，他便愤愤地说：

　　“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因此人们便称他为“老洋人”。在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儿子怕老子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比“小洋鬼子”更厉害的，当然是“老洋人”了。这种说法也能找到支持的佐证，自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及民国历届政府对在华洋人都是竭力保护，不敢有丝毫损害的，以致连许多地方的土匪都严格规定，不许触犯洋人。因为只要不犯及洋人，官府的剿匪就总是马马虎虎的；反之，则要动真格的。而老洋人两次拉杆子起事，都敢去触犯洋人，绑架洋人，以致各地洋人听说他来了，都到处躲避，真如贾宝玉怕贾政一般。粗粗排起来，民国以来，土匪中最早绑架洋人的大概也就是他了。

　　张庆10岁那年，父母先后病故。他跟着哥哥张林艰苦度日，自小胆大、好打抱不平。1911年夏秋季节，他家乡豫西一带连遭天灾，官府征敛不己，张林、张庆哥儿俩跟着乡亲们一起投奔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豫、陕。

　　到1914年，张林牺牲，白朗起义也遭失败。张庆返回临汝老家，后改名张廷献，投入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率领的宏威军中当兵。

　　陕州守备当上了老洋人参谋长

　　本书《应城匪绑架梅神父》一章中曾介绍过，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赵倜企图联奉反直，结果宏威军被直系冯玉祥部打败，退往豫东中牟县，又被吴佩孚勒令解散。该军部分退往山东，大部则拖枪为匪，成为河南重要匪源之一。这时，张庆（张廷献）已在宏威军中当上了连长，也率领所部及散兵300多人拉杆起事。他从中牟南下豫西，一路经过宝丰、鲁山、栾川、卢氏等县，然后北向直指陕州（今陕县）。这沿路各县普遍是地瘠民贫，素来是蹚将产地。伏牛山、外方山、熊耳山、崤山几条东西走向的大山脉，从南到北依次排列，又成为蹚将们与官兵周旋的大好场所。因此，老洋人的队伍一路前进，一路不断有许多贫苦农民和人少势单的蹚将补充进来。

　　1922年7月中旬，老洋人杆子到达陕州城下时，人数已达数千人。

　　陕州守备丁保成闻说前来攻城的杆首名叫张廷献，便派人打探此人是否就是当年驻守灵宝县的张连长。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丁保成便开门请降，并邀老洋人进城叙旧。原来丁保成当年曾在灵宝县巡缉队担任副领官，与驻军张连长时相过从，关系甚密。当下，丁保成置酒宴请老洋人，并宣布全体士兵加入蹚将队伍。老洋人喜出望外，立即任命他为自己的参谋长。在此稍事休整后，杆匪按原定进军陕西的计划，西攻灵宝县，逼进潼关。驻守潼关的憨玉琨奉陕西督军刘镇华之命，率部东进援救灵宝守军。在陕、豫军的内外夹攻之下，丁保成建议老洋人放弃入陕的打算，沿豫陕边南下，就在豫西广大山区活动。

　　不久，老洋人队伍中已先后加入了张得胜、李明胜、任应歧、崔二旦、李老末、常建福、韦凤岐等大小30余杆土匪，达到七八千人，匪势大炽。老洋人被称为“老架子”，又称“总架杆”，也就是总杆首的意思。

　　解放后有些材料强调，老洋人的杆子是反对军阀跋扈而拉起来的，而且不拉票、不扰民，似乎很有些农民起义的色彩。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老洋人的匪队中相当部分骨干是赵杰宏威军的溃兵。我们已经知道，宏威军本来就是一支白天是官兵、夜晚是土匪的队伍，一旦溃散为匪，自然更是为非作歹。更何况赵倜、赵杰下台后，还有意指使旧部为匪、杀人放火，且暗中助以武器弹药，目的是使常住河南的吴佩孚和先后两任豫省督军冯玉祥、张福来等人不得安宁。这些土匪只有受军阀利用之可能，哪里会有反对军阀跋扈之动机！那些兵痞子，即使当初是善良百姓，但久历沙场，枪林弹雨司空见惯，陈尸遍地习以为常，心也狠了，手也辣了，杀几个人，烧几间屋，根本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

　　其次，那些为生活所迫而沦为蹚将的贫苦农民，其主要动机就是要通过土匪生涯，掠些钱财，抢个女人，以便使家庭能过上富裕日子，有个儿子延续香火，所以不抢掠、不绑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纵然老洋人有心不扰民、不架票，也无法阻挡他的部下这样做，否则，这些人就要离他而去，自立山头。况且，数千甚至数万人的匪队，每到一地，仅靠当地商会店东、地主老财供应吃住，显然是不够的。若是遇上官军围剿，大批匪徒困于一隅，迁延时日长久，贫困山区老百姓锅里、碗里仅有的一点粮食，自然首先是要供应那些土匪的。谓予不信，请看下文的具体介绍。

　　老洋人的活动，使直系军阀首领、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和河南督军冯玉祥大为不安。他们制定了三路合剿的计划，企图在豫西将老洋人股匪一举歼灭。但老洋人撕开重围，于10月23日向东逃窜，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中，10天之内，横贯河南省，从豫西一直打到皖西。其间，数千名匪徒高举着“河南建国军”的大旗，呼喊着“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以历史上农民起义口号作幌子），沿途经过鲁山、方城、叶县、舞阳、郾城各县境，在京汉线上打垮了靳云鹗陆军第十四师的狙击，进入豫东。豫东各县驻军根本未曾料到匪队来势如此迅速，措手不及，以至上蔡、项城、沈丘、新蔡诸县城，相继被老洋人攻占。

　　保安团长从温柔乡中惊醒

　　老洋人杆匪在新蔡县盘下后，他便找来几十名精明强悍的蹚将，令他们装扮成客商、小贩模样，各人给了一些银钱自去置办行头、货物，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之后，让他们离去。11月2日夜，老洋人大队人马来到皖西重镇阜阳县城下。

　　阜阳是皖系军阀、原安徽省督军兼省长倪嗣冲的老家。倪嗣冲从1913年起就在安徽担任最高地方长官，被封为安武上将军，所部称为安武军。至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他才避居天津。这些年中，他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在阜阳开了倪萃恒、倪瑞恒两家钱庄。他的女婿、现任皖南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的王普也在这里开了一家汇昌和钱庄。县城里驻有安武军一个团，团长倪金镛是倪嗣冲本族子弟；另有一个地方保安团，团长倪道煦则是倪嗣冲的亲侄子。

　　这天中午，倪道煦在城内请“花会”，满城有头脸的人物都到场。妓女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忸怩作态，笑语盈盈，官员士绅们倚红偎翠，丑态百出。晚间，两台大戏同时开场：德胜楼唱《九江口》，得月楼唱《白马坡》。

　　戏刚开场，城外的安武军营长派人送信说，老洋人直奔阜阳城而来。听戏的士绅们认为，城内有两团士兵，土匪乌合之众何能轻易攻得进来。但他们哪里知道，安武军的倪金镛团长到乡间去购买田地，至今未回；而保安团的倪道煦团长花会之后，即挟了两名妓女鏖战多时，此刻正在温柔乡中酣睡哩。

　　驻防的士兵只是依例派人上城值勤而已。

　　“城上的士兵兄弟听着，我们是老洋人的杆子。今夜想在阜阳城盘下，请你们打开城门！”城南门外，一个大嗓门的土匪隐在暗处对着城墙上喊道。

　　“不行啊！”城上有人答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还是走吧！”

　　“都是扛枪吃粮的，是朋友就帮个忙！要多少开门钱，咱照给！”大嗓门继续喊道。

　　城上城下，言来语去，过了好一会儿，渐渐变得粗野起来，于是开始对骂。听到一些戏滤或荤话，匪群中不时发出阵阵哄笑。突然，城上打下来一梭子机枪，打得泥土直溅。城下土匪也开始向上打枪，双方便交上火了。相互射击不多一会儿，城内火光顿起，传出一片混乱嘈杂之声，城门被打开了。

　　原来老洋人派遣的土匪，假扮客商小贩，早已暗携武器，在白天混入城内，此时听见枪响，便乘机动作起来。于是，杆匪大批人马顺利进城。

　　杆匪们由南向北，沿街见门就砸；砸开后，便放手抢劫；有时，抢罢还放火烧屋。他们进入各大商店后，便把在店的职工抓来，讯问大洋和烟土藏在何处。倪萃恒、倪瑞恒两家钱庄经理不在，汇昌和的经理爬到屋顶躲着，匪徒们就到处敲打，排仓库。排到之后，他们砸开库门，将白的、黑的一掠而空。

　　在一家茶庄，匪徒排到经理家的两名姨太太。一名姓张的匪首当众就在二人身上摸摸捏捏。一名老职工忍不住说了一声：“造孽啊！”匪首大发雷霆：“你们在这看什么？”厉声喝令全体滚蛋。

　　老洋人在阜阳不仅搜掠到大批银元、烟土，更大的收获是得到了倪嗣冲藏匿的大批武器——3000多支步枪、13挺机枪、200多万发子弹，甚至还有几门大炮。这对于经过长途跋涉、艰苦战斗的蹚将们来说，无疑是比什么都更宝贵的。临行前，他们还架走了县知事陈祖荫，王普的五弟，阜阳天主教堂神父、意大利人马福波，以及一批男女肉票。

　　后来，王普的五弟在土匪逃跑时，被带往河南，家人用1000块大洋赎回。

　　汇昌和钱庄的职员常兴周也被架往河南，因家境不宽，无法筹措1000元，白天被逼着帮助匪徒挑抬赃物，晚上则被吊打、灌辣椒水，两条腿肿得老粗。

　　后来他谎称近日将送钱来赎，得免再打，遂乘乱逃出。60多名花票被土匪带往豫西，根据家境分别勒赎万元、数千元不等，最低的也需500大洋。有钱人家派人从阜阳到豫西去赎，至于那些城市贫民无钱赎人，最后只得将亲生女儿弃置不顾。

　　匪徒开始在城南搜劫时，城北尚无动静，保安团士兵正准备集合早操，见有难民跑来，便问何事，得知土匪进城后，竟一古脑儿往北门外溜走。团长倪道煦在睡梦中，连衣裳也未穿好，被两名勤务兵架起来就逃。安武军驻军也早逃之夭夭。直到4日，曾任安武军统领、现任安徽督军马联甲，闻报老上司家乡遭匪，才急令皖北镇守使殷恭先率领25个营的官兵大举进剿。

　　老洋人见官军人多势众，情知不敌，便下令连夜纵火焚烧阜阳城。一时间，城内火光冲天，在商民一片哭喊声中，数千名杆匪背着、抬着劫掠的财物离开阜阳，于5日拂晓返回河南境内。随后数日内，土匪士气大振，先克息县，架走基督教牧师、美国人巴牧林父子；再陷正阳县，架走基督教伦敦会牧师、英国人贺尔门；继而掘断京汉铁路明港至信阳的一段铁轨；然后沿京汉线北上，相继攻下遂平、郾城等县。每当遇到官兵围剿时，老洋人就下令将抓来的真洋人推向第一线，迫使官兵们不敢开枪，眼睁睁地望着匪徒们呼啸而去。

　　老洋人奉命剿匪

　　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被绑架，引起了列强的抗议，北京政府自然是诚惶诚恐。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在保定发出命令，任驻扎河南的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为豫省剿匪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河南省内各军，围剿老洋人。

　　靳云鹗在北洋军队中是一名比较厉害的战将。11月14日，他指挥所部在汝南县境内，与老洋人杆激战6小时之久，迫使匪众经上蔡县向西南退却。这时，新任河南督军张福来派其嫡系陆军第二十四师一部，自开封南下，进至西华县夹击。吴佩孚的嫡系陆军第三师的一个团也从洛阳南下豫鄂边境，设防堵截。湖北督军萧耀南则派出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潘守蒸率两营兵力，沿京汉线北上，至信阳长台关一带助剿。靳云鹗自信剿灭老洋人股匪指日可待，便以剿匪总司令名义通告各军，悬赏缉拿老洋人，生擒者赏现大洋1万元，击毙者赏7000元，能救出外国人的，奖赏从优，加官晋级。

　　老洋人见己陷入四面重围，形势十分危急，便召集各杆首领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官军力量，打破其合围全歼的计划。他将匪众分为三股。第一股由李鸣胜率领，窜向豫东南大别山区，进入光山、固始等县。

　　第二股由他和丁保成率领，向西钻入泌阳县境山区中的母猪峡。第三股由张得胜带领，往南进入桐柏山区。这兵分三路的动作，不仅迫使官军分散了兵力，向四下里追击而去，而且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来的部署。到11月底，老洋人、张得胜两大股在官军重新调遣、部署的缝隙间，竟返回豫西会合，活动于鲁山、宝丰、郏县一带，并打出“河南自治军”的旗号，以老洋人为总司令。

　　12月下旬，靳云鹗亲自率领第十四师官兵，在飞机、大炮、骑兵、工兵的配合下，进驻老洋人控制的几县地盘。杆匪们经过前一个多月的转战，枪械损失很多，子弹也极匮乏；而且因作战死亡、沿途分兵等原因，人数也减少到3000左右，实力大减。但在他们的票房中，外国肉票已经达到7人。这是他们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既可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也可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官军所担心的也确在于此，所以靳云鹗在铁桶合围之后，除以飞机示威之外，并不急于发起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

　　经过几天往返磋商，官、匪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洋票，匪部改编为正式官军两个游击支队，共12个营，由老洋人、张得胜分任支队长，仍驻宝丰、郏县一带。靳云鹗还举行了接见仪式，并宴请两个支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席间，他以关圣爷、岳武穆为例，希望大家忠心报国，并建议每个人姓名的中间一字改为“国”字。靳云鹗当场兴致勃勃地为两个支队长改名，张庆（老洋人）改为张国信，张得胜改为张国威。

　　靳云鹗任务完成后，便返回防区鸡公山，再也不管什么游击支队了。老洋人以担负剿匪为名，收缴附近各县团防的枪械，吸收其中的人员，借以扩大力量；同时向上催要军饷。靳云鹗答复要他们“就地筹饷”，老洋人便堂而皇之地向当地官府和地主士绅派粮派款。部下有时见猎心喜，往往于夜间外出重操旧业，得手后即悄然返回营房。无论是派粮派款，还是偷鸡摸狗，首当其冲的都是大户人家。这些人往往与县里、省里、洛阳城里的官吏有些关系，他们便联名上书吴佩孚，恳求让老洋人移防。吴佩孚考虑让老洋人离开豫西老巢，可防止他复叛，便令该部“赴豫东就食”。

　　苏皖鲁豫陕五省军队围攻老洋人

　　1923年春夏之际，老洋人被任命为豫边游击司令，率部移防豫东归德（今商丘）地区，辖区包括宁陵、柘城、鹿邑、夏邑、永城等县。这一带较豫西略富裕些，该军在此一如豫西，令各乡村交粮交款，每亩地税从往年五角，猛升到一元几角。豫东素来栽种鸦片，老洋人以保护烟苗为名，每亩征收大洋6元。军服全交农妇缝纫，不付分文。

　　这里是苏、鲁、皖、豫四省交界之处，大小股匪如毛，老洋人暗中与各方联络，要求众匪首积蓄力量，待机大举。因此，当时的豫东，确实兵匪难分。本地土匪蜂拥而起，所过村庄，要庄户人每亩地捐麦2斗；外地土匪被追剿急了，以此为逋逃薮，休养生息。各县乡镇中，稍有钱财的都携家带口逃往县城借居，竟致县城房租骤涨。留下来的贫苦农民只得忍气吞声地受着土匪和变为官兵的土匪们的蹂躏。这些情况，自然通过当地官府土绅不断上达于吴佩孚、张福来，便是苏、皖两省也时有电报，通知河南当局注意老洋人，以免后患。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年7月间，当徐州地区巨匪萧春子被苏鲁剿匪司令陈调元追剿逃到永城时，老洋人竟一反常态地将其诱杀。

　　因为老洋人深知，像萧春子这样的著匪进入他的防区，是无法隐瞒的，苏鲁两省必定通报豫省。为取得吴佩孚等人的信任，维持自己尚不雄厚的实力，他不得不背着江湖骂名而将萧春子杀掉。

　　但吴佩孚仍不敢信任老洋人，这决不仅仅是因为老洋人在豫东扰民，因为这种问题在当时即使是正规军也是惯有的。作为直系军阀的吴佩孚担心的是，这个颇有计谋、懂得战术的土匪会被皖系或奉系军阀收买、利用。当时社会上正纷传皖、奉两系在游说山东、河南的各股土匪联合起来，骚扰直系统治地区，并说临城劫车案就是一例。而事实上，土匪在军阀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四川军阀内战中，确已明显表现出来。作战双方都极力拉拢、收编土匪，扩充自己实力。而那些未曾收编的土匪，只要随意在任何一方的背后骚扰一下，就无意中帮了另一方的大忙。左思右想，吴佩孚决定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10月间，他命令老洋人所部开到四川去，帮助站在直系一边的军阀杨森打仗，借此削弱甚至消灭这支招安队伍。

　　老洋人何等狡猾！他看透了吴佩孚的打算，借口饷械缺乏、部下蛮横，公然拒绝了吴大帅的命令。而吴佩孚自临城劫车案发生以来，就一直主张对土匪不能妥协、招抚，非痛剿全歼不可。此时，他不仅深悔当初招安老洋人，而且也获知，奉系已通过赵杰秘密联络老洋人，策动其倒戈。因此，他决心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他一面对老洋人好言劝慰，一面暗中下令苏、鲁、皖、豫、陕五省调集4万军队围歼。

　　10月上旬，山东郑士琦、江苏陈调元、安徽马联甲的军队从东面的三个方向往豫东运动，驻守洛阳附近观音堂的陕西军队和驻河南的靳云鹗、胡景翼等军则从西面的三个方向向豫东进发。吴佩孚的计划是，各路官军分赴老洋人部所驻守的几个县，各个包围，勒令交械，然后给资遣散。

　　然而，老洋人何等狡猾！他的探子遍布各地，道听途说加上内部消息，综合起来一分析，老洋人断定官府将有不利于我的行动。10月16日，他连夜下令各县部属迅速集中到鹿邑。第二天，永城、夏邑两县人马到达鹿邑。

　　宁陵县的人马于18日晨正准备出发时，探子来报，山东军队己越界赶到。该部急行军奔往柘城，同那里的一股会合，将县府库存钱粮和商店劫掠一空，并打开监狱释出囚犯，随后直趋鹿邑县集中。

　　10月19日，老洋人重新拉杆起事。他下令在鹿邑县城内放火，放纵部下大肆抢掠；然后分作两股，分别由他和张得胜率领，向西窜去。苏、鲁、皖三省军队紧追其后，但仅能攻击匪队后卫，收效甚微。靳云鹗坐镇许昌，指挥第十四师守卫京汉线，防止老洋人越过铁路窜回豫西老巢。他估计匪队一定会避开许昌，而从西南方向越过京汉线，因此特别命令郾城、遂平、确山等县驻军加强戒备，并备有运兵列车以便随时往来增援。却不料杆匪恰恰就从许昌附近插入。老洋人一股沿西华、扶沟、鄢陵、临颍等县，从许昌以南直趋京汉铁路，在临颍虽遇官军迎击，颇有损失，但终于越过铁路向西逸去。当该股杆匪经过铁路时，沿途车站急电许昌，以致许昌南下的火车开出后又吓得退了回去。张得胜一股则绕到许昌以北，从官亭越过铁路，虽也遇到官军阻击，却掳走了官亭车站站长。至此，吴佩孚的五省军队解决老洋人的计划彻底失败。

　　鲜血染红了丹江水

　　10月下旬，老洋人重返豫西，在宝丰、鲁山至南阳一带的伏牛山中恃险顽抗。虽然在突围过程中，他的人、枪、子弹损失不少，却很快得到了补充。

　　他在攻打鲁山县城时，就仅用喊话形式，允诺给以金银钱财，便换取了守城官兵的开门揖盗，并获得了大批枪械子弹。而活动在豫西的其他杆匪则纷纷前来合杆。例如原在苏鲁边界的范明新股匪，窜入河南后，屡遭打击，范明新死后，余匪全部投入老洋人麾下。又如，一向在登封、伊川之间活动的姜明玉，也率众南下合杆。因此，老洋人杆的势力不仅很快恢复，而且得到扩大，人数达到六七千人。

　　老洋人复叛，成为洛阳吴佩孚的肘腋之患。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也大为震惊，因为根据情报，皖系政客已派人与老洋人联络，并邀请丁保成到天津设置通信机构。曹、吴下令，限期捕获老洋人。河南督军张福来亲自坐镇许昌，指挥官军进剿。靳云鹗则奔走前线，视察敌情，随时调度。老洋人仍采取分散官军兵力的做法。他指派姜明玉率2000余人向西北突围，自己则领着4000余人南下。姜明玉一杆分出后，最后又与张得胜合杆，暂不叙述。

　　这里仅记者洋人一杆的情况。

　　老洋人南窜的目的，是企图暂时避开河南官军的追剿，而进入湖北。从11月4日至14日，他带队从鲁山出发，经叶县、方城、南阳、泌阳等县，抵达豫鄂边界的湖阳镇。这段路并不很长，但杆匪竟用了11天时间，与1922年10月他们用10天时间横贯豫省相比，一方面表明了此次官兵的围堵使匪队行动受阻，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匪势似乎确也不如当初之盛大。杆匪到湖阳镇后，即受到湖北襄郧镇守使张联陞所部的阻击，被迫向东进入泌阳县母猪峡。以桐柏山为中心的豫鄂两省大小杆匪纷纷前来合杆，一些乡镇团防也被迫携械投降，老洋人股匪势力猛增，竟达万人左右。

　　老洋人与丁保成等商议后，决定避免与官军正面交锋，取道湖北进入四川，利用川省军阀混战的形势，重新打出一个局面来。他们自母猪峡冲出，沿豫鄂边界向西，一路经过唐河、新野、邓县，时时越过省界试探一下，企图窜入湖北。河南官军获知老洋人准备出省，于是在匪队后不紧不慢地追赶，意在将土匪送出豫省了事。而湖北军队则沿边界处处设防，不让土匪进入鄂省。杆匪在两省军队的挟持之下，左右动弹不得，愈发焦躁起来。

　　11月23日，老洋人股匪兵临豫南浙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凭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杆匪头目们指挥匪徒抬来绑扎好的长梯，数百名灌手短打装扮，手持盒子枪，背插大刀，站在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等待时机冲上去。

　　“灌啊！灌啊！”陡地，喊声从四野里轰然响起，夹着密集而猛烈的枪声，汇成一股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

　　云梯上去了，灌手们哈着腰紧跟着，借着射击时的亮光，可以看见有人倒下。但灌手们并不后退，他们顺着云梯，向寨墙上攀登，不断有人从梯子上掉下来。在一片“灌啊”、“杀啊”的吼声中，灌手们终于翻过寨墙，打开了寨门。大队土匪冲进李官桥，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杆匪竟将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丹江，尸体随波浪冲去，寒风怒号，江水呜咽，似在控诉土匪为祸之惨烈。据后来的统计，仅浙川一县被烧房屋就达2.6万间，被杀人民达4326名。

　　老洋人股匪终未能渡过丹江，于是继续沿边界西进，并勒逼着在李官桥附近掳来的百姓肩扛、背负土匪沿途抢来的物品。凡不胜负荷者，便一枪打死在路旁，沿途弃尸遍地，惨不忍睹。

　　11月下旬，匪徒终于在官军堵截的缝隙间进入湖北省境，直抵郧阳（今郧县）城下。土匪仍企图以甘言诱使守城官兵开门并提供子弹，但未成功；便架炮轰击，用云梯攀城。守城刘营长率500名士兵奋勇抵抗，土匪连攻三日未克，只得在四乡劫掠一番离去。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匪徒则攻进了郧西县城，布满四乡，盘踞多日，作为休整。

　　他们除勒令乡民供应饮食之外，还四出搜寻年轻妇女，挟至营盘进行轮奸。遇有怀抱婴儿的少妇，杆匪就将婴儿夺过，弃置于地，然后挟妇而去；稍有反抗，即被戕杀。匪徒人数众多，动作野蛮，被奸妇女几乎无不致残。

　　一名孕妇遭多人轮奸，当场血崩身亡。另一名12岁幼女被奸后，气息奄奄，次日丧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郧西匪祸中，幼女妇人被奸致死者达二三百人之多。土匪为害社会，由此可见一斑。

　　当老洋人盘踞郧西时，豫陕鄂各地小股杆匪纷纷前来投伙。一些霸将更是乘机混入打劫行凶或加入大杆。因此，匪势迅速增至惊人的程度：人数超过3万，拥有骡马2500头，新式来复枪5000支，手枪300支，机枪、小炮各数架，其余则为旧式长枪、鸟枪、大刀等。但尽管人多势众，毕竟是乌合之众，且子弹不足，影响作战能力，因此老洋人打算西南行、入四川的计划难以实现，却被湖北官军驱向西北，进入陕西境内。

　　贺福女士蜜月丧偶

　　陕西军队吴新田和张治公、贾济川等部早已闻讯设防狙击，大军将老洋人股匪围困在商雒山中的龙驹寨（今丹凤县）。这时，西北地区军阀，如甘肃的张兆钾、宁夏的马鸿宾、青海的马麒等人，听说老洋人入陕，也惊恐万分。因为一则当年白朗起义时，即是循此道路而深入甘肃的，二则这几个省区都有各自的匪患，所以他们担心一旦老洋人继续西进，各地匪势会猛烈地高涨起来。于是备省军阀纷纷要求加派驻军，架设军用电话，以防万一。

　　再说商雒山，它属于秦岭山脉的东段，山势险峻，隘口极多，官军极难攻入。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即以此山为根据地之一，屡仆屡起。老洋人在商雒山中与官军周旋了大半个月后，猛然挥师东南行，返回湖北，沿郧西、郧阳、丹江（今均县）、老河口（今光化县），直逼樊城（今襄阳）。匪队浩浩荡荡，首尾不相望，沿途县镇村寨居民无不战战兢兢，唯恐焚掠之祸临头。

　　樊城及各县的外国传教士和侨民昼夜避居于汉水船舶上，一旦有事，即驾船远驶。湖北官军只敢远远追踪、守望，认为土匪人数实在太多，不能贸然进攻。老洋人在官军的护送下，经过樊城，进入枣阳地界。

　　12月26日夜，老洋人率众攻陷枣阳县城，焚毁县署和数百间民房，打死、打伤商民、士兵200余人，绑架人票数百名。

　　尤其令中外震惊的是，杆匪架走了美籍女传教士吉伦，击伤美国传教士贺福夫妇。贺福夫妇是前两天在鸡公山举行了婚礼，返回枣阳过圣诞节的，却不料“新婚幸福”、“圣诞快乐”之贺语，言犹在耳，却双双中弹倒地。

　　未久，贺福教士又不治而死，新婚之妻顿成未亡之人，蜜月之欢遽作丧偶之哀，殊可叹息。

　　杆匪随即北窜进入桐柏山区，在豫南各县分小股骚扰，以等待说票。吴佩孚和鄂、豫两省当局函电交驰，调兵遣将，悬赏1万元，急欲救出吉伦女士。教会方面则派人与匪徒接洽说票。土匪开价10万元，另加步枪、手枪各500支，双方无法谈成。这时已是1924年初，在鄂、豫、陕各军前堵后追豹严厉打击下，杆匪深感子弹不足，先后来合杆的小股土匪也纷纷离去。恰巧赵杰派人前来告知，他在豫东尚藏有大批枪械弹药，可供使用。老洋人遂派出一股匪徒前往豫东提械，自己则率大部人马，挟持吉伦女士北上，准备返回豫西老巢休整。匪徒到处张贴布告，声称回家过年，明春再来。

　　往豫东的一股在靳云鹗第十四师的打击下，未能如愿，便从京汉线石桥站与临颖站之间折回豫西。匪势之大，使护路军警退避三舍，仅用电话通知京汉线上下行的列车回避。当时南下的5次车停在许昌，北上的4次车停留偃城，各达几小时，待匪队通过后，方才开行，造成随后数日的火车误点。

　　此事为中外人士获知传播，一时诧为奇闻。

　　老洋人是被谁打死的

　　再说老洋人一股历尽艰苦战斗，总算返回豫西，却己成强弩之末。土匪从1923年11月初南下开始，至此时已经两个多月，其间奔窜豫、鄂、陕三省3000余里，昼夜行军，连续作战，实已疲惫不堪。尤其是返回豫省之后，所到各地，商民畏之如虎，坚壁清野，逃亡一空，匪徒人数庞大，无从就食，人心浮动，怨声渐起。1924年1月上旬，杆匪被官军围困在郏县西北山中的老爷顶，穷困日蹙。老洋人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发怒。1月12日这天，老洋人忽然传话召集各杆匪首议事。众匪首愁眉苦脸刚刚坐定，只听得老洋人猛地大喝一声：“李二黑！”

　　李二黑急忙站起，只见老洋人怒目圆睁，指着他大骂：“好你个狗娘养的，胆敢背着我私通官军！”

　　“没有的事儿！”李二黑辩道。

　　“哼！”老洋人一声冷笑，说，“想瞒我老洋人，你是做梦！给我带下去砍了！”

　　这时参谋长丁保成和一些匪首纷纷起身求情。老洋人一挥手：“这不干你们的事！我不能让这小子坏了规矩！”

　　然而，老洋人错了，他不知李二黑的事正与丁保成相干。原来丁保成见目前形势千钧一发，曾几次婉转向老洋人试探，可否与官军谈判招安。但老洋人自当年收编险遭官军暗算之后，就定下规矩：本杆绝对不许提及招安之事。丁保成遂暗中与几名亲信匪首商议，与其坐困待毙，不如先与官军谈判；事成之后，老洋人也许能顺水推舟，同意收编；若他执意不从，那么或允其自寻生路，或干脆逼他就范，迫不得已时也可用武。于是，李二黑奉派与官军接洽，不料行动为老洋人手下侦知。老洋人不知这已是众望所归，认为仅是李二黑一杆的行动，故决定杀一儆百，以固军心。所以他坚决不从众人所请，执意要杀。

　　这时，丁保成环顾众人，大喊：“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老洋人再没想到多年得力助手会说出这般话来，当下勃然大怒，陡地从座位中跳起，掏出手枪。只听一声枪响，老洋人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原来是另一名主张招安的匪首见情势不妙，早已摸住枪柄，此时抢先击发，将老洋人打死。当下丁保成对众匪首说：“我们数人已决定向官军投诚。诸弟兄愿意跟咱一道的，当然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也不勉强，可将自己的一杆人马拉走。”

　　众匪首见老洋人已死，失去重心，于是部分人带领本杆径自逃窜，其中有的被官军消灭，被绑架的吉伦女教士也因此被官军救出。丁保成等人则率领部分杆匪向南阳镇守使马志敏所部尤营投诚。投诚的匪徒得到官兵供应的食物，因饥饿多日而狼吞虎咽，有的食之过多，竟致撑死数十人之多。马志敏得到部下报告的喜讯后，立即发电报向河南督军张福来请功，电称该部“生擒老洋人之伪参谋长丁保成”，“老洋人在老爷顶被魏营及尤营击毙”。

　　老洋人匪祸是民国时期为害最烈的匪祸之一。其人数之众、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杀人之多，都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然而若不是两次掳架了洋人，以及有可能受奉、皖两系军阀的利用，曹锟、吴佩孚和豫、鄂两省当局也未必会如此认真地追剿。但就是在击毙老洋人之后，该股土匪势力也远未肃清。从1924年1月中旬开始，无论在豫在鄂，在城在乡，老洋人余部各股杆首大多仍打着“老洋人”的旗号，一时间两省似有百十个老洋人同时为祸。

　　其中，老洋人的副杆首张得胜收容了残部，与姜明玉股合杆，继续在豫西打家劫舍，焚掠绑架，人数迅速从1000发展到3000，到这年年底竟又达到1万余人。他们仍号称“河南自治军”，横行于洛阳以南的嵩山山脉中，附近官军闻风丧胆，竟不敢前往围剿、交战。

　　东三省红胡子蛇蝎心肠

　　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国民军系的冯玉祥合作，于1924年10月推翻了直系军阀的中央政权。但张、冯二人却又同床异梦，勾心斗角。当段祺瑞在天津主持庆祝会招待各派人士时，冯玉祥在赴宴之前，特地把唇上的八字胡给刮掉了。而这种八字胡须在当时被认为是代表了军官的威严的，因此有人便问冯，何以如此。冯玉祥反复强调“胡子不好，胡子不能要”。在宴会上，各方人士自然不免要惊诧于冯玉祥刮光的面颊，于是大厅里充满了关于“胡子”的议论。这使张作霖大为恼怒，于是在祝酒时便指桑骂槐地辱骂冯玉祥，以致宴会不欢而散。

　　冯玉祥为什么要在“胡子”上做文章？张作霖为什么听到议论“胡子”便极其光火？这是因为东北人把土匪称作“胡子”，而张作霖恰恰就是土匪出身。当着张作霖的面议论胡子，无疑是指着和尚骂贼秃，揭了他的丑底。下面就介绍一下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胡子的情况。

　　斯库尔金考察红胡子生活

　　辛亥革命之后，俄国有一名人类学家斯库尔金到中国的东北考察土匪生活。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北部地区政治、经济势力都很大，在哈尔滨等城市里还有俄国租界。斯库尔金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一个绰号“活虎”的人。活虎年纪约60出头，外表看上去，与东北的老农并无二样，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透露出果决和野性。据说，他原先是一名匪首，因年龄大了，厌倦了山林荒野的生活，而定居在城市里。当地的中国官吏和俄租界官员都知道他的历史，但是，谁也不敢去触动他。因为他在附近的土匪中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一言九鼎。得罪了他，就意味着世界将从此不太平，土匪会不断地进行报复性的骚扰，甚至杀死那些官吏；反之，一切则要好得多。

　　斯库尔金向活虎说明了来意之后，活虎眯缝着双眼——那样子，使人想起一只正在休息的老虎——思考了一会儿，又猛地瞪大眼睛，直视那个俄国人，半晌才说了一句：“你得懂规矩！”

　　“当然。”斯库尔金知道活虎的意思是要保密，不泄露匪巢的地点，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那好吧。”活虎简洁地表示了同意。

　　斯库尔金跟着活虎离开城市，向附近的大山里走去。不久，他们进入一片古木参天的森林。阳光从高高的树顶上照下来，在积满落叶的地上洒下斑驳的光，空气湿润而清新，使人忘却了这是一次通往匪窟的旅行。树木渐渐疏朗起来，前面出现了一道小溪，沿着溪水向前走了一会儿，对岸的一片空地上，有一座圆木造成的很大的房屋。

　　两个人进去时，看见屋里大约有五六十人。这些人都很平静，似乎早已知道活虎要带一个“大鼻子”上这儿来。乘活虎与一名匪首低声交谈的功夫，俄国人类学家浏览了一下屋内的情景，四周是一排白木板钉成的长凳，也许就是床，因为上面还铺着草席。屋子中央有一个很大的烧木柴的火炉，炉子上有一口特大的铁锅，里面正炖着什么，发出肉的香味。屋子的顶部和四壁被炉子长年累月散发的烟熏得黑糊糊的。但是，不论是倚在墙边的，还是拿在乎上的武器，却都是擦得锃亮，在屋里昏暗的光线下，发出金属的光泽。

　　斯库尔金还看到迎门的那面墙上，有一个神龛，里面安置着一个被熏得乌黑的神像——后来他才听说那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一个将军，名叫关公——神像前摆着香炉和烛台。

　　斯库尔金所看到的，就是东北地区数以千百计的股匪中的一股。这些土匪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胡子”或“胡匪”，是因为东北土匪的祖师爷们当初劫掠时，为了起恐吓作用或避免被人相认，身穿奇装异服，挂着红色的假胡须，所以又称“红胡子”；因当初大多数土匪都骑马，故还叫“马胡子”。

　　根据斯库尔金的要求，一个中年匪首特地向他介绍了土匪的组织情况。

　　匪首说，红胡子就同军队一样，下面要绝对服从上面，一个地区的红胡子还要服从一个最高首领。这个最高首领被尊称为“大爷”。

　　“大爷一般不在野外跟队伍活动，而是居住在当地的中心城市里。”匪首说到这里，不自禁地望了望不远处的活虎。那个人正眯缝着双眼，坐在一个树桩子上吸烟。

　　匪首继续介绍说，大爷在城里合法地做生意。一方面可以用赚来的钱购买武器弹药，一方面可以通过官方或社会下层了解官兵的动向，把情报通知给山中的红胡子。一般的红胡子都不知道大爷是谁，只有少数头目与他有联系。

　　这名匪首还强调红胡子的这种组织，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当然，这无疑只是一种传说或故意夸张的说法。退回去一千年，东北地区还是渤海国和契丹国的时代，以渔猎为主的游牧部落，哪里会有什么红胡子呢？即使到了明代，这里居住的满人也还处于奴隶社会，地广人稀，不可能有健全的土匪组织。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东北胡匪起于明末。当时明朝将领毛文龙镇守皮岛（今属朝鲜，改名椴岛），据说深得军民拥护。后来，兵部尚书袁崇焕设计诱杀了毛文虎，毛的部下大半便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成为最早的胡匪。

　　而胡匪之盛，则当始于清末。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庚子义和团运动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东北地区深受日、俄帝国主义的茶毒，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便有人铤而走险，以抢劫为生。其中有野心的不逞之徒与战后的散兵游勇相结合，乘机而起，称霸一方，世代相传，遂使东三省红胡子在民国时期闻名全国。

　　胡匪的规矩和黑话

　　东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

　　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匪徒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为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匪徒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被人民政权土改清算的，要搞阶级报复；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破坏革命。关于这种土匪，下文还要介绍。

　　第三种叫棒子手。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

　　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

　　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东北土匪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内部的规矩和忌讳，也反映了匪徒们的心态。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曾有一次，一个小孩见一个男人在吃东西，便问：“你在吃包谷吗？”

　　那人竟勃然大怒，说：“不，我吃的是木头！”这男子便是名土匪，因为包围的“包”字也在忌讳之列。

　　东北土匪还有一种黑话，叫“三番子”。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写到杨子荣进威虎山时，记载了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传播，全国各地甚至连3岁小儿也都会说上几句土匪黑话。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东西，既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内容，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的问答。例如，问：脸红什么？答：精神焕发。问：怎么又黄啦？答：防冷涂的蜡。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种三番子非有三年五载为匪的经验，是不能透彻地掌握其诀窍而灵活运用的。杨子荣能在剿匪斗争中迅速掌握、运用，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是他们的“上帝”。黑龙江著匪谢文东就是这样，他经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定凶吉。许多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匪首，在匪群中都是八面威风、颐指气使。

　　其实，据当过胡匪首领的人交代，匪首带领胡匪就像带领胡狼，时时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有的头目可能不服大掌柜，随时可能篡权；便是一般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马上动刀动枪，不顾后果的。所以一般的匪首都是少言寡语，一则显得城府极深，一般匪徒莫测其高深，只有敬畏之份；二则可以暗自盘算谁可能有异志，谁的言行反常，该采取什么对策等。许多匪首一辈子都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在大群匪徒的簇拥之下，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

　　东北匪首一般都有一个绿林报号，反映出该匪首所处的时代特征、习俗和意向。例如，“战中华”、“战九洲”、“战北省”、“东边”、“中霸天”等，反映了土匪的狂妄野心；“绿林好”、“青山好”、“松江好”等，反映了土匪活动的地域环境；“草上飞”、“云中雁”、“穿山甲”、“常胜”等，则反映了土匪的幻想、愿望。有的用匪首的姓名、绰号或去掉姓氏后的名字做绿林报号，如“老北风”、“小白龙”、“刘二敢子”、“（孙）

　　长海”等。也有的用该股土匪的特点做报号的，如吉林浑江地区匪首曲振广手下50多名匪徒，行走如飞，即自报“滚地雷”；“白马张”则显然因为匪首姓张，常骑白马。

　　土匪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伙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好，相安无事。砸窑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不逞之徒前来投奔。

　　东北胡匪常有些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抢的。例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均在规定之列。民国初期，著名的马胡子、绿林报号“白马张”曾亲自订过13条纪律，约束部下。

　　其中规定：本山主发飞马牌香烟为标帜，在外地吸此烟者，即须互相援助，违者立斩；关东毗连外国，对洋人不仅不能开差，且须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凡愿入山为么者（匪中排行最小者），须本山20人以上介绍，并认某人为师，经师切实保证，方可入山；本山为膺介（其他股匪）所侵扰，须尽力援救，违者重罚；泄密者杀无赦；抽签执行死刑者，虽骨肉至亲不能宽贷，如有退缩或纵放，杀无赦；开差所得九成开拆，二成归公、一眼线、四公摊、一奖赏此次出力人员、一抚恤历年伤亡弟兄家属；入山为么者，另可正当谋生，但医卜星相皆不得为，尤不能为官，入山又为官者，杀无赦。

　　东北的国际土匪

　　日俄两国势力渗透到东三省，东北土匪的活动往往带上了国际色彩。吉林省和朝鲜交界处的二十道沟，位于长白山区，日本人在此开办木材厂，掠夺中、朝两国的森林资源。1923年5月，胡匪来此劫掠，架走厂内职员、工人30余名，其余日本管理人员及家属吓得逃过边界，避往朝鲜。中国官兵前往清剿，反被匪击败，死6人，被俘20余人。这年6月22日，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南满铁路上，胡匪劫车时曾打死过日本列车长。

　　另一方面，外籍土匪也在东北境内为非作歹。1923年七八月间，吉林延吉、安图县的马贼唐英魁、郭振发，抚松县的姜奎老、张二标等股匪，与朝鲜籍土匪合股，企图袭击安图、抚松、通化、临江、长白诸县。日本浪人或特务则混入中国匪队之中，参与打家劫舍，与中国官府作对。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诱杀卢占魁股匪时，就发现其中有6名日本人，只得移交日本方面处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大批白俄逃往中国，东北尤多。其中不少沙俄旧军官便组织或参加土匪队伍，在中国境内建立根据地。

　　例如，旧党匪首石礼耶夫就潜匿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中俄边境一带。中国政府虽通令缉拿，却无从抓获。他们有时武装骚扰苏俄边界地区，有时则在东北各地为非作歹，从事刑事犯罪活动。

　　1927年8月27日夜间10时半，从哈尔滨经绥芬河开往海参崴的26次列车，行至亚伯力车站与石头河子车站之间。这一带山路崎岖，路轨不平，火车不得不缓速行驶。这时，铁路两边枪声骤然四起，密如连珠，车厢玻璃纷纷碎落，车厢板被子弹打得“扑扑”直响。山野问同时响起一片喝令“停车”的叫喊。司机既不愿停车，又不能加速，仍自缓缓而行。陡然间，机车撞到了什么东西，“咣”一声终于停了下来。这时，大批土匪自两边蜂拥登车，将旅客驱入车厢一角，搜劫随身所携的钱物，并将座位上下的行李掷到车外。列车长、押运员及路警巡官三人曾试图抵抗，均被击伤。其余路警只得垂手而立，等待土匪来收缴他们的枪支子弹。

　　令人奇怪的是，胡匪对中国旅客不问男女老幼，锱铢必取，对俄国旅客却分文不动。有人从车窗往外看去，才发现匪首竟是一个白俄“大鼻子”。

　　匪徒劫掠了大半个小时，押着一些人质离去。司机下车察看，原来车头前铁轨上堆满了枕木。路警们将障碍搬去后，火车方能前行。后来查实，匪徒架走50余人，劫去财物达6万元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胡匪总数当在10万人以上（包括热河地区，即今辽宁、内蒙接壤地区）。其中黑龙江为最多，人称东北胡匪的渊薮。吉林省临江地区从1918年至1931年的13年中，人口大约在10万人上下，但其间记录在案的匪案就有数千件之多。许多人世代绿林，有的则是全家为匪。濛江县匪首王太平，其母当初就为匪多年，他兄弟6个，除1人当兵外，其余5个都是土匪。

　　小牛倌一句笑话送了性命

　　土匪在抢劫绑票的过程中，手段残忍毒辣。1926年，黑龙江省勃利县巨匪孙荣久将一个姓张的人票，用三根绳子上下绑在一根扁担上，用刀子刮他的肋骨，然后往肉里揉盐，用烙铁烙他的前胸后背。当这户人家久久送不出赎金时，孙荣久又将肉票的耳朵割下，捎给苦主家。

　　1927年，吉林临江地区红土崖五道峡有个12岁的小牛倌，晚上东家对他说：“睡觉时小心点，当心土匪！”小牛倌一无所有，便开玩笑地大声说：

　　“土匪来了怎的？还能把我××割去？”没想到，这话竟被土匪听见。第二天，小牛倌便失踪了。东家和乡邻在村外沟里找到了他的尸体，生殖器真的被土匪割去。

　　1936年4月，吉林匪首“中山好”将一名姓张的人票衣服扒光，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肚子鼓起来之后，再用杠子把水压出来，如此折腾到死为止。

　　为侵华日军作伥鬼的土匪更是凶残万分。1935年12月，吉林浑江地区投日卖国的汉奸土匪孙玉礼把一名抗联家属妇女抓到八道江审问，该匪与日本兵将这名妇女轮奸；然后把她带到黑沟村，强迫抓来的20多名群众再轮奸她。最后，该匪竟惨无人道地用烧化的蜡烛油浇在她的下身上，使这名妇女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下死去。

　　土匪对老百姓如此丧尽天良，对其溜子中犯规的人处罚也极其残酷。如果有人投靠了敌对一方或开小差，被抓回来；如果有人出卖溜子内部的人或秘密，被发觉了，那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手段有：挖心——看看红心还是黑心；挖眼——让他再也看不见什么秘密；还有枪毙、火烧、活埋、“背毛”

　　（勒死）、“挂甲”（冬天扒光衣服，往身上泼水结冰甲），等等。

　　由于胡匪一般都有武器，因此对社会的威胁更大。20年代前期，黑龙江省每股胡匪往往都有千人上下，枪械充足，凶悍异常。当时“东北王”张作霖及其许多部下，虽系胡匪出身，但此时身为权要，对骚扰他统治地区的马胡子也是要出兵围剿的。1923年7月，张作霖曾指示，将东北划为五个剿匪区，分兵围剿，互相策应。但胡匪不但能对抗官军，甚至还敢于主动进攻。7月15日，活动在黑龙江省的、绿林报号“西九胜”的数百名马、步胡匪，携带机关枪，包围攻打绥芬河地区的勃兴镇边防哨所，兵匪发生激烈枪战。官方派一营士兵前往救援，却不料“西九胜”得到另一股胡匪陈东山的帮助。

　　兵匪战至两败俱伤，方才结束战斗。

　　当然，在官军的进剿下，毕竟有些势力小的胡匪被消灭，有些则因被追剿无路可走，只得投诚。但这些红胡子往往匪性不改，或扣留肉票继续勒赎，或骚扰住地商民百姓，或诈降以待机再起。

　　“九·一八”以后，胡匪的分化

　　30年代，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土匪相比较，东北土匪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当时东北的政治形势而造成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随后又成立了伪满洲国。在民族矛盾激剧上升的情况下，东北胡匪也产生了激剧的分化。

　　在国难当头之时，有的胡匪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帜，把枪口对准日军和汉奸。辽西胡匪盟主高振鹏等，便是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胡匪受日军、汉奸的收买，甘心为虎作伥，更加重了国破家亡的东北人民的苦难。1931年9月26日，一伙胡匪在日军的收买、指使下，悍然炸毁了由沈阳皇姑屯开出的102次列车。这趟列车满载中外逃难民众近千人，结果死伤500余人。长白山地区著匪邵本良，被日军收编，委任为“东边道剿匪少将总司令”，利用日本人提供的大批武器，来围攻抗日联军，极为凶恶。

　　1931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利用汉奸、上海《国民月报》驻沈阳特派员凌印清，指使他收编各地胡匪，为日军效力。凌印清随后在辽宁省海城县沙岭镇成立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由日军提供步枪300支、手枪24支、机枪6挺、子弹7万发。他还委任胡匪老北风、天龙、中华、得好、青山、宝山等为旅长，图谋进攻当时东北军政当局暂驻地锦州。

　　为消灭这股助纣为虐的胡匪武装，在锦州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一面派公安总队进剿，一面暗中派人潜往匪部，向部分匪首晓以大义，促使他们决心反正。11月4日，伪自卫军第二旅旅长、胡匪老北风以宴请为名，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仓岗繁太郎等16人一网打尽，全部枪决。各股胡匪顿时分崩离析，伪东北民众自卫军随即瓦解。

　　穷凶极恶的“中央胡子”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军投降。各地胡匪和溃散的伪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拦车架人，复又横行于白山黑水之间。国民党为抢先在东北取得立足之地，在抗战胜利前后急忙派遣人员在东北各地联络胡匪，收编了一批胡匪出身的伪满军、警武装为所谓“先遣军”，授予匪首将、校军衔和司令、军长、旅长等职。人们把这批被中央收编、而又从事土匪勾当的胡匪，称为“中央胡子”。

　　合江省的刁翎地区，位于依兰、桦南、勃利、方正、林口五县交界处，五县分管，但五县都不管，因此素来是胡匪渊薮。该地有牡丹江等三条江水流过，其南有甸子，盛产大豆、玉米、小麦、水稻，外围是深山老林，有丰富的野味：榛子、蘑菇、飞禽、走兽。刁翎镇过去叫兴隆镇，确也名副其实，有上千户人家，酒坊、油坊俱全。因此，胡匪编了一首歌谣：“刁翎甸子赛北京，难舍难离三道通，伤心落泪莲花泡，要吃要喝到刁翎。”1945—1946年间，在刁翎地区就有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张荣久、车礼珩等好几股中央胡子近万人在此聚集、活动。他们破坏当地民主政权建设，杀害干部、群众，骚扰交通，无恶不作。1945年冬，张雨新占领勃利县时，下令大抢三天、强奸三天。他和孙荣久、谢文东等匪部共5000余人，从双河镇向三道岗进犯时，沿途要钱、要粮、要车马、要女人。许多土匪头目看见漂亮姑娘，就强迫成亲。勃利、林口两县经土匪洗劫，百姓饥寒交迫。

　　农民只能吃橡子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衣裳穿，只能躲在屋里、炕上，下地时披个破麻袋。入夜，大屯小村家家关门闭户，悄无人声。小孩哭了，只要说声“胡子来了”，即吓得收住哭声，直往大人怀里钻。

　　1945—1946年间，仅合江省就有30多股大的胡匪，挂着“中央军”的番号，为非作歹。松江省宾县的中央胡子残酷地杀害、迫害翻身农民。他们把抓来的农村干部绑上四肢，放在院子里抽打。被打的人痛得翻来滚去，胡匪便咬牙切齿地问：“翻身了吧？”在宾安，胡匪抓到人民自卫队员，不但枪杀，而且用火烧，还到处抓捕、毒打自卫队员家属。

　　吉林省今浑江市范围内，当时有大小胡匪160多股，匪徒1560人。至于独来独往的棒子手，几人成帮的小匪伙，更是遍及各地。该省抚松县境内的著匪于福，乘解放军正规部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之际，在后方大肆破坏人民政权，企图迎接国民党，以接受收编加封。1946年1月，股匪窜到松江一带打家劫舍，绑架解放军侦察员。这年春节前，他见形势不利，假装归顺，暂保一时之安。随即，他乘正月十五元宵节、军民联欢之际，又把人马拉出“起局”（起事）。

　　此后，他一直顽固地与人民为敌。3月，在乌梅沟拦截车辆，抢劫物资；4月，在小山村伏击抚松县大队车辆，杀死押运人员。于福还伙同其他匪帮伏击抚松县大队，杀害战士11人以及双阳县县委书记乔海涛。

　　这年8月，当地剿匪小分队追剿于福匪帮，一直到辉南县境内才将其打垮，许多中小头目被迫投降。于福本人率残匪潜逃，至1948年春才被捕获，交人民政权审判枪决。

　　东北的胡匪源远流长，几经变迁，颇有地方特点，其最后被消灭，当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这一内容，本书后面有专章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川滇黔棒老二虎狼手段

　　西南云、贵、川三省在民国时期，匪势之烈是决不让于其他各省区的。只是由于三省偏于一隅，交通不便，与中原、沿海各省联系较少，故这一地区之匪祸对外往往不为人们注意。

　　大棒老二的规矩和行动方法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然昔时也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恶评。在这个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省份，似乎自古以来就时常发生动乱，所以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就提出过“治蜀宜严”的教训。民国时期四川土匪滥觞于1911年。其时，保路运动在川省如火如茶地展开，素有“屠夫”之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倾其全力镇压这次反帝爱国的群众请愿活动，却不料各地土匪乘机蜂起。不久，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独立，新旧政权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斗争上，无暇顾及广大农村的匪患，致使匪势坐大，抢劫杀人案件屡有所闻。

　　1916年初，蔡锷护国军北上讨伐袁世凯，自云南进入四川；袁世凯派10万大军援川，双方在四川大战。袁世凯死后，1917年9月，南方发动护法运动，与北方军队在四川又有战争。这两次战争中，作战双方都曾招抚土匪，扩编成军，以壮实力。战后，匪复为匪，溃兵裁兵又加入其中，匪势更见其盛。

　　川人称土匪为“大棒老二”或“棒客”。解释起来，当是清末民初时的土匪并无枪支子弹，甚或连刀矛之类武器也很缺少，仅以一根大棒袭击或威吓过往单身旅客，劫取钱财而已。到前述两次战争过后，川匪武器自然今非昔比。其后四川省内军阀混战不已，兵匪循环变迁，土匪枪械更是大有改观，不仅刀、棒之类早已弃置不用，便是老式毛瑟枪也不屑一顾，人尽新式来复枪、手枪等。但民间对土匪仍习用前称，或简称“老二”（土匪也自称“老二”，或以正规军队为“老大”也未可知。二匪相遇，伸出食、中二指，即彼此会意为同道中人。

　　川匪种类可分两档。第一档是零散土匪，时聚时散，称“斗板凳脚”，犹如夏日纳凉摆龙门阵时，每人端一张小板凳围坐一道，话毕又各自拎板凳回家。第二档是成群结队的股匪，称为“拉大棚子”，大概来源于土匪往往在山中、荒野搭棚子聚宿之意。这一档又可分为两种。一种称作“土棚”，一般人数在千人以下，只有长短枪，而无特别厉害的火器，实力较弱，不能远飏，故以“土”称之。另一种叫“广棚”，其人数在千人以上，甚至三五千人，且拥有机枪、小炮等武器，其实力可与军警正式交火；更有的与军警方面有联络，消息灵通。为什么称之为“广”，则有两说。一说取“广大”

　　之义。另一说则认为川人习惯称美好、优胜的东西为“苏气”、“广货”（大概因江苏、广东的货物在川省评价较好的缘故），所以用“广”字形容该大棚子实力优胜。一般而言，广棚可以在联合行动中控制、指挥土棚。

　　四川土匪抢劫、绑架行动的计划，十分严密、周全。首先，他们豢养一批地痞流氓，叫作“钩钩”。这批人大多住在沿江码头、繁华市镇上，或在客栈当差，主要是搜取情报，如谁家有钱、有鸦片，客商携带、托运什么货物，何时出发，等等。其次，想方设法收买“点手”。这是熟悉被抢架人家情况的人，如银子埋在何处，衣物藏在哪里，家中几口人、几间屋，前后门如何开，等等。作案时，点手要到场，随时指点。第三，找带路的向导、称为“长二”或“带线子的”。这种人了解哪条路近便，有无民团防守，周围地势如何。点手和长二不属土匪团伙，在抢架后都可分润油水，但如有虚报或失误，则要处死，用布袋装尸沉入河底。最后，土匪还要雇一批强壮汉子，带上箩筐、滑杆，装抬物品和被架的人。这批搞运输的被称为“驮牛”。

　　川匪有历代传下的规矩：“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就是说，阴历这几个日子，是不能外出行动的。一般作案都选在阴历二十几没有月亮的夜晚。白天，匪徒都离开巢穴，到市镇街上游荡，黄昏时分，便到野外或破庙中集中，由舵把子统一提调指挥。众匪徒各有分工：尖兵、排扇子、护货、堵后门等。出发后，沿途不得喊名字、喧哗，靠拍手或口中发出“咋咋”声联系。接近目的地时，还要“熛签张子”敬神。

　　到被抢架的人家后，分配排扇子的便撞门而入；如果是大户人家，门又大又紧，便搭人梯翻墙进去，这叫“冲围子”；进去后，再排房门。有的事主“马子魁”（即力量大、有武器），匪徒则事先准备好人手对付。一般事主闻得狗咬或动静，往往挟带细软从后门逃走，故排扇子时即有匪徒警戒后门。土匪进房后，看守事主、检渣渣、挖掘金银等，均专人负责，毫不紊乱，约莫半小时左右，便有人招呼“下了”，随即结束。在抢架过程中；事主或左邻右舍会呼喊：“打抢人啦！”匪徒则不言语，一面警戒，一面继续搜抢。

　　当地民团闻讯后，一般只是跟着咋呼几声或朝天放几枪，并不真的行动。如果有真行动的，那么就有一场接触战了。

　　抢到的东西，斗板凳脚是大家到一约定地点，当场分赃。大棚子则要回山后才分。分赃原则是，有枪、有子弹者多提；枪还要分好、坏枪；徒手者分些不值钱的。这种抢劫称为“捶窑壳”，另有勒索和绑架。

　　勒索时，土匪将一张帖子贴在事主门上，叫“巴帖子”。帖子上写道：

　　我军眼下无法维持军饷伙食，向你暂借若干数，限期内交至某处，否则烧房子惩诫。绑架在川匪称作“拉肥猪”，男票称肥猪，女票称“母猪”，绑架孩子则称“抱童子”。川匪对肉票看管很严，赎票前始终捆绑着，有的还蒙上眼睛、塞住耳朵，有的藏在盐洞里，因此放出来时，往往都成残废。有的孩子被关死了，埋掉后插个牌子做记号，待家属送来赎金后，便将埋葬地通知他了事。

　　匪徒抢走了《福音书》

　　1923年，四川省一二十名军阀——小至团长、旅长，大至省长、督军，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大打内战。各军不仅无力剿匪，而且千方百计地拉拢、利用土匪。当时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入战争，当时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其时，川南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各县大棚子林立，有人估计总人数在10万左右，长短枪达六七万支。重庆为通都大邑，驻有重兵，土匪不敢入内，但出城一二十里即不安靖。重庆对河南岸野猫溪有百十名匪徒，枪械刀棒俱全，入夜即在四乡“排扇子”、“捶窑壳”，得手后还鸣枪示威。军队追之不及，团练则不敢出动。

　　与重庆隔嘉陵江相望的江北县，因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接处，较为繁盛。

　　1923年入夏以来，城外土匪啸聚，又与散兵合流，匪势益炽。仁里、旱土沱、张关场、龙王场等地，纵横一二百里地面，盘踞着数千名匪徒。附近团练集合前往清剿，反为土匪击败，一次就被打死10几人。后有一团官兵往助，才击退股匪。舒家场附近聚匪数百，村镇居民携家带口纷纷外逃。匪徒恼羞成怒，将全镇数百家房屋付之一炬。8月间，江北县为御匪，修理永平城门，城外匪徒反得以自由出入，一月之间，城内匪案不断发生。

　　江津县巨匪曹天全拥徒数千，8月9日攻劫该县白沙镇梁董庙、西牛场一带，烧房数百家，杀人200余，奸淫掳勒无所不为。合江县九层崖附近聚匪达万人，在长江和赤水河上向过往船只勒索“保险费”。巴县歇马场一地，仅川省内战爆发以来就连遭三次大的匪劫。8月中旬的一次，匪徒奸抢烧杀后，又拉走“肥猪”数十人。其中一地方士绅因积极筹办团练御匪，被匪徒捆绑后，以枪托击碎后脑，又肢解数段，其状惨不忍睹。由于土匪的肆虐，重庆附近四乡八镇，乃至一些县城中稍有资财的人家，相率迁入重庆市内居住，致重庆人满为患，房价顿昂。

　　重庆上游的沪州，当时驻有一个旅的军队，后因内战需要，于3月间被川军总司令、省长刘成勋调往北边隆昌、永川等县作战，沪州城只留一个连驻守。南边六个县的各栅土匪以陈云武（绰号大眉毛）、郭建章（绰号郭老外）、牟荣华（绰号牟公道）等为首，共约2000人，于3月25日拂晓袭击沪州。匪徒攻进城后，守军掘起街道石板，筑成工事进行抵抗，打死匪首郭老外之后被迫退出。土匪大肆劫掠，陈大眉毛自任城防司令兼永宁道尹。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沟渠纵横，满目森林，遍地庄稼，本是一个富庶的好地方。自军阀混战以来，百姓在兵匪交攻之下，苦不堪言。南起长江边的永川县，向北经荣昌、壁山、大足、铜梁诸县，直抵川北绵阳等县，在在有匪。据当时熟悉匪情的人粗略估计，土匪枪械在万余支以上。

　　土匪为祸，官兵无力，各地士绅百姓纷纷自办团练，以抗匪患。有时虽也能御敌，但团练在人数、武器、胆量等方面显然不及亡命之徒的土匪，故往往仍为土匪所乘，前述江北县团练即是一例。更有把持团练的劣绅，将团练视为看家护院的武装，而不顾百姓死活。1923年7月20日，大股土匪进攻铜梁县三教场。全镇被焚，被拉“肥猪”1000余人，被杀1000余人，粮食牲畜悉为匪劫，损失以百万计。该镇团总彭应麟闻报匪警，即卒团了武装保护妻妾逃走。待匪徒逸去，他才从容返回，声称损失子弹若干，急需补充，又勒索居民1万余元，实则补偿他的住房损失。至于被拉的人票，彭应麟不闻不问，最后由乡间士绅父老与匪棚谈判，请求土匪暂缓撕票，待秋熟后售谷得款赎回。

　　有些地方居民寄望于外国教堂的庇护，但也往往落空，因为面对川省土匪，洋教士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巴县与綦江县交界处的接龙场，匪棚甚多。每当匪至，当地富裕居民即携带财物避往当地法国教堂。

　　一日，匪徒实难甘心，竟持枪冲入教堂，法国神父前来阻挡，被匪捆绑，以枪抵腹，喝令交出所收容的富绅。神父自恃洋人，态度强硬，怒斥诸匪。正相持间，华籍教士出面劝告土匪，勿伤及洋人，引起国际交涉。匪徒遂径往教堂内寻找居民人等，幸华籍教士已安排众人躲避，土匪遍寻不着，才悻悻离开。1923年8月间，绵竹县两名英籍基督教士卫德珊、华德各携一华籍仆人，前往茂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州）发放基督教福音书。数人行至白云山间，二仆在前探路，二教士在后约50米处相衔而行。忽来10余名匪徒呐喊鸣枪，二仆急藏于乱石丛中；待匪徒杂沓而去，发现两名教士均已死难，诸人所携书籍行李，悉被抢去。未知匪徒劫得这些福音书后，是否会虔心“忏悔”。

　　土匪悬赏捉拿官吏

　　土匪的猖獗给四川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定，人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均受到巨大障碍。壁山县每逢赶场日子，商民脚夫往来于壁山、重庆之间，途中须经波罗山，该山怪石嶙峋，匪徒常隐于其间，持快枪马刀，突出打劫过客。行人稍有抵抗，则毙命于刀枪之下。尤其脚夫因受雇于人，货物损失后无力赔偿，故往往与匪争执，因而被杀害者甚多。行人不得不避开此山，绕道而行。巴具各地，凡持钱粮、布匹行于途者，不约集数十人，不敢启程。有一在县城读书的青年学生，自忖身无长物，独自返家，途中被匪刺7刀丧生。自贡地区的自流井井盐收入甚丰，当地军阀刘自乾据此年收入为1200万元。土匪对此十分眼红，每每欲夺此肥肉，刘自乾特地派兵驻守保护盐井。一次，大股土匪袭来，士兵不敌而逃，在井操作的工人、农民躲避不及，被匪徒抓住殴打，多数受伤，有的竟被割去双耳及手指。1923年绵阳一带蚕桑收成很好，但因土匪横行，经营茧丝的商人望而却步，以致当地丝市停滞。曾有心存侥幸的商人在绵阳城内购得价值万余元的白厂丝，不想刚出城20里，便被土匪全部抢去。土匪的活动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是不言而喻的。

　　20年代开始，四川土匪较之过去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土匪组织严密。清末民初土匪大抵为“斗板凳脚”，多为无业游民、地痞无赖，临时纠集，劫后当即分赃逃窜，以避官府缉拿。此时则人数众多，内部团结，以积年老匪为骨干，以溃兵、裁兵参与策划指挥，流氓、无赖、兵痞为基本力量，因此无论在谋略上、在残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

　　其次，以前土匪以抢劫财物为第一目的，此时则以招安为第一目的。这是因为四川历次军阀战争中都有一批匪首当官，刺激了土匪的官瘾。20年代的四川内战中，就各派军阀而言，他们既希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又生怕土匪背后捣乱，因此纷纷招抚匪队，委以旅长、团长等职。就土匪而言，朝为匪首，暮为军官，富贵利禄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就社会渣滓而言，由匪而官，既为终南捷径，何不泼出一试？于是匪众益多，匪势益大，越是力足以抗官军、战团练者，越容易受招安，当大官。据统计，1923年间，四川省内各军共约二十二三师人马，竟有70％为招安的土匪队伍，人称“老二队伍”。所以无怪乎远在河南的巨匪老洋人也急于要跋涉千里，到四川来以求一逞了。

　　第三，往日为土匪怕官兵，而今竟是官兵怕土匪。四川官军当然也有应地方官府士绅之请，前往剿匪的，然匪焰嚣张，往往敢与两三个团的官兵对阵。川军第六师师长邱华玉与川东边防司令汤子模在沪州交战时，邱华玉亲率两排卫队往前线督战，不料行至九层崖，与股匪猝然相遇。双方枪战多时，邱华玉身负重伤，后虽被救出，最终还是身亡。江（津）巴（县）壁（山）

　　合（江）峡防司令印时安在率队剿匪时，竟被匪徒捕俘杀害。奉吴佩孚之命入川增援杨森的黔军支队队长也在行军途中被土匪所杀。至于军中下级军官、士兵死于土匪之手的，自然更多。土匪还千方百计劫夺军队枪械子弹。

　　四川督军刘存厚驻军绵阳，自陕西运进枪械，行至广元县为土匪劫去子弹12车，机枪一挺、大炮一尊。黔军袁祖铭以援川前敌总司令名义率军入川作战，在内江被土匪劫走长枪2000支，气得暴跳如雷。入川作战的陕军第七师进攻开县、渠县时，土匪每每在其后方骚扰，专劫枪支弹药，令其苦不堪言。川军悍将赖心辉击败杨森军队后，乘势东进，却不料在荣昌、永川两县间的邮亭铺被土匪腰击，拦劫武器，竟至大乱，几乎溃不成军。土匪伏于后方，扼守险隘，出没无定，骚扰军队，夺其饷械，官军谈虎色变；有心痛剿，却又如拳头打跳蚤，有力使不上。更有可笑者，外省各地都是官府、军队悬赏缉拿土匪，四川土匪却公然张贴告示，声称保护百姓，且悬赏求购官吏的人头，川匪之猖狂可见一斑。

　　国民党统治时期，四川广棚数量减少，但土棚和斗板凳脚却照样猖獗。

　　匪首们有的与地方官府、军警勾结；有的被收抚当上民团首领、谍查人员，却照样干土匪勾当。大竹县匪首蒋朝奎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省府得到民间诉状太多，遂点名责令县府缉捕归案。但因蒋朝奎与地方官员有亲戚关系，在监狱中也享受特殊待遇，敲诈勒索其他犯人。匪首王子英自首后，被任命为大足县便衣队长，“以匪治匪”，其实他在暗中遥控一伙匪徒在外县拉大棚子，坐地分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都迁往四川，然川匪的嚣张气焰并未收敛多少。1941年的一天夜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副官余蜀良在成都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订了一排前排座位，招待一批妓女。妓女尚未到时，有一麻子男人却坐在空位上。余蜀良穿着军服、身披大衣，神气十足地走过去查票，发现此人购的是后排票，便要他让座。那人往里挪了一个座，余蜀良仍要他让，他又让了一座。余蜀良再要他让时，那人陡地站起，指着余的鼻子大骂：

　　“你以为老子是谁，这么好欺负？老子认得你，姓余的王八旦！”

　　余蜀良年轻得志，素来趾高气扬，今天在众多观众面前如此受辱，气得发抖，便掏出左轮手枪。不料那麻子竟也迅速地掏出一支20响连发手枪，对准余蜀良骂道：“你狗娘养的敢动，老子就先搁起你！”

　　这时，在场的一名土匪出身的谍查员大喊：“余蜀良，动不得，这是客！”

　　余蜀良一听，知道对方是土匪，便不敢再动。那人气冲冲地离开座位，跳上戏台，对台下众人说：“老子是袁子才袁麻子，今天是买了票来看戏的，我就不相信会在这里翻了船！”他指着余蜀良说，“老子今天受了气，二天来跟你这娃娃再斗斗！”

　　骂完之后，袁麻子手提短枪，扬长而去。在场军警商民鸦雀无声，更无人敢上前阻拦。

　　原来袁麻子与成都市疏散区谍查主任、原新繁县著匪何载之是兄弟伙，而成都大戏院又是袍哥大爷刘家兴开的，所以，袁麻子虽仍为土匪，却敢于深入成都市来看戏，并大耍威风。

　　贵州的“关羊子”和“赶烟会”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千山万岭，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

　　许多地方可耕地少，日照又短，因而物产贫乏；加之交通不便，商业不够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贫困。民国时期，贵州军阀自成体系，或相互征战，肆意杀戮，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或明里服从中央，暗里大搞独立，横征暴敛，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许多山区农村，农民鹑衣百结，常有女子无衣无裤，仅用破布前后围裹遮羞。十三四岁女孩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又须操持家务劳动，进进出出，竟习以为常。黔西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的女子无论年龄几何，总得等到许了婆家，由婆家送布匹为聘礼后，才第一次做衣服穿。至于盖的被子，农民因无钱买布匹、棉花，只能用枯稻秧编成草垫盖在身上，更穷困的山区则用玉米叶铺地，人钻在里面睡觉。如此贫困的生活，自然迫使大批人铤而走险。所以，当时报纸称贵州土匪“千百成群，无处不是”。而老实、善良的农民头上，则又加了一层恶运。

　　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拉肥猪”与其他各地一样之外，还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一种是“关羊子”。贵州各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此每逢一定日子，四乡农民均到一固定集市交易，以家中所产之物品出卖或换取所需的物品，当地称作“赶场”。每逢赶场之日，土匪大清早即携带大批绳索，埋伏在各山路要道处。待赶场农民、小商经过时，匪即冲出捆缚，置于山坳间，这就是“关羊子”。如此再三，估计赶场人不会再有了，匪徒便将“羊子”逐个搜剥，农民的几斤鸡蛋、若干包谷、身上破衣，都尽数掠去。这种打劫方式，只要“羊子”不进行反抗，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农民的些许生计往往也就因此而被断送。

　　另一种特色叫“赶烟会”。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曾装模作样地三令五申禁止鸦片烟。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阿芙蓉之癖的人无处不在。因此，全国各地只要土壤适合种烟的地方，都在暗中种植。

　　其中官府、军队明里查禁，暗里保护并抽保护费者有之；土匪逼种并强行收采者有之；烟民武装保护种植以抗官兵者有之。而贵州省尤为奇特。该省土壤、气候极适宜于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是极有名气的。贵州省议会因该省地穷民贫，又无大宗特产进入国内市场，所以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故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是为“赶烟会”。例如，1923年6月间，从贵阳城起运烟土千余担，用船载沿清水江（入湖南后称沅江）运往湖南。土匪闻讯，沿江布置了千余名匪徒，伺机而动。湖南黔阳县只得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迎船护航。

　　贵州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土匪对洋人并不买账，即使是小股土匪也照样敢绑架洋人。1923年下半年，有一名美国医生携眷属自湖南来贵州，抵达铜仁县时，当地团防局长即告知黔省土匪横行，劝其返回湘省，或稍缓行，待调派官军护送。该医生自信“我是外国人，若遇到土匪，向他们说明，定可放行”。一行人出城不远，果然遇上土匪。匪徒哪管洋人、土人，照样拉“洋肥猪”，不过将女眷释放而已。待家属急忙返城报告，官兵来寻，匪徒早已踪影全无。美国领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急忙打电报要求当地军阀唐继虞火速营救。唐继虞只得派人与土匪接洽，备款赎出这名美国医生，方才了事。

　　国民党统治时期，贵州匪患依旧。30年代，安顺地区有4名积年巨匪，人称“四大天王”，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哄小伢儿时，说声“四大天王来了”，小孩即乖乖地不敢哭闹。1937年4月，当地驻军在一次剿匪中，将“四大天王”一网打尽，遂用站笼关押，置于县城卖票展览。城内和四乡居民皆大欢喜，纷纷扶老携幼前往参观，指匪痛骂。

　　云南省长死于上匪乱枪之下

　　云南省各方面条件较贵州优越些，然匪祸同样不减贵州。仅1923年8月，就有法国传教士11人，先后在大理地区被土匪掳去，一名英国人则在昆明附近被架走。昆明市附近十里外的村镇，经常收到土匪勒索巨款的恐吓信。

　　如果村镇按土匪要求交款纳贡，土匪可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不来骚扰该地；反之，则要烧杀抢架。一些大镇只得每年向土匪交纳1万元，以求一年安稳。

　　民国时期云南土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直接参与当地军阀的政争，且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试以20年代初为例。早在1921年冬，云南下台军阀唐继尧就准备从广西打回滇省，重新夺取统治大权。时任云南总司令兼省长的顾品珍调兵遣将，武装拒唐。此前，顾品珍曾痛剿云南巨匪吴学显，但未能将吴匪捕获。这时，吴学显重新啸聚于昆明以南的通海县一带，达万余人。

　　唐继尧遂利用吴匪对顾品珍的仇恨，暗中派人任命他为宣抚使，作为内应；同时还设法收编其他各地匪首，例如活动在昆明以西、大理以东的著匪普小洪等。

　　1922年初，唐顾战争爆发，土匪武装立即大显威风。2月间，吴学显在蒙自、开远一带打垮顾品珍部第六混成旅，击毙旅长赵燧生；3月，又在蒙自县出奇兵包围了顾品珍的总司令部，匪徒猛烈冲锋，乱枪打死顾品珍本人及左右将佐20余人。普小洪则在镇南（今南华县）将从昆明城内逃出的顾军击溃。时随军逃跑的代理云南总司令金汉鼎和迤南巡阅使罗佩金被冲散，后者旋即被匪徒活捉。普小洪亲自审讯罗佩金，目的是要他交出所收藏的财物，遭到拒绝。普小洪下令将罗佩金的衣服全部剥光，在他身上涂满烂泥，置于太阳下暴晒。烂泥紧贴在皮肤上，水分被蒸发后，泥巴收缩；牵扯着皮肤，痛苦异常。等到干裂的泥土往下掉时，就连皮带肉一齐扯了下来。虽经如此折磨，罗佩金始终不松口，普小洪遂下令将其枪杀。可叹罗佩金这位当年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将军的参谋长，竟如此惨死在残忍的土匪手中。

　　龙云怒擒普小洪

　　唐继尧终于打回云南，再次成为独霸全省的统治者。他自然不会忘记给他帮过忙的各位绿林好汉，吴学显、普小洪等人都加官晋爵。这里只说普小洪，他是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昆明城。但一些当年山林朋友仍在于老行当，他们中间，过去有的人从未进过昆明城，有的人偶尔进城也是躲躲藏藏，如今有个老朋友在城里当官，都借机会来昆明逛逛。他们大大咧咧地进城，说一声“找普小洪”，便直入普宅，吃饭留宿。普小洪一则讲求江湖义气，二则也考虑狡兔三窟，多几个江湖朋友也是一条退路，因此对来者一概热情接待，并时时透露些官方剿匪动向，俾使朋友们有所预防。渐渐地，省府及军警部门也有所察觉；省城内流言纷起，认为普小洪暗中结纳匪徒，有可能重操旧业，届时昆明城内只怕不得安宁。省保安司令龙云派人暗中察访，却未发现明显迹象，因此便未触动普小洪。

　　龙云有一名副官名叫李坤，原是普小洪为匪时的部下。此人精明能干，招抚后即被龙云要去，因他对土匪的动静起止规律十分熟悉，在省保安大队剿匪过程中，每每出力立功，故深得龙云的信任。1923年11月间，李坤在昆明城外不远的地方发现当地著名匪首唐某，便率众将其擒获，送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龙云剿匪极为严厉，凡捕获的盗匪不问首从，一律枪决示众；这次自然依例将唐某处死。唐某在昆明、大理一带为恶多年，不服招安，早为官府所忌、百姓所恨，此时被杀，民心大快，当地政界、民间无不交口称赞李坤的能干。

　　却不料此事大大惹恼了普小洪，他与唐某本系绿林旧友，此次唐某被逮，是在到昆明城看望普小洪返回后。普小洪一痛老友丧生，二恨旧部之叛己，痛恨之余，遂生歹意。隔了些日子，普小洪发请柬邀李坤来私宅叙旧，共进晚餐。李坤见旧日上司、今日同僚柬请，便带两名随从，欣然如约前往。席间并无他客，唯普、李二人杯觥互斟，欢言甚洽。到晚间9时左右，普小洪假称如厕，到门房对正在与卫士们饮酒谈笑的李坤两名随从说：“李副官与我饮得正在兴头上，他暂时还不想回去，要你们俩先回去告诉一声，免得家里等急了。”

　　随即他命人给两名随从一些赏钱，两人醉醺醺地也不多问，便上路了。

　　到了半夜时分，李坤家中见李还不回来，怕他喝醉来不了，又怕路上出事，便打发两名随从返回普宅探询。普小洪满脸惊诧神情：“李副官还没到家？

　　他已走了一会，也许你们走岔了，这会儿该到家了。”

　　两名随从又急忙赶回李宅，却仍不见李坤，于是沿途反复寻找，直至天明，依然不见踪影，情知不妙，便奔告龙云。龙云听罢前因后果，断定李坤为普小洪所害，于是一面派出密探暗中察访，一面亲赴省府，面见唐继尧，列举他所掌握的普小洪通匪证据，陈述李坤被害之可能。唐继尧连连摇头，表示不信，认为不见尸首，不能证明李坤已死；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捕捉普小洪。龙云无奈，只得再命部下在普小洪住宅附近仔细侦察。匆匆几星期过去，李坤仍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杳无消息。

　　一天夜晚，保安司令部的两名便衣看见距普宅约半里路外的电灯杆下，有一群野狗在土中爬寻一物，便走过去，驱走野狗一看，竟然就是李坤的尸体。因时值冬令，故虽过了几周，尸体仍未腐烂。便衣迅即禀告龙云，龙云令人悄悄将尸体深埋，并严禁将发现尸体的消息外传。他直奔唐继尧处，要求立即逮捕、处死普小洪。

　　唐继尧依旧摇晃着脑袋，不肯同意。在他看来，两年前自己武力返滇，多亏普小洪等绿林好汉相助，如今为着杀个把人的小事，而翻脸不认人，江湖上的朋友不都要骂自己忘恩负义吗！于是，他对龙云说：“杀普小洪，怕不合适。你现在还不能证明李坤就是他杀的嘛！李坤捕匪多，仇人自然不止一个啊！”

　　龙云据理力争，指出李坤如在返宅途中为他人所杀，当暴尸街头，何以会被掩埋？

　　唐继尧无言以对，沉吟半晌，便息事宁人地建议：“我看，就由我出面，要普小洪拿出个几千两银子给李坤的家属；你再到李家劝劝，冤家宜解不宜结嘛，就和平解决了吧！”

　　龙云坚决反对，他认为李坤就是因为剿匪卖力、捕杀唐某，才被普小洪暗杀的。如果剿匪者无辜被杀，通匪者反倒杀人无罪，那今后还有谁敢出力剿匪？二人反复争论许久，最后，龙云愤然起身，解下武装带放在桌上，说：

　　“我这保安司令就是负责剿匪、维持治安的，如果不杀普小洪，我也无法再干下去，只得向您辞职了！”

　　唐继尧被迫在龙云和普小洪二人之间做出选择：普小洪虽然对自己有功，但龙云功劳更大——他不仅支持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维持社会治安，而且还是云南土著出身，对稳定省内少数民族情绪有重要作用。如果为了普小洪而失去龙云，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他站起来，走到龙云的身边，把武装带递给龙云，笑着说：“老弟，别发火，就依你的意思，好吧？”

　　12月24日清晨，保安司令部一队士兵全副武装，来到普小洪住所，一进门，便严令宅内人员一概不许乱动。随后，一部分士兵拥上普小洪卧室所在的北楼。这时普小洪刚刚起床，见士兵闯入，便厉声喝问：“干什么的？”

　　一名为首的军官回答说：“龙司令因为李副官在贵府中喝酒后，失踪数周，恐怕藏在这里，特派我们前来寻找！”

　　普小洪闻言变色，大声喝令：“给我滚出去！”

　　普身边的一名亲兵顺手抄起一根木棒，向士兵们打过去。几名士兵立即将那亲兵抓住，一齐用力，竟将那人从楼窗中抛出，“噗”地一声跌落在庭院中，当场丧生。普小洪见势不妙，急忙扑到床头，从枕下取枪。这时，士兵们一拥而上，把他抓住捆紧，押往保安司令部，其结果，自然是死路一条。

　　昆明、大理附近，匪祸尚且如此，边远地区当可想见。云南南部与缅甸、老挝交界的广大地区，既有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更有茫茫苍苍的原始森林，在这些地区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刀耕火种，披荆斩棘，在这里开辟田园，建设村寨。由于交通不便，这里产的粮食与外地的盐和日用品，均由往来于山林间的马帮运输交易。然而在山间小路旁，林中树丛后，就埋伏着凶恶的匪徒，他们像山里的蛇、林中的豹，突然扑向马帮，杀死赶马人，劫走马匹和驮子。这些土匪还拦路抢劫背着背篓赶场的百姓，明火执杖地焚掠边境两旁村寨集镇。由于地处蛮荒，官军势力远不及此，所以云南边境地区的匪患年复一年。

　　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军队逃亡此地，既无出路，又无粮饷，遂整师、整团地转化为土匪，由于枪械精良，危害地方更为酷烈；当地原来的土匪又与之合股，成为云南边境地区一大灾害。这一灾祸，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剿匪部队，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才得以最终消除。

　　山东数十县警耗频传

　　古时山东“响马”是很出名的。那时的客商带着银两、货物，南来北往，都要经过山东地界；朝廷向江南各省征收的钱、粮，通过大运河漕运，也要经过山东。那林间、山中、湖畔、水边，会突然飞出一支发出哨声的响箭，紧跟着就会从四面涌出一批强盗，喝令“留下买路钱”，若无反抗，便顺顺当当地将钱物劫走；若遇上保镖的镖客或护送的官兵，还免不了一场厮杀。千百年来，强盗，或称强人、剪径的，代代相传，一直不断。

　　到民国时期，山东省仍是匪患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北部沿渤海的各县境内，河网密布，芦苇丛生；东南部黄海沿岸岛屿星罗棋布，此均为海盗出没的场所。西南部南起微山湖，中经大运河，北至梁山泊，又有水匪隐匿其中。中部地区津浦铁路、胶济铁路一纵一横，劫车案时有发生。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本书中均另有专章叙述。本章只介绍除上述而外的、横行于各县的土匪活动和官府剿匪情况。

　　1923年七八月间，山东各地有40多个县（占当时全省县份的一半），同时向山东督军田中玉和省府告急，请求派兵剿匪。其中小股土匪被当地驻军、民团打退，或确系流窜而未酿成大祸的，因未加报警，尚不在内。田中玉之后，历任山东军政当局首要的熊炳琦、张宗昌、孙良诚、韩复榘等人，也始终面临着匪祸严重的局面。其中张宗昌下台后，反留下了许多溃兵扩大了土匪的队伍。

　　为便于介绍，兹将山东划分为三大块地区——山东半岛（鲁东地区）、鲁西南地区、直（河北省）鲁交界地区，分别加以叙述。

　　孙百万称雄胶东半岛

　　先看山东半岛。这一地区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德军在此守备甚严。因此战前仅沿海各地有海盗伺机上岸，劫掠后便扬帆远逃，不敢深入内地。1914年下半年，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派兵进攻山东半岛，攫取原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从此，土匪开始大批出现。日本人为操纵土匪与中国官府作对，还不断地向匪徒出售武器弹药，致使匪势日炽。

　　其时胶东地区最大匪首为孙百万。此人由毡帽小贩成为拥有2000余徒众的巨匪。以胶州湾的薛家岛为巢穴，活动于即墨、高密、昌邑、胶县、潍县、诸城、安邱、日照等县。至于文登、荣城、牟平、莱阳等县，则另有他股土匪。

　　1922年4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奉军大举入关。山东省正在津浦线上，奉军若能在直隶获胜，南下山东乃是旦夕之间的事。因此济南市内人心惶惶，一些有钱人家纷纷避往青岛，却不料勾起了胶东土匪的欲火。山东著名富商刘恩柱迁往青岛后，竟被一伙土匪绑架到胶州湾的田横岛。

　　盘踞田横岛的土匪，与原皖系边防军旅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素有勾结，正准备乘直奉战争之机起事响应奉系，以报直皖战争失败之仇。为此，他们向刘恩柱家属勒索的款项甚巨。刘家虽富，竟也感到十分困难，于是辗转托人找到孙百万，请他出面说情，将赎款降低一些。孙百万当下慨然允诺，他认为田横岛股匪虽与自己不属一伙，但同道中人谅必会给点面子，便派人赴岛上说项。却不料，田横岛土匪断然拒绝了孙百万的意见。孙百万勃然大怒，认为损了自己的面子，遂亲自率领数十名得力匪徒，乘夜驾舟驶登田横岛，突袭岛上匪巢，竟将刘恩柱救出。刘恩柱自然感激不尽，备了厚礼酬谢孙百万。孙百万受礼之后，于某日晚间亲往青岛刘宅致谢。这天晚间，恰好山东省另一名著名士绅管象坤也来拜望刘恩柱，遂在座中结识了孙百万，当下言谈甚洽。孙百万便向管象坤表示：“管先生今后如有危难，只管来找我孙某人，百万一定鼎力相助。”

　　转眼间到了1923年，根据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的协定，日本应于本年向中国交还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这时，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大肆渲染匪情，说胶东地区土匪准备联合行动，毁断胶济路，焚劫青岛市。少数中国报纸不明究里，也加以传播。一时间，胶东地区恐怖气氛弥漫。当时中国政府委派的负责接收的官员是王正廷。他面临如此局势，便召集青岛地区军政绅商等各界名流分析情况，商讨对策，其中也有管象坤。管象坤于座中得知政府为可能发生的匪祸甚为苦恼，又听说整个土匪行动的直接组织者就是孙百万，便于会后暗中约孙百万见面，探听土匪的动机。原来日本为阻挠和破坏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给世界各国造成中国政府无力维持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治安的印象，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来收买胶东各股土匪，令他们于交接之际大举行动。

　　管象坤闻言，当下正色劝说：“百万兄铮铮好汉，一向替天行道，为何甘受倭奴驱使，留万世之骂名呢？俺山东父老兄弟自民国八年（1919年）以来，为收回山东利权，呐喊奋斗，流血牺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今日能够如此，何人不喜？百万兄又怎忍出此下策？”又说：“依弟之愚见，百万兄不如借此机会投效政府，得一官半职，为日后晋升之阶，将来也可荣宗耀祖，强过眼下不知多少倍！”富贵利禄，颇使孙百万心动。他沉默一会，开口道：“管先生所说尽在理中，只是百万在绿林中闯荡多年，怕政府不得见容。。”管象坤当即表示：“这事便由小弟去与政府交涉，相信数日内准有佳音。”他匆匆告辞而回，立即求见王正廷，将此事始末及其建议一一陈述。王正廷闻言大喜，遂派人与孙百万接洽，最后商定：孙百万部收编为胶东游击队，以孙为司令；1200余众编作四个营，负责保护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安全。其后，王正廷得以接收该地区，挫败了日本的阴谋。

　　昌邑县长得了精神病

　　但是，孙百万所控制的大股匪徒虽然收编，其余非嫡系的小股却依然活动，并分散到鲁东各县，逐渐形成五大股势力。其匪首分别为岳邦顺、李连子、王拱爽、王贯卿和曹二虎。各股占据一县或二县地盘，纵横驰骋，抢劫架票，无所不为。其中王拱爽股素来占据胶县的大珠山为巢穴。大珠山三面濒临胶州湾，山崖笔立，东北面为陆地，仅有一羊肠小道可行，军警望而生畏，何敢进剿？匪徒在山中种植罂粟，窝藏肉票，俨然一独立王国。伺山外军警防御松懈，匪徒即出山劫掠一番。1923年7月，该股土匪曾攻破诸城县郭家埠，杀死居民40余人，掳走100多人。岳邦顺股控制着高密、昌邑二县，李连子股则以安邱县为势力范围。这两股均各有三四百人，每人有盒子枪、小手枪各一支，虽无攻城能力，但在四乡劫掠，却是来去迅速。在三县境内流过的潍河，两岸绵延百余里尽是树木，成为土匪的天然隐蔽所。军警追至此处，便不敢深入其中，因此肉票都藏匿在这里。军警不仅无能，而且通匪，更加重了匪祸的危害性。许多富户或躲避到县城居住，或与匪勾结，成为窝赃藏票的窝主。1923年11月13日，胶东地区的土匪竟然买通一批天主教徒，将昌邑县教堂的法国神父架掳而去。1924年初，一批在济南念书的安邱籍学生，放寒假乘胶济路火车在黄旗堡站下车，被股匪悉数架去。消息传到济南，许多学生都不敢返乡过年。青岛地处黄海之滨，附近的崂山是道教全真教派的第二丛林太清宫所在，山海相傍，景色壮美，加之气候宜人，每年夏季游人如织。1923年五六月间，临城劫车案发生之际，这里匪势也猛然大炽。青岛附近英商、日商开办的烟厂，都收到过匪徒勒索的帖子。警方只得派人前往保护，并且告诫洋人，目下切勿到崂山游览，免遭不测。他们还出动大批军警在崂山一带巡缉，抓到零星散匪后，不问是非一律就地枪决，几乎每天都要杀一二十人，其中自然兔不了有屈死鬼。

　　30年代，鲁东匪患依旧。在安丘县，有原张宗昌旧部王子明，聚众千余人，曾于1931年9月中攻陷安丘景芝镇，烧死民团百余人，奸淫妇女30多人。在临朐有积年老匪衣来好，以聚粮崮为巢穴，蹂躏邻近各县。在大珠山，有徐荣章；高密县有王二麻子；广饶县有刘永荃；临胞县有王四大个子；坊子县有郝明珠、杜宗良等。至于小股土匪更是多如牛毛，濒临莱州湾的各县三里一杆，五里一股，几成土匪之世界。许多县的行政权由土匪遥控，不少县长被迫离任。1931年昌邑县的一个姓靳的县长被匪情闹得得了精神病。

　　“贩骚的”和“请财神”

　　再看鲁西南地区。这里在山东省内又是匪患的重灾区。它包括清代所设置的兖、沂、曹三州，均与江苏接壤曹州地区还与河南毗连。这里自古以来即为绿林辈出的地区。

　　兖州地区西边是大运河、微山湖，东边是蒙山、抱犊崮，中有津浦铁路纵贯而过，沿线县镇相对繁荣，其地理环境又极利于土匪活动。这一带的土匪可分作两大类。第一类，俗称“贩骚的”，即专门绑架拐骗年轻妇女，贩卖到异乡去的。这类匪徒事先打听好谁家妇姑勃蹊、夫妻不睦、童养媳挨打受气，随后即绑架暗藏，一面奸宿，使之绝望，无颜回家；一面给以好吃好喝，美言诱骗，待女方不得不顺从时，即以夫妻名义出走他乡，当女方混然不知其然时，已按质论价将其出卖。这种勾当一般从初夏青纱帐起时开始，匪徒人数不多，夜间外出抢架，白天则分散隐蔽，所携武器也不常用，至秋收之后，即告一段落。

　　第二类即为通常的抢掠架票。民国初期，这类土匪主要是绑架富绅地主家的当家人或独子，分别称作“请财神”、“抱凤凰雏”。但10多年下来，富户人家毕竟有限，土匪一股股地却不断增加，因此匪徒的绑架范围也就日益扩大，家境小康的以及妇女均在绑架之列。此外，土匪还利用中国人崇祀祖先的习俗，以威胁刨挖祖坟进行勒索，遭受一般百姓的忌恨。

　　与中国其他省份的情况相似，这里匪徒使用的江湖黑话很多，不是同道中人几乎难以弄清。例如，上匪自称“咱光棍”

　　或“咱闯码子的”，姓孙的称兔辈子，姓刘的叫顺水子，姓黄的叫槐花子，姓杨的叫爬山子，姓郭的叫盖口子，姓吴的为口天子，姓于的为顶浪子，姓陈的为千金子，姓马的称高腿子，姓王的称虎头子。匪徒们平时说话时还有许多语言上的忌讳，如“饭”、“犯”同音，故吃饭叫“上传子”；“茶”、“查”同音，故吃茶叫“上清传子”；“伞”、“散”同音，故雨伞称“雨淋子”。谈话间，若犯了忌讳，不论是谁，马上翻脸。他们尤其忌讳的是网，非但不能提这个字，就是有人张网捕鸟，匪徒一旦撞见，非立即将捕鸟人打死不可。匪徒还相信忌日，碰上了，三五天都不敢出门。

　　20年代前期，兖州北部地区的著名匪首是孙继远（绰号孙短子、孙矮子）。他以泰安、肥城之间的大山为根据地，控制附近的太平庄、营子村等村庄，四出活动。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等县的小康以上人家均为其绑架勒赎的对象。该股约三五百人，虽不很多，却凶悍异常，县警备队和民团都不是其对手；大队官兵来剿时，即逃窜远去，俟官兵回防，又重返旧地；有时竟敢乘虚攻打县城。后充州镇守使张培荣和陆军第五师合力围剿，匪众方才溃散。

　　山东督军悬赏5000元缉拿孙继远，其他大小匪首也定了不同的赏格。其中有张镜轩及张步云夫妻共三人逃往外地，被东平县警备队便衣发现，一直跟踪到徐州旅馆。匪徒当即取出面额为1万大洋的银票，企图收买前来捉拿的军警，遭到拒绝后，只得束手就擒。

　　何锋钰剿匪

　　兖州南部地区主要是滕、峄、费、蒙（阴）等县的山区。这一带民初虽已有土匪，但日益增多还是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当时皖系军队的残兵败卒加入士匪队伍，不仅使土匪人数剧增，而且作恶的手段、应付官兵的办法，都更加狡猾。20年代初，这一带活动着数十股土匪，每股人数从三四十人到二三百人不等，平素都分股活动。夜间，他们一般宿于大山之下，有时也宿在村中，但都没有搬顶子的，遇有军队，如是路过，即不予理睬；如发现是来进剿的，即打叫枪，匪徒便集合逃窜。如果要采取较大行动时，像挟带大批肉票转移，或像临城劫车，各股土匪才合大杆。此外，就是被迫剿逃入山中巢穴，土匪为解决就食问题，一般也都不合杆。这一带土匪的老巢多在抱犊崮一带。附近的深山中，有许多地方是终年不见人迹的。有的地方，只有两三户人家耕种祖先开垦出来的一点山地，或看守山林果园，与山外的联系仅在于用鸡蛋去换取一点盐、布、针线，甚至不知道有“民国”二字。其地名则稀奇古怪，诸如蛤蟆洞、老猫洞、母猪窝等，反映出这些地方的蛮荒、深邃。当地土匪将肉票及匪徒伤病号都藏在这里，如被官兵追急了，匪徒也避到此处，官兵几乎无法深入。

　　1920年，山东第六混合旅旅长何锋钰担任充州镇守使，下决心要清剿这一带的土匪。经过一两年的围剿，官兵既熟悉了山间路径，又摸着了土匪活动的规律，掌握了他们的弱点。土匪最大的弱点是子弹问题。一则子弹价格太贵，步枪子弹每发5角，盒子枪子弹一排10元，土匪无此经济实力大量购进；二则子弹也难以购到，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购得一批之后，如连续作战，损失后难得及时补充。因此，土匪都是极力避免与官军大打。第六旅官兵即采取断绝匪徒财源和子弹来源的办法，来打击土匪。他们几路会剿，不使土匪有外逸的空隙，把匪徒驱向深山；然后接连驻扎山中两三个月，把匪徒死死困住。这样的结果是，许多肉票被打落，说票的和偷售子弹的都无法进山，土匪钱、粮、子弹均极匮乏，士气自然低落。同时，官兵对捕获的土匪，不问首从，一律格杀毋论，以杜绝降而复叛的可能。1922年11月间，官军曾在枣庄数里外的一个小山谷里，一次将1012名匪徒全部斩首，暴尸荒山。

　　正是在官军这种围剿下，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才丢了性命的。1922年春天，孙美珠股匪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匪徒们怨言渐起，孙美珠为激励士气，下狠心去攻打官兵驻防的滕县西集。当时，他亲自率领20多名有苦的敢死队冲进寨子放火，准备打开寨门，接应寨外孙美瑶带领的大股匪徒。不料，官军在寨内筑有秘密工事，枪眼对着寨内，这时启用，几阵排枪过去，10几名匪徒倒地，孙美珠也当即中弹身亡。孙美瑶见余匪纷纷从寨内逃出，连忙迎上去询问，听说其兄已死，不禁痛哭流涕，要众匪徒跟他冲上去报仇。但匪徒们知道驻军已有准备，攻难守易，因此都不肯听命，只架着伤号逃回山中。

　　也正是官军的前述围剿方式，将另一股土匪孙美崧困在山中几个月，使之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得求助于孙美瑶，合大杆于1923年5月制造了劫车案件，才解了围。

　　但就是如此剿匪，这里的匪患仍旧不断。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地官军纷纷加强戒备，照理土匪该有所收敛的；然而恰恰相反，匪势反而大张起来。

　　6月21日晚间，临城东南的台儿庄圩子外有一家药铺，闯进几名土匪，将正在结帐的店主架走。临行前，匪徒对准圩门放枪数十响，大声呼道：“圩里官兵听着，俺们是抱犊崮山中被招安的，今晚来请王老板进山。你们若不服气的话，可以出来与爷爷干一仗！”待圩子里官军马队赶出来，黑夜中哪里还有土匪的影子！

　　又一天夜里，25名匪徒竟大胆摸进大批官兵屯驻的枣庄，企图绑架当地教会女校的学生。因该校围墙高大、校门坚固，匪徒未能得逞；便从容不迫地在街内张贴布告，警告百姓家中不得留宿士兵。以后数日内，果然有三户留宿官兵的士绅家，被土匪抢劫一空，并将当家人掳走。

　　孙美瑶等股被招安后，一些不愿招安的土匪和因无长枪而未能收编的土匪，重新纠集成股。例如，馍馍刘一股便占据黑风口，继续为非作歹，抗拒官军。到1923年底孙美瑶被杀、部下被遣散后，招安旅的许多人再次落草为寇，由孙美崧率领，仍以抱犊崮为巢穴。下文要介绍的刘黑七和张黑脸也是收容残匪才逐步扩大了匪势的。

　　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兖州以南地区土匪曾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仅台几庄、枣庄之间70多里地面，就有五六千名土匪活动。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里，各股匪徒总数达到万人，仅孙美崧一股就达3000人之多。土匪对官兵并不畏惧。官兵无法剿灭土匪，只是应付差事而已。张宗昌无奈，只有招抚一策。1927年下半年，他在津浦线临城至韩庄一段，收编了5个团；在临城至台儿庄之间，收编了4个团。然而招抚的土匪得到粮饷补给之后，往往旋即叛去。张宗昌虽恼怒之极，却也只能徒唤奈何。

　　1931年3月下旬，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任总指挥，调兵遣将，进剿这一地区的土匪。他几乎出动了其嫡系第三路军的全部兵力，还加上了其他部队和骑兵、铁甲车队，对土匪进行包围兜剿。匪徒凭恃天险，在山上筑石为垒，进行顽抗。韩复榘下令纵火烧山，除去了草木屏障，大举进攻。前后一个半月时间，兵、匪交战数十次，消灭大小股匪数千人。其后，少数部队留在山区，继续清剿，至1933年初，才基本肃清兖州南部地区的土匪。

　　徐鼻子和赵妈妈一拍即合

　　曹州地区匪患也不亚于兖州地区。民初各省军队中几乎都有曹州籍壮丁当兵，以致当时有产兵之地的说法。然而历次征战之后，散兵游勇返回故土，无以为生，遂使曹州一度变为产匪之地。20年代在这里的著匪为范明新，人称范司令。他在兖、沂、曹一带匪首中资格最老，徒众千人左右，大都是当年张敬尧和赵杰部队的溃兵，武器精良，又全按军队编制，故作战能力很强，主要活动在鲁、苏、豫边界。本书《陈调元徐州剿匪》一章己有介绍。

　　1923年5月，孙美瑶劫车后，他曾打算率队东下临城，与孙美瑶合股，遭官军迎头痛击，只得退向江苏赐山县避风；7月初，又返回曹州地区流窜作案；后应萧春子股邀请，往徐州地区对码子，被陈调元打击，经安徽逃到河南为恶。沂州地处沂蒙山区，沂水、沐河自境内流过；又与江苏徐州地区交界，其中郯城县一块插入江苏省境，成为苏、鲁两省土匪往来流窜、躲避官兵追剿的速逃薮。这一带大小股匪以数十计。20年代前期以绰号徐大鼻子的匪首最为猖獗。此人早年为兖州巨匪吴二和尚的部属，性极残忍；后与孙美珠一道，据抱犊崮为巢。1922年孙美珠被击毙后，徐鼻子即率部东下郯城，聚众三四百人，占据石泉山、芦塘山等地，在临沂、郯城、费县、莒县等地肆虐。后来听说孙美瑶被招安当上旅长，徐鼻子羡慕之极。他想，当初在抱犊崮时，孙美瑶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无论是资历、经验，还是匪中声望，都远逊于自己，如今竟成了少将旅长，自己这几十年岂不白活了！但自己实力不足，他股土匪又未必服从自己，因此，无事只是自怨自艾，做些升官发财的美梦。正在这时，活动在郯城的另一匪首赵妈妈派人来请徐鼻子前去合杆帮忙，他觉得这倒是扩大势力的好机会，便欣然允诺。

　　赵妈妈原姓冯，本为江苏沐阳县西南墩上庄村民王德山之妻，21岁那年，丈夫病故，遂嫁与赵登山，生有三女一子。赵登山素来为匪，清末民初一直在苏鲁边界打家动舍；1922年间，因匪中分赃不匀，发生内讧而被杀。

　　对方为斩草除根，又杀掉了赵登山15岁的儿子赵遁。赵妈妈连忙带着三个女儿逃往山东郯县居住，后将长女赵琴嫁与当地匪首高强为妻，自己与两个女儿即跟随匪队活动。高强绰号楼梯子，拥众400余人，1923年初，在一次与官军的交锋中，中弹身亡。赵妈妈因长期与土匪一道生活，每每参与抢劫行动的策划、指挥，不仅凶悍泼辣，而且老谋深算，此时便被股匪推为首领，副杆首王玉兰也是个女匪，赵妈妈的三个女儿均为匪中头目，持枪上阵。这一股由众女匪统率的匪队，杀人放火、抢劫绑架，决不弱于其他股匪。郯城县四乡提起赵妈妈，人人皆知。

　　这时流行于北方农村的红枪会组织也传到了郯城，各村百姓纷纷设圩寨、练武装，不仅使土匪活动受到限制，而且遭到损失。例如，该县八里巷有东、西两圩，早在1922年8月间，赵妈妈就曾亲率匪徒攻入西圩，杀10余人，架10余人；以后，每次送帖子勒索，都如数交纳。此时，两圩组织了红枪会，对土匪的帖子均不予理睬，使赵妈妈恼恨之极。1923年阴历六月十七日夜，赵妈妈股匪猛攻八里巷，彻夜枪声不断，但仍无法攻进圩子。她便命人前往芦塘山去请徐鼻子和另一匪首窦二敦前来帮忙。第二天夜间，三股土匪共约千余人，在赵妈妈的统一指挥下，攻打八里巷。凌晨时分，匪徒终于攻破寨墙，狂呼着冲进村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全村300多户人家的房屋全部被焚，其中200多户共1000余人被杀死杀伤，仅100多户人家在混乱中逃出。此案经报章披露，中外震惊，舆论大哗。

　　劫掠了八里巷后，徐鼻子邀请赵妈妈、窦二敦以及其他匪首赵成志、靳广居、阎振山、刘福等人到芦塘山聚会。当下徐鼻子酒肉款待众人后，便提出了要仿效孙美瑶招安当官的事儿。徐鼻子认为要招安，就得编成一个师，做大官。因此他主张：“咱以后要做到两条。第一，赎票时，一般人家要两枝长枪，好人家还得加倍，这次美瑶吃亏就在好多人没有枪，徒手子都给遣散了。不然，他兴许真能当师长呢！”

　　“这第二嘛”，他环视众人，突然恶狠狠地说，“烧杀要狠！小打小闹，官府不会在意的！”

　　当下，众匪首杀了雄鸡，喝了同心酒，发誓要齐心合力大干一场。从此以后，临沂、郯城一带的百姓更是灾难频降。

　　——7月14日，上述股匪攻破临沂城西的迭衣庄。居民死伤百余人，房屋被焚数百间，粮食器物被抢一空。——7月15日，股匪攻入临沂城东相公庄等20余村，杀百余人，架250人。

　　——7月16日，股匪攻破临沂三姓庄，百姓死伤300余人，被架百余人。

　　——8月24日，临沂城东季家岭被攻破，死伤居民五六十人。

　　——1923年春夏以来，沂州地区七县无一不被匪祸。临沂县东、西、南三乡1000多村庄，均被骚扰。有连遭劫掠两三次，甚至五六次的；有全村伤毙数十人、数百人，甚至仅余数人的。

　　田中玉得到各方告急消息后，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和第五旅加紧剿办。

　　江苏陈调元也正积极剿匪，两省官兵的夹击，沉重地打击了徐大鼻子股匪。

　　徐鼻子受伤逃亡，赵妈妈伤重被擒，她的长女、三女以及副杆首王玉兰同时被擒。1924年6月，赵妈妈及同案诸匪在临沂被斩首，首级送往八里巷示众。

　　尸身即弃诸郊野，一夜过去，竟为余匪盗去掩埋，足见土匪虽遭打击，却未销声敛迹。

　　张黑脸“狡兔四窟”

　　到30年代，横行于沂州地区的著匪为张家栋（绰号张黑脸）。此人早在1918年追随巨匪王玉棠；王死后，升为首领，曾与孙美瑶对码子，参与临城劫车。孙死后，张黑脸活动于苏鲁边界，劫村庄500余，杀人数千，1927年曾一度攻占莒县、沂水县城。韩复榘主鲁后，曾于1932年上半年招编该股土匪，不料旋即哗变叛逃。韩复鬃恼羞成怒，举兵进剿。兵、匪双方几次进退，直到1934年秋，匪众才被彻底击溃。张黑脸改名张建胜外逃，古话说狡兔三窟，他却在安徽怀远县、灵璧县、蚌埠市郊和江苏浦口，安排了四处藏身之地，并经常更换住处，令官府侦缉人员无从追踪。

　　1935年5月，韩复榘的侦探队长刘耀庭（此人也为湖匪出身）根据情报，亲率探员数人化装南下，先到灵壁辛集，获知张黑脸刚从这里离开不久，遂直扑蚌埠新马桥张匪养子孙业文住处。探员伪称村外有保安队前来捉拿张黑脸，要孙业文速去报讯。孙业文慌忙中不及思索，径往后院报告。探员乘间跟进，见小屋中有一人，便高呼“张师长”。张黑脸猝然脱口应答，探员遂奋勇扑上，将其拘捕。同时，在该村还捕得另一匪首刘玉珍以及孙业文。三匪押送济南后，韩复榘亲自审讯，随后立即枪决。

　　最后，再看直鲁交界地区。这里最著名的匪首是夙称山东匪王的顾德林。

　　1918年间，时任山东督军的张树元曾倾全省兵力围剿该匪。兵、匪在禹城、齐河两县间的晏城激战两昼夜，土匪伤亡极为惨重，然顾德林竟得以免脱。

　　隐蔽数年之后，他复又起事，在德县（今德州市）、平原、东阿、临清诸县劫掠。临城劫车案之后，顾德林声称：“孙美瑶后起小辈，竟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得以升官发财。我辈若不能如此，真当愧杀！”他不仅纠集旧党，而且与平原县著匪刘没耳朵合股，在津浦铁路左近活动，1923年8月间，几乎在禹城县境又制造一起劫车大案，幸得官府早经提防，才未酿成大祸。郯城八里巷惨案后，山东当局加紧剿匪，顾德林股再被击溃。他潜伏于乡间民家，被官军侦出，拿获枪决。这一带匪势才因此稍戢一时。

　　但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打垮张宗昌之后，山东土匪与张宗昌旧部重又聚集，肆虐地方。例如聊城诸县有薛传峰、顾震等为匪。这一时期，在此骚扰最烈的是刘式南。他从1919年起即为草寇，积年在黄河以北的鲁西各县造孽；1928年以后，退据河北大名县，出没于冀鲁边界；又与觊觎华北的日本人勾结，先后担任“华北民众自治保卫团”支队长、第一路第一军军长，频频为祸于两省数县。1936年1月中旬，山东莘县县长探得刘式南住处，将其擒获；押送济南后，由韩复榘亲审定谳，随即枪决。

　　混世魔王刘黑七

　　民国时期，山东为匪时间最长、祸鲁最烈的恐怕要算刘黑七了。刘黑七，名刘桂棠，山东费县人，1915年起在抱犊崮一带为匪。在最初八名结拜为兄弟的土匪中，他排行第七，又因肤色黝黑，故而人称“刘黑七”。1916年，当时山东督军张怀芝下令大举剿匪，刘黑七的弟弟刘黑八被打死，刘黑七等人逃到抱犊崮附近活动。1918年，新任鲁督张树元派兵到临沂，刘黑七竟敢火烧官兵驻防的费县梁邱。1922年，又一任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兵包围抱犊崮，打垮了刘黑七股匪。刘黑七只身投奔孙美瑶，仅当上孙的马异。第二年，孙美瑶招安后被杀，刘黑七伙同上文提及的张黑脸收拾了部分残匪，不足千人窜往大小珠山、蒙山、天宝山、薛庄、方城、白埠一带为祸。不久，二人分道扬镳，张黑脸进入江苏，刘黑七留在山东。1925年，他聚众千余人，自称刘团。这时，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军，派兵围剿刘黑七。匪徒以银元换取官兵大量武器弹药，势力反而迅速发展至万人左右。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时，刘黑七进入河南地界，这支万人左右的队伍，受到各派军阀的重视。其时，韩复榘正担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师师长，打算收编刘黑七，并送给他1.7万块银元，2000袋面粉。刘收下后，认为韩势力太小，即翻脸不认帐。至这年5月，他正式归附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驻防许昌以西，后参加进攻鲁西。打败张宗昌之后，他见蒋介石力量更大，遂于这年夏季，投靠何应钦率领的第一集团军，编为新囚师。何应钦、汤恩伯、顾祝同等人均出席了在滕县举行的收编仪式。刘黑七奉命以“北伐先遣军”的身份进攻宫县、胶东等地。在这里，刘黑七部匪性不改，仍肆意残害百姓，并侵扰安邱、平度等县。第二年2月，杨虎城曾率所部二十一师在莒县围剿刘黑七。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前，刘黑七于2月问又投靠阎锡山，当上了军长。

　　战争中，刘黑七遭到何应钦部队打击，恰好9月间张学良入关，他便投入东北军中当了混成旅长，驻河北大名。他仍旧亦兵亦匪，1931年9月，被国民党军刘峙部击溃，于是带领2000余人返回山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听说这个魔头入界，倒也紧张起来，他得知刘黑七最孝敬母亲，便把刘母“请”到济南，然后派人去劝说刘黑六投诚。1932年2月，刘黑七就任山东警备军总指挥，驻长清、夏津、高唐一带。半年之后，刘黑七劣性复发，韩复榘不仅停止对刘的饷给，而且密谋解除其武装。刘黑七探悉后，遂北窜河北，路过霸县时还掘了韩复榘的祖坟；又审热河，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打个平手，双方协定“互不干涉”。第二年春，刘黑七派人到关外与日本人勾搭，被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得了一批武器；但旋即又投靠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

　　这名惯匪、巨匪，居然当上了察东“剿匪”司令。这时，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在这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刘黑七又参加进去，担任第十七路军军长。没过多久，他即反叛，井与汤玉麟再次发生磨擦，于是南下进入河南，在南阳一带肆虐。在豫省官军追击下，股匪于1934年3月再返山东。

　　这次韩复柒决心新帐老帐一齐算，公仇私怨同时了，他调集5个师和民团围剿刘黑七。股匪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左冲右突，忽鲁西忽鲁东，忽江苏忽山东，前后达一个多月，疲惫不堪，骑在马上昏昏欲睡，长发遮脸，面有饥色，最后只剩”F百余人。刘黑七见大势已去，遂将残部交给手下师长刘怀志，自己只身逃跑。因沿途盘查严密，他笼络了一个走亲戚的老妇人，伪称是干儿子，得以过关，从海路逃往天津，住在日本租界。韩复榘用2万元收买一名土匪头目，借一名探员到天津赌场行刺刘黑七。刘被打中嘴和脚，竟然未死。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搞“五省自治”，刘黑七潜往河北宣化，与刘怀志所率逃到这里的旧部会合，很快又集起三四千人。第二年春，股匪被宋哲元、商震部队击溃，刘黑七又隐于天津。1937年四五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到察北收编土匪、伪军，刘黑七又到河北丰宁，集徒众1700余人，企图配合日伪西犯绥远，未能得逞。抗战开始后，他返回山东，重新投靠日本人。日本人不敢再相信他，他便送了一个讨饭婆当人质，说是自己亲娘。日军遂委任他当“皇协军司令”，驻掖县。刘黑七渐渐与日军也产生矛盾，1939年他打出“反正抗日”的旗号，拉出500人到蒙山；后来又投靠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担任新编三十六师师长。

　　1940年3月，刘黑七第三次投降日军，此后多次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和蒙山根据地，捕杀抗属，建立伪政权，手段毒辣残酷。1943年国民党李仙洲的九十二军进入山东，刘黑七与之勾结，企图消灭八路军。11月，刘黑七在费县东柱子与八路军作战，被八路军击毙，终于结束了他狡诈、残忍、兵匪变幻的罪恶一生。

　　刘黑七放纵部下烧杀奸淫，其手段令人发指。每次攻打村寨，他都拿出银元、盒子枪，叫做“贴钱”，声称奖赏给最有苦的人，并说打开围子，闺女、媳妇任大家挑。因此，匪徒无不奋力卖命。他架的肉票，三五天若不来赎，即剜一只眼或割一只“扇风”（耳朵）给家里送去；再有三五天不赎，便要杀人了；抓到没有田产的穷人，认为没油水，当即杀掉。肉票中，男的要帮匪干活，女的还要受凌辱。匪徒有时将女票上衣剥光，在乳头上挂两只响铃，令其推磨磨面，称作吃“响铃面”。许多肉票待赎回后，已经残废或精神错乱。撕票手段更为残酷，匪徒将人票埋入士坑，只留脑袋在外，因人被埋后，血液涌向头部，匪徒便砸破脑袋，血花和脑浆迸出老高，称作“放天花”。又有将人票上身裸露，浇上煤油点燃，称“点天灯”。有的是吊在树上烧；有的则绑着双手，任其痛苦狂奔至死。

　　这里记叙刘黑七在费县制造的几起匪祸。南孝义村（今属平邑县）极为贫困，1927年2月（阴历年前后）尚有300多人在外讨饭未归，村里百姓到山上采石粉当饭吃。对这样一个穷村，刘黑七索贡不成，竟于2月10日打进村庄，大肆烧杀抢，暴行种种，惨不忍闻。一个叫王廷的10岁儿童被匪徒以7寸长的尖刀，从左耳捅进，右耳穿出，钉在墙上。一个幼儿被放入铡刀中拦腰铡断，周岁的婴儿被放在碾子下碾成肉酱，两岁婴儿被刀从两腿劈开。

　　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躲避大火，匪徒夺过孩子掷入火堆，又将嚎哭的母亲蹬入火中，双双烧死。梁兴存被砍掉双腿、双手，再大卸八块。宋士谦3个儿子被杀，妻子被20多名匪徒轮奸立死。该村原有735人，除在外讨饭的300多人，留下的被杀346人，41户被杀绝；全村烧光；匪祸之后，又饿死73人，卖儿鬻女38人，改嫁离去51人，全村仅余212人。

　　1926年1月23日，刘黑七因向白马峪村勒索钱款未遂，便攻打该材。

　　匪徒在村里共杀393人，11户人家被杀绝，仅3户未死人，但也有受伤和被架的；架走152人，抢走妇女7人。1928年3月29日，刘匪攻入大泗彦村。

　　该村92户人家被杀绝48户，有一户几世同堂的人家竟被杀53口。全村居民637人，被杀559人，加上外村来此避难而被杀的388人，共947人。劫后，全村仅余78人（包括当日外出归来的15人）。随后，由于伤病、惊惧、哀伤、瘟疫、饥饿等匪祸遗下的原因，到这年秋，全村仅剩下42人。

　　刘黑七每打进一个村庄、市镇，都是如此，所造的罪孽擢发难数。匪徒中流传着“要使钱，上刘团”，“跟着师长到处串，给个县长也不换”等歌谣，足见劫掠财富之多。刘黑七因作恶多端，非常害怕别人暗算。他有几十处落脚点，住处经常更换。他还找了几个身材面貌与他相似的匪徒作替身，有时日伪国民党杂牌军请他赴宴，便由替身前往。

　　湘西六百年匪患难平

　　相传在1600多年前，武陵地方有一个打鱼人驾舟溯江而上，来到一个两岸桃花、风景秀美的地方。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他发现一个山洞，于是弃舟进入山洞。前面豁然开朗，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居住着一群人，男耕女织。其先人为躲避秦未战火迁此，世代相传，不知外界已几经朝代变迁。渔人返回后，将此事传开，当地官民曾想再寻此境，竟不可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里，所叙述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湖南省的西部地区。其中的武陵，就是当今湘西门户常德市，那条江即为况江；而那个山洞则为位于湘西桃源县境内的桃源洞。桃源县、桃源洞，都是因了《桃花源记》而得名。后世人们也就将整个湘西地区称作“世外桃源”。

　　这不仅因为这里地处偏僻，与世隔绝，而且还因为它有仙境一般的景色。这里有山有水，山则千岩竞秀，层峦叠翠；水则素流奔湍，小溪萦回。山中洞穴相连，深邃幽美；林间古木参天，野花遍地。错落有致的衣舍、田园，炊烟缭缭而起，黄花依依东篱——简直是在在应入画，处处可成诗。

　　然而，千余年之后，这一片风景秀姜的世外桃源竟成了闻名全国的上匪渊薮。山间石壁、林边大树，上面赫然以大字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走此过，留下买路钱！”数十股匪徒划地为界、占山为王，不仅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便是青天白日也照样肆虐横行。广大的湘西地区因之而田园荒芜，人烟稀少，野坟累累，白骨遍地。白天，只有老弱妇孺耕作于田间，不见青壮；入夜，则家家闭户熄灯，一片黑暗。偶闻犬吠如豹，便是土匪经过，人们心惊肉跳地瑟缩于陋室一角，恐惧地等待着灾难与死亡的降临——这就是民国年间湘西匪患严重的写照。

　　湘西土匪已有近600年的历史。14世纪，明朝初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西、两湖地区争雄角逐，数省百姓为避战祸纷纷逃往湘西这块世外桃源。

　　不意其中不逞之徒遂窜踞山林，凭恃手中的钢刀、木棍，拦路打劫旅客，进而抢掠民宅。匪源从此而开，一发不可收拾。乃至民国初期，袁世凯帝制自为，蔡松坡在云南起义，护国军北上讨袁。北洋军南下狙击，其第一路军由马继增统卒，在湘西与南军交锋，相继失利。这时，各县土匪也纷起打击北军，断交通、歼溃兵、截击辎重部队，其意在劫取武器、粮草，客观上却帮助了护国军。不久，洪宪帝制失败，北军撤返途中，又将许多武器弹药卖给当地人。从此，湘西土匪手中的吃饭家伙从冷兵器变成了火器，湘西百姓的苦难也就更加深重了。

　　湘西地域广大，民国时期，大约有20多个县，竟有几十股土匪。有一股控制一县的，有两股平分秋色的，有以一县为中心、活动于附近数县的。这里的北、西、南三面，与鄂、川、黔、桂四省交界，有许多三不管的地区，便于土匪流窜、藏匿。境内武陵山脉、雪峰山脉，自东北而西南，透迄而下，横亘全境。交通又极不方便，仅东北方面靠澧水、洗江水路通往洞庭、长江。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开辟过盘山公路，通向大西南。但公路之外的崇山峻岭中，路隘林密，洞穴连绵，为数10余万的匪徒隐身其中，难以搜寻。积年老匪长期盘踞山间，熟悉山中地势，掌握四季变化，更是出没难测，进退裕如。

　　历届官府多次围剿，奈何不得，便造就了一批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匪首。

　　其中有的自幼为匪，有的半路出家；有的一生为盗，成了积年巨匪；有的世代相传，竟为绿林世家。

　　被称为“湘西王”的陈渠珍（又名陈有木、陈巨金），清朝末年曾担任过驻西藏的清军统领；后驻军溃败，他逃回湘西老家，上山为匪。他曾在名义上统一过全湘西土匪，故人称“陈老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渠珍曾纠集了5万之众的匪徒，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到全国解放前夕，陈渠珍年届七十，为匪达40年之久。

　　怀化县匪首彭玉清自幼狡诈顽劣。1937年，他十三四岁时，见一国民党士兵在桐树溪洗澡，便假装要士兵教他游水。下水后，二人渐至水深处，彭玉清即潜入水下，将士兵拖入水底，溺死后，推至急流冲走。他便劫夺了士兵的步枪和军衣。从此以后，仅凭这一支步枪，他当上土匪，拉起队伍，逐渐自立山头，竟拥有500多人枪的匪众。全国解放时，他才26岁，却已有10几年的土匪历史。

　　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匪首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祖传24代为匪。

　　他本人从10多岁开始，就随父辈横行于晃县（今名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麻阳。1949年，他已81岁，仍亲自统领股匪，前后为匪60余年。湘西老百姓称他“混世魔王”，各路土匪则都尊称为“榜老爷”、“榜公”、“老前辈”。当地官府也都敬他三分。1949年阴历三月初一，晃县县长率全县党政军界及绅商人才，邀请他进城，沿街放鞭炮半个多小时，地上积了几寸厚的纸屑。国民党湖南当局几次想招抚他，企图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声望，治理湘西。他回信自称是“江湖上的狼、绿林中的虎”，不愿为官，只图在山林中逍遥自在。当局见软的不行，又派军队前去武装请驾，但也屡屡落空，甚至已见到他的身影，包围过去，却又无影无踪。

　　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姚大榜总是保持高度警惕。他有祖传线香报警一法，即将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夜间宿营时，将一截点燃绑在手上，待香烧到手烫时，便惊醒更换住处。这样，一夜之间，要更换营地多次，偷袭者根本无从捉摸。而且他从不轻信别人，线香一定要绑在自己手上才放心。另一个原因是，姚大榜走山路极为迅疾，他是湘西土匪中唯一不吸鸦片的，力大如牛，行走如飞。据说有一次，他率队从芷江回晃县、途中见一黄狗飞跑而过。他转脸问众匪徒：谁能追上这条狗？众人面面相觑，都以为他在讲玩话。谁知姚大榜随即迈开双腿，飞步上前，不一会儿便追上黄狗，拉住了狗尾巴。他自己却神色不变，大气不喘。众匪徒都惊叹不已。

　　土匪也讲“先礼后兵”

　　湘西土匪与其他地区土匪自然一样，其行径免不了抢劫、绑架。在这里，抢劫叫“打签子”、“打底子”、绑票叫“牵羊”、“吊羊”，写信勒索钱财叫“开借”。名称有异，实则相同。

　　就以龙山县匪首瞿伯阶为例。他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都根据对方情况而定。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股匪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股匪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前来烧屋杀人抢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股匪就正式“吊羊”，进行勒索。土匪对这一套，还美其名曰“先礼后兵”。

　　至于抢劫，瞿伯阶股匪主要是抢两种：一是大集镇，二是交通线，对一般百姓住家只是穷途末路时才去动手。他们进了集镇之后，都是放开手大干，一不做二不休。在这种地方，以抢钱、抢鸦片为主，抢到归公。至于一般财物衣服，则归匪徒个人所得。对公路上的骡马大车、汽车所运的布匹、棉花、钱款，他们是全部照收。瞿伯阶派人到沅陵、咸丰等地坐守“调线”，即了解情况，如运什么货，值多少钱，何时起运，摸清楚后，将消息传至股匪中，到时一拿一个准。

　　更有一批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如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起初利用国民党围剿红军之机，当上了第七保联防队长，白天逼使壮丁充当联防，夜里则强迫他们到外保、外乡抢劫。后来他当上了县自卫队总队长，更是任意勒逼乡民，索取枪械、鸦片、大洋；不服从者，即被捕送自卫队或杀掉。1937年秋，该县农民自发抗捐，被张大治一次杀死八九百人。张大治因此受到赏识，当上了古丈县党部执行委员。他进一步勾结县警察局长，驱逐县长。张大治命令警察把县长夫妇二人押送至古丈、沅陵两县交界处，在树林中将二人衣物剥去，并且侮辱县长太太，以此使县长无颜重返古丈县。

　　他随即通告全县，声称县长如何恶劣，“已为民众驱逐出境，现公请本人署理县政府，。。自即日起，即到县视事”，云云。被逐的县长到省哭诉之后，省府先后两次派军队前往剿匪，结果，一次被张大治消灭，一次被他收买，平叛毫无成效。张大治便公然以县太爷自居。他按保甲设置常备队，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私人武装，每户有丁出丁，无丁出谷，无谷罚烟，无烟罚钱。这种常备队还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张大治指使他们经常到附近的沅陵、吉首、沪溪、永顺等县抢劫，他本人则坐地分赃。亦官亦匪的张大治还公开以捐税形式搜刮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人头捐、火坑捐、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取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

　　湖南绥靖司令李默庵接到当地百姓雪片般的诉状，便派参谋主任前往调查。人刚到古丈地界，便有张大治手下人抬了乌油油的鸦片和白花花的光洋，送到面前，情来人务必在省里美言几句。来人收下礼品，返回长沙报告说，古丈县民风强悍，非张大治不能治理。省府闻报，竟正式下委任状，任命张大治为县长，使这个匪首得以合法地残害人民。类似张大治这样的官匪，几乎在湘西各县都有，有的县虽然官吏也是省里委派来的，但也完全受制于匪首，或相互勾结。官、匪合一，官、匪勾结，成为这里匪祸的重要特色。

　　湘西匪首为扩大自己的实力，一是相互火并，吃掉对手的队伍；二是逼良为匪。1926年以前，龙山县有两大股土匪——刘子良股占据15个乡的地盘，师兴五股则仅有一乡之地。师兴五极力扩大地盘，与刘子良明争暗斗，逐步从一个乡发展到5个乡，到最后竟将刘股全部吞并。而正当刘、师二股相斗之际，另一以瞿伯阶为首的股匪，乘机渔利，不断蚕食师兴五的势力。

　　等刘子良股被吞并后，瞿伯阶的势力又己形成，从此开始了师、瞿两股势力长达20年之久的争雄角逐。

　　师兴五死后，其弟师兴周继承了他的衣钵。1939年，国民党在龙山收编土匪时，师兴周被任命力保安团长，瞿伯阶还只是他部下的一名营长。到1943年，师兴周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翟伯阶乘机收编师股的人枪，同时招纳彭春荣、杨树成等股，互为奥援，短期内即发展到1万人枪。师兴周被放出后，所部只能控制龙山县南部的两个区；瞿伯阶则不仅控制了县北的三个区，而且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湖北、四川以及湘西重镇沅陵等地。因此，到1949年，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以对抗解放军攻势的时候，瞿伯阶因实力强大，被任命为“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而师兴周只能屈居其下，担任副司令了。

　　不种鸦片，要交“懒税”

　　湘西地区素有种大烟的传统，吸食鸦片成为普及于各阶层的恶嗜。农家小孩患病，请不起医生，常用喷烟的方法治疗，使儿童自小即染上了阿芙蓉癖。因此，湘西土匪特别重视鸦片烟。这不仅是因为土匪中人人吸食，而且是因为土匪视大烟为财源，为收买官府和军队的重要手段。

　　在有的地方，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不种烟者，由他们随意报数，派交“懒税”；交不出的，便吊打、烧屋。张大治担任古丈县长之后，也下令保保种大烟、户户交烟税，不种者加倍罚交“懒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认为少种烟不如多种，因此湘西地区鸦片越产越多，粮食越产越少。但大批土匪仍旧是要吃饭的，因此就再去抢劫百姓一年收获的可怜的口粮，使农民陷于饥荒之中。

　　至于那些未能控制地方政权的山林股匪，有的强行以贱价收购农民手中的鸦片；有的“吊羊”，勒索雅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于收烟季节“打签子”

　　抢烟，分文不付。更有一些股匪，竟将罂粟花种在瓦盆里，装入背篓中，用骡马驮着，或令农民背着，随匪队转移。

　　土匪得到的鸦片，除供他们自己吸食外，主要用途有二。一是高价出售。

　　匪徒们将烟土交给一批固定的烟贩子，运往长沙、汉口、上海、广州等地，通过经纪人和关系网，直接交换武器、大米和各种物品，再运返湘西。土匪还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出售货物和鸦片，用以敛财。

　　因此，大烟土是股匪重要的财源和武器弹药的来源。有一年，一批商人贩运烟土被沅陵县查禁烟土的警察拿获。商人们竟不做任何辩解，将烟土码在桌上，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是帮瞿伯阶贩卖的。”因当时瞿伯阶刚被收编，当上了什么司令，警察不敢没收，只是无可奈何地对那几名商人说：“你们也别太张狂了！”随后，便连人带物一并放行。

　　鸦片于土匪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收买官府和军队。本章前面所述张大治篡夺县长大权之后，用鸦片对付军队和官员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土匪送沈醉一副人皮马鞍

　　湘西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野蛮落后的风气较其他地区更严重，土匪也更加嗜杀，且手段极为残忍。张大治即为湘西地区一著名的杀人魔王。凡是他部下捉来的人，不论是农民，还是敌对股匪，他都喜欢亲自动手杀戮。

　　有时是一刀刺死，有时则是零刀慢剐。他一面杀人，一面笑着对部下说：“杀个人比杀猪还容易。杀猪还要用盐巴腌，杀人可要省事得多了。”一次，他带着匪徒到一个农民家中，逼交烟税。那农民因妻子生产不久，家中既无烟又无钱，实在交不出。张大治一把抓过几个月的婴儿，威胁要杀掉他。农民夫妻俩苦苦哀求宽限些日子。张大治见实在逼不出钱，竟用刺刀将婴儿钉在墙上，一边残忍地欣赏小儿手脚的颤动，一边哈哈大笑。他为匪10余年间，仅亲手杀死、勒毙、活埋的，就达3000多人。

　　匪首彭玉清枪法极准，素喜杀人为乐。有一次，他带匪徒洗劫一个村庄后，遥见田间有个农民正在锄地。他问手下人：“你们看那是个活人还是死人？”部下自然回答是活的。一语未了，彭玉清抬手一枪，那农民应声倒地。

　　彭玉清吹吹枪口，说：“我说是死的，不信，你们过去看看。”

　　还有一次，他的压寨夫人说：“你的眼睛有点发红。”他听了，立即跑出去，杀了个人回来，笑嘻嘻地问：“你再看看，眼还红吗？”从此以后，他自称眼一红，就非得杀人；杀了人，眼就不红了。

　　老匪姚大榜为匪60余年，自然杀人极多，故而也最怕有仇人暗杀他。为此，他两支勃朗宁手枪从不离身，与人谈话时总是手摸着枪，稍觉不对，便先下手杀人。有一年正月初一，晃县城里的刘庆同油号做东，请姚大榜赴宴，陪客很多。吃罢，客人们有的打牌，有的闲聊。这时，一个商人踱过来，主动与姚大榜攀谈。姚大榜见此人面生，不由心生疑惑，便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在衣襟里摸住枪柄，以防不测。没谈上几句，那商人忽然咳嗽起来，越咳越剧烈。姚大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只见那人眼泪也呛了出来，伸手到衣襟里去掏手巾。姚大榜认定此人咳嗽是个诡计，意在掏枪行刺，便迅速抽出手枪，将此人击毙。

　　湘西土匪坑害老百姓的刑罚较之其他地区也更为残酷。凤凰县苗族匪首龙云飞十八九岁便当上土匪，以后又与国民党政权挂上了钩，成为官匪，控制了凤凰、麻阳、吉首等县，自称苗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他极力挑起当地汉、苗两族居民的民族纠纷，例如带领苗人去烧杀苗寨，事后散布谣言，说是汉人所为；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他大肆屠杀百姓，施以种种可怖的刑罚。他专门寻找了一个阴森可怕的无底深坑，称为鬼洞。他家的长工、奴仆，老病而不能干活时，即被掷入洞中，活活饿死。有触犯苗王者，也被丢入鬼洞。因此，洞中白骨森森，臭气熏天。除此而外，他设置的刑罚还有挖眼睛、剖肚皮、用烧红的铁丝穿鼻孔，等等。

　　有一年，龙云飞命令一个姓田的裁缝为他做龙袍。田裁缝一是认为龙袍只有皇帝才能穿，私自缝制将来要惹大祸；二是因为每次为龙云飞做衣服，总得赔料贴钱，担心龙袍衣料开销太大，负担不起，于是便潜逃外乡。龙云飞闻讯大怒，派人四出追捕，将田裁缝抓回，反缚在场中的柱子上，并驱赶附近百姓前来观看。第一天，龙云飞痛骂田裁缝“目无苗王”，令人用铁钩挖去其双眼：第二天，又以烧红的铁丝穿其鼻孔，表示百姓只是苗王的一头牲畜。尤为残忍的是，第三天，龙云飞用刀在田裁缝的身上割开一道口子，然后令人用铁钳钳住，从他身上扯下一条条的人皮。田裁缝起初还痛苦地叫喊几声，但很快就昏死过去。周围的群众都低下头，不敢再看。龙云飞却命人将人皮编成鞭子，悬挂在苗王住所大门前，用以恫吓其他百姓。

　　军统特务沈醉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湘西常德军警稽查处处长，负责当地治安。有一次，他与附近的匪首彭春荣（绰号彭叫驴子）打交道，事后彭匪表示感谢，送他一副马鞍。马鞍及笼头、缰绳，全部用人皮制成，鞍子四周用人的大拇指甲镶成一圈边饰。据说，这种马鞍只有山中土匪的第一把交椅才有资格使用。沈醉的母亲是个信佛的人，得知后，责令沈醉将马鞍烧毁，并烧纸安慰死者。

　　土匪“开洋荤”

　　清末民初，中国北方一些省区的土匪立有“规矩”，在绿林生涯中，不得奸淫妇女，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不许绑架女票。但规矩归规矩，土匪奸淫妇女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湘西地区的土匪，在奸淫妇女这方面的行径是十分恶劣而怵目惊心的。

　　永顺县匪首、后来当上国民党暂编第一军副军长的汪援华，据不完全统计，强奸妇女就有40余人。龙山县匪首师兴周一生奸淫妇女，更是不计其数，仅被他抢来，留住在他家的就达60多人。他在自己家中设了三宫六院，分别封了皇后、东宫、西宫和诸妃子。这些人有的被蹂躏后，患病或色衰，便被杀死，另找新的替补。至于民家妇女，被他糟蹋的就更多了，凡模样周正的都难以逃出他的魔爪，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也不能幸免，以致成为终身残废。许多妇女不堪侮辱，被迫跳河、上吊。

　　1937年间，活动在常德、沉陵、永顺一带的匪首彭春荣，听说沅陵具城有个妹子姿色出众，几次下帖子要其家长交给他做压寨夫人。未能如愿，他竟出动数百人进攻县城。该股匪徒平素在湘西各县农村、山区，任意糟蹋妇女，习以为常。抗日战争初期，东南地区许多学校内迁，学生乘卡车经湘西公路到四川、贵州去。一些城市女学生坐在汽车上嘻嘻哈哈，赞叹湘西山区的景色秀美。这些唇红齿白、穿着花裙子的姑娘们，使彭叫驴子及其手下匪徒们不由垂涎三尺，个个跳起脚喊着要“开开洋荤”。匪徒们在沅陵县山区间的公路上拦截卡车，抢走了42名女学生。

　　“楚汉宫”里香烟缭绕

　　在湘西，土匪不仅与地方政权、军队相互勾结，有时身兼官、匪，而且还组织帮会，用来巩固团体、加强实力。解放前曾担任芷江县警备司令的官匪杨永清，早在1927年就创立了湘西地区最大的帮会“楚汉宫”。他自任龙头大爷，另两名匪首潘壮飞、杨春圃为副龙头大爷。他们以武力强迫群众踩湾，并交钱、交枪。如有反对，即令“红旗五哥”曾西胡子带人明杀暗刺。

　　1947年8月，杨永清为竞选“国大代表”，决定复兴楚汉宫帮会，大开山堂，以拉拢选票。他包下了芷江县城内的所有旅馆、饭店、娼楼、妓院、赌场、戏园，用来接纳和招待贺客、来宾以及帮会中人，费用则全部由芒江商会承担。当时，东起常德，西至川黔，在通往芷江的公路、水路上，荷枪实弹的土匪、帮会的徒子徒孙，络绎不绝。开山堂这天，大堂内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十八般兵器插在两边木架上；继而鞭炮齐鸣，钟鼓不绝，在七七四十九支冲锋枪的护卫下，龙头大爷杨永清进入中堂，接受徒子徒孙们的拜见。他头戴雉尾大冠，内着铠甲，外披龙袍，右脚穿方头朝靴，左脚穿细耳麻鞋，形象地反映出他亦官亦匪亦军亦帮的身份。

　　杨永清与姚大榜，一个是兼有多种身份的官匪，一个是山林中的虎狼，两人相互依靠，彼此帮忙，狼狈为奸。杨永清平素均尊称姚大榜为“老前辈”。

　　国民党企图招抚姚大榜时，都是通过杨永清的渠道进行联系的。前面说到，姚大榜在晃县曾无故枪杀了一名商人。此人是晃县恶霸张老虎的殊砂矿管理人员，极为能干。张老虎平白失去这名得力助手，咽不下这口恶气，遂将姚大榜在晃县城内开设的酒店封闭，并毒死了酒店掌柜。姚大榜便动用武力强行占据了张老虎的一个殊砂矿区，杀死矿上爪牙，作为报复。双方从此结仇，经常发生械斗。1947年，张老虎在晃县组织了“三民党”，企图扩大势力，一面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一面扬言要夺回殊砂矿。

　　姚大榜不甘被逐出晃县城区，遂勾结杨永清，将楚汉宫发展到晃县，与三民党对抗。双方各有一批党徒，相互撕咬。一次，张老虎气急败坏，竟烧掉楚汉宫帮会的一面黄龙旗。这一下大大地触怒了杨永清。他指使曾西胡子执行帮规。l949年初的一天，张老虎带领一批保镖正在县城里赶街子，忽然一阵枪响，街上人群大乱。混乱中，帮会刺客乱刀将张老虎刺死。从此以后，姚大榜在晃县就更没有对手了。

　　瞿伯阶火烧赵司令

　　湘西土匪历史既久，民国时期为祸尤烈。国民党政府倒是有过“剿灭土匪”的计划，但最终仍旧归于失败，匪势越剿越大，匪祸越剿越烈。其原因，除了国民党军政腐败、易为土匪收买以及捐税沉重、指民为匪等扩大了匪源之外，湘西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和匪首对环境的熟悉，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先谈谈地理、地势。永顺县匪首田高年在永顺、龙山两县之间的峻岭崇山之间，有一匪巢名牛栏洞。这里有双峰对峙，高耸入云；两山间的狭窄山谷中，布满嶙峋乱石，山水从中湍急流过。两山陡峭笔立，布满老藤野蔓。牛栏洞在西边山峰峭壁上，距地面5丈多高。洞口外还有一块地坪，可设置机枪。因此，进攻者从正面是无法上去的。牛栏洞纵深达五六里路，可容数千人。进洞设有三道鹿砦，均有枪手设伏狙击。再进去是一道石壁，壁后洞顶布满钟乳石，乍从亮处进入或不熟悉地形，贸然冲进，往往能撞得头破血流。其后，大洞又有无数岔道和小洞，有的互相连结，有的洞洞相套，错综复杂，宛如迷宫。小洞分风洞、水洞、旱洞。风洞阴风阵阵，砭人肌骨，使人毛发悚然，恐怖感油然而生。水洞漆黑一片，但闻水声哗哗，蛙声啯啯；水在何处，来自何方，流向何地，多长、多宽、多深，均无人知晓。旱洞最多，有明有暗，暗洞储粮草弹药，明洞则由匪徒分居，紧急时则从此洞入、彼洞出，无法捉摸。洞顶近口处又有一天棚，犹如西方人家屋顶的阁楼窗户，窗口朝向洞口方向，架上机枪，可居高临下封锁洞口。

　　永顺县另一匪首李兰初在山中也有一巢穴，称“五连洞”，为五个并排列于山腰的洞穴。该山海拔2500多米，终年云遮雾绕，难识真面目。五个山洞依靠在峭壁上凿出的一条一尺多宽的鸟道柏连，人行于其上，稍有闪失，即坠入深渊。匪徒在小路两端及洞洞之间均设有障碍，一方面可以相互支援，另一方面即使一个洞被进攻者占领，其余诸洞不受影响。各洞都以巨石垒成寨门，上设枪眼，用以对外射击。洞内存大量食品弹药，可供匪徒维持月余。

　　据说，清朝时太平天国起义军曾攻打过占据五连洞的歹徒，但一直无法攻破。

　　有人说，“五连洞里有条阴河，一直通到四川的鬼城丰都，常有妖魔鬼怪从阴河里进出。”这虽是无稽之谈，但居住在洞中的土匪对当地人民来说，也无异于妖魔鬼怪。

　　湘西土匪大都选择有这样一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巢穴，被官兵追剿得无路可走时，即退守此地。官兵进入深山，攻又攻不下，困又困不死，只得知难而退。当然，其他各省土匪大多也都有类似的巢穴。

　　下面再谈谈湘西土匪如何利用地理环境抗拒官兵的。古丈县的张大治在驱逐县长之后，湖南当局派了一团官兵前来平叛。张大治命令部下一边阻击，一边撤退，把官兵诱入一个四面高山的山坳里。山上的匪徒以猛烈的火力将官兵封锁在一个角落里，然后从山上将燃烧的柴禾扔下去，引着山坳里预先堆放的柴草，顿时烈焰腾起。官兵四下逃窜时，便暴露在土匪的枪口下。就这样，一团官兵全部丧生在这山坳间，无一生还。

　　再如，1943年间，瞿伯阶股匪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在山区的一个集市里。保安团赵司令亲自指挥一团人占据四面山头，以猛烈的火力控制各个出口。匪徒几次企图抢占山头，都被打退。正惶惶不安时，瞿伯阶仔细察看地势后，命令土匪顺风势烧着山草。顷刻间山上一片火海，火头直扑保安团阵地，匪徒乘势猛攻山头。赵司令中弹受伤，来不及逃跑，被火烧死；其余士兵狼狈逃窜。土匪转败为胜，反夺得保安团三挺机枪。

　　当然，国民党官兵的剿匪也不是全无成绩的。1943年，国民党朱鼎卿的八十六军到龙山县围剿瞿伯阶股匪，从秋到冬，一连搜剿了好几个月，同时采取并寨的方法来断绝土匪粮食来源，采取招降方式瓦解匪众。瞿伯阶被搞得元气大伤，只剩下100多人枪，被迫分散“爬壕”。八十六军驻防龙山一年多，认为土匪已基本肃清，遂将大部队调走，只留下一个团。不料瞿伯阶马上打出旗号，重新起事。八十六军的那个团长名叫侯振汉，他给瞿伯阶写信说：“我和你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估计你是搞不起来了，现在你居然又出头了，我真佩服你！”

　　瞿伯阶从1926年拉起10几个人为匪，就是这样几起几落，实力一点点搞大起来，到1949年，已发展成为三大股、1.9万人、1.2万支步机枪的一个土匪集团了。其活动范围以龙山为中心，北至湖北宣恩、来凤、鹤峰、咸丰，东南至湖南的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西南至四川的黔江、西阳、秀江和贵州的松桃。遇到小股军队，股匪非但不避，反而要主动攻打，以夺其枪械。有大军来剿，则在上述各省范围流窜，或化整为零，使官兵束手无策。瞿伯阶的接班人、他的族弟瞿波平曾说：“据我亲身经历体会，国民党军队不剿，瞿伯阶搞不起来，他们剿一次，他就壮大一次。”

　　血洗沅陵的“三·二事件”

　　官府围剿不成，还采用过招抚一策。国民党在湘西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收编土匪。第一次是1934年前后，国民党为对付活跃在湘鄂西的红二军团，收编过以陈老统为首的匪众。第二次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曾将湘西土匪招抚，调往淤沪前线作战；但只编了一个师，土匪骨干分子和好枪械都埋伏下来了。第三次是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土匪编成“戡乱建国大队”，用来对付共产党。最后一次是1949年，白崇禧、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组织“反共救国军”，企图在中南地区阻止解放军的攻势。

　　但匪首们向来是听编不听调的，对当上司令、师长、团长的职务，兴趣极为浓厚，但对调出湘西打仗却无不反对，甚至不惜采取强硬行动。1937年，湖南省主席何键在蒋介石指使下，要调招安土匪出省，结果激起了“倒何运动”，迫使何键调离湖南。1949年初，省主席李默庵也要调匪出省，一批匪首联合行动，制造了血洗沅陵的“三·二事件”。

　　3月2日这天，被收编的匪首——永顺具警察局长曹振亚、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古丈县县长张平（即张大治）以及芷江具著匪潘壮飞、杨春圃等人，分两路进攻沅陵县城。攻人城后，匪首们宣布“自由行动三天”。匪徒在城内三处放火，火势因无人扑救，很快蔓延全城。他们到处抢劫、杀人、奸淫。除6户素与匪首有来往的富户人家，由匪首在宅墙上贴了“士绅住宅，严禁滋扰”的告示外，全县无一家得免。被强奸的妇女达300人之多，其中被奸致死的就达56人。三天中，沅陵县城一片烈焰，满街尸体，天空因布满烟尘而昏暗，沅江因流淌鲜血而赤红。事后，国民党当局不仅被迫打消调土匪上前线的企图，而且还不得不给参与血洗沅陵的匪首们加官晋爵。汪援华、曹振亚当上了保安第五旅的正、副旅长，潘壮飞、杨春圃当上了芷江县警备司令部的正、副司令，张平则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国民党对湘西土匪的剿、抚两策，均不能奏效，一些地方军政官员只得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甚至暗签密约，互予优惠，以保一时一地之安定。

　　1939年，25岁的沈醉初任常德军警稽查处长时，年轻气盛，曾打算狠狠地治一治经常在当地骚扰的彭春荣股匪。不料，此举遭到常德士绅商贾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稽查处的几十名军警根本不是土匪的对手；真的激怒了土匪，彭叫驴子会联络瞿怕阶、杨树成等股前来攻城，血洗常德的。因此，他们建议沈醉学习以前地方官吏的办法，与土匪达成协议，同意土匪的一些条件，然后要求匪徒不到常德来捣乱。

　　沈醉虽不甘心，然审时度势，也只得派人与彭春荣去联系。为避免留下把柄，双方不以书面协议，仅口头约定：官方允许土匪到常德地区购买物资、器材，不得捉拿、拘捕；匪方保证不在常德作乱。这样，匪徒竟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进出常德城，而军警则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彭叫驴子在沉陵公路上劫走42名女学生后，学生家长纷纷投诉湖南省府，省保安司令部责成沈醉设法处理。沈醉百般无奈，最后答应了土匪的条件，用几千发子弹才将这批女孩子换了回来。

　　当然，国民党与湘西土匪的关系，还不仅仅是上述各点。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大陆之际，国民党不仅在这里封官许愿，收买了所有的匪首，而且还为股匪派遣了参谋人员、联络特务，提供了军用电台、地图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用以对抗革命洪流。但有600年历史的湘西土匪，终于随着它赖以生存的旧社会一齐彻底灭亡。

　　蹚将横行中州大地

　　河南一带古称中州，这里四面与鲁、冀、晋、陕、鄂、皖、苏诸省交界，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黄河流经豫北，淮河发源豫南，京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穿东西，因此，河南省又素来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省年东部为平原地区，利于上匪往来驰骋；西部山脉众多，又便于匪徒隐匿逃窜。

　　豫西山大王代代相传

　　民国时期，河南省境军阀战争频仍，水、旱、蝗灾不断，造成了该省匪患连连。而且，不仅地产杆匪多如牛毛，外省大股土匪也时时窜来作案，致使河南黎民百姓整天提心吊胆地在刀刃上过日子，苟延生命于死亡边缘。

　　民国时期豫西土匪，溯其根源当在清朝末年。大约1909年间，豫西嵩县境内最为险要的山区羊山一带，出现了一伙反对清朝统治的绿林武装，其首领有王天纵（又名王天同）、张黑子、张四庚、丁老八等人，以王天纵为老架子。他们不仅与来剿的清军对抗，同时也四出掳掠，维持生计。当地百姓称之为“山大王”，实质上也就是土匪、蹚将。一般人认为，豫西山大王，王天纵为开山祖。

　　后来王天纵被官府逮捕，又越狱逃往上海，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返回嵩县后，他联络了李永魁、柴云陞、关老九、张治公等一批杆首，结为十兄弟，继续从事反清的绿林活动，人数竟达万人以上。1910—1911年间，另有刘镇华也受河南同盟会支部指示，策动在嵩山活动的绿林孙老九、赵旺、张木桶等人，打出“反对满清”的旗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派人与王天纵联络，请他响应。王天纵遂统领部分绿林武装，参加起义，向豫南鄂北挺进。光复南阳后，他被推举为河南临时都督兼北伐左路军总司令。而刘镇华则率绿林武装与陕西革命党人联合，成立了陕豫联军；之后又分出来，成立镇嵩军，自任首领。王、刘二人手下的一批杆首们也都分别当上了各级军官。

　　由于王、刘二人的革命党身份是隐秘的，而其山大王身份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当地许多人看来，从山大王到升官发财无疑是一条捷径，许多不良分子遂竞起效尤。民国创建以来，豫西山大王层出不穷，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12年春夏之际，河南大旱，豫督张镇芳横征暴敛，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或四出乞食，或聚众劫掠，造成“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今临汝县）一带，就有杜起宾、牛天祥、李凤朝（绰号红毛）、白朗（绰号白狼）、宋老年、郭玉德、李鸿宾、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数十杆土匪。起初，各杆人枪多在数十左右，均未成大杆。其中白朗为宝丰县人，曾当过巡防营士兵，因犯事逃回家乡，拉杆起事。他以舞阳、泌阳之间的母猪峡为根据地，喊出“打富济贫”的口号，招徕游民、饥民、裁兵。许多杆首纷纷率众前来合杆，至1913年春，已达二三千人。附近各县官兵多次围剿都未能奏功。这年五六月间，白朗曾先后攻克唐县、禹县县城，获得大批枪械子弹，声势大振。

　　7月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白朗受其影响，自称“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使这支杆匪武装转变为讨袁的农民起义武装；以后又相继称“公民讨贼军”、“中原扶汉军”，转战陕、甘各省，坚持反袁，直至1914年9月失败。在当时北洋政府和各省地主阶级看来，白朗军始终是土匪武装；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白朗军后期的活动显然已不属于本书叙述的范畴了，因此这里不加详述。但应当指出，白朗起义是以拉杆为匪开始的，其失败后，余众大部分又分散各地重新为匪。

　　1919年间，豫西的著名杆首是人称樊老二的樊钟秀。此人是宝丰县人，年轻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种地，后因土匪骚扰，便拉起武装自卫。由于力量逐渐壮大，樊钟秀被卷入军阀战争，后被民党人士于右任、张仿编为靖国军。1919年初，樊部失败，退往河南老家，挂在赵杰的宏威军名下。

　　樊钟秀占据了宝丰、鲁山一带的小煤窑，借此生财。鲁山县西的大山中，有一名叫斑鸠城的险地，四面绝壁高数十丈，犹如木桶，内有良田数百亩，有泉水可供500人饮用，又有竹木杂树，此地仅半山腰一个石洞可以进入。樊钟秀即据此为山大王。1920年，他被吴佩孚征调，带领收抚的豫匪往南方作战。

　　一般说来，豫西杆匪中的徒众有许多确为走投无路的农民，但其杆首，除前述的三数人之外，大多为地痞、流氓、兵油子。他们本来就是好吃懒做、偷吃扒拿、逞强斗狠、横着身子走路的家伙，平素广交狐朋狗友、跋扈乡里，一旦劣迹暴露，无法容身，于是铤而走险，纠集十数人拉杆，渐至数十上百人，便严然草头王了。这些初起小杆，为对付官军，往往投靠大杆，同时招兵买马，待势大人多，便独立出来，另起炉灶。就这样几小杆合一大杆，经过一段时间，分为几大杆：各大杆再带小杆，犹如细胞分裂，杆匪越来越多。临汝县人姜明玉，自小手脚不干净，长大后跟着区长办事，却经常串通一批歹人到各村寨偷盗。1920年间，县里屡得报告，便指名要抓他。姜明玉潜逃外地，用盗来的钱购置枪支，渐渐纠集了百把个人，占领伊川县白沙南岭；后投到王振（绰号王老五）部下。日久，他拉出杆子，自立山头，占据了登封、伊川、临汝数县交界处的鳌头山。老洋人到豫西时，他还曾与老洋人合而又分。

　　该县地主李越平素广交蹚将，在绿林中朋友极多，为资助土匪竟将家产变卖净尽，也拉了300多人枪上了鳌头山，投奔姜明玉大杆。

　　民国时期，河南农村有一种极恶劣的风气，叫“打孽”，即血亲复仇。

　　双方为争乡保长职务、为女人、为田地、为世仇，都可能拿起枪来暗杀对方。被暗杀者的妻子、儿女、亲属则同样暗杀对方。于是又出现“打孽能手”，类似职业杀手，专替那些有钱无力的人去消灭仇人。

　　伊阳郭村的范龙章年轻时家境贫困，他外出当兵，每月几块大洋饱银攒起来，捎回家买地。不料为争买一块地，他哥哥竟被同村郭某打死。郭某势大，范家告官不成。范龙章遂从部队告假回家，凑了10个人帮他打孽。把仇人打死后，他在庄子上叫牌子：“我是范龙章，回来给我哥报仇的，跟村中老少爷们无关！”庄里人一听，谁也不去过问。但范龙章也不能再回部队了，10几个人便“套交情”。墙上挂起关公像，桌上放着上了膛的枪，枪口对着人，焚香礼拜后，诸人便依年龄长幼跪下宣誓：“如对这些兄弟三心二意，粉身碎骨，不得好死！”随后，他们便偷民团的枪，拉肉票勒赎买枪，干上了蹚将。起初，范龙章也是投靠姜明玉，到后来势力大了，才独立出来。杆匪一般很注意“兔子不吃窝边草”。对远处的村庄，则分作三等。第一等叫“开”，这种村庄与蹚将的关系较好，主动向蹚将们提供食宿，而且相互关系融洽。第二等叫“半开”，这种村庄只按时按约定供应土匪食用物资，但关系并不亲密。第三等叫“不开”，即不愿自动地向土匪纳贡的村庄，因此土匪也就随时可能去攻打它们。这里的“开”字，大概是指村庄的寨门是否对蹚将自由开放的意思。

　　民国年间，豫西与湘西同为全国闻名的匪薮。但湘西因偏僻闭塞，主要为地产土匪。而豫西则不仅有大批地产土匪，还有许多过往流寇。这种流匪大都是在官兵追剿之下，窜入豫西山区躲避、周旋的。他们往往人数多、势力大，倏忽而来，骚扰掠夺一番，而后或因官兵搜剿急迫，或因不耐此地艰苦，复又呼啸而去。20年代前期的孙殿英、老洋人以及30年代的刘桂棠等杆匪，均是如此。

　　至于地产土匪，自樊钟秀之后，在宝丰县又有老戴正（戴民权）、秦椒红、姜不辣等杆。老戴正拉到一个肉票，叫他家第10天送1000大洋来，事主决不敢拖到第11天，否则立即把肉票铡了。当地百姓哄孩子时都说：“快不要哭了，老戴正来了！”

　　在鲁山县则有连四麻子、姚老五、赵振刚、刘时一、蒋百泉、印老四、张老末、老母鸡、孙兆林、杨名鉴等杆，大杆数百人，小杆数十人，总数达数千人之多。各杆横行乡间，每天都有几十处遭祸。1923年6月间，鲁山玉皇庙店附近被烧毁20多个村庄，死10余人，被架百余人；七里头闸走村串户的小商贩被掳百余人。。肉票被匪徒用牛筋、细麻绳缚住大拇指，悬挂梁间，鞭打至昏死而后止，然后置于地窖中，两三天给食一次。各地农不敢耘、商不敢贩，一片萧条、凄凉景象。

　　土匪要绑架吴佩孚。

　　20年代前半期，河南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根据地。他的第三师师部和直鲁豫巡阅副使署所在地洛阳，就属于豫西。吴佩孚曾是北洋军阀中很有实力的人物，但会集中州的八方土匪却照样不把他放在眼里。1922年8月，杆匪掳走洛阳中学校长及学生共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土匪公然在洛阳城里张贴帖子，指名下次绑票的对象就是吴佩孚。此事传开，吴佩孚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因此凡有匪祸，他都下令只许剿、不许抚。

　　不料这年11月间，靳云鹗追剿老洋人，屡战不捷，只得收抚。第二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吴佩孚起初也是主剿，到最后还是招安了事。这真使他深感脸上无光。然而使他难堪的事，此后竟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据点周围。

　　1923年7月下旬，洛阳以西的观音堂发现土匪贴出的告示，勒令当地商家、富户，限期将银钱、米面和各项用品，送往20里内的某山中，“否则弟兄们一到，鸡犬不留”。土匪还以信件通知陇海铁路上的洋人职员、技师，令他们供应金钱、军械，否则将要掳架洋票。经侦察，该股土匪约在2000人左右，准备沿途劫掠观音堂，渑池、新安等地，并有进攻洛阳的企图。观音堂距洛阳仅200余里，当地驻军仅两个连，显然不敌。吴佩孚急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同地方军警、民团兜剿。各家报纸纷纷表示，以吴佩孚之威势，其卧榻之旁竟有匪类骚扰，至不能安枕，匪势之盛之狂，实在可惊可叹。其后，该股匪徒虽被击退，但7月30日，洛阳军警竟又在城内查抄出两处匪巢，内中不仅有土匪，还有人票。经审讯后得知，还有数十名匪徒分散在城内各处，赁屋居住。匪巢营筑到吴大帅的鼻子底下，居民日夜与土匪比邻，这一事实令全城大起恐慌。

　　8月24日上午，洛阳东北的孟县县城内，正在露天公演大戏，居民围观如堵。忽闻四处枪声骤起，市民正惊慌逃避时，数百名土匪已持械攻入城内。数十名巡警情知不敌，干脆退避三舍。匪徒遂放胆抢掠。稍有资财的住家及商店，十室九空；居民又被打死打伤多人，商人、学生被架走100余人。直至晚间8时左右，匪徒才满载赃物出城，向黄河南岸窜去。

　　1924年，老洋人被杀后，他的部下张得胜、姜明玉以及王振（王老五）

　　都分散在豫西各县，到处烧杀抢掠。1926年，刘镇华出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把这几股巨匪都收编成军队。王振、张得胜当上军长，姜明玉为师长，加上刘镇华原来手下的柴云陞、张治公的山大王出身的部队，组成了一个惯匪集团军。这支队伍参与军阀混战失败后，返回豫西，成为挂着大大小小官衔的杆匪，一方面公开地向地方勒捐派饷，另方面暗地里派人到四乡八镇抢掠。老百姓称之为“官匪”。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就在河南。战前和战争中间，冯玉祥、蒋介石都竟相在豫西招抚官匪、土匪。这边大杆匪纷纷收编而去，那边各县小杆匪依然故我，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杆匪来。1933—1934年，豫西又出现了萧六少、古大身、马西有、王有等大杆土匪。1934年春，王有曾与山东窜来的巨匪刘黑七合杆为祸。至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豫西整整一年未曾下雨，麦田、棉田不仅全无收成，亦且无法播种，20多个县800万百姓陷于空前浩劫之中；登封、伊川、嵩县、伊阳、巩县、洛阳等县，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食尽后，以石粉、麦草磨粉充饥。匪首乘此灾难，裹挟部分灾民为匪。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豫西从民初开始，杆匪一批批地出现，一批批地收编、击溃，但总有新的出来代替，恰如春后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只要根还在，总会不断地发出来。而民国时期匪祸的总根子，显然就是当时那黑暗的社会。

　　外籍女教师向土匪抗议。

　　下面再看看豫东的情况。

　　豫东大部为平原地区，没有可供大股土匪隐匿藏身的地方。因此，民初这里的土匪活动相对要少而弱。但由于军阀混战迭起，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土匪之患一开始未受到严厉打击，以致日益严重起来。

　　清末至民国五年（1916年）前后，袁世凯统治时期，豫东新郑县的土匪人数较少，昼聚夜散，手段多以贴帖子勒索为主，虽有发展到抢劫的，但也只是小规模、小范围。

　　1917年至1921年间，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化，对南方的战事又连续不断，新郑一带兵车往来，溃兵、伤兵增多，流散在民间的枪支也增多，社会治安日见混乱，匪患严重起来。新郑土匪为祸手段发展为“起票”（即绑票）。匪徒编了个顺口溜说：“五洋钢、六轮子，打着舅子要票子，舅子没有咱不要，拉住舅子叫快炮。”土匪一般都是晚间活动，摸进村庄，围住一家，架走户主或独子；竟有一夜连续绑架17人的。每票都得用三五百大洋才能赎回。由于苦主家往往为讲赎金价钱花费很多时间，土匪不耐其烦，又改为“起快票”。所谓“快票”，即“花票”，就是绑架妇女。因一般人家总担心妇女被匪徒糟蹋，所以赎票都很快。这就迫使许多大户人家纷纷走避县城；中等人家则联合营建城寨，白天外出劳作，入夜即相率进入躲避；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只得自认倒霉。但穷人骨头里榨不出多少油水，故土匪起快票改在白天，使许多中等人家也难逃劫数。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土匪人数和胆量的增加。当时新郑县城与洧川镇之间有一股200多人的土匪，凭着100多支枪，横行无忌，官府、民团均奈何不得。一次，该股匪首马老大结婚，发帖子广招宾客，还请了两台大戏。他竟派人给区公署和民团送请帖，写道“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公开蔑视和挑衅。民团一怒之下，伪装贺客前往赴宴，将马老大和部分匪徒击毙。1922—1927年间，河南境内军阀混战一直未停，土匪得到的武器更多、更好，参与其中的溃兵也大大增加，匪势更为猖獗，已发展到敢于攻城夺寨。匪首马文德曾多次攻打、劫掠新郑、密县的大集镇。各县当局无力对付，从郑州请来陆军第八旅围剿，也未能收效。官兵只得将马文德老父抓走，交县府看押。官兵退去后，马文德即写信给新郑县知事，要他速将自己父亲释放，否则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县知事深知官兵远水不救近火，只得将马父放出。各村寨见官方如此无用，只得依靠自己，乃加固寨墙、挖深寨河、组织红枪会，来对付土匪。但匪徒一旦攻入村寨，为报复，其烧杀更为凶狠。到后来，匪势之盛，已到了不惧官兵的程度。1926年3月，奉军南下，在武胜关一带与直军靳云鹗作战，其后方就屡遭新郑、长葛一带地区的土匪骚扰，痛苦不堪。

　　从新郑县的例子，可以看出豫东匪祸发展的一般特点，即兵灾越多，匪祸越烈。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特点。1923年间，豫东各县屡遭来自山东的土匪袭扰。匪徒人数多，武器好，不仅侵袭农村，而且劫掠陇海线各车站，极为嚣张。河南当局派被收编的老洋人部队前往剿匪，却不料老洋人部在各县勾结当地股匪，联合扰民，反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时，唯县五洋钢，指长枪；六轮子，左轮手枪；舅子，河南骂人的话；叫快炮，即枪杀肉票。知事马某颇具先见之明，他拒绝省府派兵进驻，由县里出资购置长枪200支，募壮丁200人，认真训练，按时发饷，因此士气十足。他又派出侦探四出打探，一有匪讯，便及时准备，故多次击溃土匪，并捕获一名匪首小红狼。自是小股土匪一般都不敢进犯瞄县，该县得以相安一时。

　　豫东也是东邻各省及豫西、鄂北土匪流窜骚扰的必经之地。1922—1923年间，巨匪老洋人曾几度在此经过。本书《陈调元徐州剿匪》一文曾叙及，苏鲁边界巨匪范明新被陈调元打击后，经安徽窜入河南。1923年9月22日，范明新进攻豫东西华县。除大肆抢掠外，匪徒冲进县城的教会女子中学。该校两名外籍女教师达乐西和沙柏，钱财衣物被掠走后，正庆幸无人身之虞，忽然一名匪首下令将二人架走。

　　达乐西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匪首：“我们是外国人，应当受到保护！”

　　那匪首说：“正因为你们是洋人，受到官府的保护，所以才更值钱。”

　　“你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东西，再带走我们，这太不公平！”沙柏抗议道。

　　“我可以不带走你们，但需要交出1万大洋！”匪首伸出一个指头。

　　两位女士自然交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被匪徒架走。在票房里，她们见到一大批哭哭啼啼的女校学生，还有许多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的肉票。据说，后者有的在匪中已达数月之久，因家中无人来赎，只得随匪队辗转数省，且屡遭毒打。达乐西和沙柏等人最后被驻豫东的陕军田维勤旅救出。匪首范明新在交火中被击毙，余匪逃往豫西，投入在那里活动的老洋人麾下。

　　下面这个流寇为祸的例子，也发生在豫东。192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淮阳县城内的河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们正准备就寝，忽闻城内枪声四起，人声嘈杂，原来是一大股土匪已乘夜攻入城内。很快，匪徒来到学校里，他们认为能念上书的，肯定是有钱人家子弟，拉去当“叶子”准能得不少赎金，因此拉走了五六十名师生。

　　这股土匪千余人，本是驻巩县的官兵，哗变为匪，以路老九为首，在河南各地流窜作案。他们有的头扎黑巾，身着黑色短装，显然是一批敢死队员模样。但更多的人则穿着抢来的各式各样服装：有长袍短褂、头戴礼帽的，有反穿皮袄的，有穿着女人花衣绸衫、甚至脸上抹粉的，千奇百怪，丑态百出。

　　匪徒将绳子扎住叶子们的辫子，排成长串，赶着他们连夜离开了县城。途中，匪徒们忽儿喊着“红鳖发了”，忽儿喊着“冷马发了”，不停地传令要“拉的硬些”。就这样快步如飞地赶了许多路之后，一个老人再也走不动了，土匪过去“。。”地一枪打死，辫子一割断，叶子队伍又上了路。在后来的行程中，不断有叶子因病累不能行走，或无人来赎而被杀死。

　　匪队一路攻城略寨，杀人放火。在淮阳城东南的朱集，年轻的师范学生第一次看见遍地躺满了这么多的死者和伤者，个个怵目惊心。一个农民被甩手子用挠钩把肚皮拉开，满身血污，肠子流了一地，但人还活着，不停地抽搐。叶子们都不敢再看。

　　队伍终于到了潢川县，师范学校的师生征得匪首的同意，两次派人返校，请校方筹款赎人。不幸校方用人不当，派来赎票的人先用钱赎走了自己的孩子，以致匪首见说票的迟迟不来，准备把这批学生杀了。正在这时，潢川县驻军任应歧部派人前来接洽收编，股匪遂摇身一变，又成了官兵。但他们并不释放手中的叶子，公然在驻地开了个“叶子商店”，等待各县苦主前来赎买。这批学生后来几经交涉，最后总算得以平安赎回。

　　国民党统治时期，豫东匪患并无好转。而且，为防匪而组织的民团，由于为歹徒把持，反成了合法的土匪。临颍县商桥区民团副队长潘老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带领着亲信王群成等10余人，到处为非作歹，骚扰百姓。1946年初夏一天黄昏时分，王群成等人在夏城村大道上看见两个老汉、一个青年赶着一头小毛驴赶路，即以形迹可疑为名，喝令停步搜查。两老汉50多岁，是老兄弟俩，青年是他们的子侄，准备到漯河去买牲口。王群成闻说，心知三人必带有钱款，便喝令手下将他们押往村公所，连夜吊打拷问钱藏在何处，最后在驴的扎脖里搜出两亿法币。深夜，这几名歹徒把三人拉到村外一口废井边，喝令：“蹲下，送你们回家哩！”

　　一个老汉嚎陶大哭，哀求道：“老总，俺老兄弟俩就认死在这里了，放俺儿子回去吧！求您啦。。”

　　“呯呯呯”，枪响之后，匪徒把三具尸体推下井，便急忙赶回去分赃。

　　此事虽有夏村农民亲眼目睹，但无人敢出面告发。

　　南阳近两千村庄遭匪祸。

　　1923年间，活动在豫南南阳一县的大杆土匪（人数在200以上），就有30多杆；200人以下的小杆及单身霸将，则不计其数。其中宗万林、张老六两杆均在千人以上。这一年仅上半年，全县2000多个村砦，就有1800多个遭到匪祸。新店砦一次被打死120多人，伤30多人，绑架200多人，烧毁房屋500多间。李清店匪祸中，死百余人，伤200多，架200多，房屋被焚2／3。阡陌营砦、明皇砦房屋全部被焚。安皋砦先后被匪破砦劫掠6次，槐树湾砦3次。为了防匪，这些村砦往往集中了附近小村砦的居民，因此大砦一般有5000多户人家，小的也有千户以上，故每次匪祸之后，损失之巨无法计算。1924年冬，作家姚雪垠14岁时，曾在豫南被土匪掳架，亲眼看见土匪在攻入一个村庄后，一名甩手子仅用一把杀猪刀就一连杀了12个大人、小孩。他还记述了这样一件惨不忍睹的事：“毛缸里，有一双穿绿色棉裤的小孩半截腿露在屎上，还在动弹，一只脚赤着，另一只穿着红鞋。”这种把幼儿倒掷入粪坑的惨状，连许多在场的土匪都不忍停步再看。

　　豫南各地大小杆匪还经常合杆行动，危害更大。1923年春夏之际，贾文生等10余杆土匪合杆后，流窜于南阳、泌阳、方城、桐柏等县，先后焚掠80多个村砦，还东进到信阳、确山等县，骚扰京汉铁路。这年4月上旬开始，宗万林、马老、老昏王、安育江等股匪合杆，达3000余人、四五百匹马。杆匪先攻入泌阳城，烧杀抢掠三昼夜；随后南下桐柏县，攻破城东关抢劫；旋又北上攻掠唐河县源潭镇。6月初，匪徒横行于唐河县四乡八镇，仅东乡被烧村庄就达二百六七十处。其时，地里大、小麦相继成熟，农民无一敢下地收割。在长六七十里、宽三四十里的大片土地上，秋庄稼也无法开耕、播种。6月中旬，宗万林等杆复至泌阳城下，虽未能攻入城关，但将城外东南江沟起至西北朱家集止、长达140里范围内的300多个村庄，烧抢殆尽。有些曾武装抵抗土匪的村庄，男女老幼被杀无遗。从泌阳城向四野望去，白天可见浓烟滚滚，夜间则火光熊熊，喊杀声、号哭声隐约可闻。豫南其他各县，则有王得功（又称王和尚、王大领子）、余海凤、李平善、关文亮等杆以及鄂北流寇肆虐横行。官兵剿匪不仅无能，而且有时反而有害。王大领子杆匪仅七八百人盘踞唐河县源潭镇附近，驻军两个连加上当地保卫团前去围剿，竟至一败涂地。宗万林等杆匪攻入泌阳城时，驻防武警避之如虎，待匪徒离去，竟哗变抢劫，百姓雪上加霜，十室九空。杆匪看透官兵外强中干的真相，更加胆大。张老六（名张振山）杆千余人，自称河南自治军，盘踞于方城、舞阳、叶县、遂平4县毗连处的大山之中，长期骚扰四邻各县，百姓苦不堪言。当地官兵多次进剿，均无功而返。1923年7月，豫北镇守使马志敏奉命带兵南下清剿，起初以一营士兵分两路进攻，战6小时，杆匪竟寸步不让；后又调集骑兵冲锋，再战数小时，匪徒因子弹不足，方才后退。但匪徒随即又在母猪峡附近的馒头山、平岭、双头寨、单头寨等地，据险设防长达30里，继续抗拒官兵。

　　豫北土匪“代总统”。

　　豫北一地突出于晋、冀、鲁三省之间，数省流匪均以此地为逋逃薮。这里地产土匪也如蜂如蚁。

　　在琪县，1923年，县西的云菱山中，有一伙以变兵为主的土匪。因当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控制北京之后，急于要当大总统，指使部下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出现了一段无总统时期。该股匪徒的首领朱某遂充分利用这一形势，自称摄行总统职权，以对抗直系官兵的进剿。

　　在滑县，1924年土匪攻破李官寨，杀34人，架24人；1925年匪首刘凤舞盘踞八里营等村庄达30多天，食宿全摊在百姓头上，临走时还架去50多人。

　　在汤阴县，据当时人估计，1927年间该县民间收藏枪支竟达20万支左右，成为土匪打家劫舍的充分手段。该县士绅富户无不通匪，或借以保身安家，或窝赃藏票、坐地分赃。

　　林县、辉县地处太行山区，地瘠民贫，但却难逃匪劫，山中土匪时时呼啸而来，劫掠一番又呼啸而去。

　　豫北地区民间抗匪组织极多，红枪会等会门武装如雨后春笋到处皆是，名目繁杂。这种武装初起之时，虽能收到一定的御匪作用，但由于领导权往往为土豪劣绅、不逞之徒所把持，会众又良莠不齐，加之农村中历史上形成的村仇、族仇，因此不同名目的会门武装往往互相水火，甚至发展到彼此进攻，相互绑架、抢劫、杀人、放火。于是原先为抗匪而形成的组织，反而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匪集团，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老鳖剿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河南省被认为消灭了匪患的地区，恰恰是由土匪出面治理的。这人就是大搞“宛西自治”的别廷芳。南阳古称宛城，所谓宛西指的是南阳以西、以内乡县为中心的数县，包括淅川、镇平、邓县等。这些县地处豫省边陲，官府鞭长莫及；境内多山，土匪霸将、地主劣绅极易占地为王。当地民谣说：“远看黑压压，近看是王八。多说有两石，少说一石八。大的咬他爹，小的吃他妈。”这民谣正反映了这些坑害百姓的家伙数量之多，害民之深。

　　民初，地方秩序混乱，宛西各地土匪蜂起，许多村砦也相互抢劫烧杀。

　　为此，各村砦自发组织起武装，这其中便又出现了一支支亦民亦匪的队伍。许多地主、豪绅则购买枪支，招募砦勇，看家护砦。那些在村砦中胆大妄为不怕死的人往往成为这些武装的头领。别廷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内乡县丹水镇张堂村人，自幼顽劣，长成后成为当地流氓无赖首领，在保护本村、抢劫他村的活动中，成为带头人；后被本村富户看中，充当老虎砦砦勇头目。民初仅内乡县较大的砦子大约就有300多个，成为地主豪绅统治百姓的独立王国。他们还互相攻打、兼并，一旦打开其他村砦，即大肆烧杀抢掠奸。别廷芳也屡屡外出打劫，但他的老虎砦却从未被人打开过，因此他被推为砦主。1914年，他乘夜攻打朝阳山砦，久久不下，他的亲侄子受重伤无法行动，为防止别人识破他的土匪面目，他竟用刀割下侄子首级逃回。1915年，别廷芳攻打石创砦，将砦主、他的儿女亲家王谦益全家40口人全部杀光，说：“斩草不除根，明春必再发。剩下三岁小孩不杀，长大也会报仇。”

　　就通过这种土匪式的兼并、屠杀，别廷芳渐渐控制了内乡县各大砦，并于1922年被内乡县民团收编，当上了分团总。从此，他以办民团名义，不断扩充实力，增加人枪。到1926年，他竟乘军阀混战之际，偷袭内乡民团总办的队伍，迫使总办张和宣只身逃走；1928年又诱杀县长袁升庵，因而掌握了内乡的军政大权，并自称邓（县）内（乡）浙（川）镇（平）四县民团司令。1930年前后，别廷芳支持浙川县陈舜德、镇平县彭钖田、邓县丁叔恒，取得各县的霸权，使他的势力扩张到宛西四县。在彭钖田的建议和策划之下，别廷芳开始搞起“宛西自治”来别廷芳的宛西自治花样很多，效果如何，说法也很多，这里就不讨论了。只说他剿匪一事。他要独霸宛西，就容不得别股土匪在此立足，他要扫灭他们。而其剿匪方法，据说是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别廷芳说是向诸葛亮学到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因此他的治匪主要就是杀人。不仅杆匪抓住后一律处死，拦路抢劫的、偷盗耕牛的也都枪毙，甚至小偷小摸，如偷掰玉米的、偷换自行车内胎的，也都拉去枪毙。在别廷芳统一内乡和宛西之前，当地曾有陈四麦、郭老四、袁柱子、李长有、赵老么、赤肩脚等杆匪，各拥众数十百余人，横行宛西。别廷芳在其统一宛西的过程中，利用民团对杆匪进行严厉清剿，使各杆有的彻底被消灭，有的被迫离境他往，有的则投靠国民党军队，使宛西数县土匪为之绝迹。但由于土匪多为本地土生土长的，其家属、亲友在剿匪过程中，受到牵连，遭到诬陷，因而倾家荡产、无辜被杀的，几乎村村都有。

　　虽然别廷芳及其亲信，和国民党当局都曾吹嘘过宛西自治的善政，说通过剿匪已实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但当地老百姓却流传着“别廷芳宛西自治，全凭奸杀抢霸四字”的说法。旁的不说，单是别廷芳的民团就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土匪。这点可以从当时内乡县的一首民谣中看出：“宛西三县阎罗殿，脚踏别地顶别天。老鳖（别）掌着生死簿，灭族杀人割草般。哪家百姓不遭抢，哪个美女不受奸？血吸尽来油榨干，养肥一潭大老鼋。乌云盖地无日月，家家户户泪涟涟。啥时能除别廷芳，凉水当饭心也甘。”

　　盗匪为祸江淮平原

　　苏、皖两省均地跨江、淮两条河流。两省除皖西南为大别山区之外，其余大都是平原、丘陵，河流、湖泊极多，本章标题中的江淮平原，即用以代指这两个省。苏、皖盗匪也是渊源有自，至民国年间，是益发地严重起来。其主要特点是，除外省流寇外，省内匪徒一般人数较少，多则数百人，少则十数人。之所以如此，是因平原地区不易藏匿大队人马。但即使这种小股匪徒，也足以使两省居民居家行路极不安全，每每有生命财产之忧。下面先叙述一个一家祖孙两代在苏、皖两省先后遇匪的故事。

　　胡氏祖孙遇匪的故事。

　　清朝末年，安徽有一名叫胡宗茂的商人，一向往来于和县、含山一带跑生意。一天，他路过一个小镇，到一饭馆吃面条。坐等时，他见店中有一男子兀自独坐，只见此人胡须又长又密，竟全部遮住了口唇，直如京剧里的须生。胡宗茂不由奇怪：“此人究竟如何进食呢？”待店小二端上面来，胡宗茂便吩咐：“给那位先生也送一碗去，钱由我付。”

　　那须生见有面送来，得知是位商人主动请客，便遥遥颔首致意，随后从衣袋中摸出一副金钩，将胡须从中分开钩住，露出口唇，钩子的另一头则如眼镜脚一样挂在耳朵上。食罢，那须生走过来，对胡宗茂昂然一拱手，说：“一面之惠，不敢忘，尚恩有以报之。实不相瞒，在下乃绿林中人，绰号金钩子李胡子。此去数百里内外，先生如有危难之事，可称我是你的亲戚，当可逢凶化吉。”言毕，他即转身离去，步履矫健、快捷。

　　胡宗茂听得这番话，惊讶之余，却并未在意。大约一年之后，这位客商在行旅途中被一伙土匪劫持，不仅银货尽失，而且生命也危在旦夕——土匪们把他缚在柱子上，准备剖腹取心。胡宗茂死到临头，忽然忆及去年之事，心想不妨一试，便大声叹道：“生死由命，我也认了。只求大王将我的死讯转告我的亲戚。”

　　匪首愣了一下，问道：“你的亲戚是何人？”

　　“金钩子李胡子。”胡宗茂回答说。

　　“哎呀！”那匪首大惊失色，连忙夺过喽啰手中的尖刀，将绳索割断，吩咐看坐。

　　“得罪，得罪！”匪首连声说道，“先生既是金钩子的亲戚，何不早说？否则，哪里还敢动先生一根毫毛！”

　　当下匪徒们将银货完壁奉还，送胡宗茂离去。胡回乡后，便暗中四处打听金钩子李胡子究是何人，竟有如此威力。后得知，此人乃是淮（水）泗（水）巨盗，徒众千余人，江淮之间绿林中多有其势力。

　　数十年之后，这位安徽客商胡宗茂的后人，竟然也曾与巨匪打过一次交道。

　　这位胡氏后人名胡健中，于1926年到江苏省灌云县省立第八师范教英文。上课点名时，他每每发现有学生缺席，问及同学，回答说是“被接了财神”。胡先生初来乍到，不知“接财神”是何风俗，询问同事，才知道这是苏鲁地区土匪黑活，意思是绑票。不久，直系军队白宝山部和奉系军队邢士廉部在灌云城外打仗。正当城里居民纷乱不知所措时，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开了：大盗孙绣章带领数百名匪徒乘乱闯进了灌云城。这孙绣章在当地是极有名气的匪首。据说他枪法极准，夜间双手放枪，寻声打人，弹无虚发。有一次，他只身被百余名官兵包围，抵拒移时，竟能安然脱险。

　　孙绣章进城后，居民都不敢上街，商店小贩也都不敢营业。第八师范虽尚无土匪前来骚扰，但本地教师和学生早已走散，留下的一批外地教师的伙食也就成了问题。大家困坐愁城数天之后，想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便打算到龙王荡去，乘那里的大阜盐公司的货船避往上海。但从学校到龙王荡有70里路，途中难保不遭遇土匪，何况还有好几位从大城市来的、穿旗袍的年轻女教师。思来想去，几位教书先生忽发奇想，决定直接去找匪首孙绣章，向他说明情况，请其开恩放行，沿途不加搜劫或绑票。

　　这位教英文的胡先生与另一名教师以慨然赴死的精神，担当了充当说客的任务。在县城隍庙匪徒驻地、两位教师被引见孙绣章。只见他一件半旧短衫，一双黑布鞋，脑后一条前清留下的辫子，粗粗一看，纯乎一个乡村农夫。只有腰间的双枪和炯炯有神的双目，显出他确实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绿林人物。孙绣章听罢两位教师讲明来意，当即豪爽地表示：“二位先生放心，此去龙王荡70里，我保证手下人决不会与你们为难。”

　　他看看两位教师调敝的长衫，又补充说：“教书先生知书识礼，不比那些当官的；平时又清苦得很，没有油水，我孙绣章都晓得的，不会为难你们！”孙绣章见穷教师榨不出油水，乐得做个“人情”。

　　“如果。。”两位教师仍有顾虑。

　　“你们若不放心，我派一个人持我的片子护送你们到龙王荡。”孙绣章当下便指派了一名精干的年轻人跟着教师到学校去。

　　当天下午，13名男女教师雇了车，在那名土匪的伴送下出发了。40里路走下来，已是半夜，胡先生想起临行前，有人告诉他，就在这地方河对岸有一个地方士绅，名陈兰亭，人称陈大爷，实际上也是一个匪首。因他与孙绣章不是一股的，因此必须过河去拜望他一下，否则怕有麻烦。胡先生向诸位教师一说，大家认为，天已不早，还有30里路要走，不必再费周折过河去了。于是众人继续前行。

　　不料未走多远，后边遽然响起枪声，似有人追来。仓皇中，教师们弃了行李，拔足狂奔，一直逃到一个有灯光的小镇上；气喘吁吁地一打听，原来大阜盐公司在这里有个办事处。当下办事处主任安排好众人食宿，并安慰说，被劫的行李决不会有损失的。果然，第二天早晨，当教师们准备乘船到龙王荡时，行李已经完好无损地送回，甚至都未打开过。原来大阜盐公司每月都向这附近的股匪交纳保护费，因此土匪是不应抢劫和绑架该公司及其相关人员的。只是教师们未曾进庙拜菩萨，陈大爷认为失了面子，要给这批人一点颜色看看；但也仅是吓一吓而已，并未穷追，也未分掉财物。

　　然而这吓一吓，也吓掉了两条半性命。一名怀孕女教师，因惊吓和狂奔，动了胎气，到上海后即不幸死去。另一名女教师素来体弱多病，也因惊悸过度，到沪不久不治而亡。如果不是这两名女士的悲惨结局，这次遇匪倒也算得上是有惊无险。

　　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安徽省内土匪受此刺激，恶性膨胀。皖北土匪蜂拥而起，21个县中除全椒、来安稍为安定些之外，其余19个县无一块净土，其中又以江淮之间的宿县、固镇、灵壁、泗县、五河、凤阳、盱眙、定远等县为最。因为这几个县均靠近津浦铁路，匪徒大多都有效法孙美瑶、以图招安的打算。

　　凤阳县连续遭到外县土匪的袭扰。5月间，该县东南各乡由定远县窜来二三百名土匪，绑架勒索之外，还招纳当地流氓无赖，迅速发展到五六百人。县知事楼之东亲自率警备队和驻军前去围剿，击毙匪首王某，伤毙匪徒30余人。官兵在当地搜寻两昼夜后返城，逃跑的匪徒旋即回到原地。由于官兵进剿，难以奏效，因此凤阳县城居民人心惶惶，白天城门虚掩，夜间关门落锁。6月10日，县里正为前次剿匪牺牲的官兵举行追悼会，忽又报西北各乡有自灵壁县窜来的大股土匪，请求县里派兵。其时，这类匪情往往一日数报，官民一夕数惊，全城惶惶不可终日。宿县是津浦线上重镇，7月上旬，城外20多里处的秦大庄子来了一队士兵。为首的大胡子军官对护寨的壮丁说，他们是前来剿匪的，要进庄歇脚。壮丁们遂将寨门打开。不料一伙人进得庄来，立即露出土匪的狰狞面目，大肆抢掠、架票。原来这是一伙新安武军变兵化成的土匪，匪首刘胡子本来确是一名军官。该县南关由教会主办的含光学校曾得到几次密报，说匪首萧春子近日内要袭击县城，其重点是绑架教堂神父、教会学校师生及商会会长。县内各方闻讯大惊失色，一方面立即中止了学校正在进行的考试，提前放假，让神父和校长马上乘火车去上海，另一方面火速打电报到蚌埠；请求派军队前来。后安徽陆军第五旅旅长史俊玉亲自率部赶到，严密防范，曾在火车站拿获匪探数人，方遏制了这场灾难。

　　明光镇（今嘉山县）也是津浦线上大站，商业繁荣，成为各方土匪垂涎的目标。泗县、五河、盱眙、滁县等地匪徒常在该镇附近转悠，伺机进攻。明光镇商会组织商团自卫，但自顾人力单薄，不足御匪；求救于盱眙县城，城内驻军也仅一连，不能出动；县警备营平素从不训练，滋扰百姓绰绰有余，但要对付土匪，可就成了“银样蜡枪头”。县知事舒凤仪吓得手足无措，连县衙门都不敢出，只是一味地向省府告急求救。

　　七八月间，泗县著名匪首周继管在盱眙县仇家集，召集郭立盛、郭如恩、姜以丰、王嘏斋、徐瞎子、小白龙等股匪首合股。周继管要求各股既分散、又合作。分散劫掠各县乡镇，但不可据守一地与官军对峙；如有一股被官军包围，则合作援助。目的是让官军在各县之间疲于奔命，掌握不准股匪行踪，然后乘机拦劫火车。至8月上旬，土匪这一计划已渐收成效，活动范围也渐近铁路。

　　这时，安徽省督马联甲才感到形势不妙，乃认真调兵剿防。8月中旬，官兵在滁县、明光之间的张八岭、三界等地，击毙匪首周继管、小白龙，毙伤匪徒多人，但对匪势仍未能予重大打击，余匪朝西北方向窜往毫州。

　　民国时期，盱眙县是匪祸重灾区。该县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四周有淮河、洪泽湖等大小河流、湖泊，以及起伏的丘陵，小股匪徒极易流窜、藏匿，因此匪案频频发生。下面列举两个发生在1924年间的匪祸。

　　这年元旦下午4时左右，盱眙西乡的西泊冈镇小学已经放学，校内仅有校长关某和一名老校工。这时来了两名手提网篮的绅士，对校工说是县里派来查学的督学人员。关校长连忙出迎，吩咐校工赶快沏茶待客。他一面请二人进屋，一面说明学生已经离校。刚走进屋内，那二人便掏出手枪，指着校长说：“既然没有学生，那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匪徒们正推搡着校长出门，校工提着茶壶走来，见状急忙拉住匪徒说：“关校长是个好人，你们可不能把他架走啊！”匪徒猛推几次，校工仍紧紧抓住不放，一名匪徒抬手一枪，将校工打死，遂架着校长上了大街。附近的商家和行人正惊愕地看着这三个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名土匪朝天开了几枪。霎时间，从小巷中、饭店里、行人间，涌出一批持枪匪徒。他们一面鸣枪呐喊，一面朝各个商店、住宅冲去。。事后查点，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居民被杀20余人，被架10余人。

　　5月间，该县许家营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许家营是一个仅有30多户人家的村圩，土匪经常来此落脚。村民不堪其扰，家境稍宽裕者都迁往大圩大镇居住，留下来的只是来自泗县、颍州、寿县及河北省的贫雇农。这些人自己是一无房产土地，二无多余钱粮，仅在此租种本地富户的土地，为他们看守住宅而已，因此无所畏惧。后来，县里为消灭土匪，下令各村圩都不得收容匪徒落脚，许家营便于3月里造了一道圩堤御匪，使土匪十分恼怒。恰巧该村居民许丽生在5里外的大镇裘家集担任保卫团团长，曾捕杀过匪首岳三麻子和小皮匠。岳三麻子的师父姓姜，是一名积年老匪，在江湖中极有势力，他决心要集合股匪为徒弟报仇。

　　但姜匪不敢去攻打许丽生所在的裘家集，却选中了许的老家许家营。5月29日黄昏时分，10几名土匪乘农民从圩外田地收工回家之机，混入圩内，至夜在村里四处放火，圩外匪徒遂大举进攻。裘家集保卫团见许家营火起，知有匪祸，但又恐怕土匪使的声东击西之计，企图诱出保卫团，偷袭裘家集，因此不敢出动。匪徒攻入许家营之后，打死打伤10余人，又将其余近百名男女发辫相缚，驱入一间空屋，纵火焚烧。由于被害人的发辫相互牵扯纠缠，无法解脱，无法逃跑，因此悉数被活活烧死，尸体被烧得粘在一起，根本无法辨认。待军队闻讯赶到，匪徒早已远飏。

　　惨不忍闻的撕票手段。

　　民国时期，安徽最惨烈的匪祸大都发生在皖西，而且都是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阜阳县柴集以西约12里路有个李楼鼓寨，圩寨坚固，居民团结，小股土匪一般极难靠近。1928年秋，活动在豫鄂皖交界处的匪首老王泰纠集了好几杆土匪，号称5万人马，控制了柴集以西百余里地面的村庄，为非作歹。这些村庄的居民纷纷携幼扶老避往李楼鼓寨，难民共达800多户，3600多人。老王泰遂指挥匪徒攻打李楼鼓寨。寨长李老秉率领村民和难民中的男子，持土枪土炮英勇抵抗。双方从白天打到黑夜，枪声激烈不断，但附近驻扎的国民党军队竟不闻不问。入夜，寨中老人、妇女忧心如焚，谁也不敢入睡。第二天天色微明之际，土匪在死伤众多的情况下，终于从西北角攻入圩寨。老王泰两眼血红，嘶哑着嗓子下令：格杀勿论。狂暴的匪徒见人即杀，几岁的儿童也无一幸兔。土匪见到怀抱婴儿的妇女，便一刀先挑了婴儿，再一刀刺死母亲。。寨子外，土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严防寨民有人逃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李楼鼓寨的村民和难民合计4720人，除了一个名叫李老显的人，因藏于乱尸堆中得以活命外，全部死难。事后，外村居民帮助掩埋尸体，坟墓占地竟达40余亩。

　　1928年春至1929年春，豫匪李老末曾两次窜入皖西，为祸金寨、六安、霍山等县。李老末本名李振威，弟兄6人他最小，故人称老未。他早年曾在刘镇华的镇嵩军中当过下级军官，后来率部哗变为匪，联络了河南土匪韦大邦、刘开炎、李效忠等杆，号称三个团，初在豫西，后又到处流窜作案。1928年4月3日凌晨，李老末股匪进入金寨县麻埠镇，枪声一响，镇上民团不战自溃。匪徒遂大肆抢劫烧杀，还架走了300多人。在杨店、李集等地，匪徒与当地大刀会交锋，打死了会首和部分会众，占领了李集。国民党军队闻讯进剿，李老末下令将麻埠镇的数百名肉票，关在三间土屋内，周围堆上干柴焚烧。火势猛烈后，匪徒匆匆离去，肉票合力将墙壁推倒后，得以逃生。但匪徒用同样的方法，在汤家汇烧死100多名肉票，在银山贩烧死200多；另外在一个山坳里还砍杀了数十名。

　　股匪东进至苏家埠，击溃了地方军队的狙击，直趋六安县城。县长邢元伟和警备营长蒋鹏程在军队的保护下，仓皇逃跑。4月23日拂晓，李老末顺利地进入六安县城。匪徒在打劫中，专拣金银首饰、元宝大洋，大量的铜钱已经不在他们眼中。被他们抓住的人，哪怕是最穷苦的，也得交10块大洋，否则即杀头或砍断手足。县城内夫子庙前的泮池中，叠满肢体残缺的尸身，池水尽红。妇女则难逃被污的命运，有的被轮奸而死，有的被奸后刺杀，有的抗拒侮辱投井身亡。街头、井边，女尸袒胸露腹、断头割乳者，触目可见，令人不忍卒睹。

　　24日，匪徒架着1000多名肉票离开六安县城，临行前在四处街区放火。事后，仅北门内的几道街因火势未炽而得以保存，其余尽为瓦砾。李匪率众南下霍山县，因沿途居民早已逃亡一空，无所收获，遂于30日重返六安县城，再行一番搜劫，到这时竟仍无官军前来收拾残局或清剿匪徒。李老末为防止被官军包围在城里，便下令移驻苏家埠，等待苦主前来赎票。

　　李老末给肉票定的赎金，最高的是1000大洋，最低的也得400。无人来赎的肉票，一日三过堂。过堂时，不论男女肉票，令其伏于地下，用长大笨重的板凳压住手脚，不使动弹，然后扒下衣服，用成束的铁丝抽打背脊，称为“刷鸭子毛”。有些肉票被鞭打过重，或当场身亡，或伤重而死。对历久不赎的肉票，匪徒采用以下几种极为残酷的刑法撕票。一为刀砍，二为火烧，已如前述。三为砸鳖，即以巨石猛砸脑壳，至血迸脑浆出而死。四为马撕，将肉票四肢缚在马腿上，然后驱马飞奔，将人扯碎。五为毛竹撕，最为残忍。山区毛竹高大粗壮，但韧性极好，数丈高的毛竹可以扳弯，使其梢头触地，松开手，立即弹直复原。匪徒将两支相对的毛竹扳弯，使其梢头部分靠拢，然后将肉票的两腿分别缚在两株毛竹的近梢头处。待手一松，两株毛竹向相反方向弹开时，因力量极大，便将人活活撕成两半，每支毛竹梢上悬挂着半片血淋淋的人体，惨不忍睹。应当指出的是，被撕的肉票大抵都是家境困窘、无钱来赎的穷苦人。

　　后来，驻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奉命前往皖西进剿，李老末股匪遂钻进大别山区，向湖北应城方向逃去。不料第二年1月，他们在豫鄂两省军队的打击下，又进入皖西霍山县，盘踞在流波疃、扎子岭、李家坪一带。匪徒白天分股到四乡搜刮财物，任意奸污妇女。数十里方圆内外，农家的鸡鸭鹅猪尽为土匪捉杀吃光，往后即宰杀耕牛，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2月上旬，豫、鄂、皖三省的国民党军队程希贤、夏斗寅、黄国梁等三个师联合进剿。李老末企图逃往湖北罗田县滕家堡（今名胜利镇），因大雪封山，匪众无法前进，又无饮食，只得在三省边境上流窜。官兵认准雪地上的匪踪，紧追不舍，最后在豫皖边界的河南商城县大山中，将李老末击毙。余匪尚有干余人，逃回河南。

　　如果说1928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建立不久，社会治安尚未好转的话，那么30年代的匪患则不能再以此为理由了。下面介绍一个发生在靠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附近的安徽匪案。1933年9月，南京长江上游数十公里处对岸的安徽境内出现一股匪徒，以张大鼻子为首。土匪先攻陷含山县，大肆洗劫后退出；随后又攻入全椒县重镇赤镇，抢走当地保安队的所有枪支。9月27日，股匪四五百人占领和县香泉街之后，又进攻乌江镇，驻守的缉私营和保安队均不敌而退。土匪入镇后，将公安局、特税处枪支尽数夺去，在当地地痞流氓的指引下，抢劫了盐税稽查处和富裕人家。另有部分土匪则沿河道前进，准备进攻和县。县长谢守和只得下令紧闭城门，请求专署火速派兵前来救援。丹阳城里不许放鞭炮。

　　下面再来看看民国时期江苏省的匪患情况。

　　北洋时期，苏南各地多为小股土匪，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大多昼散夜聚，各县乡镇匪案迭出。1923年仅5月3O日夜间，武进县内就发生三起：大宁乡20多名盗匪，先后洗劫了黄阿银、潘顺泉两户人家；孝西乡10多名盗匪抢劫了陈三大家，还打伤3口人。这一年，上海郊区宝山县也极不太平，真如、殷行、刘行、吴淞、杨行各乡镇连传匪耗。该县有一批地痞流氓、无业游民，素以赌博、勒索为生，一旦亏负，便挺而走险，聚众为盗，却又旋聚旋散。因这些人对当地居民的家业、环境俱十分了解，故往往一发中的。所劫得的财物，大多送往当铺典当换钱，既免得辗转销售、花费时间，又不易被官方侦探发现踪迹。官方事先难以获得情报，事发不能及时赶到，事后又侦查不力，所以发生匪案很少破获。

　　苏南是重要的蚕丝产地，各县均没有茧行，向蚕农收购蚕茧。因茧行备有大批现金，故成为土匪觊觎的目标。茧行只得花钱雇用军队保护，但纵然如此，往往也难免匪劫。1923年6月4日夜间，设在丹阳县埠城镇的大昌永茧行的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守在里面的两名士兵和伙计、小工窥见歹徒在外，便急忙将大门抵死，并警告说：“若再撞门，便开枪了！”门外匪徒置若罔闻，竟搬来巨石猛砸，终将大门撞开。里面的人知道寡不敌众，也不准备再抵抗了。不料匪徒甫一进门，便胡乱开枪，当场打死两名士兵和一名伙计，伤一名小工。随后，土匪将茧行8000余元财物，搜劫一空，呼啸而去。

　　在苏北地区，收购粮食的粮行则常遭匪袭。1923年6月上旬，宝应县一个粮食行派玉某到宿迁县去收购小麦，途中被土匪绑架。匪徒向粮行勒赎2000元。一般说来，苏北股匪较苏南的人数为多，大都在数十至百余人，不过与鲁、豫、鄂、川及东三省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然其危害性却不可低估。1923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宝应县尹家庄窜来土匪百余人，接连打劫商店、居民20多家，获赃款约2万多元，并杀死3人，架走2人。匪徒还敢于公开抗拒官兵，即使遭到打击，隐匿一时，旋又死灰复燃，重新为祸。当时，阜宁县有一巨匪王宝华，在靠近涟水县的五条沟一带活动。后官兵、民团联合围剿，打死王宝华，击溃股匪。数日之后，匪徒又举崔国保为首领，公然在十套地方白日打劫。官兵再剿，匪徒窜去；兵去，匪复来，官府毫无办法。国民党统治时期，江苏省的匪患甚至较之北洋时期更为严重。苏南茅山、瓦屋山是土匪的主要巢穴，匪徒分途分股到附近各市县，如镇江、丹徒、丹阳、金坛、句容、溧水、溧阳，进行骚扰。土匪称绑票为“炕山芋”，各地抢案日夕数起，终民国时期，一直不断。

　　1927年8月，镇江丹徒南乡各地出现多股数人至数十人的匪徒。25日晚间10时左右，上党乡公所闯入数十名穿杂色军服的人，对乡长说，奉县长之命前来剿匪，因武器不够，需征用该乡保卫团的所有枪支。乡长心想，既为剿匪而来，何以枪械不足，其中必有诈情。他一面吩咐倒茶递烟，招待来人，一面暗中交代手下如此这般去做。随后，他向来人陪笑道：“贵军为民剿匪，乡里自当尽力而为，只是枪械一事体大，还请长官出示公文才好移交，否则兄弟难以向上交代。”

　　那伙人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拿不出公文，正要变脸发作，忽听屋外保卫团队员大声议论，说是驻高资镇的警备队往这里来了。那伙人听得心慌意乱，忍不住探头往外看，只见远处隐隐绰绰果然来了一队荷枪的人，便急忙招呼着离开。临行时，那为首的恶狠狠地对乡长说：“给我准备好一笔钱，我随时来取，否则我将扫荡你这个乡，杀个鸡犬不留！”

　　大约也是这段时间，丹阳县练团乡一带出现以蒋四泰为首的股匪，人数竟达四五百人，焚屋劫物，掳人勒赎。西乡六村被焚房屋数百间，杀伤4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五十八团团长桂永清派兵兜剿，虽小获战果，但大股土匪退往与丹徒县交界的浦村集中，准备伺机报复。丹阳城内绅民一片惊慌，县府宣布入夜11时即关闭城门，城内戒严，军警巡逻，夜间无口令不得通行；甚至禁止燃放爆竹，以免引起无谓慌乱。为防绑票，四乡农民夜间被迫携家带口到野外露宿，有钱人则纷纷迁家移居。

　　顾二老爷泰县城落网。

　　到30年代，苏南苏北匪患仍相当严重。1933年夏季，苏北高邮县第十区各乡曾被大股匪徒盘踞达数月之久。县政府屡闻警报，便请军队来剿，但土匪采取游击战术，官兵根本找不到匪踪。各乡民团遂联合抗匪。10月下旬的一天，民团与土匪在董家墩交战达数小时之久，才将匪徒从该区驱逐出去。但土匪人枪俱在，窜往他乡，仍复为害。江都县西有一个陈庄，该村庄有个姓孙的地主人家，占田800多亩，富甲一方。为了防御土匪，孙家三兄弟绞尽脑汁：在宅内挖了两个地窖收藏金银细软；宅院围墙筑得极高；在天井的上方绷上铁丝网，以防有人翻墙而入；孙家三兄弟个个身强力壮，还备有自卫枪支，似乎可以无虞。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宅院中两座房屋之间有一道宽不满一尺的夹弄，未绷铁丝网。1934年6月17日凌晨，孙家全家正呼呼大睡之际，十几名土匪攀援上墙，从那道狭弄上空系绳而下。匪徒持械将孙家男女抓集一道，勒令交出财物、枪支。孙家人坚不吐实，匪徒便用炭火轮流烤炙三兄弟，皮肉发出“嗤嗤”声，气味焦臭难闻，三兄弟遍体鳞伤，家人个个战栗哭泣。最后，老三受刑过重，昏死过去；老大见兄弟性命垂危，只得说出藏物地点。此案中，孙家不仅损失3000多元财物，而且老三最终还是因伤毙命。

　　1933年下半年，在江苏境内曾破获一起牵涉到苏南苏北好几个市县的大匪案。在苏北泰县兴化桥镇上，有一座新式洋房，内部宽敞考究，摆设阔绰华丽。该楼主人名顾恒楼，50出头，身材魁梧，力气极好。他在地方上颇有势力，虽无什么田产、房产，生活却相当优裕，与当地官宦士绅过从甚密，人们都尊称之为“顾二老爷”。他手下有一个绰号王小辫子的，专门为他接送宾客、出外办事，深得信任。

　　10月中旬的一天，有二人来到顾家门前，向仆人说：“我俩是顾老爷的徒弟，从镇江过来，烦你禀报一下。”

　　不一会儿，仆人出来引二人进去，到客厅坐等。二人正在欣赏四壁悬挂的字画，顾恒楼从楼上下来见客，不觉一愣——这两人都是陌生人。他情知有异，便单刀直入地发问：“二位为何冒我徒弟之名来此？”

　　那二人迅即掏出手枪，对准顾恒楼喝道：“不许动！”

　　顾恒楼曾给仆人立下规矩，他有客人来时，任何人不得随意打扰。这时，他见孤立无援，便有意大声道：“二位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枪？”

　　“不许出声！”那二人连忙命令道，“坐下！”

　　顾恒楼只得老实坐下，一个人坐在他对面拿枪对准了他，另一个人则匆匆向大门外走去。不一会儿，那人领了几名警察进来。为首的警察取出一张公文，对顾恒楼说：“奉县长之命，对你家进行搜查。”

　　顾恒楼知道出了纰漏，只得身不由己地坐在那里任警探搜查。待到警察将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和30包红丸放在客厅桌上的时候，他叹了口气，束手就擒。

　　原来，这顾恒楼是一名巨匪，早年一向在苏南的南京、镇江、常州和苏北的扬州、江都等长江沿岸城乡集镇为祸，积案累累。1930年，戚墅堰镇曾有华飞在为母亲做寿之际，被人惨杀。此案即是顾恒楼一伙所为。稍后，他用历年劫掠所得的钱财，在泰县置产定居，以绅士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但在暗中他仍操纵徒众，运筹帷幄，指挥他们分股活动，或打家劫舍、架人掠物，或贩卖毒品、设赌抽头；他本人则坐地分赃。

　　这年八九月间，江都县发生一起重大抢劫绑票案。该县侦缉队千辛万苦摸到了线索，过江到句容县农村找到藏票地点，不仅救出人票，还抓获了几名看票的匪徒。根据口供，侦缉队又在镇江市和附近农村抓获一批土匪，并缴获不少枪支和赃物。经过审讯，该股匪首周二瘪子供出了总后台顾恒楼，并交代他们与顾的联系，主要由王小辫子来往跑腿。江都县遂派干员赴泰县，取得该县政府和警方的配合，计擒顾恒楼。当时王小辫子恰巧外出，最后在卜坝地方被警探抓获。

　　王小辫子在审问中供认，最近若干年来，在苏南、苏北沿江一带的许多重大匪案，都有顾恒楼和他参与策划、指挥。据王小辫子交代，这时在禄洋湖一带出现的、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土匪武装，也与他们有关系，他在其中担任队长，顾恒楼则负责筹措枪支弹药。

　　顾恒楼及其属下的匪徒主要活动范围，就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以及江苏省省会镇江一带，所谓京畿辇下地区，按理该是“首善之地”，然而社会治安却如此之糟，以致顾匪能够在这一带猖獗为害多年，确实令人惊叹民国时期匪祸之严重。

　　抗战爆发后，苏南苏北土匪乘乱纷起，一些社会渣滓打着“抗日”的旗号，自封“司令”、“指挥”，先是抢掠扰民；随后又投靠日伪，助桀为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无暇顾及社会治安，以致首都南京城的城郊附近，就常有土匪出没。

　　南方处处闻盗警。

　　民国时期，无论南北，都有土匪。关于南方的土匪，前面已经介绍川、黔、滇、苏、皖和湘西等地。这里再列举一些匪案，综合地作一介绍，以表明匪患的普遍性。

　　嵊县匪帮剜人心浙江省东面临海，海盗猖獗。内陆部分，北面为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太湖强盗肆虐。其他地区多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绵延南北，横亘东西，成为土匪盘踞的巢穴和出没的场所。浙江又与沪、苏、皖、赣、闽诸省市交界，便于匪徒往来流窜。由于土匪为祸，意在劫财掠物，因此，浙省匪患严重的地区主要在乡镇富庶而且人口密集的浙北、浙东、浙西。而浙南山区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即使是数十人的股匪也难以就食，因此匪患反相对地少些。像浙闽边界的仙霞岭，八百里山路崎岖而又荒凉，除了逃窜时来此暂避，匪徒是不会到这里来企求什么的。

　　浙省土匪当以嵊县匪帮最为猖獗，其恶名也因此昭著于附近省市。所谓嵊县帮，是民初至20年代前期形成、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活动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余姚、上虞等县的土匪，故又称诸嵊匪帮。例如，1923年间仅在奉化县的剡源一带，就有3股匪徒。一股百余人住稻蓬山，袁德性为首；一股40余人住西晦溪，单孝治为首；一股六七十人住四明山中，王荣泉为首。三股互通声气，在附近各乡为祸，几个月间就作案20多起，且伤毙多人。嵊县匪帮主要作案方式是绑票勒赎，20年代时，其手段极为残忍骇闻。据报道，曾有匪徒将历久未赎的人票缚在柱子上，当着其他人票的面，用尖刀刺入其胸膛，剜出心脏。

　　嵊县匪帮除在上述各县为祸外，还逐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杭州附近的绍兴、萧山、富阳、临安等县，与这些县本来就已不在少数的地产土匪勾结起来，制造匪祸。1923年6月在绍兴被枪决的匪徒裘九斤，是嵊县匪首钱学渊的党羽，多次在绍兴横溪、下米墺等地绑架勒赎。当时，为防止嵊县土匪效尤孙美瑶劫车，浙省军队曾在杭雨铁路两恻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许多匪首被迫逃往上海，后在上海华、洋各界警探搜捕之下，又有一些人落网。但更多漏网的匪首却认识到，上海地方华洋混居、五方杂处，正是隐蔽藏身和绑架作案的好地方。因此，从20年代中期开始，嵊县匪帮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浙北、苏沪各地。本书后面要介绍的1937年京杭国道绑票案和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绑票案，均为该匪帮所为。

　　从30年代开始，嵊匪成为祸害浙苏沪各地城乡最严重的大帮匪徒。他们集数十年绑票勒赎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每次作案都制订巧妙而周全的计划，各色人等分工合作，因此作案屡屡得手。同时，该匪帮在其发源地四明山老巢附近仍有活动，以留退路。例如，新昌、嵊县交界的沙筛坑附近有一著匪丁石泉，曾多次策划、参与绑架人票，1932年下半年被新昌县逮捕。根据他交代中提供的线索，官府曾追剿过一些匪徒，并击毙匪首。除本省土匪外，外省土匪也时时窜来浙江作案。1923年6月4日发生在长兴县的绑票案，就是来自安徽的土匪所为。这天下午6时左右，长兴县合溪乡缸窑小学已经放学，但因夏天天色尚明亮，所以几名家住附近的小学生还在校内做功课或玩耍。这时，从学校北面回龙山上下来四五个持枪匪徒。他们进入学校后，见到正在操场上的学生潘鸣盛，便一把抓住，挟着便走。潘鸣盛大声呼救。教室内几个学生闻声赶来，上前去拉，被匪徒拳打脚踢，跌倒在地。匪徒拉着潘鸣盛走出学校，经过一个姓朱的地主家门前，该户女仆见状，也惊叫起来，匪徒抬手一枪，将她打死。再往前，便是潘鸣盛自己的家，他于是狂呼：“阿爸、小伯，有强盗，快来救我！”

　　他的叔叔潘梦琴冲出大门，猛地扑向上匪，被匪徒用枪打死。这时，左邻右舍十多名青壮年男人都赶了出来，匪徒见势不妙，遂不顾一切，向众人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2人，其中一人送医院后亦不治而亡。匪徒乘乱仍挟持潘鸣盛逃去。

　　事后，警方侦探查悉，该股匪徒以张森林为首，巢穴在安徽宁国县天目山中的千秋关。此次，土匪窜到浙江后，先在孝丰县（今并入安吉县）作案，遭到该地军警打击，遂北窜长兴县，分小股绑架肉票；作案后，已经由孝丰返回安徽老巢。

　　1927年8月间，北洋军阀孙传芳偷袭江苏龙潭、镇江一带，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其溃兵无路可走，纷纷南逃，进入浙江长兴、安吉等县，与当地匪类勾结，啸聚山林。这一带地区本来就多匪，兵匪一旦会合，遂形成1927年下半年浙北极为严重的匪祸。

　　开始时，土匪仅据天目山中九龙寺为巢穴，分股向东、向北活动，安吉与长兴、湖州交界地诸乡镇，如梅溪、林城、缸窑、和平、律溪、天平桥等数十处相继蒙难。占据黄图村及缸窑一带的土匪先后绑架了100多人；九龙寺的匪徒曾攻入安吉县城，将县长程某及富户8人掳走，索赎金达50万元。此后匪徒人数日益增多，九十月间据估计在千余人以上，还准备编成一个师，与孙传芳挂钩。他们不仅往四乡八镇派出密探，踩点放线，而且公开在各镇及通衢大道旁张贴布告，招徕徒众。布告写道：“住瓦屋人，欠我钱；住茅屋人，种我田。有人来投军，每日两块钱。”他们的步哨荷枪实弹，从山顶一直放到乡镇附近。其伙夫每日到集市采买蔬菜杂物，荷担背负而归，居民明知其为匪类，但谁也不敢告发或擒拿。10月初，一个性魏的匪首劫得一良家女子，强纳为妾。办喜事之日，匪窟中鼓乐喧天，大办筵席，各路股匪大小头目纷纷前往送礼致贺。

　　土匪之所以如此猖撅，只因官军无力。浙江省防军第三团在安吉县仅有二三处驻兵30人左右，与土匪相比，显然不足挂齿。各地保卫团枪支少而劣，作战能力又差，非但不能剿匪护民，而且自己的武器也大多被匪徒抢走。各镇士绅居民迭次恳请驻湖州的第三团派兵剿匪，却始终不见回音。居民无分贫富，纷纷出逃，有的集镇逃亡人数达十分之七八，以致田间稻穗沉沉无人刈割，集镇街道空空有如阡陌。北伐战争中，浙江因当地军队起义，投向国民革命军，故并无重大战事，但当时人估计，安吉等县居民因匪祸而遭到的损失，甚至要远远超过战区居民的损失。

　　到30年代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时，浙江匪患也远未洱平。

　　形形色色的福建“民军”

　　福建省在地理上与浙江大同小异，除东南临海之外，内陆多为山峦、丘陵。民国年间，福建土匪从未绝迹，相反是人数愈来愈多，势力愈来愈大。现以闽东永泰县为例。

　　该县境内多山，地瘠民贫，交通闭塞，土匪如毛。1922—1923年间，有林峰聚众数十人，以矿山炸药自制武器，窜扰于县城周围，被当时第二十四混成旅长兼泉永护军使王永泉剿灭。1926—1927年间，又有关道秀、胡宝奎、鲍达三等流氓土匪，窃居各区乡民团团总职位，指使部下大干土匪勾当，以致激起民变，最后消灭了这伙歹徒。1928—1933年间，县内有多股大小土匪，如吴大昂和所部吴建东、刘大和以及方草孟等，分别在雁门、濂洞、大洋、通天隔、曹溪底等乡村，抢劫掳架。1933年底，十九路军派兵进剿，抓获并枪决了一批匪首，但仍有不少溃散在逃。此后至抗日战争期间，该县既有陈长光、马治官等本地股匪肆虐，又有张雄南、张克武、林继曾等邻县土匪窜扰，甚至演出股匪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的丑剧。例如，张克武为与陈长光争夺在永泰以南嵩口地区的控制权，曾派人潜入永泰县城内的同仁中学，将在该校读书的陈长光两个儿子掳走并杀害。解放战争中，永泰县土匪有的被国民党收编，充当反共救国军，用以对抗解放军。一向在永泰、莆田、仙游三县交界地区活动的鸟治官，就曾担任过该反动组织的纵队司令。

　　福建土匪有一个不同于他省的特点，即大股土匪往往自称“民军”，成为割据地方的封建武装。他们凭着武力，迫使官府承认他们的地位，国民党势力进入福建后，他们又曼缘附会，有的当上了国军。但不论是民军，还是国军，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干的是土匪行当；而且由于掌握了“合法”的权力，更是派捐派税，为所欲为。民国年间，福建中部戴云山周围各县，如尤溪、大田等县有卢兴邦“民军”；闽南永春、德化、大田一带有吴威、尤赐福、陈国辉；安溪县有叶定国；长泰县有叶文龙；闽东仙游、莆田、福清等县有林继增。。尤赐福，永春县人，民国初期即投入闽南匪首吴威“民军”队伍中。吴死后，尤赐福与陈国辉等人各立山头，以永春为基地，祸及永春、德化、大田诸县，罪案累累。1928年，他投靠国民党当上新编军的旅长，仍行同土匪。第二年8月，福建省政府通缉并围剿尤赐福，他逃入大田县大山中，不仅掳勒劫杀，而且公开向地方征收烟赌捐，派粮派饷。1934年陈仪主持闽政，下决心消灭各地民军，首领大多被处以极刑。当时国民党驻军三十六师师长兼泉州警备司令宋希濂派兵将尤赐福拿获，于4月20日将尤及手下匪目尤永昌、尤泉、陈得荣、徐杰等一井枪决，余部缴械遣散。

　　叶文龙为长泰县人。该县北面与安溪、同安两县交界处，也是大山绵亘、密林蔽天的形势。清末民初，这一带就有封建迷信的会匪组织“八卦会”首领蔡大佬、安溪“民军”首领叶定国等人先后控制地方。叶文龙年轻时是个无赖赌徒，因负债累累而投入叶定国部为匪，积年升为营长。由于叶定国民军长期滋扰地面，1923年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厦门镇守使张毅派兵进剿。叶部久战不支，退往枋洋一带山中。1927年北伐时，叶定国投机参加国民革命军，当了新编军旅长。叶文龙也当上团长，单独驻防长泰，从此开始自立门户。他收编附近土匪，扩大实力，劣性不改。1929年驻闽南的陆军四十九师张贞师长派兵围攻叶文龙。当时叶文龙的团部在岩溪镇的一座三层楼内。张贞部士兵包围了该楼，将一楼顽抗的匪兵全部消灭，冲上二楼。这时，叶文龙和家属只得退守三楼，他的第三个妾急中生智，将大批银元和烟土倾倒在二楼地板上，士兵遂相互争夺，停止了冲击。叶文龙才得以越窗而逃。此后，叶文龙花钱买通国民党中央党部人员，被允仍旧驻守长泰。1934年陈仪收拾各地民军时，叶文龙又多方活动，得以维持原有地盘。抗战爆发后，1939年秋，与日本素有勾结的闽匪张逸舟、黄国泰等策动福建各地土匪、民军投靠日军，叶文龙也暗中联络，蠢蠢欲动。陈仪获知后，派兵围剿，叶文龙兵败逃匿山中为匪；一个多月后，因衣食全无，只得下山投降。1941年5月，叶文龙与南靖县匪首张河山一道被处死。

　　不久，叶文龙的一个勤务兵吴荣宗声称“为团长报仇”，拉起300多人的匪队，到处骚扰，并袭击官兵。当时正是对日作战时期，官军不堪其扰，只得加以收编。吴荣宗从一个勤务兵一变而为匪首，再变，竟成了省保安处少校军官。

　　与吴荣宗相反，又有军警变为土匪的例子。1927年间，南靖县城内靠20多人的一支警备队维持治安。其成员半为本地泼皮无赖，半为北洋军队留下来的老兵油子，扰民有余，御匪不足。5月，新县长周彬川到任后，打算改组警备队。他从厦门请来张祝九代替了原来的队长，又打发了十多名扰民有据的队员，重新在当地募兵。然而前来应募的仍是一批无赖之徒，与原先成员一拍即合。由于张祝九从严治队，致使警备队对县长和队长的怨气日益增加。

　　8月23日晚10时左右，周县长、张队长与两名地方绅士正在县署闲聊。突然有两名白毛巾裹头的大汉推门而入，二人持枪对准县长，说一口北方话，问：“你有两支手枪，赶快交出来，否则要你的命！”周县长只得交出文件柜钥匙，让匪徒自取。这时又进来五个裹白头巾的人，两位绅士一见，马上认出是原警备队被开除的人，不由吃惊地站了起来。那几人用当地土话说：“不干你们的事，我们专为县长和队长而来。请不要说出我们的姓名，否则三夭之内你们必死无疑！”两名绅士只得唯唯答应。

　　这批人取出手枪，绑起县长、队长，便发出信号，又有一批人持枪而入——竟然就是整个警备队。20多人在县署里大肆搜掠，全县刚征收的粮税千余元和县长以下各职员的行李物品，悉数被劫。随后，暴徒将县长、队长押出县府，门口又有当地土匪20多人前来接应。这时县府附近的空场上正在演戏，观众见一行人向城外走去，谁也不曾表示奇怪。匪徒将二人押到城外河边的船上，又往返两趟，将县府物资搬来，遂驾船向上游驶去。

　　第二天，县里派人到漳州向当地海军报告。海军陆战队赶往南靖县，往四乡搜索了一天一夜，毫无线索，只得徒劳而返。9月间，匪徒派人到厦门向周彬川、张祝九家索赎金1万元，然后放人。

　　30年代，福建匪患有增无已。福清县土匪尤盛。该县西边为山区，仅东张一地就有倪侬伯和老虎两股土匪，各拥人枪数百。附近地主富商纷纷迁往城内居住，土匪便向贫苦农民勒索，要每户交大洋数十元或快枪两三支。农民能逃则逃；不能逃，只得卖田卖牛，向土匪纳款。该县南面濒海无山，三五成群的小伙匪徒比比皆是，以拦劫行人为主，搜劫时小至一枚铜板也不放过，真有一文不名者，便剥其衣裳而去。从莆田开往福州的汽车要经过福清，司机每月固定向土匪“纳税”，但即使如此，也不免常被拦劫。1934年国民党为镇压“福建事变”，派大批军队屯驻福清县。土匪公然上集镇买物购货，与官兵摩肩擦踵，百姓明知有匪，谁也不敢告发。

　　广东“大无二”和“阳春惨案”

　　广东省在清朝末年就是会党、绿林、土匪遍地，兴中会、同盟会都曾联络、收编他们参加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中，许多绿林被编成民军，由于纪律散漫，到1912年秋冬时，均被遣散。许多人重返绿林，打家劫舍。1914年督理广东的军阀龙济光大肆镇压民党，许多民党军官也投入绿林，掌握并利用这种武装，从事反袁、反龙斗争，为解决粮饷问题，自然也从事绑架、抢劫。

　　珠江三角洲以陆高满（陆满）为首的20多股绿林，共约2000余人，曾组成“两粤广义堂”。其所订十项守则，包含有这样的内容：劫富济贫，保护驻地百姓，救济贫寒；收取富户、商人保护费后，须切实负责，如有损失，应予赔偿；不与龙济光及上豪劣绅妥协，如中山先生主持讨龙，须积极参加。据此可以看出广义堂确实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绿林武装。

　　广义堂主要活动是收行税和保护费，也绑架抢劫富商地主。其收税对象是丝厂、木排、轮渡、拖轮，收保护费对象是砖瓦窑、茧行、当铺、大市场。其收费标准：丝厂按工人人数，每人每年收10元；轮渡每月收客货运费的5％，拖轮收10％；砖瓦窑大者年收3000元，中者收2000元，小者1000元；西江木排年收20万元，北江、绥江木排收10万元。至于绑票赎金，凡有5万元以上家财的，要交出1／10才行。广义堂先以堂名致函各方，若不按通知送款，即严厉对待。一般说来，总有90％以上对象如约送来。1914年8月，顺德县有5艘丝船自恃船快又有武装，拒绝纳税。陆满指使手下，当丝船行至顺德、南海之间的奇搓大都河面时，以木排前后堵住，使之无法动弹；然后两岸以小炮轰击，只打得各船护船人员高喊“饶命”；广义堂成员遂上船将所载大量购丝白银和武器，一掠而空。

　　继广义堂之后，珠江三角洲各县绿林也纷纷成立堂号。如南海、顺德间有广龙堂千人左右，龙胜堂900多人：顺德天顺堂千人，伏虎堂700余人，广东堂千人。其他如南海、花县、高明、新会、台山、中山、宝安诸县均有。其征税收费对象、标准也因地而异，如中山县有的收沙田禾税，高明、花县收人口、耕牛保护费。许多绿林并不都具政治色彩，倒是土匪行径更多些，像新会、台山交界处的古兜山绿林还抢劫少女卖往妓院，宝安县绿林走私包私（该县与九龙半岛相连）。到1916年以后，各股绿林烧杀抢奸，无恶不作，已经纯乎匪类了。

　　广东人称这种占据地盘、打劫勒索的土匪为“大天二”，取义于牌九中的天牌、地牌，意为割地称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于日军，李福林、邓彦华等收编绿林武装成立游击司令部抗日，仅第一纵队就达万人。但该部无粮饷供应，所谓“自筹”，也就是抢劫勒索；后又逐渐与日伪挂钧，合土匪、汉奸而为一。由于一些国民党官兵也携械为匪，广东“大天二”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成为拥有轻重机枪、冲锋枪、小炮，甚至电台的匪帮，行径益发恶劣。

　　大天二绑票，以人票的体重与家财结合计算，每斤在5角至10元不等。

　　抗战中，他们以船包运日货到各地销售；抗战后，则从广东包运鱼、粮到港澳，返航时又带运走私货物。有时他们既包运了客商的货物，复又唆使下属抢劫货船，使客商两头损失。番禺沙湾一带的大天二何秩生等一伙霸占农田，收取高额地租，曾导致饿死佃农千余人。潭山乡大天二许昌、许树二人为争田而火并。许昌失败后，收买官军相助，攻入潭山乡和四七沙后，将当地居民财物劫掠一空，焚毁房屋数百间，奸淫妇女以千计。

　　在两广军阀混战中，军阀利用土匪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下面介绍一个这类案例——阳春惨案。李耀汉本是广东绿林强盗，清末被收编当上巡防营长，辛亥革命后任肇庆驻军统领，升任肇（庆）罗（定）阳（春）镇守使，所部称肇军。1915年护国战争中，他被老桂系利用担任广东省长，旋被解职，避居香港。肇军的一部分被桂系收编为陆军游击部队，大部分在李耀汉亲信李华秋、胡成楷率领下分散为匪，在新兴、阳春等县活动。

　　这时，在阳春、阳江、电白、茂名、信宜诸县毗连的大云雾山中还有一股惯匪活动。首领徐东海1917年曾为龙济光收编，龙济光垮台后，复上山为匪。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对上述各股土匪都多次派兵进剿，抓住匪徒，不问首从，一概枪决；抓不住的，则逼迫匪属出钱，悬赏捉拿匪徒。其手段虽然严厉，但始终未能饵平。

　　1920年初春，李耀汉策动李华秋、胡成楷与徐东海合作，纠匪2000余人，分两路进攻阳春，遭到失败。这年秋天，陈炯明从福建进入粤东，驱逐桂系军阀。肇罗阳地区桂系军队开赴惠州增援，阳春县只剩下少数警备队和原肇军改编的游击队。李耀汉遂再次指使股匪起事。

　　驻阳春县城的警备营长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无力抵拒，便劝告桂系的县知事黄振衰赶紧离开。黄振寰因在县里每天有100元的赌税收入，舍不得离开，便派人到附近去求救兵。但答应来的（救兵）没有来，不该走的（县警备营）却又擅自离去，于是阳春县落入匪手成了定数。1920年阴历八月初五凌晨3时左右，徐东海股匪开始攻城，由城西北、东北两个方面缒城而入，城内仅少数官兵抵抗了一下，其余原肇军士兵干脆开门揖盗。匪徒进城后，将县知事黄振寰捆绑殴打示众，随后杀掉。其余县府职员只要不是当地人，不论是广西籍，还是广东籍，抑或海外归侨、知识分子，不问情由，一律枪毙，死者近70人。尸体有的被掩埋，有的则直接抛入漠阳江中，随波逐流。

　　莱克斯在暴风雨中归来

　　广西省境内多山，五岭、大瑶山、云开大山、十万大山，仅名称就足以显示出山之大、之高、之多。莽莽崇山峻岭，利于土匪藏身、活动，广西匪患自然十分可观。偏僻地区不追逐一细说，这里只介绍一下其大城市桂林、梧州、柳州附近的匪祸，以概其余。

　　1923年上半年，粤桂军队在广东开战，广西军队源源不断调出增援，省内兵力不多，匪势陡然大炽。五六月间，柳州市郊及远郊各县盗匪极为猖獗。龙江南岸的庆远县（今宜山县）、北岸的罗城县，因匪患造成秧田无法栽插。为不误农时，各乡村集资请军队到田间保护插秧。龙江、融江各水道上的商船必须向土匪交纳保护费，或花钱请军队护送，才能通行。当时信函、汇票均由邮差乘车、乘船或步行送达各处，柳州附近常有邮差被匪徒绑架或杀害，信件则被抛掷路边、水中。

　　6月初，1000多名土匪包围了庆远县桥沙镇，索取保护费4万元。镇中商、绅为免匪祸，同意付款，正与匪讨价还价时，驻镇官兵宣布，谁与土匪洽谈、付款，即以通匪罪诛杀不赦；并表示要与土匪决战。镇民无奈，只得协助官兵出击。匪徒被打个措手不及，被擒杀多人，只得后退一段。但匪首马上派人给镇上去信，声称为报仇雪恨，凡镇中人、畜，抓住后立即肢解。后来，有几名镇上的铁、木工匠在外做工返回，被匪徒抓住，果真被砍去手脚，弃置路旁。

　　1924年4月间，桂系军阀陆荣廷与沈鸿英交战。沈军包围了陆军据守的桂林城，双方相持近两个月。桂林城内粮草全无，对外交通、联络也全部断绝。其时，困在桂林城中有20名西方传教士，也陷于饥荒之中。5月下旬，梧州城的一批西方教士决定前往桂林，说服围城的沈军，让城内的外国教士脱离险地。于是，克兰、莱克斯、约弗莱等传教士和梧州教会办的司笃德医院医生米勒，带着一名中国仆人，借医院的汽船和驾驶员，沿桂江上溯到桂林去。

　　由于军阀混战，这一带土匪无人遏制，到处活动。25日，汽船行至昭平附近，忽听岸边枪声大作，有人喝令停船。众人惊愕间，只见大批土匪从岸边涌出，汽船只得靠岸。匪徒将6名中外人员拖架上岸，搬光了船上所带的食物药品衣服，并打算放火烧船。因船身潮湿，除烧掉一些布垫之外，船仅被熏黑而已。匪首恐时久生变，便吩咐弃船携人离去。

　　匪徒分作三股，每股约百人上下，各挟带两名人质，分批出发。河边即是大瑶山区，匪徒们昼伏夜出，连续跋山4天。在这四天中，传教士们看到还有不少中国男女肉票随行。每天匪徒都残酷地拷打那些肉票，并当众轮奸那些女票。后来，被释放的约弗莱教士曾说：“我从未想到过人类竟然会堕落到如此地步，竟会凶残到这种程度！”

　　29日，三股匪徒会合，匪首们详细地审问了6名人质。3名匪首都只有20多岁，黝黑机警，他们商量之后，宣布释放年纪较大的约弗莱教士和米勒医生，令驾驶员开原汽船返回。

　　“条件记住了吗？”当匪首把被释放的入送到汽船停靠处时，再次问道。“记住了。”约弗莱答道，在心里又默诵一次，“赎金20万元，毛瑟枪100支，每支附子弹300发，来复枪1000支，每支子弹100发，手枪500支，每支子弹100发，军用皮带1条。”

　　“两星期内来赎，”匪首提醒道，“乘船沿江航行，见岸边有2尺长、4尺宽的白旗，就停船上岸，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30日下午，汽船载着衣裳污湿破烂的约弗莱和米勒驶抵梧州。正乱作一团的中国官府和英、美领事获知详情后，立即派人到昭平，设法与土匪接洽。一艘小型美国军舰潘卜格号也驶抵梧州，待命营救人质。6月上旬，与教士一道被掳的中国男仆又出现在昭平，他告诉官方说，他奉派出来为教士们购买食品，并催促赶快赎人。

　　6月10日傍晚时分，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山中匪徒到处奔跑着寻找躲雨的地方。被扣押的莱克斯和克兰等主仆三人，找到一处石穴，避了进去。雨下个不住，天色越来越暗，莱克斯往四周看去，竟不见一个土匪，他转脸轻声对克兰说：“我们逃吧！”

　　“什么？”正闭目静坐的克兰教士吃惊地睁开眼睛。

　　“这样大的雨，土匪放松了警戒，即使来追，也不方便，更不好开枪，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大好机会啊！”

　　“不，这太危险了。”克兰郑重地摇摇头。

　　莱克斯站起身，走到雨地里，向四周望去——浓重的暮色下，什么都看不见，哗哗的雨声中，什么也听不见。他转过身毅然说道：“我决定逃走！”克兰说：“我留在这里。”他转过头看看男仆，仆人表示“我随克兰教士留下。”

　　“那好，再见！”菜克斯说完，便消失在浓密、黑暗的雨帘之中。

　　第二天早晨，混身泥浆的莱克斯传教士出现在昭平，随即被官方用汽船送往梧州。由于只剩下了一名外国人质，匪徒降低了赎金，提出3万元，官方同意5000元，教士的仆人在两边传话，几经往返，双方以1万元成交，才算了结了这一匪案。

　　外国侨民收到邓黑七来函

　　20年代，人称湘省匪患为“骇人听闻”，实在不为过分。1923年春夏时际，湘北安化、益阳、宁乡一带土匪如蜂如蚁。小股土匪在四乡绑票勒索，如宁乡股匪专绑小票（儿童），开口索价动辄数千元至万元，不同意便立即撕票。大股土匪则攻入集镇，烧杀抢劫，安化股匪甚至准备攻打县城。县城内居民一夕数惊，县知事惶惶不可终日，一味向上峰求救告急。

　　益阳县匪祸经常不断。该县匪首名邓黑七，串联三县股匪，相约彼此支援，互相策应。益阳县有一风景区名桃花仑（今桃江县），前临资水，后有小山，极为优美；清末为外国所租借，洋人在此修筑道路，培植林木，建造了医院、教堂、学校，成为一个雅致、幽静的所在，英、美、瑞典、挪威等国侨民百余人居住于此，中国官府派有军队在附近驻守保护。一日，各侨民家中均收到署名邓黑七的来函，内称：“本军近来饷银不足，难以维持，请各位洋人代为垫支大洋5万元；否则，本军将严厉对待。。”各国侨民立即紧张起来，纷纷磨刀擦枪，进行戒备；同时通知中国官府和驻军，加强保护。湖南省当局唯恐一团驻军尚不足御匪，又急令湖南陆军第一旅旅长贺耀祖火速带兵赶往益阳协防。

　　至于湘粤边界，南岭透迄连绵，湘赣边界，武功山、罗霄山层峦迭嶂，其间藏匪匿盗，更不知其数几何。1923年下半年，罗霄山脉西麓的酃县被大股土匪占领了好几个月之久，至第二年1月下旬，才由唐生智部队收复。神农架：野人乎？土匪乎？

　　关于湖北省的匪患，本书已有不少介绍，这里只简单一提。

　　鄂西地区的巴东县地处巫峡附近，山川秀丽；秭归县是汉代明妃王昭君故乡；兴山县在大巴山区，著名的神农架原始森林就在该县。传说山林中常有长毛的“野人”出没，偷食山民的庄稼和禽畜，成为生物学上疑案。这一片神奇美好的土地，民国时期也被土匪无情地玷污。1923年间，兴山县高山密林中麇集着千余名上匪，时常分作小股窜入上述三个县的集镇乡村，烧杀抢掠。7月中旬，匪徒在元渡河一地就焚毁民房70余家，杀死10余人，劫走财物达4万元之多。

　　活动在汉水南部的孙杰股匪，掳架人票后，3天不赎即砍去肉票1只手臂，6天不赎再砍去1只脚，10天不赎则撕剥人皮，甚至将活人放入热水中烹煮，手段残酷令人发指。

　　鄂东大别山区上匪更为猖撅，杀人如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在此，曾与当地土匪武装进行过许多战斗，才得以开辟和巩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赣中歹徒“不死总要出头”。

　　江西省境内多山，北有幕阜山，南有五岭，东边是武夷山，西边是武功山、罗霄山。群山之间，不逞之徒、落魄之人、溃散之兵，往往聚而为匪。例如，20年代前期，井冈山就有“马刀队”、朱聋子等绿林武装活动。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各地土匪活动受到打击，但红军撤离后，匪患复又严重起来。这里只举一例说明。

　　赣中乐安县的周鉴吾原是龚坊区公署的职员，1933年因冒充区长敲诈勒索被捕下狱；保释后做生意亏本，遂起意为匪，写下了“危险无非要命，不死总要出头”之句。1937年。他借抗战爆发之机，打着“抗日”招牌，网罗流氓兵痞，蒙骗部分农民，聚集了七八十人，抢夺各区公署、乡公所和自卫队的枪支，自封大队长，从此屡肇匪祸，为害乡曲。他还贩卖烟土，开赌抽头，霸占民妻，深为当地官府绅民所痛恨。官方无力剿灭，只得招安为民众自卫队。然而周鉴吾匪性不改，照样横行霸道，最后被县府派人刺杀，但其残部不但报复杀人，而且全部复叛为匪。

　　北国在在有匪踪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匪患最严重的省份当数山东、河南、黑龙江，但其他各省的匪情也同样怵目惊心。下面综合介绍北方其他省区的匪患。

　　土匪云集长城意欲何为。

　　北洋统治时期，河北省沿用清代名称，叫直隶，意思是与京城北京有直属关系。1928年，改名为河北。因有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有津浦、平汉、平绥、北宁等主要铁路，该省仍为中国北方极重要的地区。民国时期，该省尽管驻有重兵，却仍未能免除匪患，有时甚至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北洋时期，都城北京是各派军阀争夺的重点目标，直隶经常成为征战之地。土匪遂趁火打劫，溃兵败勇又加入其中，增加了匪势和危害性。1924年10月下旬，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攻入山海关，冀东直军大败，部分溃散为匪。11月间，北戴河周围村庄每天都发生劫案，兵匪甚至直接闯入外国侨民家中抢掠。当地警察的武器被奉军收缴，徒手维持治安，何能对付这些兵痞转化的土匪？

　　其时，冀东南的沧州匪患也因战事而大炽。沧州自古为罪犯发配充军之地，民风素来强悍，民间有练功习武的传统。其中自不乏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好汉，但也颇有恃强凌人、打家劫舍的歹徒。该县又与山东靠近，流寇极易窜入。沧州原任县知事对付匪患很有一套办法，数百名警备队员被调治得御匪、剿匪能力甚强。但奉军一到，县知事唯恐胡子军队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杀人，仓皇而逃；警备队武装又被奉军解除；城外原驻有少数直军投降了奉军，虽有枪械，却不敢擅自出动，使用武器；而奉军大队人马则专一集中精力，准备对付南方可能北上的直系军队，对匪祸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土匪毫无畏惧，自然猖獗一时。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为对抗南方国民党势力，在京汉、津浦两线频繁调动军队，更是无暇顾及社会治安。河北各县匪祸再次蔓延。这年夏季，北京东面的蓟县，匪徒人数猛增至3000左右，各股利用青纱帐，大白天即出没于县城四乡，最初以打家劫舍为主，后发展到绑票勒赎。在绑票方面，尤其注重绑女票，可以尽快收到赎金；但到后来，匪徒财色两取，即使收了赎金，往往也不放人，将女票留在匪队中任意糟塌，不少人不堪凌辱而死。居民中，有钱人家相率走避；贫苦人家为耕耘土地，又无路可逃，只有听天由命。白天，他们尚可偷隙到家中一歇；入夜，则举家匿卧于高粱地里。天晴时，青纱帐里虫咬蚊叮，困苦不堪；骤雨时，混身湿透，彻夜难安。许多大人、儿童因此染上种种疾病，往往不治而死。其情其景，真是人间惨剧。

　　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北匪患同样严重。1935年7月31日凌晨3点多钟，北平东郊通县的北门、西门、南门，同时响起密集的枪声。居民们梦中惊醒，躲在屋内向外窥探，只见一批匪徒正在进攻潞河中学。

　　有人说：“校内住着不少学生，要被绑了去，可就惨了！”

　　又有人说：“潞中校警有10几个人，枪也不错，围墙高大门又牢，土匪未必得逞。”

　　果然，校警和土匪对射多时，匪徒始终无法攻入学校。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土匪这才集队向东北方向窜去。

　　193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方面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省撤出。随后，日本人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制造伪“华北国”。为造成华北局势混乱，从中谋利，日本帝国主义者极力唆使土匪在河北省大肆活动。

　　这年8月，该省长城各口出现大批自长城外窜来的股匪。遵化县汤家口窜入900多人；罗文峪窜入千余名，占据洪山口；迁安县喜峰口窜入2000多人。中旬，各股土匪会于马兰峪，共3000多人，拥有2000多支枪，推举张龙武为首，确定以马兰峪为基地，分股四散活动。同时，冀东抚宁县榆关、海阳至石河一带，土匪老耗子股，也西向迁安、遵化移动，于8月3日，占领迁安永定堡，并进窥黑汉岭、二道关等地。刘桂堂股匪则从察哈尔东部向东进至昌平、顺义、密云等县。8月中旬该股匪分成数百人的小股，或步或骑，在密云县石匣镇附近活动。一时间，匪徒从东、西、北三个方面纷纷集结到冀北，匪氛浓重，军政警民一片紧张不安。河北保安总队下属三个大队及地方民团忙于布防。

　　阚朝玺诱杀卢占魁

　　民国之始至1947年，尚无内蒙古自治区。其间，该内蒙古除东北面呼伦贝尔盟属黑龙江省、西面巴彦淖尔盟属甘肃省之外，其余部分主要划在三个行政区内，从东到西依次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为了适应今天读者的地理概念，本书在叙述上述行政区的匪祸时，都纳入内蒙古范畴。

　　热河地区既有草原，又有沙碛；既有汉族，又有蒙古族；既有农业区，又有畜牧区。清代以来，这一带就有许多土匪，一般在农业区称为胡匪，在畜牧区称为马贼。抗日战争前后，在伪蒙古自治政府中担任伪军总司令的李守信，民国初期就在这里当过胡匪首领。

　　20年代，热河属于奉系张作霖势力范围。当时在热河为患最烈的胡匪是卢占魁。此人原在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横行，后被当时直系政府收买，东移至热、吉、辽边界地区，以牵制奉系张作霖的后方。股匪在热河通辽和吉林洮南（今名洮安）活动数年，以索伦山为基地，人数达2000人以上。通辽县城屡遭蹂躏。东三省陆军总司令部特派程祝三旅长率部驻防通辽地区，担负剿防任务。但官兵对地理环境不够熟悉，胡匪马队往来倏忽，故兵匪交锋，往往以前者失败而结束。1924年6月下旬，通辽县城驻军奉命外出剿匪，县城内仅余100多名士兵。此情况被卢占魁得知，遂率匪众于24日奔袭通辽。县知事李新榜一面指挥官兵极力抵御，一面急电洮辽镇守使阚朝玺，请求派兵救援。

　　阚朝玺兼任东三省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素以善于剿匪闻名。接电后，他立即命令参谋长陈在新率部先行出发，兵、匪在九家子、温都花等地遭遇。阚朝玺随后又率兵接应，双方连续交战3次，匪众受到沉重打击，连巢穴索伦山也被官兵控制了一部分。胡匪中刘省三一伙百余人见势不妙，便脱离战场，单独逃窜。阚朝玺一面派骑兵追逐逃匪，一面令参谋长派人劝告被围土匪投降。陈在新与卢占魁往昔曾打过交道，彼此均无恶感，遂派人送信给卢。卢占魁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同意，便选派一名口齿伶俐的匪徒，前往设在东力花的阚部兵营请降。

　　那名胡匪见了阚朝玺，卑躬屈膝地表示：“我辈往日因饥寒交迫，不得已而为绿林生涯，造恶多端，罪不容赦。如今迷途知返，伏乞阚旅长宽有死罪。目下东三省正扩军备战，乃急需用人之际，我辈愿诚心诚意归顺张大帅，不图高官厚禄，但能有驰骋沙场、报效东省父老的机会，便心满意足矣！”阚朝玺闻言大喜，安慰道：“张大帅素闻卢占魁才智非凡、胆识过人，早有招抚收编之意，此次本使率兵前来时，大帅又特发电报指示，要本使切勿过分用武，务期达到收抚之目的。你今日来此，正合我意，使我不负大帅之期望。”

　　当下阚朝玺命人以酒肉款待这名匪徒，同时频频叮嘱，明日正午时分，请卢占魁到此地商议招安之事，毋得耽搁，致负大帅之厚爱。那匪徒酒足饭饱之后，又得了赏钱，便欣欣然返回索伦山报告。

　　第二天中午，远处骤起一阵尘土，只见一群马队飞也似地直奔兵营而来。当官兵们荷枪实弹、严阵以待时，那马队远远地刹住了脚步，骑手们纷纷下马，牵马步行前来。渐近后，可以看出来人的枪械都斜背在身后。原来，果然是卢占魁亲自带领胡匪部分头目和精壮保镖125人坦然前来。阚朝玺的副官在营房门口迎接，见卢占魁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不由暗暗赞叹。

　　阚朝玺乐呵呵地在兵营里接见卢占魁诸人，劝勉有加。他用手指着卢占魁说：“待我电禀大帅之后，老弟不是个旅长，起码也是个团长。咱们俩还得相互关照点儿呢！”

　　卢占魁谦恭地说：“占魁以待罪之身，倘能在阚旅长麾下听候驱使，于愿已足，何敢望团长、旅长之职！”

　　阚朝玺又一一问了其余诸人情况，便笑道：“今天，我为众位好汉准备了一桌便宴，表示欢迎各位弃暗投明的意思。待日后各位荣升，再备一桌满汉全席正式庆贺。哈哈哈，请吧！”

　　卢占魁见阚朝玺坦荡豪爽，原存的一点顾虑全部打消，为免除阚对自己的怀疑，他率先卸下枪械，走进宴厅。其他匪徒也纷纷效他的榜样，架好枪支，相率鱼贯而入，分别就座。正当众匪徒面桌而坐，等待上菜之时，阚朝玺忽地收了笑容，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一响，大喝道：“拿下！”刹那间，左右两厢及门口冲进大批伏兵，不待众匪徒醒悟过来，已将125人尽数擒住。卢占魁见状，不由仰天长叹：“不想我卢某竟有今日！”

　　他转脸看见阚朝玺正面带笑容、踌躇满志地叉腰站在那里，便破口大骂：“狗娘养的阚朝玺，你居心险诈，将来定和我一样，要遭到今日这一天的！”阚朝玺哪里还去理他，命令士兵将众胡匪押往刑场。阚朝玺坐定之后，吩咐道：“把铡刀抬出来！”

　　这阚旅长素爱看古代武侠小说，见《七侠五义》上写到包公有龙、虎、狗三铡，专铡坏人之头，大为赞赏，便令人打了8架锋利无比的大铡刀，每逢军队行动，便驼于马背上随军出发。1922年4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曾用它杀了不少被俘的直系官兵；每次剿匪时被捕获的胡匪，大都也是死于铡刀之下。这时，刑场上8架铡刀一字横排，行刑队将卢占魁及其手下125人押来，依次铡之，首级示众。阚朝玺离开刑场后，随即调兵遣将，亲往索伦山清剿余匪。

　　留在索伦山中的匪徒，仍在官军的包围之下，等候卢占魁带回收抚的喜讯；闻知众匪首均被铡杀的消息后，当即军心大乱，遂四下溃逃。官兵乘势追杀，击毙匪徒40余名，活捉20余名，其他均逃散。军队进入山内匪巢搜查，缴获长枪200多支，手枪130多支，机枪4挺，马400余匹，牛羊300多头，大车60余辆，布衾100多套，大米80余石（合8000多斤），面粉300多袋（合3000多斤）；此外，还有大批金银饰物、银洋纸钞以及人票若干名。

　　瘸腿老汉炮打巴布扎布

　　1911年，当时尚属中国管辖的外蒙古（清末民初称乌里雅苏台），在沙皇俄国的策动下，由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这个神权傀儡政权搜罗了大批胡匪、马贼，组成叛匪队伍，由沙俄、日本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向内蒙古境内频频进犯、骚扰。其中热河北部的林西、开鲁、经棚（今克什克腾旗）等地受害最深。

　　上述匪徒的首领们大多为蒙古封建王公、大喇嘛以及马贼首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通过非法手段扩充自己的财富、牛羊、马匹，因而公开从事抢掠烧杀的勾当。其下级头目则多为惯匪、亡命之徒、王公们的恶仆豪奴、寺院管事人员中的不法分子。匪徒所到之处，壮丁、女人、牲畜一掠而光，抢掠之余，玉石俱焚，庐舍为墟。

　　匪徒极其重视马匹，出发时，除每人一骑外，还带有大批空马；每过一地，见到马群必劫掠而去。对他们来说，马匹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给养。他们长途跋涉，骑累了一匹马，再换一匹；途中休息时，将跑不动的马杀掉，在火上烤炙后，半生不熟地吃掉，再饮上一罐冻水，便又出发；这样，一昼夜间，可奔袭千里，使官兵百姓猝不及防。

　　匪徒进攻时，多举着大小红旗冲锋。远远看去黄尘蔽日；渐近时只见一片红旗；再近时，却只有大队马匹狂奔而来，并不见人——原来匪徒都会“蹬里藏身”，将身体侧伏在马腹上。又因大批空马也随之冲锋，故放眼望去，马群如汹涌波涛，冲腾而来，不知有多少匪徒，也不知哪匹马载有匪徒，情景十分可怖。待冲至阵前，匪徒陡然挺身开枪射击。匪徒们作战时极为勇猛，除枪击、刀劈外，还能用套马杆捉拿敌手。因此，若不是训练有素、积有经验的官兵，是很难对付这批匪徒的。

　　1912年毅军将领姜桂题率领了百营士兵来热河以北御匪，但仅能守住林西一地，经棚等地均陷入匪手。1913年秋，毅军竟被匪徒消灭了好几个营，后幸得东路奉军、西路淮军的支援，才将匪徒击退。

　　匪徒最为臭名昭著的首领是巴布扎布，此人是蒙古族，出生于呼和浩特附近的土默特左旗，后迁居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年轻时就成为当地马贼头目，1904年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力。1912年，他率匪徒2000余人马投奔哲布尊丹巴，被任命为镇东将军，从此屡屡袭扰内蒙古各地，1913—1914年间，多次进犯锡林郭勒盟和昭乌达盟，均被击溃。1915年冬，巴布扎布率匪众3000人马南下，企图夺取多伦，在林西附近的罕伯庙被北洋军队打败。由于沙俄的干预，他得以逃脱被迫剿歼灭的命运，退守外蒙东部与呼伦贝尔盟交界的哈拉哈河地区，伺机再起。

　　1916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前清皇室成员组织的宗社党人相勾结，搜罗土匪武装，企图复辟清朝。巴布扎布与他们一拍即合，从而获得大批日本枪械弹药的援助，并有许多日本浪人和退伍军人充当顾问和大小头目。日本特务川岛浪速还把自己收养的、宗社党头目肃亲王耆善的女儿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嫁给巴布扎布的儿子为妻。通过这种勾结，川岛浪速、耆善和巴布扎布合伙打算，以蒙古匪徒和宗社党匪帮配合，南下长春、奉天（沈阳），控制东北，再进而图取关内。

　　巴布扎布属下匪徒这时已扩充至5000人，于1916年7月开始南犯。由于日军利用在东北的特权，庇护匪徒的行动并阻挠中国军队阻击，匪徒得以长驱直入吉、奉二省。奉督张作霖和吉督孟恩远共谋合兵围歼，沉重地打击了巴布扎布。日军见势不妙，又出面与中方交涉，掩护匪徒撤退。匪徒北逃时，沿途四出抢劫烧杀，其队伍向东、西散开达数百里，致使吉、奉二省遍地皆匪。梨树、双山、怀德诸县所遭蹂躏，更是惨不忍睹。巴布扎布沿途还常与当地官军发生小规模战斗，且战且退，于9月下旬返抵哈拉哈河附近。不料，这时巴布扎布猛然掉转方向，直奔西南，突袭林西县城。林西驻军事先已于10月7日获悉匪徒南下的情报，但估计近2000里路程，再快也得两三天才能赶到，故尚未严加提防。哪知第二天凌晨3时左右，匪徒数千人已经驰到，在县城外围营盘大肆烧杀。后来统计，仅林西一地，被烧房屋千余间，被杀300余人，被奸淫之妇女不知其数。匪徒虽然快速、勇猛、凶残，但纪律极其松懈散漫，作战方式陈旧。一次冲锋失败后，匪徒即下马休息；若要组织第二三次冲锋，极为困难，人数也越来越少。他们尤其不善于攻城，既无云梯、炸药等攻城器械，攀援城墙又极为笨拙。此时，匪徒多次进攻林西县城也均不能得逞。但另一方面，守城的毅军素来也是纪律散漫，被称为“吊儿郎当”的部队，平常从不进行认真军训，故虽有大炮轰击城下，命中率却极低，不能大量杀伤匪徒，以迫使其退却。

　　正当城内外兵匪相持不下时，有一炮兵军官带着一个瘸腿老汉来见守城将军。将军认出这是县城内卖纸烟的老头，只听那军官报告说：“这老头原在我部下担任炮兵弃目，射术极佳，因受伤退伍，可否让他上城发几炮试试？”将军表示同意。

　　10月8日清晨，守兵报告城外匪徒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攻城。将军等一行人便带着那卖纸烟老头上了城墙。那老汉熟练地摆弄了一会儿大炮，便请示说：“请将军指示发炮方向。”

　　这时城外空地上，红旗掩映处，正有一群人骑马站在那里，左挥右指，似在布置攻城事宜。将军放下望远镜，指指说：“就打那里。”

　　“轰”地一炮，硝烟散会，只见刚才在空地上站着的那群人马，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一匹伤马正在痛苦地挣扎。诸军官正惊叹不已时，只听见匪徒们惊慌地叫喊起来：“巴布扎布被打死了。。”

　　巴布扎布死了，匪徒仓皇退走。但此后许多年内，他们依旧不断地前来骚扰。1922年春，四五千名匪徒进攻开鲁县。当地巡防军仅七八百人，情知不敌，早已撤走。匪徒如入无人之境，入城后大肆烧杀抢掳。开鲁县知事张子良熟知匪徒不善攻坚的缺点，事先把官绅女眷、财物安顿在城内热河官钱局开鲁分局的一个高墙大院里，布置了200名警察在墙内守卫。匪徒个个嗜酒如命，若攻入一个有酒坊的城镇后，连哨兵也不布置，便群聚狂饮，直至酩酊大醉。这种时候往往易为官军所趁。此次攻入开鲁县城后，匪徒自然又是喝得烂醉，然后摇摇晃晃地前来进攻官钱局大院。许多匪徒醉得手软发抖不能开枪，有的则发酒疯坐在地上狂笑。院内警察乘机从容不迫，一枪一个，打死不少醉鬼。后来热河游击马队派兵前来，匪徒才从开鲁退走。

　　草地黑教堂刮野鬼逞凶。

　　绥远地区也有这种匪徒活动，1924年1月，包头以西各旗均为他们占领，驻防的国民一军第七师马鸿逵部穷于应付。一天傍晚，阿拉善旗一队官兵赶着1200头骆驼运送粮饷，行至昭君坟附近，四五百名匪徒挥舞红旗，持带立叉的马枪围攻过来。士兵们急用骆驼围成一圈，据守抵抗。双方对射一夜，天明时匪徒方才离去。

　　绥远地区其他股匪，汉人称之为“刮野鬼”，蒙人称为“忽拉盖”。另有以棍棒打劫行人的，被称作“不浪队”。20年代著匪有王英、卢占魁、杨猴小（名杨耀峰）等人。王英时兵时匪，先后被马福祥、冯玉祥、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收编过，最后又投靠蒙奸德王。杨猴小则为孙殿英、宋哲元收编过，但不久又复叛为匪，在绥西包头、达拉特旗等富庶地区活动。

　　绥远土匪胆大包天，官府、军队、洋人均不在其眼中。1923年上半年，土匪曾袭击托克托县，掳走县知事。国民一军第三师郑金声部派一团追剿，在白鹰不浪击毙匪徒30多人，活捉8人，才救出县知事。这年圣诞节之夜，固阳县草地黑（地名）天主教堂门口来了4个老百姓，请求比利时籍神父苏伦帮助治病。几个人进入教堂后，立即凶相毕露，连连开枪，打中苏伦神父的头、胸、腹部，并搜劫教堂器物。教堂外还有数十名匪徒持枪警戒。匪徒搜索近1小时从容离去，神父则于第二天早晨死去。1926年，冯玉祥所部在绥远被土匪连抢带偷，损失四五千支枪械。

　　30年代初，绥远大小土匪不下四五十股。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外五里，即有土匪大肆活动，后经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严厉清剿，稍有好转。但其后经日本人唆使，土匪又重新猖獗起来。

　　英国记者惨死寨东

　　察哈尔地区匪祸自也不弱。察北著匪李占元在当地横行10余年，至1933年10月才被擒获正法。1935年上半年，日军向察东进犯，也曾收买当地土匪作伥鬼。这年夏天，在察哈尔还发生一起土匪绑架、杀害外国记者的案件。7月11日，英国记者琼斯和德国记者穆勒联袂到张家口，向察省当局提出到内蒙地区旅游的要求，其时因日军进犯察东不久，特务、土匪活动猖獗，故察省当局未表同意。二人遂自愿写下声明，称如若遇险，责任自负。当局见此，便建议他们到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去看一看庙会。二人又提出到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官方也同意了，但再次告诫切勿乱跑，免生意外。

　　两名记者从二连浩特返回时，未沿大路南下张家口，却向东直趋多伦，到了察、热边界，打算了解一下察东中日冲突的来龙去脉。从多伦西返时，二人又不循往沽源县的大道，而是走到了宝昌县（今分属正镶黄旗、太仆寺旗和正蓝旗）的哈巴嘎。7月28日下午，两人行至官马沟村附近，遇见一股骑马的匪徒，遂被绑架。

　　察省当局和宝昌县府获悉后，立即部署紧急营救，分别派了几组人马，寻找不同途径与土匪接洽。土匪索价9万元，同时将洋票绑在马背上，不停地转移。一天，在转移途中，穆勒竟挣开绢索，纵马逃脱，返回张家口。匪徒挟持着琼斯向东逃入热河境内的沽源县。由于当时热河为日军占领，察省当局又请英国驻华武官向日本武官疏通，同意中方军警入境搜索匪踪。

　　察省特警队刘排长只身前往匪队谈判，土匪屡屡变卦，最后索价仍十分苛刻，要求4.8万元，外加来复枪10支、手枪10支、子弹万发。刘排长请求再降低条件时，匪徒突然翻脸，竟将他打死。保安队见谈判破裂，遂以马队追踪。匪徒架着琼斯，昼夜在荒山砂债中奔逃，饥渴时便杀马吃肉。琼斯无法适应这种土匪生活，身体日见衰弱，经常晕倒。8月13日，赢弱的琼斯被匪徒带着攀登一座高山时，再次晕倒。匪首气急败坏，连发三枪，将琼斯打死。为转移目标，匪徒用马将尸体驮至宝昌县东南的曹家坊子，抛在公路旁边。16日，一辆汽车经过这里，才发现琼斯那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

　　清华大学考古团华山被劫

　　20年代前期，陕西土匪如毛。关中地区不仅西面的户县、兴平、周至、眉县、武功等县，便是西安城内外也是盗匪猖獗。1923年，陕督刘镇华下令严厉剿匪，凡抓住的匪徒，不问首从，一律枪决，经常是几十人一批地处死。刘镇华的镇嵩军多为河南人，而陕匪大都是豫籍流民，兵匪利用同乡关系串通一气。许多被动人家深知内中黑幕，宁可受损失，也不报官。刘镇华也知此奥秘，曾下令官兵不许与土匪接触；又命令镇守渲关的憨玉昆和驻商雒地区的贾济川，禁止豫省流民入陕。

　　由于刘镇华一时的决心，陕西土匪纷纷暂避秦岭、大巴山中，致使各山口盗案频连，从西安到兴安（今安康县）的大路为之断绝。惯匪、变兵实力很强，公开与官军对抗。镇安、柞水等县划区清乡剿匪，但清乡委员为匪势所慑，竟不敢入山。

　　30年代的关中地区匪患依旧。1937年春，清华大学曾组织以刘崇鋐为团长的古物古迹调查团，到陕西实地考察。4月10日夜，该团在华山附近被土匪拦截，损失财物1000多元。

　　沈老板五台山进香，菩萨不保佑

　　山西由于阎锡山长期闭关统治，匪患较他省相对较少，但在与邻省毗连地区，仍是匪祸频发。1934年5月下旬，山西佛教胜地五台山的普济寺内住持和尚广慧主持了一个超度亡灵的法会，被超度的死者名沈雪涛，本是上海沪东地区鼎昌纸号老板。这月中旬，沈老板与上海10几名开店做生意的佛教信徒，前往五台山进香礼佛。他们乘火车到北平，转平汉线到河北正定下车。18日晨，一行人雇乘驴轿10辆往山西进发。途中有两名骑自行车的人赶上，分别持手枪、刺刀，拦住车队，声称搜检违禁品。

　　沈老板等人一再解释是朝山进香的，两名匪徒仍将一行人所携2000多无尽数劫去。诸人见食宿旅费全无，便苦苦哀求匪徒留下少许，以便返乡。匪徒哪里肯听，上车欲去。沈雪涛跪在地上，死死拉住匪徒衣襟。两名匪徒挣脱不得，又见香客加脚夫共20余人，不禁产生一丝恐惧，持枪匪徒便就近朝沈雪涛头上放了一枪。沈雪涛顿时身亡，两匪徒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逃去。

　　套匪之流横行西北

　　民国时期，宁、青、甘三省区在在有匪。青海省土匪到处抢劫财物、牛羊、妇女。甘肃省因是陇海铁路西段，又是通向大西北的走廊，沿途商旅遭到打劫，乃是常事。20年代后期，以马仲英为首的回民土匪到处骚扰。1928年底，冯玉祥部下吉鸿昌到此剿匪，击溃马仲英匪帮。马仲英虽逃往新疆，但该省匪患并未因此绝迹。

　　宁夏是1929年从甘肃省分出来的，但该地区的“套匪”却早已闻名遐迩，其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河套地区。1923年，包头到宁夏的交通，因匪患严重而断绝。1929年初，门致中担任宁夏省主席，位子还未坐稳，马仲英匪帮就攻入了银川城，后幸得吉鸿昌带兵前来，才驱走了匪徒。

　　中苏军队围歼白俄匪帮

　　新疆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匪患是白俄匪帮。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沙皇将领组织反革命叛乱，遭到打击后，部分白匪越境进入中国：东部入黑龙江省，中部入乌里雅苏台（今外蒙），西部则入新疆。进入新疆的白俄匪帮，主要在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均属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他们一方面企图在此建立反苏基地，一方面不听中国地方政府约束，扩充人马、枪械，为祸当地，因此是一伙外籍政治土匪。

　　1918年下半年，沙俄将领高尔察克、杜托夫等部叛匪被红军追剿，逐步退到与新疆毗连的中亚地区，从1919年末窜入新疆，先后达数万人。其中阿连阔夫、杜托夫等率5000多白俄（内有3000多官兵）于1920年上半年先后进入伊犁。新疆督军杨增新下令收缴白俄武器，将他们安置在博乐居住。白俄军官大都滞留伊犁，与沙俄领事谋划下一步行动。其部属则四出抢劫商民财物，杀伤事主。

　　5月，苏俄塔什干政府赦免叛逃的白俄，伊犁约有3000人回国。留下的多为冥顽不化的军官。阿连阔夫带700名白俄进入乌鲁木齐，杜托夫带数百人留住博乐。

　　阿连阔夫在乌鲁木齐向地方当局索粮，向当地俄国商行派款，并拟武装抢劫；后受日本特务劝告，于1920年11月，东移奇台，准备与外蒙的白俄谢米诺夫会合。他还与驻伊犁、塔城的白匪相约，共同起事，夺取北疆。阿连阔夫到奇台后，打算攻占县城，夺取武器、粮食，并掳架车马、民夫，以便北上阿勒泰、迈卡布其海（今名吉木乃）、科布多（今外蒙吉尔格朗图）。1921年1月，阿连阔夫派华侨祁海山混入奇台县城侦察，结果被抓获，供出了阴谋，他的计划失败。杨增新遂调兵将其包围，勒令缴械。阿连阔夫本人被送往乌鲁木齐软禁，1923年遣送内地时，为冯玉祥部队扣留，引渡给苏俄处死。其部下则分别在新疆和内地各省定居。当时留住伊犁的白匪杜托夫部和华侨刘连科、张俊卿部，曾配合阿连阔夫的阴谋，举行暴乱，烧杀焚掠，也被新疆驻军平息，几名匪首均被击毙。

　　进入新疆为祸较烈的是塔城的白匪。该股匪徒由杜托夫部下、捷克人巴奇赤率领，有1.1万官兵，9000多匹马，另有“难民”6000多人，从1920年2月陆续进入塔城地区。新疆当局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放粮赈济；并配合苏俄动员他们返国，后陆续离去4500人左右。巴奇赤指使部下埋藏武器，在日本特务的煽动下，多次谋乱。当年5月，就有茹热耶夫、安东诺夫等白匪军官企图起事，被预先发觉而粉碎。

　　同年10月，以申斯克为首的千余名白匪窜入塔城，第二年春天并准备响应阿连阔夫的奇台暴动，因被中方发觉而未得逞。1921年3月，该股匪准备袭击中国驻军，夺取武器、马匹、车辆，逃往额敏县。驻军采取行动，除申斯克逃脱外，主谋分子均被捕获，驱逐出境。5月中旬，又有以诺维科夫为首的2000多名白匪，携带武器强行入境，与驻额敏的巴奇赤匪帮会合，扬言要南下进犯乌苏、绥来（今玛纳斯），并攻打乌鲁木齐。

　　鉴于巴奇赤白匪成为新疆社会动乱的主要因素，中国方面同意苏俄的要求，准其派兵入境剿匪，并予以配合。5月24日，苏军一部在塔城俘匪近千名；大部队直趋额敏。巴奇赤、诺维科夫匪众七八千人抵抗不支，裹胁当地牧民南逃，遭中国军队阻截，遂北窜和什托洛盖，抢劫当地政府钱粮，掠夺牧民牲畜财物，最后逃到阿勒泰牧区，占领了阿勒泰和布尔津。白匪向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族牧民强行征用马匹、给养，鼓动各族王公“独立”，迫使牧民加入匪帮，企图东联外蒙的谢米诺夫匪帮，进攻苏俄的斋桑城。

　　1921年8月，中俄双方约定分进合击，围剿巴奇赤匪帮。到9月间，白匪被打死四五百人，被俘2000余人，被缴大批车马物资。巴奇赤穷途末路，经青格里河（今青河县）逃往外蒙古。至此，窜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基本被肃清。

　　铁路公路土匪劫车绑票

　　当1923年5月孙美瑶在临城拦劫火车、绑架洋人的时候，各地土匪纷纷效尤，乘机在铁路沿线大肆活动。一时间，全国铁路交通被一片恐惧情绪所笼罩。

　　就在这一年中，胶济铁路因匪祸甚烈，自5月28日起停开。浙江■县帮土匪在奉化、余姚、慈溪活动，逐渐向杭甬铁路移动，北京政府交通部致电浙江省当局，要求派兵护路，以防劫车重演。沪宁铁路苏州附近，有反直系政客鼓动太湖湖匪拦劫火车。在辽宁省，日本人管理的南满铁路上，6月22日，4名匪徒在火车上搜劫乘客财物，并开枪打伤日本乘务员和中国乘客各一人。在京汉铁路上，千余名匪徒糜集三道河车站，意在劫车；卫家店车站路警的武装被抢。津浦铁路附近，五六月间，《申报》记者在枣庄采访临城案时，33天中发生匪案近20起，其中3起，是匪徒进入火车站企图抢劫银箱（保险箱）。京奉铁路上，8月上旬，军粮城一段铁轨被土匪拆卸，火车出轨。据当时外国驻华使团的调查，仅1923年8月上半个月内，津浦路就发生匪案15起，京汉路3起，京绥路1起。平均每天1起以上。

　　吴铁城侦缉广九铁路匪案

　　外国使团之所以越俎代庖统计中国铁路匪案，自然不是出自什么良奸的动机。临城劫车案以来，日、英等国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由外国军队护路。为寻找事实依据，他们广泛搜集材料，大肆宣传。当时，在南方的广东政府也强调北京政府无能，呼吁列强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不料时隔不久，广东政府治下的广（州）九（龙）铁路却发生了一起重大匪案。早就对广东政府怀恨在心的英国，指使其公使在驻华使团会议上大肆攻击广东政府，认为它不能保护铁路交通。然而，却有反对英国的第三国公使尖锐地指出，当年广九铁路在英国人管辖时，也同样发生过土匪劫车，因此不能证明外国军队护路就绝对安全。这番话，噎得英国公使白眼直翻，哑口无下面就介绍一下这桩引起各方争执的广九铁路劫车案。1923年7月5日，九龙开往广州的慢车挂着7辆客车、6辆货车，于下午6点多钟行抵南岗车站。火车在这里稍作停留，上了一些旅客后，便又缓缓出发了。这时，从车站对面方向，有两名土匪跃上车头，以手枪对准司机、司炉，要他们听从指挥。火车开出10余里后，到红冈炮台附近，铁路两边尽是起伏的山峦。匪徒喝令司机停车，并拉响汽笛，只见两边山头、山坡上隐约现出些人影。车上匪徒挥动帽子，向他们招呼。顿时大股匪徒约一二百人从山上冲下，一边呐喊，一边鸣枪。车上本有少数护车士兵，加上乘客中的一些军人，都持枪向外射击。不想刚才在南岗站上车时，每节车厢里都混进了几名匪徒。他们在车厢内向士兵开枪，不仅使车内秩序大乱，而且分散了士兵的注意。车外匪徒迅速冲至，分头攀上各车厢，开始搜劫乘客财物。乘客中，广东第三军军长卢师谛的秘书卢任华、东江缉匪司令徐树荣的部下陈火、兵站总监部运输队长李鹤年等，因身为军人，不堪土匪凌辱，发生争执，均被当场枪杀。一些往来港、穗做生意的商人，几乎每人都被搜劫数次。匪徒前后共掠得财物约五六万元，又选择衣履鲜洁的乘客80余人，挟持向黄埔方向逃去。其中包括广东政府交通局电信队排长、西路讨贼军第一独立营营长、第三军第一路独立支队军需官以及港、穗等地商人。红冈炮台原有军队驻防，这天早晨恰巧奉命出外执行任务，待附近驻军闻讯赶来，土匪早已远飏。

　　因红冈炮台距广州很近，故此案发生后，广州官民均为之震动。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责成该局侦缉课长吴国英限期破案。第三军军长卢师谛因被枪杀的秘书卢任华还是自己的亲侄儿，悲愤交集，也派兵四出搜寻匪踪。由于土匪地势熟悉、消息灵通，未待军警到来，即早已窜去。因此，一连十来天，摸不着线索。到7月15日，侦缉人员终于探到匪巢就在铁路北边的罗冈。第二天清早，吴国英亲自带领10余名侦探及一营士兵乘车到红冈炮台附近下车，准备潜行至罗冈，突袭匪徒。不料红冈山有匪徒把守瞭望，见车停兵下，知道是前来捕捉，当即向山下开枪。吴国英见偷袭不成，遂改强攻，下令吹冲锋号。士兵一鼓作气，猛攻山头，打死土匪一名。余匪且战且退，军警紧迫不舍。怎奈土匪熟悉山路，脚力又健，翻过几个山头后，已不见踪影。军警分头搜山，在山中石洞间发现被铁链相互锁住的8名肉票。据肉票叙述，80余名人质被匪徒分几股挟带，日夜藏于山穴间，10余日中蚊叮虫咬，无法入睡，兼之地气潮湿，遍体难受。每夜都要转移数次，甚至10几次。如此折磨，已有多人患病，倘再迁延数日，恐怕将有人丧命。今天早晨，听见枪响后，匪徒急忙驱赶肉票转移，在山间不择路径地奔逃。不少肉票因患病或不惯激烈奔走，困顿不堪，倒地喘息，即为匪徒枪毙于途中，如此共杀16人之多。

　　军警追踪至匪巢冈贝村，将匪包围，匪徒百余人顽固抵抗。双方战至下午4时，竞不分胜负。黄昏时分，土匪又得到增援，火力愈猛，反迫使官兵采取守势。入夜，匪徒乘黑溜走。此役土匪被击毙20余人，官兵也死伤多人。所幸大部被掳之人乘匪徒忙于作战，纷纷逃出，少数被流弹打伤。卢师谛的秘书之尸体被觅出，重新安葬。

　　民国年间，军阀连年混战，铁路匪祸也因之剧增，地方当局往往无暇顾及，甚至鼓励和利用土匪，以打击对手势力。1923年间，湖南省谭延闿与赵恒惕发生战争。8月15日晚，武岳铁路（武昌经岳阳到长沙）上，一辆自湖南长沙开往五里牌车站的短途客车，刚到站，就涌来300多名土匪，抢劫旅客行李。随后，又有一列长途车到站，匪徒又上车大肆搜掠而去。当时报纸报道时，竟庆幸“车内无外人”，似乎只要不抢到外国人，就是万事大吉。车站打电报请求省长赵恒惕派兵驻守，省方答复说，军队均调往前线作战，无兵可派。湖北督军萧耀南获知湖南匪祸后，唯恐土匪随车进入鄂省，命令军队进入湘省边境羊楼司车站防卫，并派军警随车，以收震慑作用。1924年初，直、奉军阀矛盾激化时，奉系军阀曾收买土匪，在天津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上打劫旅客，给直系中央政府制造麻烦。

　　葛氏兄弟一死一疯

　　山东匪祸夙来严重，土匪骚扰铁路的案例极多。除津浦线上屡闻匪患外，胶济线上也是劫架事件频频发生。1923年底至1924年初的胶济铁路葛燮生被架一案，结局悲惨，很具有代表性。1923年12月3日，胶济路机务段长葛燮生乘火车时，在张店（今淄博市）被土匪绑架。数日后，路局和葛的家属收到土匪送来的片子，索取赎金8万元；并附有葛燮生的信，请尽快筹款。葛燮生30多岁，宁波人，人缘好，善交际，在交通部和胶济路局朋友极多。部里的路政司司长与他是拜把兄弟。因此，交通部和铁路局均向山东省当局请求协助处理。事情报到山东军务督理郑士琦那里，他指示采取武力调停，即以军队包围土匪，再与之商量赎票。这正是上半年田中玉处理孙美瑶劫车案的办法。但葛氏家属及诸好友商议之后，担心调动军队会激怒土匪；稍有摩擦，会导致撕票。因此，由葛燮生之弟葛哲生出面，向当局表示，先由家属与土匪交涉；如万不得已时，再请军队以武力营救。郑士琦和胶济路警务处长等人表示尊重家属的愿望。

　　葛哲生通过中间人与土匪说票，解释路局不同意用公款赎票，认为此例一开，以后土匪绑架铁路员工将会变本加厉；而家中则经济并不宽裕，8万元款实难筹措，请求降低一些。匪徒同意以5万元赎票。郑士琦为配合葛家赎票，命令官军在东边高密县附近的铁路沿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搜剿土匪的行动，以期收杀鸡骇猴的功效。此举果然有用，土匪急于说票成功，以便携款审逃，竟主动将票款降为1.5万元，定于1924年1月18日交款，并随即放人。

　　葛氏家属向路局借了1.5万元款，言明以后逐月扣还。葛哲生遂根据中间人转达的要求，于18日夜间，独自一人携款到济南城东门外耿家林交付。这天夜空晴朗，寒气逼人。葛哲生在一片小树林里等候多时，才见树影后走出一人。那人头戴一顶罗宋帽，拉下来盖住了整个脸部，仅仅露出的一双眼睛还被一副茶色眼镜遮住，面目全不可见。

　　“带来了吗？”匪徒因帽子捂着嘴巴，发音不很清楚。

　　“全在这里了，您点点。”哲生把手中的包袱递过去。

　　那人提在手里，掂了掂，又打开看了看，重新扎好，冷冷地说：“行啦，回去等着，明天准见人。”

　　葛哲生不敢多问，转身匆匆返回，向焦急地等候消息的嫂子和其他亲友报告喜讯。

　　然而，第二天葛燮生并未回来，第三天也不见音信。紧接着便传来他被杀的恶耗，说尸体发现在济南西门外大槐树庄的大路旁。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在路局的安排下乘火车赶往济南，这才得知事情的原委。

　　原来18日晚，皙生离去后，取款土匪也急忙返回，不料刚走不远，便遇见巡逻的官军马队。士兵见此人身背包袱，寒夜独行，不觉起了疑心，便喝令站住，盘问时又见他神色惊慌，于是下马搜查。土匪见马队的几支枪都对准自己，只得垂手而立，听任检查，暗中却做好应对准备。当一名士兵从他棉袍下搜出一把盒子枪时，他乘士兵惊愕之际，一拳打翻那兵，拔腿狂奔。马队便随后追击、开枪。然而，匪徒早安排了一批人掩在附近，接应取钱之人，闻声纷纷向马队射击。士兵见对方火力猛烈，情知不敌，只得掉头而逃。土匪们自然不会认为此事纯属巧合。他们认定，这是路局暗中通报军警，打算在交钱同时放人之后，便当即擒拿取款的人；于是一怒之下，将葛燮生枪杀，移尸大槐树庄路边。葛哲生为其兄之事奔波劳累、担惊受怕40余天，到头来，却落得个人财两空，精神大受刺激，整日如痴如呆，殊为可怜。除了这些较大的劫车案、绑票案之外，在各地铁路线上，零星股匪作案几乎不足为奇。在客车上，乔装旅客的匪徒堵住车厢的两头，持刀枪抢劫乘客；稍有反抗，便任意伤人。在货车上，匪徒利用火车上坡、弯道处缓行之机，扒车将货物盗掷路旁；甚至整节车厢被卸下挂钩停置道上，货物一掠而空。至于各产煤区，煤车被盗，更是不在话下。

　　即使在上海这样国际性的大城市里，铁路交通也会发生匪祸。1924年1月27日，天刚蒙蒙亮时，一列从上海开往南京的货车刚驶出车站不久，司机正准备加大速度，忽见远处铁轨上放置着几根枕木，便急忙刹车。车刚停稳，道旁便走出10余名持枪的便衣人员，喝令司机、司炉下车，接着又将车上的押运人员带过来。这批人打着官腔说：“我们得到情报，你们这列车上装有大烟土。我们奉长官命令要上车搜查。”

　　机务人员观察他们的举止、神态，又联想到他们拦阻火车的手段，确信他们并非什么军警，而是土匪，想从车上搜点烟土，便表示：“这列车上未听说过有什么烟土。”这本来也是实话，因为烟土属于违禁品，即使有，货单上也是写了其他的名目的，机务和押运人员都未必知情。

　　土匪自然不信，仍打着官腔，要他们打开车厢门检查。司机等人表示不能这样做。匪徒们便大打出手，几名车上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这时，远处已有赶早市的农民走动，匪徒不敢滞留，遂悻悻离去。司机因伤及头部，不能开车，只得就近打电话通知车站，派人前来更换。

　　时髦青年打劫长途汽车。

　　像上述以劫夺烟土为目的的匪案，在公路上也时常发生。河南省东部数县民间普遍种植罂粟花，炼制鸦片，外地一些烟贩即到此收购，运往各地贩卖。因此，在河南通往各省的公路上，常有土匪伏于路旁，伺机拦截汽车，劫取烟贩购得的烟土或购买烟土的钱款。1923年6月16日下午，从河南归德开往安徽的长途汽车行至途中，被两名持枪土匪拦截。一名随车的修理技师被打死，其余乘客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包括烟土，悉数被土匪劫走。

　　20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公路交通还不十分发达，公路匪案已频频发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全国修筑了不少公路。其中有一些，在当时来说，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例如，（北）平（天）津公路、（南）京芜（湖）公路、（南）京杭（州）国道（今名宁杭公路）等。然而，在土匪如毛的民国年间，这些公路也同铁路一样，常有匪患，根本无安全可言。

　　1933年8月9日，8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长途汽车首尾相望行驶在平津公路上。因为沿途常有匪踪，单车行驶往往为匪徒拦劫，所以汽车公司特地安排多辆汽车相衔发出。沿途两边地里高粱长得又高又大，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下午，车队驶至北平城东的通县附近。第8辆车中途抛锚而滞后，于是第7辆便成了车队最后一辆。当前面6辆车驶过南榆林庄地面时，从高粱地里窜出30多名土匪，一字排开拦在公路上，并朝天放了两枪，拦住了正在驶近的第7辆车。汽车被迫停下，匪徒立即围上来，喝令乘客们下车，将车中行李、财物搜劫一空。随后，匪徒留下15名人质，让汽车离开后，便钻入高粱地逃走。傍晚，汽车驶进北平城，立即报案。而军警却迟至第二天早晨才出发勘察，哪里还会寻得着土匪踪迹？

　　无独有偶，10几天后，在南方的京芜公路上也发生了一起土匪劫车案。

　　这条公路全长100公里，这年6月份刚刚竣工通车。由于是连结苏、皖两省主要干线，因此旅客极多，交通十分繁忙。又因公路直通当时首都南京，故沿途防范十分严密，各大站都驻有宪兵，在进出口处监视乃至盘查旅客。8月22日早晨5点30分，从芜湖到南京的头班客车发出10分钟后，到达芜湖市郊20公里处的一个小站停靠。上来两名20多岁的年轻人，身着当时时髦青年的服装——上身西式短袖衬衫，下穿蓝底白条西装短裤。汽车开行后，两名青年将车上乘客仔细打量一番，互相望了一眼，微微点了下头。一名年轻人走到司机身旁，忽然取出手枪，对准司机张锦卿命令：“停车！”

　　张锦卿假装未听到，反而猛踩油门，加快了速度。那匪徒举枪到张的眼前，对车窗外连发两枪，大声喝道：“再不停车，我崩了你！”

　　张锦卿依然不睬，他打算尽快把车开到前面一个大站，就会有宪兵来对付这两名土匪。但土匪无疑也正是担心这一点，于是那人马上掉转枪口，对准司机的腹部“砰”地开了一枪。子弹从张锦卿的大腿穿出，顿时鲜血泉涌，浸透了他的裤子。汽车失去控制，撞在路边的一棵树上，停下了。

　　当这名匪徒威逼司机时，另一名匪徒也取出手枪，监视着全车旅客。这时，两人即持枪挨个搜掠乘客的行李和衣袋。正当两名匪徒刚开始在车厢前半部劫掠旅客时，坐在后边的一名汽车公司随车检修技师，竟不顾一切地从汽车后窗翻出逃跑。一名匪徒急忙扑向后窗，对狂奔的技师连击两枪，均未打中。匪徒害怕枪声会引来附近军警，便回身匆匆将乘客搜了一遍，急忙下车离去。此案自然也同前案一样，土匪无从抓获。

　　京杭国道银行经理被绑架。

　　1937年4月18日，一辆双排座的“卡迪拉克”高级轿车在京杭国道上，由北向南疾驰。车上除司机之外，还有5个人。他们是天津交通银行经理徐柏园，南京金城银行副经理许宝骅及其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位银行经理是应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邀请，前往杭州商议有关浙江省金融业务问题的。至于三位女眷则是顺便到杭州去游览西湖的。

　　时值春末，正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景物气候两相宜人。上午从南京出发时，天色阴沉沉的，过了宜兴县，下起了蒙蒙细雨。公路两边的庄稼被雨水洗涤后，一片葱绿青翠，煞是可爱。远处的山峦黛色可人，白色的云雾缭绕在山谷和峰巅，倏忽变化，有如丹青妙手的泼墨山水。其间又有箬帽蓑衣的牛背牧童，平添了几分田园诗的气氛。“这一片山青水秀的江南景色，真要使我流连忘返了。”徐柏园感慨地叹道。

　　“是啊。虽说清明已过去了10几天，但窗外的景色还是使我想起了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坐在后排的许宝骅的母亲许老夫人赞同地说。

　　“那我们去问问牧童，何处有酒家？”坐在司机旁边的许宝桂指着田间的放牛娃说。她是许宝骅的小妹妹，一路叽叽喳喳，又说又笑。

　　听了她的话，大家都笑了。许宝骅侧过脸对徐柏园说：“这回到杭州，你可以好好品尝一下绍兴的女儿红和加饭酒，那真是妙不可言！”

　　“什么叫女儿红？”许宝桂问。

　　“绍兴地方许多人家生了女儿，就酿上一坛酒，到女儿出嫁时，方才取出招待客人。”许宝骅解释道，“这酒经过了20年上下，打开时香气扑鼻，喝一口余味无穷。”

　　“那加饭酒呢？”

　　许宝骅说：“在酿酒的过程中，再加进一次或几次糯米饭，这样酿出来的酒更加醇厚、绵香。”

　　“哦！”众人一边赞叹，一边想象着那酒的醉人滋味。

　　汽车在潇潇春雨中，驶过波光浩淼、白帆点点的太湖，驶过陈果夫、陈立夫的老家湖州，驶过茂林修竹、烟雨葱笼的莫干山。大家一路上谈论着山川人物、掌故特产，倒也颇不寂寞。

　　下午3点半左右，汽车进入浙江省武康（今属德清县）县境。一个瞬间掠过的小站牌显示出这里的地名：东篁。

　　“这个地名既雅致，又名副其实。你看路边那些竹林多有风致。”徐柏园指着路两边青翠摇曳的竹子，再一次赞叹地说，“无怪当年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突然，他住了口，惊惶地看着公路的前方。从路旁竹林中走出来4个蓑衣笠帽的农民打扮的人，现在正一字排开地站在公路中间，亮出了手中的驳壳枪，张大的嘴巴似乎在喊什么，显然是要拦截汽车。司机上路前就听到过，关于京杭国道上土匪甚多的传闻，也有了应付的思想准备。这时，他喊了一声：“俯下身子！”同时猛踩油门，加大速度向前冲去。只见那几名匪徒慌忙地跳到路边，但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枪响。汽车发出一阵“嘶嘶”的漏气声，颠簸着向前驶了一段，终于停了下来。

　　“轮胎被打破了！”司机沮丧地说。他侧过脸，从后视镜中看见那几个土匪正呐喊着奔跑过来。

　　许宝骅从车里走出来，强作镇静，从衣袋里掏出皮夹，当着匪徒的面，取出所有的钱——大约400元法币，这些钱在当时可以买到8头耕牛。

　　“朋友，缺钱用，这些都拿去。我们有要紧事情，请让我们走吧！”许宝骅说着，把钱递给为首的一名匪徒。

　　匪首低下眼睛看了一下，用驳壳枪把许宝骅的手推开，冷冷地说：“我们只要人！”

　　他探头朝轿车里看了看，三名妇女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徐柏园则脸色苍白却兀自正襟危坐。匪首用枪指着徐柏园，说：“你，出来！”

　　徐柏园从车里下来，抬头看看天，见毛毛细雨还在下，又回身将搭在座椅背上的风雨衣取出披上。

　　“把他俩带走！”为首的匪徒用枪一指，命令道。几名土匪押着两位银行经理，穿过泥泞的小路，进入公路西边的竹林。竹林再往西，就是茫茫苍苍的天目山区了。

　　司机顾不得安慰车中哭哭啼啼的许氏母女，急忙赶到东重汽车站报告，车站打电话给当地军警，并随即转知省政府。当晚，省主席朱家骅下令火速营救，省保安处长宣铁吾亲自出马，指挥军警行动。

　　坐落在浙江省安吉、孝丰（今属安吉县）两县的天目山，东入浙江余杭、武康，西连安徽广德、宁国，方圆数百里。山间除松、杉杂树外，尤多毛竹。林间山溪淙淙，鸟鸣啾啾，极幽静又极雅致，其中的莫干山后来被开辟为著名的避暑胜地。但这一带素为盗匪出没之地，尤其是安吉、孝丰，竟被浙人称作“强盗窠”。现在，京杭国道劫车案的绑匪和肉票就隐在这一片茫茫的山林之中，如何去寻觅呢？

　　军警们一面在附近各县村镇探访消息，在各车站检查过往旅客；一面派出大批人马沿土匪进山的方向向前搜索。19日下午，军警在黄伟山发现了徐柏园扔下的风雨衣——不知是爬山热了、嫌累赘而扔的，还是有意给军警暗示地点的。于是，军警们迅速把这座方圆一二十里的大山各山口封锁起来，进山农民、出山樵夫，乃至村姑老妪、放牛小鬼，均在盘查之列。并派人连夜入山搜索。但山间小路千百纵横，乔木、灌木高低错落，一时间哪里就能找到？然而，当晚便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

　　“抓住了！”然而一看，不对了。只有一名肉票，还是个乡下地主。3名男女绑匪的口供表明，这不过是此地经常发生的千百桩绑票案中的一件，正巧撞到枪口上了，否则是绝不会有任何人来过问的。

　　“抓住了！”21日下午，军警在彭公站见一人用崭新的钞票，购买去杭州的汽车票，便将那人带到一边盘问，果然是东篁车站绑匪一伙的“但此人并未直接参与作案，只是负责跑外线的，购车票的钱却正是许宝骅的。这名匪徒供出匪巢确实就在黄伟山中。于是军警们加紧搜山，昼夜不敢懈怠。“抓住了！”这回没错。24日，军警在黄伟山中的一间破茅草棚里，抓获3人——一名小头目，两名直接参与绑架的匪徒。经过审讯，这儿名匪徒供认，他们是浙江有名的盗匪集团——嵊县帮的。

　　嵊县是浙东四明山区的一个县，青山绿水，风光秀丽，是越剧剧种的发源地。然而，以嵊县为中心，长期以来，有一帮从事打家劫舍，尤以绑票为业的匪徒。民国初期，他们尚活动在浙东，骚扰各县，尔后，逐渐向西、向北发展，不仅危害浙省，而且骎及江苏、上海，人们遂以“嵊县帮”名之。他们在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均设有联络机关，且在军警宪特中安置或收买党羽、线人，因此，不论是被绑架的对象的情况，还是军警侦缉土匪的动态，都了如指掌。平时，他们不仅小打小敲，绑架各县商人财主，而且有时经过周密策划和布置，还敢于去触动大城市的商界巨子、金融大亨。1946年上海棉纱大王荣德生被绑票一案，就是嵊县帮土匪串通国民党军警特务干的。

　　通过审讯，军警们获知，此次嵊县帮盗匪本来是根据情报，要绑架两名到杭州去的湖州富商。不料或因天雨，二人似未成行，匪徒守候多时，便转移目标，竟绑架了两名金融界人物。匪徒还交代说，绑架和看票各有分工，并不兼营，所以，两名肉票目下已被另外几名匪徒挟持着，沿山路向北面安吉县逃去了。

　　这一来，范围又扩大了。于是宣铁吾再加派人马，封锁、追踪、搜索，但一连好几天，毫无进展。到27日，却从另一个方向找到了线索。这天下午，守候在杭州长途汽车站的军警拘留了一名可疑男子。一审问，竟然是看守两名肉票的匪徒之一，名叫安老二。这名匪徒说，军警昼夜不停的搜索、追踪，迫使几名票房匪徒夜行日宿，满山遍野地乱窜，疲惫不堪；而且见官府紧追不舍，恐怕最后要失风，届时对两名肉票如何处理，因与首领失去联系，不敢擅自决定。故而票房决定派安老二到杭州寻找同党，一则请人支援，二则请示匪首。据安老二供认，该股土匪首领姓周，曾经担任过浙江水警巡缉队队长；目下肉票正隐藏在安吉县大坞山中的山民家里。保安处当即令安老二带路，连夜出发追捕。

　　28日清晨5时许，大批军警到达窝藏肉票的村庄。山民告知，匪徒闻声已仓皇逃离。军警估计不会逃远，遂分头追赶。票房土匪这时分为两组，各挟持一名肉票逃窜。挟带徐柏园的一组被包围在村外一片竹林中。匪徒开枪拒捕，军警也开火还击，徐柏园乘土匪无暇顾及之时，匍匐逃出得救。匪徒见肉票已失，军警人多火力又猛，遂利用山林掩护遁去。当天下午，另一组匪徒在军警的追击下，也放弃了许宝骅，自顾逃命去了。

　　此案历时10天，浙省军警总算把肉票安全救出。许宝骅、徐柏园诸人到达杭州后，朱家骅、宣铁吾等浙省要人自然是设宴为之压惊，席间当然也少不了绍兴名酒加饭和女儿红。至于那些逃亡的匪徒，因军警连续劳累10天，目的达到，便也不再追剿，听其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了。

　　清乡督办邓锡侯遇匪

　　不但上述主要公路干线上经常有盗匪劫车抢掠、绑票，各省、市的一些公路上，也不时发生匪案；若不是触及洋人或当时各界重要人物的话，报刊上甚至连一条消息也未必报道。这里介绍一个发生在四川公路上的匪案，因为所触及到的人物远较许主骅、徐柏园地位高，实权大，所以逮捕和枪杀的人也就更多。

　　四川土匪大都与袍哥有关，许多匪首都是袍哥大爷或舵把子。而袍哥在四川地方军队中势力也很大。因此，兵、匪之间，通过袍哥的中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军官、匪首、袍哥大爷相互间都是拜把子的兄弟伙。所以，四川官军的剿匪完全是官样文章，是显而易见的。

　　1926年军阀邓锡侯担任四川省清乡督办，负责剿匪事宜。然而，他的卫兵副官喻载阳与成都巨匪赵国栋就是拜把子兄弟。一天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邓锡侯突然起意要到成都郊外游玩，便带着几名并兵乘上小汽车出发。喻载阳一手持枪、一手拉住汽车上的把手，站在车门前的踏板上，警惕地观察着公路四下的动静。

　　前方公路旁有一茶店。此时茶店内外，有一批身穿青绒短褂的汉子正乱哄哄喝茶、摆龙门阵、游荡。这几十人正是匪首赵国栋手下的一股，其两名头目叫黄成玉、周子云。他们打探到今日上午，有一名商人携巨款要到邛崃山区去采购黄金，便早早等候在此，准备打劫商人所乘的汽车。众匪徒等了许久，正有些不耐烦时，有人喊道：“那边来了一辆小汽车！”

　　黄成玉一面喝茶，一面说：“那人买的是长途汽车票，小汽车不会是的。”周子云却放下茶碗，边走边说：“管他呢，能坐小汽车的，准是个有钱人，多拉一个也好。”他招呼众匪徒说，“弟兄们，把路给堵上！”

　　匪徒们七手八脚地把茶店里的桌椅板凳全都搬到公路中间。这时，黄成玉也走了出来，他眯着眼睛，对驶来的汽车瞅了一会儿，扭头对周子云说：“咦，我看那汽车踏板上站着的像是喻载阳，莫非这小车里坐的是邓锡侯？”“对头，是喻载阳。”周子云也看清楚了，他兴冲冲地说，“就是邓锡侯也拉他来关一关，要他拿出个几千杆枪、几十挑银子来赎！”

　　“要得！要邓锡侯把我们编成正规军队！”几名站在近旁的匪徒附和着。黄成玉正犹疑间，小汽车已经驶近了。站在车外的喻载阳这时也看清了站在路边的黄成玉、周子云，心里着实吃了一惊，但马上就想出了应付办法。他认为，第一，他与赵国栋是兄弟伙，他要给赵国栋留面子，不能来硬的；第二，这伙人是赵国栋的部下，他们都知道自己与赵的关系，他们也要顾这个面子，不至于硬来；第三，邓督办正坐在车里，匪众我寡，打起来吃亏事小，邓督办性命和名声都难保。

　　于是，喻载阳把手中的枪插进枪套里，主动招呼道：“黄老弟，周老弟，二位辛苦了！”

　　黄、周二匪知道这个肥猪是拉不成了，只得尴尬地抱拳回礼：“喻大哥，近来可好！下车喝碗茶吧！”

　　“不用啦，改日再来喝。”喻载阳一边向二匪点头致意，一边轻声吩咐司机赶快倒车。

　　却说邓锡侯这日起得早了些，路上就倚在后座椅背上闭目养神。车刚停时，他倒也未在意，后听得喻载阳与人说话，随后汽车竟又倒起车来，便睁开眼睛往窗外看去。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车外几十名拿着手枪的人，正横眉竖眼地瞪着汽车，看见了邓锡侯的面孔，又用手指指戳戳，议论起来。等汽车退了一段路，掉头回驶时，邓锡侯回过头，只见那一群人也径自离去。

　　返回成都后，邓锡侯立即召喻载阳询问究竟。喻载阳无法隐瞒，只得如实说明。邓锡侯闻言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堂堂清乡督办，专司剿匪，今日竟道遇土匪，还险些为匪徒绑架，实乃奇耻大辱；若再不严厉惩治一下，上司、报界以及民间将何以看待我邓某人！而喻载阳则因匪方确实给了他面子，如果邓督办真的严办起来，他将来在江湖上会被人笑骂的，因此便极力希望邓锡侯手下留情。他说：“土匪正是因为得知小汽车上是邓督办，才不敢劫车架人的，以此可见督办的声威足以震慑匪类。督办何不网开一面，容其迷途知返呢？”

　　邓锡侯哪里肯听！他下令将成都市区内外穿青绒短褂的人，一个不漏地抓起来，逐个审讯；又逮捕了一批知名的袍哥大爷，将其中几十个通匪有据的，都砍头示众；同时，下令严行缉拿匪首赵国栋。一时间，成都地区军警忙碌，监狱人满，平素与土匪、袍哥有瓜葛的人纷纷藏匿，社会治安倒似乎真的好了一阵子。

　　赵国栋在四川呆不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遂化装乘船顺江而下，躲到了上海。事隔不久，担任成都卫戍司令的刘文辉有事要借助赵国栋，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赵的去处后，亲自派人到上海将赵国栋接回成都。邓锡侯自然闻知此事，但一则时过境迁，二则也不愿与刘文辉反目，便不再提什么缉拿赵国栋的话了。

　　民国时期铁路、公路上的匪案，使广大旅客出门上路，都是胆战心惊，不知何时会遇上剪径强盗绑票匪。“行路难”之叹，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而且，从本章所述的诸多案例来看，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没有给土匪以真正的沉重的打击。只要获得暂时性的、局部的解决，对上司或社会舆论有个交待，那就万事大吉，至于残余匪徒等也不必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了。所以，即使撇开造成民国时期匪祸的社会根源不谈，官方剿匪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也是匪祸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重镇盗贼杀人越货

　　大城市里有土匪吗？有！但如果只是在电车、气车上扒窃，或潜入民宅撬门扭锁，那只是小偷、窃贼。如果因穷极无赖，一时起意抢劫杀人，那也只能定作抢劫犯、杀人犯。这些都还不能称为上匪。大城市中的土匪主要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绑架、抢劫为营生手段，这一点与肆虐在广大乡镇农村的土匪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土匪，有的以城市附近的农村、山区为巢穴，潜入城区进行活动；有的则利用大城市街巷纵横、人口庞杂的掩护，直接在市内设置据点，四出作案，城市居民一般称之为“强盗”、“盗匪”。民国时期，中国南方、北方的大城市里都发生过许多匪案，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尤为严重。

　　愚人节上海一天六起匪案

　　先看一下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和“小美国”之称。之所以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因为西方许多无赖之徒、在逃罪犯都远涉重洋到这里来钻营。他们既使上海变成藏污纳垢的世界，又带来了作奸犯科的技术和走私的武器、弹药。远的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许多原来在东北的白俄纷纷南下到沪。这些人本来就无以为生，到上海后便与海外黑社会挂钩，在上海贩卖军火，提供给各地土匪。

　　之所以是“东方巴黎”，是因为上海具有西方所有的一切生活方式：从俄式大菜到巴黎香水，从大腿舞到轮盘赌。纸醉金迷的生活刺激着人们的物质追求和金钱欲望，使那些不逞之徒不惜为之挺而走险。1934年5月8日，一伙匪徒在小西门蓬莱市场内抢走了蓬莱银号的500元大洋。市公安局侦缉队经过一个月的侦探，才抓获匪首，获知匪徒们一个月来，一直住在五马路满庭芳悦来旅馆里，整日狎妓、赌博、饮酒作乐。后侦缉队会同外国巡捕在此捕获10余名匪徒，并搜出枪支弹药。显然，当这笔赃款挥霍完之后，匪徒们又会有新的行动。

　　之所以是“小美国”，是因为上海地面素来是五方杂处、华洋混杂。各地来沪做生意、跑单帮乃至买卖军火、贩运烟土、卖淫、做拆白党的，纷至沓来，各显神通。其间还形成了所谓“苏北帮”、“宁波帮”、“广东帮”、“浦东帮”等封建地域性帮派；兼以同乡情谊、在帮兄弟、江湖义气等封建道德观念，进行约束，使那些潦倒失意、图谋不轨的人能紧紧抱成一团。1930年下246半年，一个绑匪集团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三次绑架作案，勒索巨款。其三名为首分子，马根生是上海人，管阿福是江苏扬州人，任子祥是浙江绍兴人。这江、浙、沪三个地方的人，之所以能合伙作案多次，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在上海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若有几个胆识俱佳而又心术不正的人组织、策划，又有一批膂力过人、会使刀枪的亡命之徒出面行动，形成土匪团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上海的租界、华界，又使歹徒们能够由此逃彼地藏身、窝赃，躲避中外警探们的追捕，更增大匪徒们的贼胆。为说明民国时期上海盗匪的猖獗，先举几个例子。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日子——4月1日。这一天在西方是愚人节，人们可以随意地开各种玩笑、说假话、搞恶作剧，受害者不得以为忤。然而，下面记载的1937年的这一天，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几件事，却显然超出了愚人节捉弄别人的范畴。

　　这一天，上午9点30分左右，甘肃路129—131号几户人家被4名持枪匪徒抢劫，临行前匪徒公然鸣枪示威；11点左右，唐山路133弄9号住户，被几名匪徒搜掠半个多小时；晚上7点20分，一名中年男子在爱文义路的派克路口，被一名持枪匪徒威逼搜身，男子挣扎呼救，匪徒开枪伤其腿部后逃跑；7点30分，云南路156号某煤炭店正在收市结帐，不提防有4名匪徒持枪掩入，勒逼店主将当日售货款尽数交出；8点30分，几名匪徒闯入康脱路860号，以枪勒逼男女主人交出箱柜钥匙，搜劫半个多小时后离去；9点10分，华德路455弄83号来匪5人，分别守住前后门，持刀威吓主人，并割断电话线，搜劫衣物、首饰，满载而去。一天12小时中，发生匪案6起，平均两小时一起；这还仅仅是发生在公共租界内的，如果加上法租界、华界的，数字肯定还要惊人。

　　事实上，在华界内，一天中发生数起匪案的日子并不在少，1934年6月14日就是这样的日子。这天清晨4点多钟，设在上海南市制造局路543弄的大华茶园刚刚开门，就有6个身穿短衫的人走进来喝茶。稍停，其中4个人起身外出，径直敲开隔壁的金城纸烟店，对烟店张老板声称奉命前来抓赌。随后，二人守在门口，另二人不顾张老板的阻拦，直入其卧室，动手搜掠钱财和首饰。当他们进一步要撬箱取物时，张老板不顾一切地去夺匪徒手枪。两名匪徒拳打脚踢，甚至口咬；店主受伤多处，却死死抓住手枪不放，并狂喊救命。当匪徒刚进入金城烟店时，隔壁玉记理发店杨老板正从厕所返店，见两名陌生人守在烟店门口，便上前询问，被匪徒挟至茶园，连同茶园伙计一并监视起来。这时，杨老板听见张老板在烟店内狂喊，也奋力呼救。呼声在清晨的里弄里显得格外响亮，匪徒顿时慌了手脚，连张老板手中的枪也未夺回，便逃之夭夭。

　　同一天上午9点50分，闸北蒙古路荣森里15号闯入持枪匪徒3人，自称是公安局侦缉队员，入室后劫得大洋300元而去。当晚10点45分，曹家渡附近的一爿布庄被7名匪徒劫去26匹条子布。

　　从上述诸匪案可以看出大城市中土匪作案的一些特点。第一是人员少。

　　城市匪徒不可能成百上千地活动，只能是几人、10几人的小团伙，时聚时散，作案后便于逃窜、躲藏。第二是作案时间短。大城市军警相对较多，像上海还有巡捕在街头巡逻，尤其是对富人聚居的地段，往往重点巡查保护。因此盗匪只能伺机作案，快速行动，得手便逃。上述各例作案时间大抵都在半小时左右。1937年4月间，上海有一伙匪徒专于晚间自开轿车，在法租界各马路上转悠，见有单身行人，便停车拦阻搜劫，随后便驾车逃窜；一晚上竟连劫数人，这些都是着眼于“快”。第三是非不得已，很少开枪。城市匪徒以抢劫为目的，大都使用短枪，但多以威吓为主，只要事主不呼救，不为警捕发现、追击，一般都不开枪杀人。1937年2月3日下午5点多钟，坐落在新闸路339号的江苏银行支行已经下班。支行会计手提装有7000多元现款的提包，在保镖的护卫下，走出大门，准备乘上已等候在门口的三轮车，去总行交款。会计照例警惕地向四周扫视一番，忽见近在身旁的两个陌生人正在掏枪向他冲来。他急中生智，把保镖猛地推向来人，然后回身向银行大门跑去。保镖几乎同时也发现歹徒，急忙掏枪；守卫大门的警卫人员也拔枪射击。两名匪徒见势不妙，慌忙开枪还击，并打中警卫。保镖奋力抓住一名匪徒。这时附近假扮行人的匪徒也纷纷开枪，击伤保镖和三轮车夫，遂四散逃去。在这个匪案中，歹徒就是因形势危急，才开枪伤人的。

　　看赛车中学生被绑票

　　城市上匪除抢劫之外，主要作案手段是绑票。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城市绑票案，自然是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被架案。这一案件，不仅当年震惊全国、轰动一时，就是近年来，也有许多报刊连篇累牍地介绍过，还拍了电视剧《上海滩绑票案》，通过荧屏传播，也许是家喻户晓了，本书也不必赘述。这里介绍一个发生在上海的小绑票案，但通过它，也可看出城市土匪的狡诈。

　　茅朝栋是一名丝业掮客，家境自然颇为富裕，住所在如皋路301弄9号。1937年4月4日，他的15岁儿子茅志康吃过午饭，与同校学生、13岁的钱三弟，正在门口人行道上玩耍。这时住在附近的两个年轻人王金林、杨志田走过来，对二人说：“今天下午，浦东有自行车比赛，不去看吗？”

　　“不去，我们下午还要上课呢！”两个少年回答说。

　　“塌半天课，有啥关系，走，我们同道去。”

　　两名少年本来就好奇爱玩，禁不住两个小青年的劝诱，便跟着一道乘车到了浦东。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四望一片农田，显然已是乡间。这时，只见前面走来两名军人，拦住去路。一阵盘问之后，一个戴墨镜的军人断言：“你们几个不像好人，跟我们走！”

　　茅志康、钱三弟两名学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金林、杨志田二人则苦苦哀求放行。士兵只是不理，驱着4人前行。走了一阵，见四野无人，士兵从衣袋里取出几块黑布条，将他们眼睛蒙上，牵着他们走了一段，便进入一间屋子。

　　“娘舅，人带来了。”一个士兵说。

　　“就放在老地方吧！”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那名士兵吩咐说：“几个人分开来放，先把两个小赤佬捆好！”

　　于是，有几个人走上来，把两名少年的手捆上，耳朵上还贴了几层胶布，然后把他们送入一个里面铺着稻草和棉被的地窖。上面的木板盖上后，两名少年便与世隔绝了。

　　到了晚间，茅朝栋一家见儿子不归，便向附近同学家中打听，听说未去上学，不由得焦急起来，向亲友家中询问，均回答未见。一夜不安，第二天一早，茅朝栋赶往嘉兴路巡捕房报案，恰巧遇上钱三弟的父亲也来报案。巡捕房马上立案，随后委派中国探长邵景范负责侦查。

　　又过了一天，有人在茅家塞了一封信。信上说，茅志康现在很安全，要茅朝栋赶快备好1万块钱赎人，并登报表示同意，然后等候回音。茅朝栋将信交给捕房，邵景范吩咐不必理睬来信。但此后，又连续有几封信丢在茅家，内容一样。第8封信则恐吓说，如果再不理睬，将把茅志康的手足砍下送到贵府上。茅朝栋只得向捕房表示，准备登报同意绑匪要求。巡捕房在这10来天时间中，丝毫未侦出任何眉目，如今人命攸关，只得答应茅家的请求。登报之后，16日下午2时，茅朝栋收到第9封信，指示他晚间到夏记成衣铺交款。

　　夏记成衣铺店面很小，就在茅家不远的地方。成衣铺夏老板是个精明但却胆小的宁波人，按理是不会与绑匪有什么勾结的。茅朝栋与他虽是街坊邻居，但也只是点头之交。当晚六七点钟，成衣铺已经打烊，夏老板照例在店里开着灯，裁剪衣料，这时，茅朝栋提着装钱的皮包，敲开了成衣铺的门。当他说明要在这里与绑匪接头时，夏老板着实吃了一惊。但他知道，志康被绑架了12天，现在有了解决的希望，自己当然要帮忙，于是便请茅朝栋坐下来等。

　　8点刚过，有人敲门，夏老板紧张慌忙地去开门，来人是与茅朝栋住同一弄堂的梅福福。梅福福是浦东南汇县人，据说在什么地方做伙计。茅朝栋素来看不上他，这不仅是因为两人身份不一样，而且觉得他给人一种油滑、难以捉摸的感觉，令人不舒服。这时，梅福福站在门口，客气地说：“夏老板，麻烦你，借你的熨斗用用，好吗？”

　　“好，好，进来吧。”夏老板热情地说。

　　“咦，茅先生怎么在这里？”梅福福进屋后，看见茅朝栋，诧异地问。

　　茅朝栋勉强向他点了下头，表示打招呼。梅福福看了看茅手中的皮包，又问：“你家志康有消息吗？”

　　茅朝栋看了他一眼，把头偏过去，不理睬他。梅福福解嘲似地笑了笑，从夏老板手中接过熨斗，道了谢便离开了成衣铺。

　　茅朝栋一直坐到11点钟，再没有人来过。夏老板早已放下了活计，呵欠连天地陪他坐着。他只得失望地告辞回去。

　　当天夜里，捕房探长邵景范带人将梅福福拘捕审问。梅福福自然是大呼冤枉。然而经过一天一夜的讯问，他终于供出了全部情况。原来梅福福平素不务正业，参加了一伙强盗集团。他见茅朝栋家境富裕，又每每鄙视自己，便起歹意，勾结平时一道作案的王金林、杨志田等人，诱骗茅志康二人到浦东。梅福福戴墨镜、假胡子，与另一名绑匪戚四达化装士兵盘查；王、杨二人为防日后被两少年告发，又故意求情。梅福福藏票地点在南汇县钱家庙104号钱永生家。钱永生是个瞎子，独自住在村边小屋里，向为梅福福等匪徒窝赃藏票的窝主，匪徒们均称他为“娘舅”，以遮人耳目。两名少年在地窖内，因耳塞目掩，故仍由王、杨二人看守，并给以食物。梅福福与戚四达则进城打探消息、投递勒赎信件。16日晚要茅朝栋到成衣铺，还只是一个试探，看看茅是否带钱，周围是否有警探守候。如果一切满意，则将写第10封信，通知他到另一地点去交款。

　　然而，正是这最后一招，被探长邵景范估猜到了，因此这一绑票案得以侦破。18日上午，巡捕房警探由梅福福带路，乘车到浦东，将王金林、杨志田、钱永生拿获，救出两名少年；随后又往杨树浦路129号将戚四达捕获。

　　华侨富商厦门遇险

　　下面再看看上海之外的各大中城市，类似前述的绑架、抢劫案件也是时有所闻的。1934年3月，厦门华侨资本家曾上苑被架案就是一例。曾上苑老家在福建省同安县。他早年在南洋各地从事金融事业，曾任新加坡华侨银行总行长，后改任董事长；在缅甸也有资产和业务。1924年归国后，他卜居厦门鼓浪屿安海角38号。为发展家乡实业、改进市政建设，曾上苑壮心不已，在厦门市投资经营房地产业，在大同路一带建造了一批公寓大厦，并开办了大千旅馆和酒楼。他虽年逾花甲，仍旧每天上午自鼓浪屿乘自备汽艇，过海到厦门，亲自过问旅社和酒楼的业务情况，晚间方回，显出极强的事业心。3月17日晚间9时，曾上苑从大千旅社出来，步行到码头，他的汽艇就停泊在那里。汽艇上有两名工人，驾驶员名叫林天国，管机器的叫许汉国。曾上苑在林天国的搀扶下，上船走进舱内，看见有两名陌生人正坐在艇内，与许汉国交谈，便奇怪地问：“这两位先生是。。”

　　林、许二人连忙陪笑回答说，这是他俩的朋友，想顺路搭曾先生的汽艇到鼓浪屿去。曾上苑听说如此，也不怀疑，便点头表示同意，随即吩咐开船。汽艇“突突”地向南面鼓浪屿方向驶去。

　　曾上苑忙碌一天，坐在舱内沙发上闭目养神。船驶出港湾一段后，因浪大有些颠簸，他睁开眼睛，海上一片黑暗，只有船前一段被灯光照亮；他回过头去，码头上灯火已渐渐远离。忽然，他隐约看见汽艇后面还拖着一条舢板，不禁疑惑起来，便询问司舵的林天国。林尴尬地解释说，是那两位朋友的船，想带到鼓浪屿载客。曾上苑因林、许二人事前未经请示，便擅带搭客，已不高兴，只是未流露出来；又见拖带舢板一事隐瞒到现在，更是气愤。他扭脸去看那两名搭客，那两人神情异样地低下头去。这时，他听见艇尾有动静，连忙回过头去，只见舢板上跳过来4个手持短枪的汉子——显然是藏在舢板舱板下的——惊愕之间，一人已到眼前，手持一装白灰粉的布包，猛然塞住了他的嘴巴。与此同时，先在艇上的二人已分别掏出枪来，对准林天国和许汉国，命令他们将汽艇掉头，绕过鼓浪屿，驶往嵩屿和东屿之间的大屿岛。

　　汽艇驶至水上公安局设在海面上的验船处时，速度照例慢了下来。一名水警用手电筒对汽艇前后照了照，大声问：“到何处去？”

　　“鼓浪屿！”一名匪徒大声回答：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谎言！曾上苑多么希望这名水警能察觉这点，而勒令停船检查啊！然而，那懵懵懂懂的水警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一下，到鼓浪屿应当向南行驶，而现在汽艇却是向西开。他熄了手电，懒洋洋地一挥手：“走吧！”汽艇便加速离去——就这样，曾上苑失去了一次被救的机会。

　　汽艇驶近大屿岸边，一名匪徒开枪击碎了驾驶室的玻璃，显然是意在发出信号。汽艇靠岸后，匪徒们将曾上苑拉下船。岸上有20余名土匪接应，前后簇拥着曾上苑，通过怪石嶙峋的海岸，来到岛上的一间草案中，随后在此连续潜伏了三天。曾上苑注意到林天国、许汉国都未下船，却不敢询问他们的去向。听看守者相互交谈，他得知，匪徒们认为这几天海上巡查一定很严，因此要躲避几天，待风头过去再走。

　　却说曾上苑当夜未曾到家，家属自然焦急不安，打电话询问大千旅社，说是早已返回；遣人到鼓浪屿各码头及亲友家查找，也毫无踪影。翌日清晨，家属急将此案报与水上公安局。水警方面因曾上苑是当地著名大亨，倒也下令派人四处查访了一番。这天下午4点钟，在东屿发现了汽艇。艇上除了弹痕、白粉等证明曾上苑遇匪之外，未留下任何线索，林天国、许汉国也不知去向。到19日深夜，水警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人在鼓浪屿西边内盾澳发现三艘帆船，上有20多名土匪，携有驳壳枪和冲锋枪。水上公安局磨磨蹭蹭地调集了20多名武装水警，乘两艘快艇，前往搜捕，但什么也未找到——曾上苑因此失去第二次被救机会。

　　这三艘匪船在水警快艇到达前10几分钟出发，驶往大屿，将曾上苑架上船后，于20日清晨北行。为了防备遭遇警船，以便随时可以靠岸、弃船而逃，三艘帆船都紧贴着海岸行驶。不料，船驶至员当港附近海面时，早潮退去，三艘匪船全都搁浅在沙诸上，动弹不得。曾上苑坐在舱内，引颈遥望，隔着狭窄的海湾，可以看见厦门闹市区的繁忙景象。他心里想，这时如果有水警的巡逻船到此盘查，这批土匪还能逃得掉吗？然而，整整一天，这片海面上竟没有一艘水警船经过。正值匪案侦缉过程中，水警竟如此麻痹懈怠，真是令人膛目结舌——于是，曾上苑第三次失去获救机会。

　　至晚潮起，帆船浮起，继续前行，到同安县吴灌登陆。匪徒们架着曾上苑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经过几天的风餐露宿，一行人最终到了同安县境内的最高峰天柱山。匪徒们对曾上苑说：“请曾老先生在此暂住几天。我们已给府上去信，只要他们尽快交来赎金，我们会送你回去的。”

　　那两名乘过曾上苑汽艇的匪徒，还特地告诉他说：“林天国、许汉国二人，与我们只是认识而已，并非同伙，将来曾先生回去后，务请不要为难他们。”然而，根据林、许二人后来永无消息这一情况来看，“并非一伙”的说法恐怕是靠不住的。

　　匪徒留下4人看守曾上苑，其余的则离去另行作案。曾上苑终日无事，便与看守闲谈，介绍自己自小到海外艰苦创业的经历，暗示土匪营生不可为。一个名叫裘二的匪徒悄悄对曾上苑说，他的大哥裘大在附近镇上开一爿小店，如果曾先生有事要通知家中，他可以通过他大哥帮助转达。曾上苑立即觉察到裘二的意图，便对他说，如果他愿意帮忙，使自己得救，将来一定重重酬谢他兄弟俩。裘二答应帮忙。

　　曾上苑的儿子已收到土匪的勒赎信，因素款20万元，正在奔走筹集现款；忽报有裘大带有父亲手书前来，不禁惊喜交集。26日，曾子在裘大带领下，赶往同安县，见到裘二，一同求助于当地驻军。经过一番上下打点，第二天一早，驻军派出150名士兵，随裘二上山。官兵击毙了两名看票的匪徒，救出了曾上苑。裘二因功免罪，不再处理。曾上苑给了他一笔钱财，嘱其好自谋生。此案遂告终结，但另外20来名匪徒则得以漏网。

　　望志路上枪声大作

　　因为城市中有资产的人较多，盗匪给居民带来的损失，有时是极为严重的。又因为城市人口密集，盗匪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也同样是十分严重的。试看下面所述发生的安徽省合肥市和上海市的两起匪案。

　　合肥市油坊巷有一世代巨富，户主褚鸣銮，其父在世时曾购得大量黄金和金条，于10年前埋藏于卧室地板之下。此事仅当时家中两名老仆知情，老的街坊邻居也风闻一些，家中后进门的媳妇等人都不知情。其父过世后，其母褚张氏仍住在这间卧室内。1934年6月12日夜晚，有七八名匪徒翻墙进入褚宅，躲在厨房里。恰巧，厨娘偶然有事，到厨房取物，开灯忽见黑布蒙面的强盗，吓得面无人色，转身欲逃，被强盗一把抓住，掩口捆绑起来。盗匪随即直奔诸张氏卧室。老太太见状，知道来者不善，连忙转身从柜中取出400块大洋堆在桌上，表示愿意奉送。岂料盗匪全然不顾，以刀逼令老太太不许动弹，遂径往床后，移开放置俺咸蛋的坛子，撬开地板，从下面取出窖藏的赤金120余两，金条两大盒，共20余根，随后又将桌上的400块大洋一并带走。褚家此次遭劫，损失极为惨重，仅按当时价格，就约合三四万元左右。后警方估计，盗匪蒙面，且熟门熟路，显系知情人参与或指点，但迁延日久，终无从侦破。

　　上海公共租界的浙江路上有一家中兴鞋店，生意兴隆。老板何坤生收入甚丰，在法租界望志路南永吉里4号置有一座小楼。何家自住楼上，楼下则分别租与三家房客。1934年2月间，何家曾遭到一次匪劫，被抢走800余元现款，自然是无从查找。何老板自我安慰地说：“破财消灾，得免后祸。”岂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时隔三个多月，何家竟又遭匪祸。

　　6月7日夜间10时半左右，一帮盗匪敲开南永吉里4号小楼的后门，首先以枪逼住开门的房客；随后，将楼下3家主仆10余人囚于一室，一匪看守，另有二匪分别把住小楼前后门。其余诸匪悄然上楼，直趋何坤生卧室。何老板正朦胧入睡，听得强盗一拥而入，猛然惊醒，不待强盗反应过来，急忙推开临街窗户，对外狂呼“捉强盗！”正在附近巡夜的巡捕陶德林闻声当即拔枪驰往，边跑边猛吹警笛。看守前后门的两名匪徒见势不妙，正欲逃跑，一名被陶德林撞个正着，当场抓获；另一名被一个路过的卖菜小贩一扁担打翻在地，也被拿下。这时，在楼上的盗匪顾不得抢劫，纷纷从楼窗跳出，沿屋顶向东奔逃。附近巡捕闻声赶来，举枪对匪射击。盗匪则一边在各家屋顶上窜跳，一边开枪还击。一时间，马路上枪声大作，流弹横飞。一名匪徒在望志路190号生泰木器店的屋顶被包围，顽抗拒捕，开枪打伤一名过路老妇。匪徒自己也旋即被子弹击中，从屋顶坠地身亡。其余匪徒则借着毗连的屋顶，一路跳腾，逃之夭夭。沿途数十家夜梦惊起，旦不去说，仅屋瓦就碎裂无数，只得第二天请人打扫、修理。

　　殷格兰护犊丧命

　　南方城市盗匪这般猖撅，北方城市亦复如此。天津、北平城内匪案也迭有发生，甚至还发生过强盗抢劫、击毙外国人的事件。美国传教士殷格兰被杀案，即是一例。殷格兰于清末来中国传教，后见中国医学落后，遂致力于行医，精通外科，在北平颇有名气；并曾以中文写作出版过几种医学书籍。年迈退休后，他仍居住北平，在市内及西山均有寓所；平时即从事编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课本。到1934年，殷格兰已经75岁，来华达46年之久。这年6月，殷氏夫妇准备携两个小孙子到北戴河度夏。14日下午，全家到西山寓所去取毛毯，当夜即宿在那里。

　　深夜12点半左右，殷格兰听见客厅有玻璃破碎声，便起身察看。刚打开卧室门，几名破窗而入的匪徒已冲了进来，用手电筒照射着殷格兰的面部；同时用手枪对准其头部，勒令他交出钱财。被嘈杂声吵醒的孙儿从隔壁儿童室跑过来，惶恐地叫唤着爷爷奶奶。殷夫人正要搂过孙子，一名匪徒猛地抓住一个孩子的手臂，威胁说，不交出钱来就打死他。殷格兰眼见可爱的小孙子在匪徒的魔爪中挣扎、哭喊，心都要碎了。他大喝一声：“畜牲，放开他！”同时猛扑过去，把那匪徒推到墙边，用力压住。匪徒一面抵挡，一面扣动了扳机，两发于弹分别打中了殷格兰的左臂和头颅。殷格兰留恋地看了小孙子一眼，沉重地倒在了地上。

　　匪徒们留下一人，看守哭泣哀愉的殷夫人和小孩，其余的立即开始搜索。然而，他们大失所望，因为除了一只怀表、两副老花眼镜之外，他们只找到5元钱——殷格兰的主要财物都在北平的另一寓所中。悻悻离去的匪徒们沿途又抢劫了4家商店，才呼啸而去。此案因涉及洋人，北平军警方面曾下功夫进行侦缉，但始终未能破案。

　　伍朝枢不知什么是“拉肥猪”

　　本章前述诸案中，无论军警如何颓预无能，总还是在那里做出一副努力侦查、争取破案的姿态。如果城市中的军警居然也化为城市土匪，那么事情就更难办了。下面叙述一个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案件。

　　1931年，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对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这在民国史上称作“宁粤分裂”。广州方面派出人员到各省拉拢地方军阀，共同反蒋。其中，伍朝枢奉命到成都，游说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下榻于仁厚街的李铁夫公馆。这天傍晚，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登门拜访，李铁夫遂预备了晚宴，款待伍、刘二人，让他们吃过饭可做较长时间交谈。

　　刘文辉的并兵副官杨炳云曾当过土匪，后被军队收编，因他又是袍哥，在江湖上吃得开，刘文辉颇有倚重之处，故让他当上了自己的护卫副官。这时，他得知刘文辉要在李公馆吃晚饭，便走出公馆，招呼另两名弃兵廖体祥、杨绍清，坐上刘文辉的小汽车，对司机高国俊说：“走，上东胜街！”

　　路上，杨炳云对两名弁兵说：“我们用这辆汽车，去拉个肥猪来，弄点钱用用。”

　　“拉谁？”几个人异口同声问。

　　“白胖子！”杨炳云说。

　　白胖子名叫白治平，是前任四川省长杨森手下师长白驹的三哥，家中极为富有，因生活优裕，长得又白又胖，故而人称“白胖子”。杨森下野后，部下失势，因此杨炳云敢于去动白胖子。

　　汽车到了东胜街，杨炳云和两名弁兵进去，持枪威逼着白治平走出家门，要他上汽车。白治平在室内时，因恐枪伤家人，故顺从地走了出来；但到了街上，他想只要拖上些时间，就会惊动军警前来过问。因此，他双手撑住车门，死不肯上车。杨炳云等3名军人后面推、前面拉、旁边挤，怎奈白胖子身体太胖，车门太小，只要他不愿进去，就总有一部分身体卡在车门外。双方相持许久，已有一些过路行人远远地站下观看，并议论起来：“抓白胖子做啥子？”

　　“不知道，是不是犯了什么法？”

　　因为杨炳云等人穿的是军装，开的是小轿车，故而围观的人才有这种说法。白胖子听到了，不顾一切地大喊起来：“他们是土匪，要拉肥诸，快去报警！”

　　杨炳云气急败坏地掏出手枪，朝天放了几枪，骂道：“搭老子的，再不上车，老子毙了你个龟儿子！”

　　白胖子仍旧下肯上车。围观的人倒被枪声吓跑了一半，有人路过驻扎在附近的刘文辉军队营房时，就报告了有土匪拉肥猪的事。驻军闻报后，便派了士兵，一面朝天开枪，一边向出事地点冲来。杨炳云见势不妙，担心与来人对打起来，互有伤亡，对身兼军长和省长的刘文辉名声不利，只得恼怒地把白胖子推倒在地，几个人钻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东胜街枪响时，仁厚街的李铁夫公馆里，伍朝枢和刘文辉正在促膝交谈，伍朝枢闻声便问：“外面出了什么事？”

　　公馆的仆人走出门去打听，回来报告说：“拉肥猪的。”

　　伍朝枢是广东人，又是初到四川，自然不懂这是句土匪行话，倒真以为是屠宰场拉肥猪，就奇怪地问：“拉肥猪要开枪干什么？”

　　刘文辉不禁笑道：“拉肥猪就是土匪绑票。”

　　伍朝枢心想，这成都市是四川省首府，军警极多，却不料省主席坐在这里和我谈话，门外街上就有土匪绑票，于是情不自禁地一吐舌头，惊叹道：“川匪这样凶！”

　　刘文辉闻言十分尴尬，只得找话题岔开过去。

　　回到家，刘文辉立即下令调查当晚匪案，自然马上就得知，是自己贴身护卫干的。他当着侍从副官李金安的面，大骂杨炳云：“太叫我丢面子了，非狠狠治一下不可！”因为李金安也是袍哥兼土匪出身，深得刘文辉信任，留在他身边的。

　　第二天，军法处果然将杨炳云逮捕起来，准备惩处。李金安兔死狐悲，两次向刘文辉说情，刘文辉只是不睬。李金安又向刘最宠爱的姨太太求情，请她在军长面前转圈一下。姨太太为难地说：“这件事确实叫军长生气，如今人已在军法处，叫他再去要回来，不好开口呀！”

　　李金安于是故意放出话来：“杨炳云的事，军长不管，可以。改天别人把军长整起，我们也不管。”

　　话传到了刘文辉的耳朵里，他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不安起来。四川省袍哥、土匪车载斗量，政界里、军队中，到处有他们的耳目、党羽，官吏如得罪了他们，小则丢官，大则丧命。因此，上至省主席，下到保甲长，对袍哥、土匪都得让他三分，才能保得平安无事。这时，刘文辉想，莫说李金安真的串通袍哥、土匪，来整他一下；便是以后偶然遇上土匪，李金安等人甩手不管，也就够他受的。于是，他硬撑着面子，捱过了几天，便要他的姨太太打电话给军法处，通知他们把杨炳云给放了。

　　江河湖泊水匪肆虐

　　中国地域广大，江河湖泊分布极广。民国时期，黑龙江、长江、珠江以及大大小小便于航行的河流，如闽江、汉水、淮河、大运河，其水面与两岸，几乎都有水匪肆虐。洞庭湖、波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横行。下面先介绍几个江河上水匪行凶作恶的案例。

　　白兰德船长命丧鬼城

　　1924年1月初，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客轮“紫瑞”号由湖北宜昌沿长江上行四川重庆。这艘船由中外人士合股购置，登记在美国人办的大来洋行。4日晚，紫瑞轮驶至四川丰都县高家镇，因江风呼啸、水面黑暗，不宜行驶，便停靠码头过夜。船长白兰德督促水手们做好各部分工作，安排值夜人员。他特别提醒大家，去年福源轮曾在此被匪打劫，船长被杀，因此务请各位警惕。

　　布置完毕，白兰德回舱室休息。他打开一瓶威士忌，给自己斟上一杯，朝墙上挂着的照片举杯致意，然后一饮而尽。照片里，他的妻子和4个儿女们正在朝他微笑。白兰德是英国人，今年45岁，长期在中国从事内河航运，仅在长江上游行船已达14年之久。他准备明年这个时候就退休，回上海居住，不再往返奔波了。想到这里，白兰德心情愉快起来，喝了酒，便解衣上床。

　　天寒夜深，乘客们都己休息。少数人则裹在被子里，兴致勃勃地大摆龙门阵。有人说，丰都城是有名的鬼城，我们今晚可别遇上鬼！又有人说，死鬼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活鬼，最近几年长江上盗匪极多，这丰都城也是出没之地。一番死鬼活鬼的话，说得众人心里发毛，不由得肃静下来，似乎怕惊动了鬼们。于是各人蒙头睡去。夜，静极了，只有江水拍打船舷，不断地发出“哗哗”声。

　　这时，从客舱和统舱中窜出几十条黑影。他们一部分直奔甲板，抓住了守夜水手，另一部分则守住各层舱位通道，第三部分来到帐房，敲开了舱门。睡眼惺松的帐房先生一见几名持短枪的人，脑袋“嗡”地一响，知道果真遇上了“活鬼”。

　　“把钱交出来！”为首的匪徒用枪指着帐房先生，低声命令。

　　“钱锁着。。”帐房紧张地回答。

　　“把钥匙给我！”

　　“不，不在我这里。。”帐房拙劣地辩解说，企图拖延时那匪徒恶狠狠地问：“给不给？”同时把枪口对准帐房先生的心口。

　　“来人。。”帐房刚开口喊，便被一枪打死。

　　白兰德船长在睡梦中已觉察到动静，听见枪响，急忙起身取出手枪冲出卧室。他看见匪徒正在帐房间里砸柜劫钱，不由怒火中烧，举枪欲射。几名土匪同时开枪，白兰德顿时倒地身亡。流弹击伤了闻声出来察看的水手、乘客各一人。匪首捡起船长的手枪，骂道：“这个龟儿子在江上行船时间最长，造孽最大，让他喂鱼去吧！”

　　几名匪徒抬起白兰德尸体，掷入江中，随后，他们一面在帐房搜检票款，一面逐个劫掠乘客所携钱财，共获1万余元。这时岸上响起枪声和呐喊声，原来高家镇团防听见码头枪声后，集合赶来。匪徒们便从容不迫地乘上轮船所带的救生艇，向江心划去，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出四川的主要通道。即使是到陕西长安，因“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夭”，也无法直接北上，而必须先东下江陵，再取道北上。唐代大诗人杜甫于安史之乱后，在成都所写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反映了这样一条旅行路线。因此，长江航运业历来十分发达，而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江陵、江口的一段水路，因连接两省重要码头，故更显繁忙。此段途中经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两岸风景秀丽壮美；兼有王昭君故乡秭归、刘备托孤的白帝城、鬼城丰都等名胜古迹，更是吸引游客。

　　1923、1924年间，重庆至夔州间仅一日行程的水路，沿岸就有80多股土匪。例如丰都县与石柱县交界处的陈家场，有一股匪徒达3000余人，盘踞两年有余，官军莫可奈何。他们打劫江上木船，以致三只五只航船都不敢成行。至于轮船，无论上下水，凡经过匪徒麇集之地，必鼓足马力，疾驶而过。但匪徒仍遥以枪击，时有伤人毙命之事发生。洋商轮船均在两舷设置铁甲板，以御枪弹；各船且配备机枪，用来自卫。

　　1927年10月下旬，仍在长江这段江面上，又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的匪案。24日上午，湖北宜昌轮船码头上，法商客轮江庆号正要启旋开航。一群人匆匆赶来，为首的是一名头戴礼帽，身着中山装的男子，身后跟着10几名挎着盒子枪和手枪的士兵。待这群人上了船，水手抽掉跳板，轮船拉响汽笛，向上游驶去。时值秋高气爽季节，天空格外高远，白云变幻奇巧；江水格外澄碧，银波闪烁迷离。旅客们站在上下甲板上，凭栏远眺，指点山河。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条船上，混有30多名乔装旅客的匪徒；当然更不会想到，再过一两个小时，他们中将有人饮弹而亡，葬身江底。

　　一名伙计模样的人来到后甲板，找到一个衣冠整洁的商人模样的人。

　　“查清了吗？”“商人”头也不回地问。

　　“查清了。”伙计悄声报告说，“最后上船的是新任夔州县知事。”

　　他见那“商人”凝视着船尾飞雪溅玉的浪迹，半晌不开口，便问：“干不干？”

　　“照干！”“商人”回过头，对伙计简短地吩咐说，“10点钟，听信号。”随后，两人相继离开，一个回到客舱，一个回到统舱。

　　10点刚过，那商人打扮的匪首带着几个拿着长、短枪的匪徒冲进过道。

　　旅客们惊恐地看见，那人“呼呼”朝天放了两枪后，刹那间，从各方涌出一批持械匪徒。他们把守通道，威逼旅客“谁也不许动”，并开始搜劫行李。两名匪徒占领了舵室，逼令舵手继续航行，不得拢岸或靠近其他船只。

　　夔州知事住二等舱。护兵们旅途无聊，正大摆龙门阵，听到枪响时，才发现几名土匪的枪口已对准他们，并喝令缴出武器。众士兵张皇失措之时，在另一舱室假寐的两名士兵突然开枪。一匪应声倒地，余匪连忙隐蔽还击。众士兵急忙拔枪参战。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各舱位的匪徒除少数看守旅客外，纷纷赶来助战。兵、匪双方在甲板上奔跑，在舱室里躲避，甚至利用旅客的身体掩护。不断有人倒地，呻吟声和惊叫声频频响起。

　　枪战持续了近1个小时，最后士兵因四面受敌，人少伤多，遂呼吁停战。双方协议，士兵交出枪械，土匪则保全县知事和士兵们的生命。胜利了的匪徒们将被打死的船员、士兵、乘客的尸体抛入江中。据后来清点，共死伤60多人。匪徒重行搜掠乘客和船员们的银洋、衣物。抢完后令船在江滩边靠岸，众匪下船逸去。江庆轮满载恐惧和悲伤缓缓上行，至巫山码头停泊，送伤员上岸救治。这时，日清公司的一艘轮船宜阳丸正沿江而下，行至出事地点，闻江中有人呼救，打捞上船，原来是两名士兵在枪战中受伤落水，挣扎良久，至此方才获救。

　　水雷炸沉万顺渡轮

　　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布，广州至各县以及各县之间，多有内河航班往返，居民外出常以船代车。此地水匪活动也相当猖獗。1924年12月6日，广东基督教学校师生员工二三十人乘校内自备汽轮到广州市活动。晚间9时半，众人上船返校，黑暗中未发现有6名陌生人混入。途中，6名匪徒持械胁迫驾驶员将船驶过学校，径往黄埔附近停靠，将船上外籍女教师、中国女学生及学校职员悉数胁持而去。诸人中只有一名会计幸免。此人去年在这一带曾被土匪绑架、扣留一个多月，历尽苦难。这次一见有变，急忙乘夜色从船尾滑入水下，抱住尾舵，在寒冷的江水中泡了10几分钟，听得匪徒远去后，才上船与驾驶员一道将船开回学校。事后人们拿他开玩笑说：若非是惊弓之鸟，哪得为漏网之鱼？

　　广东三江（即西江、东江、北江）水域上，常有水匪向船主下片子勒索钱财，数目从千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称为“行水”。船主若听命付款，可相安一时，否则土匪就要劫船，甚至炸船。

　　1927年7月26日上午9时，来往于广州万成渡口与顺德县大良乡之间的万顺号渡轮满载200多名乘客，从广州驶出。下午1时左右，船至南海县江面，两岸突然涌出匪徒百余人，向渡船射击，并狂呼“停船”。舵手见状，鼓轮急驶，企图冲过这段江面。这时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将至，能见度极差。舵手急切中未及细察，船体撞上土匪在航道中敷设的水雷，于是轰然巨响，渡轮被炸。爆炸激起的巨浪掀翻了渡轮及其拖带的小轮。恰巧这时暴雨倾泻，风雨声盖住了溺水者的呼救声。透过密集的雨帘，只见江中人头沉浮，船体碎片和乘客们的物品随波逐流，渐渐都随汩汩江水淌去。匪徒见船被炸，欢呼雀跃，久久在风雨中观看，似有无穷乐趣。直至附近一艘海军江防舰赶来，才将匪徒击走。军舰与随后途经这里的两艘渡轮合力打捞落水者。最后统计，各船共救起120人，其余100多人均被炸死或溺死。许多尸体被雨后大水直冲出江口，漂浮于伶仃洋面。乘坐渡轮统舱的穷苦人因紧挨船底，直接被炸，最早溺水，故死亡者最多。事后查明，匪徒以李恩、袁拱为首，曾多次向万顺轮勒索巨额金钱，一直未能如意，故屡屡扬言要炸毁该船。该船因之损失不下四五万元。

　　淮河全长1000多公里，支流湖汉极多，所流经的豫、皖、苏三省，又向为盗匪出没之地。因此，航行于淮河水面的船只为匪所劫，司空见惯。其中安徽省境内的寿县峡山口，凤台县的老鼋窝、姚家湾子，怀远县的和平冈、黄盆窑等地，水匪啸聚尤多，船主、伙计每行至此，莫不心惊胆战，倍加留神。1923—1924年间，老鼋窝有四五十人一股匪徒，以一张姓大兵为首，枪械精良，子弹充足，专门劫掠商船。当时商船为防匪劫，往往结队而行，该股匪徒竟能同时拦劫5艘商船，不容其任何一艘逃离。秋冬季节，淮河水位下降，船只若是重载，经过水浅处时，须请驳船起驳或纤夫拉纤。土匪即利用航船靠岸、装货卸货或缓行之机，大肆抢掠。商船被劫后，匪徒迅即挟赃远飏，无从追踪。而受害事主也往往不愿报案——已受盗匪之劫掠，不愿再受官兵之勒索——而土匪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为祸不已。

　　土匪向事主勒索钱物等的信函；也有称名片为片子的。

　　集团军司令遭匪伏击

　　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匪的猖獗较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说是犹有过之。先说一个1927年10月发生在苏北大运河上的匪案。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半年多，南京和武汉已经合流，刚刚在龙潭战役打败偷渡长江的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为防止北军再度南下，同时为西征唐生智，江苏各地调兵遣将十分频繁，苏北内河航运的小汽轮都被征去运兵。往来旅客只得乘坐船民撑行的航船，装载人货既少，速度又慢。24日，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混成旅的军医处顾处长带着4名随从，均着便衣，乘船从高邮县到清江县出差。航船沿大运河缓缓北上，行至高宝湖、白马湖衔接处的刘堡时，被几名持枪土匪劫持。匪徒挨个搜掠，同时询问各人身份。顾处长因担心土匪为孙传芳部下溃兵，故佯称为苏北宝应县人，在上海读书。不料匪徒闻言大喜，下船时即将顾架掳而去。后据熟悉土匪习性的人介绍，匪徒一则因当地人便于联系、说票，二则当地人而能在上海读书，必为有钱人家，可勒索巨款。设若顾处长声称家乡遥远，不易带信，则土匪可能弃之不顾；又设若顾处长明言自己的身份，则土匪可能虑及其军官地位而不敢绑架。上述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分析起来，却也未必。临城劫车案所架肉票，外国人姑且不论，便是中国人也多非山东居民，土匪不是照绑无误？至于顾虑官员身份，更是站不住脚的，远的不说，就在顾处长被架的同时，土匪还架走了一名高邮县政府的财政科长，却丝毫不见有犹疑神情。因此，以常人的心态去揣测土匪，往往是很难得准确的。

　　下面再看一个比军医处处长大得多的国民党将领遭遇水匪的案子。福建闽江两岸素多水匪，民国以来，历届地方政府都在此设立水警，用以镇慑、搜捕、打击水匪，然而匪患始终未弭。1941年春，日军占领福州后，闽江水匪乘兵荒马乱之际纷起，大小达10余股之多。洪山桥附近匪首陈保国率匪众公然夺取了两个分队水警的枪支（每分队30人）。股匪在闽江沿岸拦劫装载难民北逃的船只。因逃难者大都携带家中最值钱的物件，所以匪徒掳获极丰。又因沿江匪股众多，逃难船只鲜有漏网，甚或有连续被劫数次的。战局稍趋平定后，土匪并无收敛。在大箬、小箬等水警驻防处，他们公然出没，不知畏惧，且向过往民船勒索过路费，每船以大小，三五元不等。秋天，日军退出福州，国民党军政当局仍无暇顾及剿匪事宜，听之任之。

　　这年年底，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李觉从福州到南平视察军务。一行人租乘闽江轮船公司的一艘汽船，溯闽江而上。冬季水浅，船速较慢，行至水口上游三都口附近时，已用去两小时。船中人都坐在客厅内，凭窗眺望两岸的景色。远山连绵起伏，犹如黛色城垣凌空而起；近山红枫绿樟，宛然彩笔渲染交相映衬。一名北方籍军官止不住赞了一声：“好地方。。”一语未毕，岸边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

　　“怎么回事？”李觉从沙发上站起，准备走到窗前探视。陡然间，两岸传来密集的枪声，子弹“嗖嗖”地飞向汽船，有的击碎了玻璃，有的打在钢板上。。“司令！”一名卫士猛地把李觉推开，把他护送到子弹打不到的死角。

　　李觉看见那卫士的肩头鲜血正在流淌，他还听见外面枪声中夹杂着的粗野的呼喊：“把船靠过来。。”

　　这时，其他军官和卫士们一边用手枪、冲锋枪还击，一边架起机枪向两岸猛扫。渐渐地，两岸枪声稀疏下去，终于停止。土匪见难以得逞，只得撤退。

　　消息传回福州，省政府大为震惊。省主席陈仪恼怒地说：“匪患严重竟至此地步，几乎杀我国军将领，简直成了日本人的帮凶，非痛剿不可！”他下令，三个月必须彻底解决闽江沿岸的土匪。水警总队队长余钟民这才紧张起来。他亲自调查情况，布置任务，指挥行动，对10余股土匪收编了一部分，消灭了一部分。唯有袭击汽船的一股土匪后来得知闯了大祸，远远地窜入戴云山中，躲避风头。水警第一大队派人打入该股匪众之中。后水警分三路包围，将这股匪徒全歼。

　　在四川的一些内河水面上，土匪劫船称“打歪（wái）子”，往往事先与船主暗中联系，摸清有何客商，雇船托运何宗货物，到何处去。待船行至某地，盗匪突出劫货，船主假意反抗，客商则蒙在鼓里，只得自认晦气。又有“掉鞭子”或称“宰根子”的，是土匪假扮官军或民团，借检查违禁商品为名，抢劫商船。不少客商为安全起见，在码头上央人与土匪说包袱。土匪即派人随船护送，遇有他股土匪来劫，护送者即取出本股匪首名片或帮会的标记，便可通过。

　　浙东地区山明水秀，景色妩媚。四明山、天台山、会稽山重峦叠翠，群山间流出无数湍急清彻的溪流，汇合成甬江、曹娥江、浦阳江等许多可供航行的河流。沿江两岸，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孝女曹娥、西施浣纱等无数与河流有关的故事。就在这绿水青山之间，仍时有匪徒出没，为非作歹。他们手持刀枪，横行江上，过往船户闻风丧胆。1933年10月下旬，从慈溪驶往宁波的两艘航船，同时遭到匪劫。前船空载船轻，见一小船载数名持刀匪徒驶来，急撑欲逃。不料匪船小巧、快捷，迅速追及。船老大和伙计企图以竹篙撑开匪船。不想三名匪徒早已跳帮而过，举刀就砍。两名船民均受伤，不敢再动，货款200余元大洋，悉为土匪劫去。后面航船的船工先经数名匪徒喝令停驶，后见前船船民受伤流血，早软了手脚，动弹不得。水匪遂不费吹灰之力，将满船绸缎布匹，搬载而去。

　　水匪劫船还曾导致帝国主义者公开蔑视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欺侮中国人民的事件。1927年9月1日，悬挂英国国旗的华商客轮开州号在广东西江羚羊峡，被一批乔装乘客的匪徒劫持。匪徒们打死轮机长、英国人白拉克，掠夺了船上和旅客一切值钱的东西，抢去船员备用的武器弹药，肆意破坏船上的设备和物品，最后还掳走了帐房先生和100多名旅客。开州号不仅自船长以下的所有船员均为洋人，便是防卫队员也是从英属印度招募来的。港英当局觉得大失颜面，恼羞成怒，竟派英国军舰溯西江而上。行至土匪下船的太平湖后，英国水兵下船将该地村民悉数驱逐出村，纵火焚毁村庄，并开炮10余响，以示报复。

　　即给土匪一些金钱。

　　太湖强盗架走新郎新娘

　　除了肆虐于江河的水匪之外，各地较大的湖泊中，常有湖匪为恶。如山东西南的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三湖相连，南北长达200余里。湖荡中芦苇丛生，宛如水上青纱帐。芦苇间航道纵横，仿佛迷宫。湖匪乘小船往来其中，进退裕如，往来倏忽。官军若以大船入内，动辄搁浅、迷路；以小船入内，则首尾不能相顾，易为匪乘。因此，民国年间，此中湖匪代相衍生，始终不断。其著名者有常学进、李济运等。

　　太湖毗连苏、浙二省，沿湖各市、县、乡村，素为“鱼米之乡”、“蚕桑之国”，又有“天堂”之美称，自明末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最丰饶富庶的地区之一。但民国时期，这里盗匪却从未绝迹。太湖沿岸各地居民、船民提起“太湖强盗”，无不色变。这批湖匪不仅在太湖水系各航道上截船掠物，而且还深入到各县、乡打家劫舍，危害极大。

　　以劫船为例，1934年5月下旬，在浙江湖州至上海的航道上，接连两天，班轮为湖匪洗劫。29日晚9时左右，轮船招商局利吉号班轮经过一个名叫野猫洞口的地方时，有湖匪10余人持枪射击，喝令停船，上船劫得乘客钱财1000元以上。第二天，立兴轮船局的立顺号班轮又在张家浜被劫，湖匪搜掠达3小时之久。

　　再以架人为例。1935年9月的一天，江苏吴县横泾镇上鞭炮齐鸣，笑语喧哗，原来是开百货店的施老板为小儿子娶新妇。当晚，施家大宴宾客，亲朋好友、近邻同行，个个开怀畅饮，闹罢洞房，尽欢而去。入夜，家中主仆因接连忙碌数日，都睡得死猪一般。新郎新娘关门上闩，吹灭红烛，双双上床，不久也沉沉睡去。等到二人惊醒时，发现房门洞开，蜡烛复明，两个持枪的人正站在床前，猥亵地奸笑着，命令二人起来。惊恐慌乱中，新婚夫妇也顾不得羞耻，哆嗦着穿好衣服，跟随匪徒来到堂屋。堂屋里，在几名匪徒的枪口下，全家主仆老幼六神无主地挤在一起。

　　“施老板，今天是你们家的喜庆日子，打扰你们，真不好意思。”匪首一边掂着手中的枪，一边假装客气地说。

　　“不，不。”施老板忙不迭地表示，“诸位朋友光临寒舍，兄弟很高兴。诸位缺钱花，兄弟愿意奉献200大洋。”

　　“不，不。”匪首轻轻地摇了摇头。

　　“500！”

　　匪首依旧摇头。他走到新娘子面前，用枪管抬起她的下巴，打量着。新娘吓白了脸，哭又不敢哭，直往丈夫身后退去。施老板一见，汗都冒了出来，用哭声喊道：“1000！”匪首转过头，慢慢地回过身子，眯着眼，用枪口朝新郎官比试了一下，吐出两个字：“1万！”施老板还未开口，只听“啊”地一声，老板娘晕过去了。大人孩子哭喊着、救护着。施老板也顾不了这些，低声下气地对匪首说：“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啊！”“那好，就请新娘子、新郎官跟我们走一趟！啥辰光拿得出1万大洋，啥辰光让他们回来！”匪首说完，头一摆，几名匪徒架起新郎新娘向门外走去。施老板追到门口问：“我到啥地方寻你们啊？”“到太湖边上来打听消息吧！”匪首丢下一句话，便消失在夜色中。施老板手扶门框，听着渐渐远去的桨楫击水声，止不住落下泪来。最后，施老板辗转托人在太湖边终于打听到湖匪的消息，凑足1万块大洋交去，才赎回儿子、新妇。30年代，长期在太湖附近的松江、嘉兴一带绑票、抢劫的著名湖匪潘万顺（绰号三大肚子），曾被松江县（当时属浙江省）判刑18年。服刑期间，他于1936年12月12日在一批湖匪的策应下，越狱逃跑，向西到了吴兴县（今湖州市），立即作案。当月24日，上海工部局英国探长梅生等人乘汽车到吴兴县西塘镇下湖荡打野鸭，不料被潘万顺一伙湖匪拦截。匪徒并未伤人、抢钱，只缴下了5支猎枪。其后，潘万顺等人便凭靠这几支猎枪，在太湖周围打家劫舍。第二年4月17日，他们在吴兴县横街乡一户人家一次就抢走价值1000多元的财物。后潘万顺再次被擒获，并被处决，太湖周围方才减少了一个凶恶的、土匪本性至死不改的歹徒。

　　江固舰水兵化为水匪

　　为了对付这些水匪、湖匪，民国时期，各地军政当局都曾三令五申，饬派军警巡逻水面，保护商船。许多省还成立水警厅、水警队。例如，3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水警成立过太湖联防处，相互配合，打击湖匪。这些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些效果，但终是防不胜防，甚至反过来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如前所述，长江上游匪祸频仍，四川军阀杨森曾命令军队保护过往船只。但船户们却指出，兵、匪之间早有联络，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官兵非但不能护船，反要船户向官兵交纳保护费，给以烟酒招待，额外加重了船民的负担。闽江水匪之所以敢在水警驻处附近向船户派款，也是因水警与水匪素有勾结，故而熟视无睹，若非上司严令追剿，便总是含混敷衍，听任蔓延。因此，许多地区的船户宁可向水匪交纳保护费（即买路钱），也不愿与官兵打交道。1923年四川合江至沪州一段江面，被一伙土匪控制。水匪在江面设卡，向过往盐船、货船收取保险费。匪首规定，收取保险费后的船只上，旅客行李、银钱绝对安全，决不允许匪徒再行掠掳。

　　20年代，淮河流域曾设置长淮水警厅，所属水警起初巡缉倒也十分认真。他们在水匪出没的地方泊有舢板、炮艇，平时起镇慑作用，夜间巡逻放哨，有事则追踪缉拿。然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支绌，无人顾及水警处境。水警薪饷积欠达一年半之久；警服数年不予更换，竟致褴褛；枪械陈旧，不堪御敌。加之炮艇使用既久，无钱维修，因而破烂不堪，停泊一夜，舱中即渗水多多，需人工舀刮之后，方能出航。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水警们的生活和情绪，削弱了水警的缉匪能力。1923年下半年，新任长淮水警厅厅长走马上任后，见此状况，甚表忧虑。于是，他在蚌埠等地邀请各大商船主开会商议。厅长先将水警器械状况通报后，便说：“现在急需购置新式炮艇，以便巡查河道、保护航运，但这笔经费却无从筹措，尚请各位有以教我。”说完，他笑嘻嘻地环视众人。

　　商船主们一则确实希望重振水警之威；缉匪护航，二则也知道厅长之意在于要大家出钱，遂表示愿意解囊集资。

　　厅长当下便将自己的打算摊到桌面，说：“随意摊派，未免不公。我意是按各位拥有的商船数，临时开征一项商船捐，一次征足，下不为例，各位意下如何？”

　　商船主们见厅长此议胃口平平，都很高兴，便按各家船数交纳捐税，当下便筹得数万元大洋。厅长笑嘻嘻地收好银票，对众人说：“我马上就去订货，相信不久就会有新炮艇巡逻了。”

　　然而，新炮艇却始终没有到货，船主们偶尔见到水警厅长，谁也不敢询问钱款的下落。厅长倒丝毫不觉尴尬，照样拱手作揖，笑嘻嘻的。这正是“厅长此日钱包满，长淮依旧盗匪多”。

　　更有甚者是缉匪水兵直接变化为水上土匪，打劫绑票，其危害自然更大。1927年7月间，在广东即发生一起这样的案子。江固号军舰是一艘载有60余名官兵的江防舰，主要在江门县至九江镇一段的西江江面上巡逻护航。6月底，舰长潘铎民去广州领饷未回，舰务由副舰长蒋维权负责。30日夜间，舰泊于江门县北街江面。该舰军士长郭灶、上士陈球等6人，早与九江镇附近著匪吴三镜暗中往还，图谋不轨。是日夜间，郭灶有意将同伙安排与自己值班守夜，至7月1日凌晨1时许，以电筒明灭为号，接应匪徒上船。副舰长以下数十名官兵在酣睡中被捉，全部驱往尾舱关押。上士陈球本系舵兵，于是驾舰上驶至太平镇沙河湾停泊。当夜，众匪徒一边饮酒，一边策划天亮后如何行动。

　　第二天，匪徒将江固舰升火待发，伺机打劫过往客轮，直至午后方有一运货小轮经过，匪徒穷极无聊，遂上前拦截，但所获无多。直至夜间，广州开往广西梧州的民安号客轮才一头撞进网中。郭灶等发灯光信号令民安号停船，等待检查。匪徒们冒充官兵，登上客轮后，立即凶相毕露，搜掠旅客财物，达数万元之多，并掳架行囊充实的乘客20余人，返回江固舰。

　　7月3日一天，匪徒重演故伎，但均无太大斩获。由于担心被劫船只向当局报案，海军处会派舰前来缉拿，这天晚间，陈球将军舰开往江对岸，泊于高明县（今与鹤山县合并为高鹤县）三洲圩，弃舟登岸。临行前，由郭灶等指挥，匪徒将舰载排炮两门、机枪二挺、步枪10余支以及枪炮子弹若干箱，尽数拆卸、搬拿而去。被架人质也于黑夜中被驱赶着，踉跄随行。

　　江固舰被弃置江畔良久，至夜间10时左右，被关押的官兵发觉再无嘈杂之声，估计匪徒已去，遂试启舱门，竟豁然洞开，于是鱼贯而出。副舰长蒋维权检索失物后，深感部下联匪劫舰、抢掠商船、盗走武器，自己身为代理舰长，责任重大。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召开军官会议，商量如何善后。他回顾说，三年前（1924年），江防舰队周之帧部曾联匪抢劫，事后逃窜，被当局包围缴械。军事法庭追究部队长周之桢的责任，周逃往香港躲避。今日之事，仅少数军中败类所为，多数官兵既无罪恶，又无积蓄，逃往外地也无以为生。

　　“况且，此案发生已经3天，海军处定已知情，必派舰在各江出海口拦截。我们与其逃而被抓，不如主动开往省城投案自首。”蒋副舰长说完，便征询众人意见。

　　军官们自然同意蒋的分析，遂分头布置维修机器、打扫舱房、清洗甲板，准备第二天一早开航。

　　颟顸的广东海军处实际是到了7月3日中午，才获知江固舰出事，当下调遣江大、龙骧、江靖、江汉、江澄、中山各舰，部分封锁各河道出海口，部分沿各主要航道上溯搜寻。4日清晨6点多钟，江澄号首先发现江固舰正沿江而下，便打旗语命令它投降。江固舰回答：服从命令。江澄舰遂在前行驶，至狮子洋面，迅即通知海面各舰，布阵包围。当天下午，江固舰在各舰押解下，开到广州，40余名官兵均被扣留，交军法处讯问。

　　30年代也发生过水警化为水匪的事件。1936年夏天，江苏吴县周庄乡农民夏歧江一家三口被湖匪所架，后交出数千元才得以赎出。江浙水警太湖联防处经过侦查，获知匪首竟是现任江苏水警第二区侦缉队的两名探员包正权、吴嘉志。待到水警前去捉拿时，仅擒获5名匪徒。两名匪首则早已闻风逃逸，是否在水警中有人暗中报信，也未可知。

　　南北洋面海盗猖獗

　　提起海盗，许多人就会想到西方电影中经过美化了的那些中世纪或十八、九世纪中的海上场面：一群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扎着红头巾、宽腰带，配着弯刀或手枪，驾驶着悬挂骷髅旗的快帆船，从海天一线的远处倏忽驰来。他们呐喊着跳上商船、官船，经过一番精采的剑术角斗或枪战，便劫走船上的美女贵妇，掠去国王贵族的不义之财。官府的海军舰船，在他们的打击和捉弄之下，只得狼狈逃窜。随后，还会有海盗与贵妇的绻之恋、荒岛藏宝的不解之谜。。一切都充满了浪漫色彩、迷人情调，即使是刀光剑影、硝烟沉船，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残酷。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海盗，决不是什么正义、良善的化身。他们抢劫财产，强奸妇女，杀死手无寸铁的成人和儿童，把伤者和死者一道投入大海。他们神出鬼没、奸诈狡猾，无恶不作。民国时期，中国的海盗虽与外国海盗在规模和武器装备上有所不同，但也同样横行海上，打劫客轮、渔船，掠夺钱财、货物，给中国南、北洋的近海航运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惧和灾难。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中国从山东往北的近海被称为北洋，主要指黄海北部和渤海海域。从江苏往南，经沪、浙、闽、粤，至广西的近海，称为南洋，包括黄海南部、东海和南海海域。民国时期，在这些海面上，无处不有海盗，其活动特点，又各有差异，本章将分别予以介绍。商船不敌海盗船南洋北部江浙两省沿海诸港口中，上海是一个极重要的码头。南北各省的上特产、货物，除通过陆路和内河航运外，还通过海运抵达这里，就地销售或再转运到各地去。客商同时在上海采购各地土特产品、上海地产和进口的洋货，运回本省销售。因之，这一带海面货运相当繁忙。同时江浙沿海洋面又是重要渔场，渔船在鱼汛期间，捕的鱼当即就在上海附近售与鱼行，故往往随船带有现款。这就成为海盗的目标。因此，长江口外的铜沙洋、大戢洋等洋面，海盗活动十分猖狂。

　　1923年7月初，一艘航船从温州运茶叶到上海。行至浙江海面鱼山列岛附近时，船老板张万顺见两艘可疑帆船正往这里驶来。他连忙命伙计加快速度，但来船体轻速度快，不一会儿，已到身边，分左右围住航船。这时，从两船舱中出来六七十名海盗，均手持刀枪棍棒。他们用带铁爪的竹篙钩住航船后，迅速跳船而过，胁迫张万顺和伙计驾船继续北驶。三艘船衔尾而行，第二天，遇见一艘自上海开往福建的商船。海盗将三艘船迎面包抄上去，并喝令停船。不料对方早有戒备，一面加快速度，一面开枪射击。张万顺的船因是直接挡住对方去路，遭枪击最烈。30多名匪徒伏在船舷旁开枪还击，命令张万顺和船伙在舱面上操橹掌舵。双方对射良久，张万顺船上一名海盗和一名船伙中弹身亡，对方船只则已渐渐远离，终于脱出射程而南去。匪徒因南辕北辙，也不再追，遂悻悻北上。当晚，张万顺的航船在海盗的劫持下，驶抵长江口的崇明岛齐公山脚下停泊。海盗将船中茶叶、钱财全部劫走，登山而去。惊魂甫定的张万顺和船伙们才驾船赶往水警处报案。

　　同一天，在这一带洋面上还有两艘商船被劫。其中一艘从温州运樟木到上海的航船，在大敢洋面被数十名海盗截住。因船上均为开好的樟木板，一时无法逐块搬运，匪徒挠耳抓腮半晌，将船老大掳架而去，勒令船伙到沪将木材脱手后，备款来赎。据统计，这一年六七月间，仅在大戢洋面就有近十艘航船被劫，更遑论其他洋面。30年代，这类动船、架人的盗案，在这一带海面仍屡见不鲜。

　　前边讲到航船自备武器抵御海盗而成功逃脱的例子，如果不幸反抗失败，那么船只的处境就更加狼狈了。1924年1月4日，上海茂兴商行的航船从大连运豆油到沪。船至铜沙洋时，忽然海上狂风大作，船只根本无法操纵，遂顺风顺水向东南方漂去。待风力稍缓，船只已漂至浙江海面。船主正命令伙计们赶快回驶时，忽见不远处的小岛后，驶出5只小篷船，径直朝这里驰来。船主情知有异，立即吩咐去舱中取出武器。该船有17名船工，多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备有两尊抬炮，12支长枪，当下分布两侧船舷和船头、船尾，准备抵御。这时，五艘小船分不同方向包围上来，每船约八九人，都手持枪械，高声喝令停船。商船上开枪作为回答，海盗立即还击。子弹横飞，溅起朵朵浪花。商船且战且逃，匪船则保持一定距离，死死咬住不放。夜幕降临后，匪船更时时企图靠拢跳帮，船工们不敢稍有松懈，每次都以猛烈的火力逼使匪船后退。这样交战了一整夜，海盗死1人，伤数人；船工也死1人。但船工毕竟缺乏临战经验，情急心慌，不停地射击；兼之风大浪高，命中率又低，故一夜过来，子弹已消耗殆尽。商船的舵和橹也被匪徒打坏。

　　第二天，天气晴朗无风，海面一片平静。商船既无抵御能力，又无行驶能力，只得束手就擒。海盗登上船后，立即大发淫威，以船工们武装抵抗，而大肆辱骂殴打。他们劫掠钱财后，因豆油篓无法搬运，便将船主等6人掳走，令重金赎取。商船在海上孤悬飘荡许久，才有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客轮经过。船工连连呼救，客轮带走3名船工赴上海报告求救，剩下7人看守航船、货物。3名船工当天到沪，经商行、商会、水警署、水警厅辗转呈报，1月6日晨，水警舰艇前往出事地点侦查、营救。然而一昼夜间，不仅被海盗挟持的6人早已无影无踪，便是守船的7人也随船被风吹走，不知去向。

　　江浙沪海面严重不靖，使过往船只视为畏途。1923年7月间，吴淞口先后停泊了40多艘准备驶往浙闽方向的航船，都不敢出发。最后，由江苏水警厅派出一艘巡逻舰护航，方才疏散了港口。1924年6月间，浙江北起定海，南至温州的海面上，因盗船横行，海匪肆虐，以致宁绍轮船公司开办的航班和轮渡全部停开。

　　为缉捕海盗，江、浙两省水警厅曾采取过许多措施，配有快艇、炮船，经常巡防海面，搜索海岛。两省水警还配合行动。但由于这一带海面宽阔，无风三尺浪，水警船吨位不大，只能巡航，不能停泊。而中国海盗船并不如电影所表现那样，悬挂一面骷髅黑旗，因此仅从外表看难以辨认。故而水警除在巡航时稍有震慑作用外，极少有当场打击或事后侦破海盗的情况。

　　1923年6月，江苏水警的一艘巡逻艇在外洋顶星山附近海面巡缉时，发现该岛山中有海盗巢穴。当即返回，通知虎威号巡洋舰一道前往捕拿。军舰停泊海中，水警乘小艇驶向岸边。山中海盗见水警来攻，便开枪狙击。岛上山石嶙峋，道路崎岖，水警一面艰难行进，一面还击，终因仰攻，火力发挥不了作用，被压在山下，隐蔽于乱石丛中。这时虎威舰发炮对山头轰击，但炮击停止，水警再攻时，海盗顽抗如故。就这样相持到天黑，水警退回军舰，彻夜守望。第二天清晨，水警登岸、上山，均未遇任何抵抗；在山间搜寻后，找到30多名被绑架来的老百姓，才知海盗已于昨夜乘黑遁去。水警们还在海湾间发现4艘被劫航船，只得携归呈报而已。

　　英舰击沉被劫持的客轮

　　南洋南部，即闽、粤海面，海岸线曲折绵延，港汊繁复，沿海岛屿星罗棋布，与浙江沿海形势极其相似，极利于海盗的隐匿和活动。但这一带海盗除近岸海面之外，一般较少用盗船在海上打劫的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乔扮旅客，混上客轮，待行至海途中骑劫该船，掠取财物和人票。这大概与这一海区当时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如果翻开地图，可以看到，福州、厦门等海港与台湾隔海峡相望。而台湾至1945年一直为日本占据。日本且素来企图染指福建，其军舰在台湾海峡往来游大，虎视眈眈以求一逞。这就必然限制了海盗船的活动。至于广州港，珠江口外即是英国人占据的香港。香港是当时东方最繁忙的自由港，各国商船客轮都吞吐于此。英国海军在这一带海区，不仅有水面舰船，甚至还有潜艇。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中，英国仍是世界著名的海上强国，自然不会容忍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有海盗船横行。穿过琼州海峡往西，是濒临广西的钦州湾。这一带当时既无重要港口，又为贫瘠之地；同时占据越南的法国殖民者，其军舰也以海防为基地，四出巡航。因此，南洋南部海面的盗匪是被迫而改变其抢劫方式的。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早创办、也是最大的轮船公司。其总局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烟台、汉口、福州、广西、香港及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设有分局。该局拥有船舶极多，客货兼营，同时经营内河和远洋的航行，业务返于国内各地及东南亚。在南洋南部，它以香港为中心，与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港口，均有班轮对开。1923年，国内土匪、海盗多如牛毛，极为猖獗。港、粤一带海匪狂妄地扬言，要遍劫招商局在南洋的所有客轮。此言既出，一时备客轮船员、旅客无不人心惶惶。果真不久，该局泰顺轮被劫。广大号轮因事先得到情报，香港警方派员搜查，缴获短枪12支，扣留嫌疑人犯8名，得幸免劫难。香港警方于是制订新的轮船防盗章程，要求各船一律装置铁甲，护船人员和枪支均需检查、登记。但尽管如此，客轮被骑劫的案件还是频频发生。

　　这年9月8日晚10点50分，招商局新昌轮从广州开赴香港。时值盛夏季节，舱室里闷热难当，旅客们都拥上甲板，一边享受江风的凉爽，一面眺望珠江两岸风光。一个粤剧班子准备取道香港，转赴天津演出，也在这艘船上。数十名女伶袒胸露肩、花枝招展，项练、戒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发出诱人的光泽。她们叽叽呱呱，笑声不断，引得旅客们不禁回首注目，心摇神驰。夜深了，江面渐渐开阔，凉爽而舒适的风已带有海水的咸味——快到伶仃洋了。旅客们渐渐地都回到舱室去睡了，离开了溽热的广州市区，他们一下就睡得沉沉的。

　　这时，坐在头等舱几个舱室的一二十名旋客却睡意全无，依旧打着扑克。一个穿白绸衬衫的男子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金壳怀表，打开看看。一个穿黑香云纱衫裤的青年急匆匆地进来说：“已经过了莲花山。”

　　白衬衫男子一听，马上说：“动手吧！”一群人把手中扑克一扔，迅速从床下拖出行李箱，从里面取出手枪。穿白绸衬衫的人朝天放了两枪，其余人便一窝峰地冲了出去。几个人控制了驾驶室之后，拉响三声汽笛，只见岸边飞快驶来三只大驳船，停靠在新昌轮旁。每船有10名背着长枪的海盗，在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船上海盗的帮助下，顺绳梯攀上客轮。其他盗匪们早已将船长、大副、二副抓住，囚禁于一间舱室；同时四处寻找买办，企图索取开启保险箱的钥匙。买办当时不在自己舱内，闻有匪警，急忙换穿了一件侍役的服装，混在被海盗看押的乘客、船员之中。海盗们无奈，便将沉重的保险箱从舱内抬出，用绳索捆住，下吊到驳船上。不料一失手，保险箱砰然落入水中，迅速下沉。海盗大惊失色，懊丧不已。据买办后来说，保箱内有现金2000余元，另有广州某商号托运的一批银器，价值约三四千元。

　　与此同时，其余海盗早已将各舱乘客集中一道，有的在舱室里翻检行李包裹，有的在乘客身上搜索钱财饰物，前后达2个多小时，掠得财物合估约3万元左右。匪徒们这次小心翼翼地将所有钱货一一吊至驳船，又将衣服华丽的乘客9人和船员2人带走。随后，三艘驳船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这时，一直在恐惧中沉默着的乘客们才活动起来，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抱怨、责骂、哭泣之声。尤其是那几十名女伶，因各自配带的金银首饰以及戏班新置的全套行头，均被掠一空，有的在搜查过程中，还被海盗乘机猥亵，这时个个嚎陶大哭。有人责问船长为何船上没有护船武装。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船长赔着笑脸，解释说，新昌轮前几天从天津到香港后，便申请装置铁甲，并根据警方要求，将所聘护船人员和枪支送警署检查、登记，但需数日时间。因航务繁忙，公司打算让船在港穗间先跑一个短途来回，返港后再装铁甲，领回护船人员和武器，不意竟为海盗钻了空子。

　　其实，即便有护船武装，客轮也未必能免遭劫难。1923年底，潮安轮船公司的潮州号客轮，在从香港开往汕头的途中，被40余名海盗骑劫。海盗就是先制服了船上的印度护勇以后，才开始搜掠钱财的。在这次海盗案中，旅客损失总计达六七万元之多。许多准备回国过年的南洋华侨所携巨款，均落入匪贼之手，最多一人达9000余元。1924年1月，来往于广东江门县和香港之间的大利号客轮，在伶仃洋被海盗骑劫时，船上的印度护勇因抵抗，被打死1人，伤2人，船长、英国人维洛克斯也被击毙。

　　南洋南部海面盗匪的肆虐，不仅使中国地方当局深感头痛，港英方面也为之恼火。山东临城劫车案发生后，日本极力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英国也一唱一和，高喊同一个调子。中国报纸则反唇相讥地指出，英国占领的香港地区和沿海盗匪同样很多，英方何以能够指责中国内陆地面不靖呢？英国受此嘲讽，自然气极。香港当局除加强对海盗的防范，还采取过一些行动打击海盗。但有些行动则不顾起码的国际准则。

　　1927年10月下旬，便发生英国军舰不顾旅客生命安全，炮击被海盗骑劫的客轮之事。招商局爱仁号轮船于17日自上海出发，沿途停靠福州、厦门、汕头，终点为香港。19日上午，乔扮旅客的17名海盗劫持了该船。匪徒命令船长琼森减缓船速，以能在夜间到达大鹏湾，便于劫掠后逃窜。海盗们吩咐船上侍役开饭，众匪徒轮流进餐，食毕聚赌。夜晚8时许，爱仁轮方悄然驶入大鹏湾。

　　当晚恰巧有英国海军两艘潜艇L4号、L5号停泊于此。L4号艇长哈拉汉久闻大鹏湾海盗甚多，特地命士兵将艇上灯光熄灭，暗中观察海湾动静。忽然，他发现一艘轮船灯火全无，悄悄进入海湾，感到十分奇怪，便命令信号兵打灯光信号要该轮停伡。爱仁轮船长琼森见到信号后下令停伡，但匪徒以手枪威逼，迫使轮船继续前驶。哈拉汉艇长命令再发信号，仍不见反应，遂令探照灯照射爱仁轮，并发一空炮警告。但爱仁轮仍不予理睬，哈拉汉于是发实弹轰击。第一发炮弹便打中轮机房。看守轮机长的匪徒中弹死去，蒸汽阀也被弹片击坏，蒸汽“嗤嗤”直往外泄，轮船因缺乏动力，渐趋停止。第二发炮弹击中船尾，船体马上起火、倾斜。船上乘客不顾海盗的吆喝，纷纷跳海逃生；一些匪徒也慌了手脚，紧跟着纵入水中；那些不敢跳船的人则在倾斜的甲板上奔跑呼救。哈拉汉指挥潜艇驶近，一面打捞落水者，一面派水兵登上爱仁轮，下锚稳定船体，并帮助船上乘客脱离险境。这时停泊于另一处的L5号潜艇闻讯赶来，了解情况后，随即开赴香港，请求增援。

　　至夜间10时，爱仁轮上大火蔓延，火光照得海湾一片通红。未久，有三艘中、小军舰赶来救援。L4号艇已救起大部分落水者，大大超载，遂缓缓离去。余舰一面继续搜救落水人员，一面力图扑灭爱仁轮大火。但爱仁轮终因船体破裂，进水太多，至20日凌晨3时沉没。

　　爱仁轮原载船员、乘客（包括海盗）共258人，在这场灾难中，打死船员、海盗各1人；14人失踪，其中10人为海盗，或逃亡，或溺毙，另4人为旅客，当已遭灭顶之灾。获救的242人中，确认为海匪的有7人。这些人在L4号水兵营救过程中，拒绝上船，水兵认为可疑，便用绳扣套住，硬拖上潜艇，后经盘查，果然为海盗。爱仁号轮船为客货混载，乘客多为贫穷百姓，衣着既陋，更无钱财；所载货物则多为豆类杂物，殊不值钱。海盗探错消息，误上此轮，酿成惨剧，自然是极为可恶。但英国海军竟然不顾全船数百条生命，贸然开炮轰击，造成船毁人亡，则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者所谓“人道主义”的虚伪面目，暴露出他们将中国人民。视为“二等公民”的丑恶嘴脸。英帝国主义者这种为打击盗匪而不惜牺性中国人性命的做法，与中国官府、军队为保全“洋票”性命而不敢痛剿盗匪的做法，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两者都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点。

　　伡：读chē车，船舶设备，用于传达船舶驾驶室对机舱的操纵要求。

　　水警队尸位素餐

　　国民党统治时期，海盗活动决不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0年代，江苏北部沿海有一股海匪，当时称为“海州帮海匪”，每每驾船袭扰苏北各盐场，勒索钱财。海门县著名海盗潘开渠拥众数百人，分头驾船在黄海洋面上打劫过往商、客、渔船，同时也登岸绑架村民百姓。1932年间，潘股被官军击溃，不出一年，复又啸聚，继续横行海上。每年四五月间，正值鱼汛季节，江、浙各渔船纷纷在黄海、东海捕捞，就地卖给附近鱼行。此时，海盗尤为猖狂，匪船混杂于渔船中大肆劫掠。1934年4月仅仅一个月中，苏北各渔场被抢劫的渔船就达30多艘。

　　在浙江，舟山岛上的普陀向为佛教胜地，当地居民却也在劫难逃。1934年6月的一个夜晚，海盗8人驾帆船一艘，至佛顶山北麓，连劫三户人家。他们不仅抢走大洋数百元，而且连棉被、白米、小菜也一并掠去。在福建，横行于海澄、漳浦、漳州、厦门等地海陆城乡之间的海匪，以黄国泰、康在德等为首，虽几经官军追剿，却依然绑票、抢劫，直至1937年仍在这一带活动。

　　40年代，在浙江舟山至洞头的洋面上有王献金为首的海匪；洞头与温州间的洋面上则有打着官方“护航队”旗号的海匪，以毛止熙为首。商船要向官方交纳护航费；再向“护航队”（即海匪）交“片子儿”费，用以购得其首领的名片，保证旅途安全；如果有“护航队”员随船，还要交“顺风钱”。在浙闽交界的海面上，则有“乌军”。抗战初期，台湾人蔡光冒充日本浪人，勾结浙闽等地歹徒、海匪，组成“乌军”。他们分驻浙江洞头、北矶、南矶诸岛以及福建的台山列岛，或在海面打劫商船，或上岸抢劫岛民财物，并勾结奸商走私贩私，危害商民至深且巨。直到解放后，蔡光才被人民政府处决，乌军也得以根除。

　　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剿灭海盗，除组织水警外，海军也时常出动。例如1934年5月下旬，江苏水警厅三艘巡逻艇在西洼子海面，发现三艘盗船劫持了一艘商船，准备拖走。水警鸣枪包围，海盗开火还击。双方交战近两小时，一海盗船被炮弹击中起火。另两艘企图营救，被水警炮火压住，只得砍断拖带商船的缆绳，且战且逃。水警从起火贼船中擒得海盗数人，救出人票3名，并发现盗首杜学明中弹身亡。这样的剿匪，在当时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但另两艘盗船仍逃脱了。

　　又如，1933年10月初，福建海军曾出动过军舰，清剿海盗巢穴海鹰岛。但福建海盗却从未停止过活动，到1946年，在福建沿海还传出一件重大的海盗案，引起社会轰动。当时，往来于厦门、安海之间运载客货的是一艘200吨轮船中兴号。这年冬季的一天早晨，中兴轮自安海开出。安海属于泉州地区，华侨、侨属极多，旅客大多携资不少。船驶出1小时后，有海盗7人拔出短枪喝令乘客不许动，听候检查。正巧船上有3名带枪的保安队士兵，当即向土匪射击。兵、匪双方在轮船右舷枪战，满船乘客都惊恐地逃往左舷躲避。一时船失重心，向左倾覆。满船人尽入水底。附近渔船赶来，救出落水者数十人，而水面浮起的尸体则更多，惨状不忍目睹。匪徒中仅2人得以惜水遁逃。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水警队尸位素餐。水警队百般无奈之中，遂于1947年初报告说，在泉州农村捕得此案两名匪徒，二匪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此说是真是假，也只有报告人自己心中有数了。上述各例军警的行动，往往只限于局部、个案的打击，治标不治本，因此，海盗为祸终难以彻底根除。

　　“SOS”发不出去接下来再看北洋海面的情况。华北沿海海盗以山东最为猖獗。山东半岛形似楔子插入渤海、黄海之间，海岸线蜿蜒绵长，沿海各县几乎都有海匪。胶州湾一带，从民初开始，就有海匪在海上为祸，因官军剿捕无力，逐渐胆大而深入内陆。半岛北部黄河河口一带，河网密集繁复，海盗作案后，很容易从外海经内河逃往各地乡间潜藏。因此，民国年间，北洋水面也是海盗迭出，匪案频仍。

　　1934年6月13日下午4时左右，北戴河海滨停泊着一艘满载粮食的船只，船工和押运人员正在舱内饮酒聊天，等待买主前来卸船。这时，一批持刀、棍的海盗计22人，乘着3艘从秦皇岛渔港劫来的渔船，来到这里，企图劫取这批粮食。当时的北戴河虽然已成为避暑胜地，但远远还不够繁荣、热闹，居民很少；而且6月间也还不是消夏时节，所以海滩边十分冷落。几名海盗上了粮船后，本以为可以轻易制服船员，却不料双方竟对打起来。三艘渔船上又各走下来2名匪徒前去增援，不料在海滩上被一名持刀、棒的洋人挡住。这人名叫比伦查，是挪威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来北戴河承包一批别墅的建筑工程。他素好日本武术，具有黑带资格。此时，他已下班休息，正准备练武，瞥见发生的一切，便持械冲出。当下，比伦查一人与6名海盗相斗，双方竟打成平手。

　　当粮船上、海滩上，打斗正剧时，有两艘渔船上也发生了搏斗。因留在每条渔船上的匪徒只有二三人，渔民遂趁机反抗。他们将匪徒掀入水中，急忙驾船赶至北戴河港口，打电话报告警察。河北省海防总指挥部闻讯后，迅即派出一艘小型军舰赶往出事地点。被船工、渔民和比伦查缠住的海盗们，因无火器杀伤对方，急切之中无法脱身。军警赶到后，4名海盗跳水逃跑；1人被击毙，3人遁去；其余18名匪徒均俯首就逮。

　　几天之后，仍在渤海湾又发生了一起30年代北洋海面上最大的海盗劫船案。17日下午3时，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顺天号客轮从天津塘沽港启航。这是一艘新船，刚刚从上海到天津做首次航行，顺利成功；此刻又满载客、货，驶往上海。夜间10时半，旅途乏味的乘客们都已入睡，忽然被几声枪响惊醒。有人从舱室里探出头来，看见大约30多名持短枪的海盗从下层统舱奔上来，分散到各舱位去。

　　海盗们首先控制了无线电发报室，使“SOS”求救信号无法发出；随后将船长、英国人克里斯蒂安森和大副、机械师、两名报务员，统统拘禁于吸烟室内。匪徒们抛下铁锚，将船停泊于海上；过了不久，有海盗驾着五艘空载的渔船，聚在顺天轮附近，显然是来装载赃物，接应劫匪的。匪徒们完全控制了海轮后，便开始逐个舱室地搜劫旅客的行李和衣袋。他们脱下身上的旧衣，当场换上抢来的丝绸衬衫、哗叽西装和各式皮鞋。他们对旅客们的眼镜兴趣尤浓，伸手从那些木然而立的先生们脸上摘下近视眼镜、从口袋里掏出老花眼镜，然后戴上，乱哄哄地惊叫道：“怎么看不清楚？”

　　看着这一群沐猴而冠的家伙，旅客们感到又可恶又可笑。当两名海盗搜到一间二等舱室时，舱门从里面紧锁着。海盗狂呼“开门”，发疯似地手敲、脚踢。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NO，NO！”一名船上侍役告诉海盗说；这间舱室里住着三名带孩子的英国妇女，大概是害怕而不敢开门。海盗用手枪柄敲打着舱门，咆哮道：“再不开门，我就开枪啦！”

　　里面那个女人仍然顽强回答：“NO，NO！”

　　一名匪首模样的人朝那两名海盗一摆手，说：“算了，饶了她们！”海盗才愤愤地离开。

　　海盗们从半夜10点多钟开始，前后搜索了10几个小时，劫得大批钱财、物品，还得到了船上及旅客的8支手枪，4支长枪。但他们竟然漏过了一个舱室。那间小小的舱室是船上会计的卧室。会计在天津办理船票业务，忙了一天一夜，所以上了船，便蒙头大睡，甚至枪声、喊声和擂门的巨响都没有吵醒他。第二天早晨8点钟，他一觉醒来，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便拿着毛巾、牙刷，吹着《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曲子，往洗漱间走去。走廊上，背对着他，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会计招呼道：“你早，先生。快到烟台了吧？”

　　那人转过身来，会计惊愕地瞪大了眼睛——那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那名海盗也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从他身后会冒出一个洋人来，他们以为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已被集中看守起来了。于是，会计被押送到吸烟室，与船长等人会合，这时，他才如梦初醒。

　　搜劫完毕的匪徒们要求三副、司舵罗斯把船开往辽宁营口，罗斯拒不服从。一名匪徒走过去，一面威胁着，一面用手猛力地去拉他。高大粗壮的罗斯怒不可遏，一下就扼住了那家伙的脖子，把他用力揿在墙上。另一名匪徒慌了手脚，企图拉开罗斯，但无法成功。眼见前一名匪徒被掐得不能动弹，白眼直翻，后一名匪徒连发两枪，一发打中罗斯的手臂，一发擦过他的头骨。罗斯这才松了手，但船是决不肯开的。

　　一名海盗头目站出来掌舵，当天下午，顺天轮开到黄河入海口、山东省沾化县的海边，然后冲上沙滩，搁浅在那里。一些匪徒把赃物吊到一直跟随着轮船的5艘渔船上。匪首则把船长、船员和外国乘客都带到餐厅。他让大家都坐下，然后吩咐侍役到厨房取来咖啡、西点。

　　“各位受惊了，肚子也该饿了，先吃一点吧。”匪首说着，先拿起一块布丁咬了一大口。

　　待众人吃喝完毕，匪首对船长说，他要带走一部分中外乘客。船长建议，根据公平的原则，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跟他们走。匪首当然不肯，如果带走几个没有油水的乘客，岂不是白费精力！他带着一批匪徒，在乘客中目测，凡是服饰较好、肤色细嫩的，便用手一指。匪徒即把那人拉出来，另行集中。他走到一名60多岁的中国老绅士面前，正上下打量时，那绅士旁边一人忙说：“先生，这位是孙丹林先生，年纪大了，放他回去吧！”

　　“孙丹林？他是干什么的？”匪首问。

　　那人赔笑说：“孙老原来当过北京内务总长。”

　　“那太好了！”匪首用手一指，说，“孙先生准认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啰，跟着咱们，将来说票时面子也大些。”

　　孙丹林知道，即使说明自己不认识韩复榘，海盗也不会相信；只得哭丧着脸，站到了20名中国肉票队伍中去。

　　在外国人中，匪首指定了英国、日本商人各1名，英国军官2名，船员2名，其中包括轮船大副。

　　“呃，先生，”船长小心地对匪首说，“到上海的路还很长，航行时没有大副可不行，请把他留下吧。”

　　匪首想了想，表示必须用二副代替大副充当人质才行。

　　下午5时，海盗们押着中外肉票离开顺天轮，驾渔船离去。晚潮起后，搁浅的轮船得以浮起。同时船长也早已命令发出SOS的电报给天津和烟台。顺天轮被劫一案传出后，英、日两国连连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尤其日本，此时正野心勃勃企图入侵华北，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因此，南京政府急令驻青岛的海军舰队前往渤海海域巡查，并派出飞机侦察。后来获悉是山东沾化县海匪作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敢怠慢，严令沿海各县认真缉拿，限半个月内破案。6月26日，山东民团将这股海盗包围在利津县境。官方表示，只要海盗将人票全部放出，所劫赃物全部交出，可以收编。匪徒被困，窘迫之极，只得同意当局条件，遂被收编为山东海防大队。但后来海盗除放出人票外，并未如约交出赃物，且有部分海盗挟赃逃往天津。民团首领有鉴于此，又恐匪性无常，日后复变，便于8月下旬借“点验人数”为名，将这批收编海盗诱至无棣县西山后庄，派军队包围，全部消灭。

　　除上述海盗横行洋面，劫掠商船之外，民国时期还发生过海军变为海盗的事。1924年6月20日，自香港开往石歧镇（今中山县）的利盛号、永贞号两艘渡轮，相衔而行，到横门附近海面，只见海军江大号军舰迎面驶来。舰上展开一面白旗，上书红字：“奉宪检查军火海防司令林”。两渡船停船待检。这时从舰上过来数十名水兵，分到两渡轮，甫一上船，立即凶相毕露，搜劫旅客行囊。为防止渡船报告，打劫完毕，水兵仍将两渡船拖在舰后随行。这时，顺德县九江镇开往香港的渡轮也恰巧经过，也照样被拦劫。其后，该舰驶入西江，将所拖渡轮上的乘客驱赶上岸，仍挟两轮而行；并且遇船必劫，前后共劫载客渡轮10余艘，货船五六艘，获赃计约七八十万元，成为广东最大一次盗匪案。

　　江大舰水兵因上司克扣军饷，积欠甚多，愤而与香山匪徒串通，将正副舰长关押后哗变。当时的广东大元帅府闻讯，下令限期捕回变兵。西江地区各军舰日夜升火，江面戒严，水上商旅惶惶不安。21日，江大舰正欲劫持一艘客轮时，发现一艘英国军舰驶来，水兵误以为来者不善，慌忙将江大舰上所有枪炮子弹及赃物、赃款，全部搬到挟持的利盛、永贞两艘渡轮上，解缆而逃，并架走了舰长陈杰。后来，江大舰由副舰长及少数未参加兵变的水兵开回黄埔。

　　鹭江轮船员警觉，免遭劫难

　　前面介绍的诸多盗匪案例，使人深感海途旅行之可惧，但是，只要有关方面防范严密、检查认真，盗案仍旧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叙述一个由于航运人员保持了高度的责任心和警惕性，使海盗动船阴谋破产的例子。1923年，厦门泰利轮船公司的驾鳌号客轮被广东海盗所劫，损失大约数10万元。公司以此教训全体航运人员，务必提高警惕，以防类似事件重演。1924年7月10日，该公司的鹭江号客轮准备从厦门开往泉州。头一天晚上，曾有几名操广东汕头口音的客人向该轮预订舱房。买办及航运人员见这些人衣着虽然时髦，举止言谈却似乎并非善类，便托辞舱位已满，表示拒绝。

　　10日早晨，船将启行之前，船员们依例仔细检查各层舱位、舱室，观察有无可疑人等。他们发觉有10几个操广东口音的人，衣冠楚楚，言词粗鄙，神情可疑；其所订舱位，均靠近船上要害部门，如买办房、驾驶房、前后统舱口、甲板口等。船上职员查问后，知道是由厦门福安客栈代为订票，遂打电话要求福安客栈担保，客栈伙计满口允诺。船员仍旧放心不下，找来护船武装人员一道，继续盘问这批乘客；并借机搜检各舱房，果然在这些人的床下查出6支实弹手枪。几名乔装乘客的海盗顿时脸色大变，想夺门而逃。船员和护勇一面分别把守各通道口和跳板，不令逃窜；一面招呼在轮船附近零售食物的小船赶快驶开，以防盗匪跳海后劫船而逃；同时派人报告水警署。这时，满船旅客激动不安，有乘客向护勇报告说，看见有人将手枪抛到海中。因此，旅客们一致主张，在各舱再仔细搜查一遍。船长便命令，先将查获的数人禁闭于一室，再分头搜查。一语未了，只听得有人高喊：“有人跳海逃跑了！”船长赶到船舷，只见海中4名匪徒奋力游近一艘零售食物的小船，将货主拖下水，驾船而逃。码头上的船员立即驾舟追赶。待赶到岸边，二匪飞奔逃去，二匪被当场抓住。这时水警已到，遂将查获与抓住的盗匪共11人带走，随后又将与匪串通的福安客栈伙计2人抓获。

　　经过这番折腾，鹭江轮迟至上午10时方才开航，但避免了一场海上劫难。原来数日前，东南亚客轮丰华号驶抵厦门，旅客中有数十名南洋华侨富商，共携有数十万元款、物。这些人订购了鹭江轮船票，准备返回泉州老家。此情况为海盗侦得，于是制订计划，准备打劫，不想由于船员们的警觉而失败。

　　兵变匪匪变兵兵匪难分。

　　民国时期各地匪祸酷烈，中央及地方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时确实花费了不少精力、钱财，调动了不少军队，去对付土匪，但却收效甚微。匪祸几乎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而存在始终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匪一家，兵匪难分。这大致包括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官兵转化为土匪；第二，土匪收编为官兵；第三，官兵、土匪相互勾结；第四，官兵利用匪祸，趁火打劫；第五，官方收买土匪，参与政治斗争。下面分别就这五种情况举例叙述。

　　山东省议会禁止本省居民当兵。

　　先谈第一种情况，即官兵转化为土匪。民国时期，在历次军阀战争中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逐渐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分和主要骨干。远的不说，就以1920年直皖战争前后张敬尧、龙济光、倪嗣冲、赵杰的军阀部队为例。这几个军阀于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都先后被迫下野，所部均被解散，下层官兵中许多人便干起土匪勾当。20年代，山东各地的股匪中，大多有前几支部队中的溃兵、裁兵。临城劫车案中的郭其才就在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河南杆匪中，则大都有赵杰宏威军的士兵。老洋人张廷献就曾在该部当过连长。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的。

　　士兵转化为土匪，除了溃兵、裁兵之外，还有因抗议欠饷、不堪虐待或受匪勾引而哗变的士兵。军阀队伍中，高级军官克扣部队饷银，或挪军饷用以投资、赌博而拖欠士兵达数月之久；中下级军官除克扣军饷外，还直接奴役或虐待士兵，为小事细故而体罚甚至打死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造成下层官兵的仇恨情绪，土匪则乘机诱惑、拉拢士兵下水，以扩充人枪子弹。

　　1923年6月，驻守开封南门外的陆军第四十八旅有一名士兵因故被排长责罚殴打。该士兵先是哀求饶恕，继而痛楚呻吟，全排士兵无不难过，但敢怒不敢言。归营后，个个怒火中烧，寻思借机发泄。该士兵的哥哥也在该部当兵，闻知乃弟为小事而受重责，便串连该排士兵报复。恰巧在开封附近活动的一股土匪中，有头目为该兄弟俩的乡亲，平日就常有来往。于是，哥哥便暗中与匪徒联络，于一日夜间率全排士兵鸣枪哗变，在南门一带抢劫商店达1小时之久。开封本陇海线重镇，城内外驻军近万人，闻兵变竟无一兵一卒到场镇压。这一方面反映军队维持治安之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各部队官兵对哗变士兵的同情。事后，军事当局搜捕变兵，枪毙10余人，余众遣散。被遣散的士兵返乡后，部分落草为寇，度其生涯。

　　1923年七八月间，正是湖北军队大举剿匪、营救被绑架的梅神父之时，驻守鄂豫边境应山、大悟等县的鄂军，接连发生士兵因欠饷太多而拖枪为匪的事件。据不完全报道，其中广水逃17名，距疗养胜地鸡公山仅45里的王家寨逃30余名，东篁店先逃走一排，随后又有一排10余名士兵裹挟排长逃走。不久，驻大新店的一连新兵又有不稳形势，鄂督萧耀南连忙派兵将该连全部缴枪遣散。这些逃兵或随大股土匪窜往河南，或在京汉铁路附近各县抢劫绑票。鄂豫两省当局不得不加派军队守卫铁路。

　　国民党曾多次派军队前往湘西剿匪，当地匪首竟能以鸦片诱使官兵哗变、倒戈。1946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部队奉派到湘西剿匪。川军素称“双枪将”，即每个官兵除一支打仗的枪，还有一支吸鸦片的枪。这批人因匪队中鸦片供应充足，活动自由，而纷纷投奔匪队。这些兵痞一旦为匪，自然是更加凶猛、残忍。

　　士兵哗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决不亚于匪祸。20年代初，皖北涡阳县西义门集因屡遭匪祸，1923年4月，遂有安徽陆军第三旅一团二营来此驻防。该营一应物品悉由当地商民供应。不料6月10日夜间10时左右，该营部分士兵哗变，在枪杀了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后，即朝天开枪，拥出营房，抢劫镇上商民人家达数小时之久。居民梦中惊醒，妇啼子号，恸哭之声闻于四野。民宅被搜劫，一片狼藉；居民2人被打死，全镇损失财物折合30余万元。天明后，100多名变兵携枪挟赃而逃。营长魏殿英随即召来镇上商会会长及头面人物，非但无一句带兵有失的自责，反而严厉命令各店必须照常营业，不得对外声张此事，掼失的100多条枪全部由商民集资赔偿。旧社会兵匪难分，由此可见。

　　而且，由士兵转化而成的土匪，经历过军阀混战，胆量更大；经过一定的战术训练，更加机动灵活；对军队剿匪的规律熟悉，更加狡猾。因此，若一股土匪中有一批士兵作为骨干，或有若干中下级军官参与策划，指挥，其势力将会很快地壮大起来，而且极不易彻底清剿，故危害性更大。

　　“嵩山大学毕业生”

　　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二种情况，是土匪被招安收编为官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向有传统的。远的不说，仅清朝末年所收抚的匪首，后来在民国时期发迹显赫的，其数量即十分可观。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曾任吉林督军的张作相、当过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当过热河都统的汤玉麟、当过绥远都统的汲金纯、老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曾任广西督军的谭浩明、当过广东省长的李耀汉等许多人。民国以来，则有后来曾当上直隶督军的褚玉璞。他曾在山东抱犊崮一带为匪，经由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派人收抚，在10几年的军阀混战中，迅速飞黄腾达起来。至于督军、省长以下，招安匪首当上军、师、旅长的，则几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收编土匪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官兵无力或无法剿灭该股土匪，只得改剿为抚。例如，20年代前期，孙美瑶和老洋人都是因为绑架了洋票，官兵围剿时投鼠忌器，只得改用招抚办法。又如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流窜为祸于华北七省的山东巨匪刘黑七，人多势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多次派兵进剿，劳而无功，百般无奈，只得派员招抚收编。

　　二是军阀混战，急需扩大实力、减少阻力，因此招编土匪队伍。这在1923—1924年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最为突出。本书介绍川滇黔匪祸中已有叙述。同一时期，在湖南发生的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战争中，双方也都急相收编土匪队伍。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为利用河南土匪来对付冯玉祥，乃任命张钫为代理河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专门收编土匪。其时经张钫收编的大股土匪计有：许昌、宝丰之间的李万林股为一师，临汝县的范龙章股为一师，宜阳县的王殿阁股为一师，嵩山地区李万如股为一师，自由县（今名伊川）赵冠英股为一师。这其中还不包括收编的那种类似土匪的地方民团。1931年冬，张钫带领这一批杆匪出身的师长们，乘火车到汉口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劝勉有加，并赏给每人500块银元作为见面礼。

　　三是匪首们本身把当土匪作为求官进身的捷径，以招安收编为追求目标。湘西巨匪瞿伯阶从1927年开始为匪，到1939年仍是另一匪首师兴周手下的一名营长。当时他家乡龙山县有三个黄埔军校毕业生：萧瑞禾、向阳、杨亦九，均不得志。三人商量后，于1939年底走访瞿伯阶，对他说：“现在玩枪杆子，小搞没得办法，终究出不了头；只有搞得越大，越有办法。搞大了，我们帮你活动，编师、编军都由你，还怕蒋委员长不收编你？”于是瞿伯阶遂独立山头，自封司令，以萧瑞禾为参谋长，越搞越大，至1947年终于被国民党收编为暂编第十师。在豫西，民间甚至流传一句谚语说：“想做官，去拉杆。”有时一股杆匪会同时有两派军阀去招安，匪首便视开价高低而决定投靠谁。

　　有的匪首招安后，觉得人少官小，不够满足，还继续招降纳叛。陕西军阀刘镇华手下的镇嵩军下分三路，由柴云陞、张治公、憨玉昆分任标统（团长）。这几个人都是当初在河南嵩山当山大王的“老架子”，收编当上标统后，觉得实力还不够雄厚，便放“外队”。所谓放“外队”，就是找来一些营、连长，助以一些枪支弹药，令其带领所部外出拉杆子，扩充人马，等到人枪渐多，再收回来。一个连长放“外队”回来即可当上营长，营长则可当上团长。老百姓称这种外队为“官匪”，倒也是名副其实的。镇嵩军当然不会去打这些外队，民团或其他军队来打这些外队时，他们并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人，甚至还被迫派些部队去协剿。但兵、匪之间早已暗中定有信号，彼来此去，彼去此来，而且官兵还乘机输送些“瓢子”给外队。因此陕西老百姓称镇嵩军的军官都是“嵩山大学毕业的”，就是说，这些人大都在嵩山当过土匪。这种放外队的现象，在其他省内也有。20年代末，山东就常有这类官匪。

　　更有的土匪是忽匪忽兵，朝匪暮兵，转换无定，尤其显得是兵匪合一、兵匪难分了。河南宜阳县匪首王殿阁最初在豫西拉杆，后被陕督刘镇华收抚到镇嵩军中当官。1925年刘镇华失败下台，王殿阁回到豫西为匪；不久又投入孙殿英部下，并参与盗掘慈禧陵墓等官匪勾当。1928年孙殿英部缩编，王殿阁再返宜阳做山大王；第二年被西北军宋哲元部的“豫西剿匪司令”张治公收编为师长；至1930年复为张钫收买，成为蒋军师长。

　　韩复榘活埋土匪17O人

　　被招抚收编的土匪，尽管穿上了正规军的服装，挂上了某师某旅的番号，但大多匪性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他们有的在驻地附近公开扰民。1922年冬，陕西巡防军第二路统领郭金榜奉刘镇华之命剿匪。他采取“以匪治匪”的方法，收编了在商洛山间活动的河南股匪王明智（绰号王老五）1000余人，令其分驻镇安、柞水、山阳等县。王明智在三县县城内开赌场抽头敛财，夜间派兵扮土匪四出抢劫。更有甚者，他搜捕了一批当地匪首，令他们诬告各县富户通匪，然后据此向各户勒索钱财，威吓说否则即以通匪罪枪毙；半年下来，仅此项勒索款即达六七万元。

　　又如1922—1923年间，直系军阀在河南收编大批土匪，交樊钟秀带往江西，用以攻打南方政府。当时尽管樊钟秀已暗中与孙中山联络，准备投效。但其部下许多老杆匪却在赣省驻地为非作歹。1923年5月间，驻南昌的一部公然掳掠李渡镇，抢劫邮差，并持抢来的汇票向邮局兑取钞票，遭到拒绝后，竟企图开枪杀人，后经劝阻方悻悻离去。

　　有的招安土匪则仗着官兵的身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民国时期，尤其是北洋政府统治时，官军的纪律极差，士兵看戏、坐车不买票的事屡见不鲜，还动辄打骂老百姓。民间称“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至于收编的土匪，本来就是散漫惯的，当上官兵后，该遵守的纪律没学会，无法无天的程度却更上层楼。

　　1923年5月，在河南安阳火车站，几名士兵无票乘车，被车站检票员阻拦，士兵们当即报以老拳。这时陕西籍军阀胡景翼的陕军第一师正在此驻防，并有士兵在车站巡查。这时陕军士兵闻声询问，也遭前一批士兵殴打，因人少不敌而退让。肇事士兵在候车室肆意谩骂寻事，直至胡景翼派队前来，才匆匆离去。经查，这几名士兵原为河南杆匪牛昌平的部下，后随杆为河南当局收抚，充任安阳巡缉队，负责侦缉附近土匪，素来在市内就是横行无忌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巡缉队被解散，这批士兵又重新拉杆，不久又被当局收编为一连武装警察，负责维持安阳市内治安。先前以土匪侦缉土匪，正是荒唐；如今以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就更可笑了。因此治安混乱乃是理所当然的。胡景翼派员查明情况后，因自己是陕军将领，不敢在河南境内过分激怒豫籍兵匪，只得息事宁人地将该连武警调往淇县驻守火车站。不久，这连士兵全部拖枪逃跑，重新当上了蹚将。

　　又有的招安土匪利用收编乘机报复、打击当初严厉剿匪的军官。充州镇守使何锋钰在围剿抱犊崮土匪的问题上是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所部曾击毙孙美瑶之兄孙美珠，并围困另一股匪孙美松。因此，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孙美瑶在谈判中即提出要求撤换何锋钰。这一要求又正与田中玉企图以何为替罪羊的打算一致，因此，何锋钰遂被免职。1923年间，湖南湘潭县有一匪首郭国良，曾屡遭该县团练局长文光信的打击，故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赵（恒惕）谭（延闿）战争中，郭国良为赵恒惕招安，当上了长沙铁路警备司令部的连长。一天，文光信带两名护兵乘火车到长沙办事，下车时恰为郭国良窥见。郭即命所部士兵跟踪文光信，随后于天晚人少时，将其枪杀。事发之后，赵恒惕曾以此为训，下令不许收编的匪队驻扎省城，今后也不得再招抚土匪。但大小军阀深知，谁拥有的人枪多，谁就可能在军阀混战中获得较多的生存机会。因此，赵恒惕手下各师、旅、团长，不仅对已招编的匪队不予整顿，而且继续收编土匪，只是将原用的“游击队”、“临时军”等名目，改换为独立团、补充团等，换汤不换药。因此，湘省军队中杀人掠物、劫夺枪支事件仍屡屡发生。赵恒惕无奈，又命令部下叶开、唐生智等人，凡被地方控告、查有真凭实据的收编队伍，必须解散。然而，一则小军阀们可以用“查无实据”之类措辞敷衍搪塞，以保存实力；二则即使查有实据而被解散的军队，其结果仍是沦为土匪，这些人为兵为匪，其社会效果都是一样的。

　　有的土匪招安后，听编不听调。他们对当军官兴趣很大，对每月有现成的银饷、军粮十分满意，但对调他们到外地驻防、打仗却是决不同意的。1932年，韩复榘在山东收编刘黑七后，该匪就是拒绝服从调遣，而又重新为匪的。1949年湘西“三·二事件”，也是收编的土匪为抗拒命令而采取的行动。还有的收编土匪以诈降为缓兵之计，待得到休整和饷械的补充后，复又叛去。例如1935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特别侦探队第一大队长刘耀庭担任胶东游击司令，进剿盘踞在大珠山的积匪徐荣章。徐匪屡战不支，遂乞求收编。韩复榘将徐荣章为首74名匪徒编为特别侦探队第三大队，以徐为队长。不久，徐荣章密谋暴动，为韩侦知。5月6日上午8时，特别侦探队奉命到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聆听训话。一、二大队老队员在大门内影壁前听训，三大队徐荣章等74名新队员到院内礼堂听训。新队员听完后列队返回，行至影壁前，遇见刚结束的老队员。这时，有人喊口令“立正”，却是一声暗号。全体老队员当下一拥而上，将74名新队员拿获，徐荣章在逃跑时被大刀砍伤。其余74人被押运千佛山刑场，全部枪决。

　　由于官府对降匪大都怀有疑忌，唯恐其异动，往往为绝后患，宁可违反招安时的条件，也要先发制人，杀戮降匪和收编的土匪。这种情况，民国时期各省都有，尤以东北、山东、河南为最。1931年下半年，一批招安的土匪奉命乘胶济路火车到济南，准备转乘津浦路列车到驻防地。济南的胶济路站与津浦路站之间有一段距离。170余名匪徒持枪成单行行进，在一个陡坡处转弯进入两个站区间的隔门。门后即埋伏着韩复榘手枪旅的一营士兵，三人一组，分别持毛巾、短绳、铁锤等工具。每一匪徒进入隔门后，一组士兵便迅即以巾掩口、以绳勒项、以锤击头，同时架往车站空地新挖的大坑，掷入其中。进行过半后，传出一些动静，匪队后的两名小匪首感觉异常，拔出手枪，企图反抗，当即被在旁监视的士兵开枪打死。170余名匪徒不论死活，都被掩埋坑中。

　　由于上述屠戮降匪之事常有所闻，许多土匪都不敢相信官府，被追剿穷极时，宁可拼个鱼死网破，也不投降。像老洋人、范明新等都是经过一次收编，从杀降中逃出复叛，至死也不再提招安一事。有的土匪在招安谈判时，则要求有洋人或士绅担保，但也未必安全。孙美瑶收编时，即由美国人安特生及临、枣地区乡绅立约担保，结果仍未能免死。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土匪把招安作为苟且偷生的一种权宜之计，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免脱而去。“你给我军火，我给你鸦片”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三种情况，即官兵、土匪相互勾结。民国时期的官兵剿匪自然不能说全是装模作样或徒劳无功；但如果说，有相当部分的官兵非但不认真剿匪，反而为了图谋私利，以种种方式资匪，那是决不过分的。土匪在打家劫舍和对付官兵的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主要是情报（包括被抢架对象和官方剿匪两方面）与枪支弹药。这两项，他们都可以通过与军警的交易而取得。四川土匪中“广棚”得名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与军警方面有联络，消息灵通。东北胡匪中的“大爷”，住在城市里，也是通过与官府、军警的周旋获取情报。前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军队所放的“外队”，本来就是兵匪一家，情报来源自然更加可靠。

　　至于土匪军火一项，这里摘引一段文字，即可了解其来源于何处。1923年6月，孙美瑶股匪派人到枣庄与官府谈判时，有记者问山中“军火从何而来？”

　　土匪代表回答：“皆由军队方面供给。”“我等既无制造局，全靠各处供给。大概大批由军官处设法，小批向兵士中零购。”“军队与我等开一次火，即我辈多一批军火。盖捉住一兵，仅扣留其枪械，而另给金钱以送还之。且官兵用去子弹百颗，即可向上峰报称用去千颗，所余之九百颗，即售与我辈。”

　　1923年，因山东临沂附近七县匪祸相连，田中玉派第五旅所部在各县剿匪。却不料未久当地人传出话来：“五旅不去，沂难未已。”原来土匪的枪弹均用重金向第五旅购得，五旅不来，土匪子弹匮乏；五旅来后，土匪子弹充足，匪势更炽。

　　官兵除了通过出售枪支弹药获利外，还可从土匪处得到鸦片，因为民国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国民党湖南当局有一次派第七十三旅官兵，去湘西古丈县围剿匪首张大治。该旅甫抵古丈地界驻下，半夜时分，即有人给旅长送来十几只大瓮。旅长逐一打开验看，见全是黑油油的上好烟土，不觉大喜，当即命人用麻袋装了六七百支枪和大量子弹，交给来人，并嘱其向张大治表示谢意。随后，他下令部队开拔返回；向上司报称进剿失利，折损枪械若干，又因林中瘴气，士兵患病，不得已而归来。

　　黎元洪通缉阜阳保卫团长兵匪难分的第四种情况是官兵利用匪患而祸害百姓。前面曾叙及1922年11月初，老洋人曾攻进皖西阜阳县城大肆劫掠。两天后，官军前来围剿，老洋人才率队离去。这时，先前逃得远远的阜阳县保卫团士兵先行进城，到被搜劫过的各家富户商号去二次搜劫。在汇昌和钱庄，经理马俊峰热情地欢迎进店的士兵，请他们喝茶。不料士兵们把经理一把推开，声称他们打跑了土匪，应当慰劳慰劳，随即便径直开始搜索、抢劫。

　　他们把刚刚从夹墙里取出的一箱银元拿走，后来听说有夹墙，便到处敲打，果然寻着，把里面藏的银元、烟土全部抢走，临走连仆人们盖的被子也抢去。马俊峰在士兵的枪口下动弹不得，待士兵走后，大骂：“这些保卫团比土匪还坏！”

　　事后，阜阳县城商民向安徽督军马联甲投诉。马联甲因保卫团团长倪道煦是自己老上司倪嗣冲的亲侄子，对此置之不理。商民又向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告状，黎元洪下令通缉捉拿。倪道煦与安武军的团长倪金镛逃往天津租界，至1928年才被逮捕正法。

　　官兵因匪患而祸害百姓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任意以窝赃、通匪等罪名，残害百姓。因为大多数土匪都是在家乡附近活动，因此许多安分守己的农民往往与匪徒沾亲带故。官兵剿匪时，不问胁迫还是自愿，也不问有无联系，便给这些亲戚、本家、同族、同村，统统扣上通匪、资匪的罪名，吊打、拷问、敲诈勒索，甚至烧房子、杀人，一人为匪，株连全家乃至同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径，不仅使为匪的铁了心干到底，便是有些无辜百姓往往也索性上山入伙，报复官兵。1943年，国民党派了三个师围剿湘西匪首瞿伯阶。为断绝土匪的粮食来源，官兵实行归村并寨，把小村小寨的居民驱往大的村寨聚居。当这些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百姓被集中起来时，有军官问：“你们说，国军和瞿伯阶究竟哪个好？”

　　百姓们气愤地回答说：“国军也好，瞿伯阶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好！”这种回答正道出了官兵、土匪共同祸害百姓的本质。

　　孙殿英烧杀亳州城

　　下面再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几乎包括了上述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四种情况。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流过，成为连结豫、皖的东西交通枢纽，故而商旅辐辏，市面繁荣。姜桂题在亳州附近的豫、皖各县招募了许多子弟兵，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孙殿英。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投入毅军将领丁香玲部，不久即当上机枪连连长。毅军纪律素来极坏，豫皖一带百姓称“吊儿郎当混毅军”。而孙殿英从军前就在地方上赌博、贩毒，结识土匪、流氓；从军后，仍无收敛，继续与歹徒往还。1922年前后，孙殿英率部哗变，拉到河南省陕州、巩县、宝丰、鲁山一带，聚众为匪，人数达万人以上，孙殿英自称旅长。他因当初曾驻过亳州，深知此地富庶，又有一批当地土匪、流氓接应，遂决定东下亳州。

　　亳州驻军这时是老安武军（原倪嗣冲部）第五旅，旅长华毓庵自觉实力不足，闻说孙殿英有意东下，便打算收编该部，因此，带信要孙殿英速来。1926年冬，孙殿英杆匪长途跋涉到达亳州石寨，先给城内下帖子，要求送出1万大洋，可免遭攻城。城里官员士绅认为有一旅官兵加上警备团、商团、民团等武装，自不必担心，故未理睬孙殿英。却不料乓、匪双方早已暗中默契：华毓庵故意将该旅大部调往十河、双沟一带，仅留张拱臣一团驻防城北；一名老毅军将领的儿子李大瞎住县城内，与孙殿英夙为友好，此时特地派人送孙一车弹药；孙殿英在亳州的狐朋狗友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人，则勾结了当地匪徒百余人，埋伏在东门内的小巷里，准备接应；驻防城南的警备团营长李传运在巡逻时，发现这批不三不四的家伙，却佯装不知，调脸避开。。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夜，孙殿英指挥股匪攻城，枪声如炒豆子般炸响。城内居民认为有驻军防守，安全当不成问题，因此都十分平静。这时，早已潜伏在东门附近的匪徒即纵火焚屋，到处乱喊：“失火啦！”“孙殿英进城啦！”附近居民惊慌地拥上街头，见纵火狂呼的为首者是几个本地地痞流氓，便怒声斥责。不料，那伙人中竟有人当即出枪射击，打死打伤居民。于是人群大乱，波及面愈来愈广，许多地方都谣传土匪进城，准备跑反。县地方警备团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团长蒋逊之以及东台镇驻军军官，闻讯后立即召集队伍，保护自己的眷属匆匆逃往河南商邱。

　　城外匪徒在城内歹徒策应下，攻入北关，大肆纵火抢劫。北关是亳州商业区，本是匪徒抢劫重点，但由于城北尚驻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部分警备团、商团，匪徒不敢多停留，便散入城东、城西、城南各处，抢劫大商号和民宅。照理北关商业区因此可以保护下来。然而这里的官兵见城内大乱，商民无主，竟趁火打劫，纷纷跑出营房、阵地，同样纵火、持枪抢劫。亳州城里竟出现了城南土匪抢、城北官兵抢，双方互不干扰的局面。官兵抢得大量财物后，就在涡河上征集民船装载，由士兵押运到蚌埠窝藏，事后分赃。由于抢的东西太多，船只都装载不了，堆在码头上无疑是留下罪证，官兵们竟放火把大量物品烧毁扬弃。

　　时任安徽督军的陈调元派军进剿，但官军行动迟缓，使孙殿英在亳州奸淫烧杀抢架达18天之久，还能安然撤离。事后，毫州有关军政官员虽受到罚款、撤职、关押、枪毙等不同处分，但真正受难的还是商民百姓。省里拨给5万元善后款，与亳州人民受的损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被抢、被杀、被烧、被奸的姑且不说，便是被架走的500名人票，也还得苦主自己筹款去赎。孙殿英祸毫一案，自始至终都与兵、匪勾结有关。起初是官军勾引孙殿英来亳；其次是官军或有意撤防，或无视匪情；随后是军官临阵逃跑；接着是官兵趁火打劫；最后是官军救援迟缓，如果说，这场匪祸是兵、匪共同制造的，是决无不当的。

　　胡凤璋袭击朱德，惨败而逃

　　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五种情况是，一些在野或垂死的势力收买土匪，除给以金钱、武器外，还授以军职、军衔，给以军队编制和番号，用以参加政治斗争。这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本是一种穷途末路的表现，但在民国时期却屡见不鲜。1920年皖系军阀在对直系的斗争中失败后，派出一批政客、军官到各省去联络土匪，授以“×省建国自治军”、“×省公民救国军”等番号，与直系政权作对。例如老洋人、孙美瑶等，都曾标榜过这类旗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也曾花钱收买过东北胡匪，一方面指使他们大队人马入关骚扰直系统治地盘，一方面要他们以江湖义气勾结各省土匪，配合行动。1923年上半年，东北胡匪王振元受奉系指派，潜入山东、河南等省，勾结当地土匪、红枪会、民团，组织“定国军”。每省设一名总司令，下辖五路人马，每路设司令一名，辖十个营，上有旅、团建制。河南省总司令为卢壁臣，副司令为黄文魁；山东省总司令为一姓孙的（并非孙美瑶）。两省之上又有一总指挥，为冯占元。奉系军阀为他们提供关防印信，并准备资助粮饷、军火；要求他们一俟奉军行动，即在华北起事配合。

　　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是如此。1927—1937年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各地都曾收抚过土匪，或组成“民团”，或改编为“国军”，用以“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攻打红军，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湖北汝城县大土匪胡凤璋盘踞湘南、粤北、赣西南前后达30余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广东国民党当局收编为“第一游击司令”，第二年被湖南清乡会办何键收编为资（兴）永（兴）警备营长，后又改为资（兴）汝（城）桂（东）警备营长，最后当上警备团长，专门对付活动在这一带的共产党和工农政权“他一面当官，一面为匪，无恶不作。1928年初春，胡凤璋率匪众乘夜从粤北打回汝城石泉村老家，袭击当地农会，逮捕并杀害农会干部。朱德率领湘南起义军投奔井冈山的途中，经过这一带时，胡凤璋也曾率队袭击，结果遭到惨败。后来井冈山红军在“左”倾机会主义的强迫命令下，进攻湘南，遭到“八月失败”后，部分红军战士流散于此，均遭胡匪杀害。

　　至于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为挽救失败命运，在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各地都曾大量收编土匪，给匪首们委以司令、师长、旅长等职，授以将官、校官军衔，唆使他们对付共产党和解放军。小说《林海雪原》、电影《湘西剿匪记》、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等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各种各样的匪首，都是取材于当年实际斗争而创作的。

　　此外，还有一些在解放战争中遭解放军打击的反动军官、兵痞，在土地改革中被清算的地主、富农，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而逃入山林，结成匪帮。例如，在湘西新化县、淑浦县交界的雪峰山脉中，有两座海拔1600多米以上的高山，名为白马山、风车巷山。这里有一个自称“反共救国军新化溆浦地区司令”的匪首，叫张新雄。此人早在1927年就是湖南军队许克祥部下的连长，参加过“马日事变”，在长沙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以后又三次参加过对江西红军的“围剿”。抗战中，他在长沙充当特务，与湘西土匪素有勾结。抗战胜利后，他百般钻营到东北当上了国民党保安团长。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时，张新雄被俘，后逃往长春。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又逃回湘西，搜罗惯匪、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和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占山为王，成为对抗解放军的政治土匪。

　　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有不少国民党军队被击溃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遂钻入深山老林，负隅顽抗，时间既久，粮饷补给全无，也转化为土匪。他们不仅打家劫舍，而且还对各地已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民政府和军队曾花费了不少力量来追剿这些匪徒，使他们作为旧社会的渣滓，随着民国时代的结束而彻底灭亡。

　　大刀会红枪会百姓自卫

　　民国时期，土匪肆虐，兵匪勾结，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奋起，与土匪进行顽强的斗争。

　　土匪暴行，天怒人怒

　　1917年9月，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与南方护法政府进行战争。湖南成为南北双方的主要战场，兵燹之余，匪患相连，天灾人祸接踵而至。1919年初，部分湖南人士编辑出版了《湘灾纪略》一书。其中《匪祸》一篇详细记述各县的匪祸情况。书中写道：“此次军兴以来，全湘七十五州县，乃无不有匪，而匪无不炽。”“日则持械勒捐，夜则破扉洗抢。。。人民率避匿深山绝壑中，而土匪熟悉径途，往往踪迹得之。”“妇女被淫，老幼勒赎，壮丁逼为盗匪，收获供其糈饷”。“。。居民惊徙，行旅戒途，客商则裹货潜归，市面则闭门停业，百物腾贵，十室九空。贫苦小民，齑粥尚难自给；工匠佣作，生活不能自谋。。。士辍于校，农废于野。”“散之四方者，因虎口余生，均不敢回。村内所有田地山土，大半无人耕种。”

　　民国时期的《东方杂志》许多文章也都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土匪肆虐的状况。一篇介绍湖北省西北部农村的文章，在写到1927年间当地农民境况时说：“。。土匪没有一刻叫他们安心的。他们的妻子女儿，有的被掳去配给别个；他们的父子兄弟，有的被掠去，勒索大笔的赎款，有的时候，是可以叫他们破产的。他们的房子，时时被他们（按指土匪——笔者注）烧成灰烬；他们的庄稼，有时被他们的战马踏成平地。”

　　另一篇介绍淮河流域农村状况的文章写道：“淮北自民国以来，土匪蜂起，大者千人，有钢枪盒子炮，横行乡曲，每破一圩，死伤以百，掳去称是，筹资赎回，必罄其资产，名曰请财神。所至大、小农俱弃家而逃。”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

　　义农舍己救女票

　　深受土匪肆虐之苦的民众知道，要依靠官兵剿匪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抗击土匪。其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他们仅凭着个人的勇气与智慧，与土匪斗争，并曾有过许多不畏强暴、舍己救人的故事。

　　1923年初夏，湖北某县农民徐映奎家遭匪，家财被劫一空。匪徒临行前还将徐家16岁的女儿架走，勒索赎金5000元。徐家8口人，本来家境尚可，但遭此一劫，便连吃饭也成问题，何来巨款赎救女儿呢？一家人虽爱女心切，却无能为力，只得听天由命。不料十多天后的一个黄昏，徐女竟独自安然返回。一家人惊喜之余，忙问缘由。原来徐女被土匪架到刘家洼，窝藏在一个农民家中。土匪每天外出打劫，强迫这户农民看管徐女。农民怜悯徐女遭遇，每每为之松绑，给以饮食，并询问其家庭状况。一天夜间，农民对徐女说：“刚才听土匪谈起，你家中至今无人来说票，故准备将你杀掉了事。”

　　徐女听了哀哀哭泣。那农民大为不忍，遂毅然表示：“妹子莫哭，今夜我就放你回去。”

　　徐女惊愕道：“土匪回来，一定不会饶你，怎么办？”

　　农民说：“你莫管我，你先赶快走吧！”他给徐女松了绑，指点了路径，让她离去。

　　徐映奎一家听罢女儿的叙述，既深深感激这个农民见义勇为的救命之恩，又为他一家的命运而担忧。过了几天，徐映奎带了一些钱专程到刘家洼，去看望并酬谢那位农民。当地人告诉他，那个农民已于数日前的夜间閤家迁走，不知去向；房屋则于第二天被土匪焚毁。

　　在更多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一村一寨的组织起来，集体与土匪斗争。

　　鄂西北山区的农民在村庄附近的山冈上筑起城寨，准备好抬枪、土炮。一旦土匪来了，他们便閤村驱赶着牲畜上寨去；待土匪离去，再返回村庄，照料田园。在淮河流域，许多地主、富农人家筑起高高的院墙，墙角建起望楼。入夜即关门闭户，由青壮年男子及长工荷枪巡望，直至天明。一般中、小农民无力营建，夜间只得躲往田野中睡眠，以避免被土匪架票。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村庄四周，则大多筑有高高的寨墙，有的地方叫圩或砦，入夜由各户丁壮轮流值守，村中富户则提供些粮食、粉条、蔬菜等供应丁壮一顿夜餐。青壮年农闲时，即打围修寨，习武练功，以御匪徒。

　　青壮年白天田间辛苦劳作，夜间又不得好好休息，精神和肉体都常年处于极度紧张和疲惫之中，稍有不慎，仍被匪徒趁虚而入。

　　“刀枪不入”的红枪会

　　一村一寨的武装拒匪，逐渐发展成为附近数村数寨的联合抗匪，结成农民的自卫武装。在许多省份，这种武装被渗入宗教迷信色彩，与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会门相结合，从而产生了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这种宗教会门武装，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北方各省，如鲁、豫、冀、晋、陕，以及东三省乃至四川等地较为普遍，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也曾出现。

　　红枪会来源于古代的白莲教。白莲教，有的人认为始于宋代，但至少元末农民大起义时就借用了这个秘密宗教。其后明、清两代都多次发生过白莲教起义。清代宋景诗起义和义和团运动都与白莲教有关。他们依靠秘密宗教的神秘色彩，来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又以练功、练武、神道、邪术来鼓励其成员勇敢作战。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相隔一二十年，又出现了红枪红枪会以使用的最基本武器红缨枪而得名。它最早产生于山东，随后向各省发展，又以河南为最盛。它以村、镇为基层单位，设会长或团长；几个村合为大会或联庄会，设总会长或总团长，也有叫督办、总司令、统领的，负责军政事务。另有法师（或称老师）掌管教务，负责神事和练功。红枪会基本成员为有家业的中、小农民，不脱离生产，不离开家乡。凡无业、盗窃、奸淫、吸毒者，一概不许参加。

　　参加者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入会后，要练功和练武约100天。这一时期中要斋戒、沐浴、禁女色等。练功，主要由老师念符咒，众徒长跪叩头，经过两个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据说即可学得“排刀”、“排枪”（刀枪不入）之术。这时，由老师授予写有咒语的护身符。会员每天早晨须将符供于神像前，礼拜念咒之后，焚符成灰用水吞下。有的则是将护身符贴在床上、门上。与土匪交战时，会员身系红肚兜似的袋子，内装护身符。有的是临战时吞符。每天晚间，有以“运气”、“练气”为主的练功法。

　　练武，分排砖、喝火、排刀、排炮等几种。排砖，就是上身脱光，拿砖依次在左肋、背脊、额头各击三下；每击一下，口中都要大声发出“哈”声。如此不间断地练一个月。喝火，就是以口对准油灯焰吸气，吸灭为止。排刀，是用刀背对左肋、腹部各砍三次，发出哈声，须练两个月。排炮，则是老师令一二十人赤膊持红缨枪站成一排；另一二十人持土枪（又称火炮）站在30步之外射击。枪内火药的份量是老师经过计算后安放的，子弹则是泥丸，均由老师事先装好。老师下令开枪时，被击者须心中想着诀咒，口里发出“哈、哈”大声。如果泥丸在身上打出红印，老师就宣布“子弹已打不进了”。红枪会所敬奉的神抵，十分庞杂。总的来说，只要是在中国流传的各派宗教和神话、传说，谁在民间有威信，就祀奉谁。诸如，儒、释、道三教中的周公、观世音、太上老君、罗祖；《封神榜》中的哼、哈二将；三国中的关（羽）、张（飞）、赵（云）；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隋唐演义》中的秦琼；《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二郎神，乃至清代的黄三太、黄天霸，等等。根据不同支派和地区，所敬奉的对象，也不尽相同。

　　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的兵、匪骚扰，使广大农民不得不起而自卫。由于他们的武器只限于木棍、缨枪、大刀、剑戟，无法对抗敌人的火器，他们就求助于江湖术士、拳脚师爷，学一些中国传统的武术、气功，加一点迷信罗祖为白莲教所信奉的四维祖师，“四维”二字合起来为“罗”的繁体字“瓢”。邪魔的符咒巫术，以补不足。当这些仍感不够时，便又请出民间索来敬畏的神仙、古人给自己壮胆，并借以吓唬敌人。最后，到这些都不灵验时，他们也开始夺取并使用新式的火器，来对付敌人了。

　　红枪会崇尚红色，其会众的标准打扮是红头巾（或青蓝头巾）、白褂（或褐褂）、黑布鞋、红腰带，贴肉扎红肚兜，内藏黄纸朱书的符咒；手持8尺左右的红缨枪，也有持大刀的，下有红色飘带。有些地区红枪会也拥有少量新式步枪，加强了战斗力。红枪会上阵杀敌时，一则由于自信有符咒保护、刀枪不入；二则因人多势众，故勇猛异常。当敌人进攻时，他们口念咒语，相距五六百步时，即取出护符吞下，跪地磕头，起身后吸气、念咒，脚下使劲、迈八字步前进。近敌数十步时，突然猛烈冲锋，口中发出“哈、哈”大声，其声势逼人。一般对手往往慑于其武功法术、人多势众和不怕死的精神，而望风披靡。

　　这里先举一个例子，虽不是与土匪作战，但可以借此了解大刀会作战时的情形。1943年福建宁德、罗源、福安、福鼎、霞浦一带兴起大刀会，国民党当局派一团士兵进剿。双方在宁德县东南相遇。只见大刀会人山人海，尽持红缨枪。一名法师临阵请神做法，会员吞符念咒后，列队前进。为首者手持一面七星旗，向左向右做有规律的摇动，身后的会众也随之一面摇动身体，一面继续前进。其中又有一名法师，身着红色僧服，头戴铜箍，右手执一装有铜铁薄片的铁圈，如铃鼓般摇动作响，左手持一海螺，吹号为令。会员即根据号令进止。

　　国民党士兵多为抓丁来的农民，对大刀会神助之说疑信参半，此时又见其阵势汹汹可怖，甚是惊惶失措；一阵排枪过后，见大刀会依然呐喊冲锋，更是深信神兵刀枪不入，遂不听指挥，纷乱溃退。部队军官当然不信迷信，但既不能控制士兵，便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来鼓励士兵的胆量。他们取来乌鸡白狗，杀死后用血涂于子弹、刺刀、枪口、手榴弹等兵器上，声称用此污物可破大刀会邪术，使其符咒不灵。士兵中自然有人听过《水浒》、《平妖传》故事的，便信以为真，当下军心稳定，再战后杀死杀伤大刀会员甚众。大刀会也认为法术为污物所破，丧失信心，遂大败而逃。

　　红枪会只是这一类农民自卫武装总的代称。在不同地区，它们的名称以及仪式、服饰、姿态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异。下面列举一些民国时期的这种组织。

　　绿枪会、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均仿红枪会形式，唯枪缨颜色不同，主要流行在鲁、豫两省。

　　大刀会，类似红枪会，但武器为大刀，盛行于鲁、皖、东三省，闽、川也有。

　　毛篮会，一手提毛篮，一手持刀，称敌方枪弹尽入篮中；也有未婚少女组织花篮会。豫北较流行。

　　扇子会，手持扇子，据说可将子弹扇掉；行于河南汲县。

　　子会，与敌交战时，神师持水一碗，右手食、中二指合并，对水画符，口中念咒。传于豫北。

　　白头会，又称孝帽会，白布裹头，胸前系符箓一块，抵御枪弹。多在豫北。

　　麻衣会，又称孝衣会，身穿丧服，左手持哭丧棒，右手持缨枪，见敌一磕头，再起而应战。多在淮河流域。

　　长发会，披长发上阵，法师先跪地念咒。行于豫南。

　　天皇会，神师自称天降，颈悬朝珠一串，上阵时，手弄朝珠，口念符咒，直隶为多。

　　哥弟会，临阵时，呼一声“哥”或“弟”，以求枪弹不入。流行于淮河流域、豫南。

　　六离会，以八卦中离卦命名，穿红马褂，故又名红马褂子。冀中流行。

　　方道会，又名黄马褂子，行于冀南。

　　天门会，白莲教后裔，多在豫北林、浚、滑、汲各县。

　　哥老会，白莲教后裔，多在晋北。

　　其他尚有清道会、黄纱会、九仙会、圣仙会、小刀会、一心会、红灯教、黑胡子教、武旗会、白旗会等多种，川鄂有红灯教，四川有神兵。

　　大刀会消灭野狼队

　　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民国初期就有出现，中经曲折，逐步发展，20年代为最盛时。民国初十年间，山东黄河两岸，股匪多如牛毛，小股数十至数百人，大股如顾德麟拥众千余人，横行附近数县。于是红枪会兴起，聚众抗匪；至1924年，以黄河为界，有南张北马两大派系。1925年，匪首田大子、黑旋风、大抹刀三人合杆，达3000余人，在黄河南岸的山东境内猛攻“硬地”，杀死红枪会总会首张某及其他会首共60余人。一时红枪会势力大落，但其后由于匪祸严重，百姓无奈，只得再次向红枪会寻求生路。

　　1924年间，河南唐河县潘庄有匪首冯黑脸夜间前来叫场要钱，村里农民请来红枪会师父传法练功。未久，冯黑脸派数十名匪徒持30支好枪，前往挑战，潘庄会众10余人持大刀、长矛出迎。匪徒远远放排枪后，会众竟无一人中弹，胆气更豪，遂冲杀过去。匪徒早已心虚，再放枪又不中，便落荒而逃，被会众夺去6支钢枪。1926年间的一天，200多名土匪经过山东省宁阳县鹅鸭村。村中红枪会员14人持大刀出村，径入匪丛中砍杀，当场杀死匪徒12人，余匪狼狈逃窜；会员仅有二人受伤。

　　吉林省临江地区胡匪猖獗，1927年夏，当地五道峡羊岔沟掌的张宗耀因自家侄儿和邻里数人被土匪绑架，愤而返回山东祖籍，请来大刀会法师张树声、匡香圃，设坛授法，组织起红土崖大刀会。大刀会口号是“保家安民，消灭土匪”，并规定“不得抢掠民财，不得强奸妇女，不得妄杀无辜，作战时勇往直前，不得彷徨回顾”。这年9月，红土崖大刀会在三道岔与“久胜”、“玉山”两股胡匪战斗，消灭匪徒80余人，杀死匪首玉山，并扒了土匪的“票房”。10月，大刀会又击败“上山好”股匪300多人，缴获枪支50支。这一年10月，临江地区有4股胡匪联名向大、小石板沟飞来“海叶子”，向这两个村庄强索巨款，并声称：“限期不交，人芽不留！”当地居民为保卫家财生命，遂组织起石板沟大刀会。11月初，他们在三岔子打垮胡匪“战九洲”，毙匪24人，摧毁土匪的“秧子房”；12月，又打败巨匪“老得江”。由于这样一些战胜土匪的实例的传布，加上老百姓的渲染附会，更多的人益发相信，红枪会、大刀会确实刀枪不入、威力无比，于是纷纷入会，使这类组织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发展、壮大。上面所说的大刀会从山东传到吉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又如，1926年，河南林县石匠韩欲明自称得到“灵宝大法师”之印，又得神人托梦，令其代天行道，防御土匪，遂组织天门会。5月初，会众打败当地土匪郝千金，并夺回肉票若干人，于是参加者益多。该县各村设神坛，香烟飘渺，号角长鸣。到第二年，豫北冀南20多县30余万人参加了天门会。作战时，凡16岁以上、45岁以下男子均须持枪上阵，其声势浩大，可以想见。1928年秋，山东无极会因战胜巨匪刘黑七，半年之间，据称发展到数十万人。这类迷信会门组织人数多少不等，多者达数十万，少者则仅几十人；但遍及各省、县、村、镇，总数是十分可观的。20年代中，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的黄河以北、南宫县以南地区，男子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全部加入了红枪会。河南一省，当时便有红枪会员150万人，加上冀、鲁、皖三省，则达到300万众。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省名目繁多的这类组织，其数量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他们的武器虽然远不及土匪，但却能收到御匪的效果。试看下面的例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一些土匪趁乱大作，劫掠百姓。许多地方出现了大刀会，一则抗日，二则御匪。1932年秋，辽宁省庄河县的大刀会拥有三四千会众。当时盖平县（今盖县）苇子沟驻扎有一股土匪，匪首名铁龙、铁虎，自称是“野狼队”，足见凶狠残忍。当地农民派人赴庄河县，请大刀会帮助剿灭。这年中秋节前后，庄河大刀会500余人奔赴苇子沟。他们白天隐蔽，派人外出侦察土匪的活动规律，经过几天的摸索，于一个夜间乘匪徒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一举攻入匪巢，全歼“野狼队”，杀死匪首，并缴获了100多支日式步枪。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土匪蜂起。河南浚县匪首扈全禄久在太行山区为匪，此时借口抗日下山招兵买马。匪徒在浚县、滑县肆意为恶，任意派粮、派款、派布匹和物资，将不服从的人刀砍、活埋、剥皮。他们大白天在打麦场上奸淫妇女，甚至十一二岁的幼女也不放过。老百姓说：“真是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浚县人杨贯一发起组织天门会，多次打击扈匪。扈全禄于1938年五六月间投降日军，当上了“河北豫北剿匪司令”，发展到四五千人，不仅继续骚扰地面，而且进攻八路军。9月间，天门会与八路军相互配合，一次就消灭扈匪一部1500多人。

　　1942年，天门会出动数万会众将扈匪全部逐出浚县山区。

　　因此有人说，红枪会等组织势力所及地区，“土匪盗贼无容身之地”。

　　这话是确实不错的。就连土匪自己也承认，与红枪会作战，比跟官军作战要危险得多。所以，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尽量避开红枪会控制的村庄；如要攻打时，总是选择会众疏于防范或另有他务时，迅速打了就逃；如遇红枪会来攻时，则往往力图避战远逸。

　　民国年间，长期流窜于鲁、豫、冀诸省的巨匪刘黑七，就曾多次遭到各地红枪会等组织的抵抗和打击。1928年秋，刘匪在山东滕县为恶，当地无极会聚众数千人与匪徒大战，不仅杀死、杀伤匪众，还俘虏了一批，缴获许多枪支。刘黑七遭此重创，狼狈而逃，从此对红枪会等组织十分畏惧。后来一次，刘黑七率部五六千人窜到河北昌邑县崔家集，刚刚驻下，就听说附近各村庄的白枪会、红枪会联合起来，聚5000余人前来进剿，吓得连饭也不敢吃，急忙远飏。

　　俗话说，“两军相逢勇者胜”。土匪与官军作战时，官军是应付差使；而土匪是亡命之徒，即使不能顺利逃脱，也要拼个鱼死网破，因此土匪比官兵更勇敢，官军自然不敌。而土匪与红枪会相遇，前者无论劫掠还是逃跑，都是为了活着享受一切，保命第一；后者则是为保卫家庭财产、妻子儿女，又自恃神功，故而勇气胜过土匪，自然就能战胜土匪。

　　这里摘引两段姚雪垠根据其亲身经历，所描述的红枪会与土匪作战的情况：“。。正在北边抢劫和烧杀的蹚将们被一支红枪会冲得七零八散，在火光照耀的田间乱窜乱跑。虽然有两三股蹚将还在拼命地抵抗，但因红枪会攻势太猛，而他们自己又是各自为战，便很快不能支持。”

　　“红枪会一个个用红布包头，褪一只光胳膊，嘴中哈出来可怕的怪声，连腰也不弯，冒着枪弹声直往前攻。他们虽然也有不少快枪和土枪，但很少发枪，追上蹚将时就用大刀劈和矛子戳。”

　　“红枪会被打倒一批人，立刻又有一批人冲上来，死不后退。他们有的哈着怪声，有的喔吼，有的喊着要土匪缴枪。。。战场显得特别的恐怖和悲壮；每一次喔吼声起来时，大地仿佛在轻轻震动，一直震动到天边为止。”红枪会等组织与土匪作战，除自恃法术之外，还充分发挥了短兵相接的长处。因为土匪一般都是用枪，利于远战；而红枪会则用长矛、大刀，利于近战。一旦双方短兵相接，人员混乱，长短枪均无法使用，而刀矛等则十分得力。

　　1930年4月，股匪石登福千余人洗劫了山东沂水县重镇崔家峪，并打垮了前来剿匪的县警备队，随后屯于沂水、蒙县交界处的香水峪。沂水大刀会组织了300多人，全部持大刀，夜间奔袭土匪营地。匪徒哨兵打叫枪报警，土匪们梦中惊醒，连忙取枪，既弄不清进攻者从何而来，更来不及布阵设防。大刀会员冲入匪群，一以当十，大显神威。刀影闪处，血肉横飞。黑夜中会、匪混在一起，动作迅疾，土匪既无法瞄准，又不敢胡乱开枪，结果只有抵挡和逃跑的份。战斗结束，匪徒被杀死、砍伤200多人，而大刀会员竟无一人伤亡。从此以后，这股土匪再也不敢到沂水县地界露面。当地大刀会也因此迅速发展，1930—1931年夏季，沂河以西的500多个村庄，村村都有大刀会，总人数达1.5万人。各村守望相助，不仅本地小股土匪销声敛迹，便是外地流窜的大股匪徒，也望而生畏。至1931年，沂水县匪患基本消灭。

　　多侧面的红枪会

　　由于红枪会最初是因抗匪而起，因此会与匪之间的仇恨极深。土匪如果进入硬地而又能战胜红枪会，那么为恶程度要远远超过软地。反之，红枪会如果追逐或主动进攻土匪而进入非红枪会地区，也会认为这些地区村村通匪，户户窝赃，因而也大肆烧杀抢掠，作为报复。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会匪，即认为红枪会只是一种带有秘密宗教会门色彩的土匪。

　　由于红枪会员的成分多为有家有地的中小农民，其领导权往往容易被地主豪绅所掌握；如果再有一些心术不正的痞子流氓在中间起骨干作用，利用农民贪财发家的心理，那么红枪会的匪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1928年4月间，妙道会在河南郊县、襄城、长葛、新郑等县起事，曾进攻禹县县城；失败后，竟与当地土匪合伙，号称“黑虎道”。会匪在禹县地区焚掠了70多个村庄，以后又攻破新郑县，杀人甚多。

　　又如豫北林县天门会，起初因抗匪而参加者甚众，扩大到安阳县和河北省的武安、涉县、辉县、临漳等县。到后来，其首领韩欲明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竟采用暴力手段，胁迫各县农民参加，派粮、派款；并强向百姓收枪，无枪者须出钱购置后上缴。天门会因而由护民转为扰民，引起附近地区红枪会等其他会门组织的不满和反对，导致相互械斗。天门会依仗人多势大，派遣会员出战，在林县，与清道会；在安阳，与白枪会；在武安，与红枪会、黄纱会，均将这些百姓御匪组织打垮。天门会取胜后，即焚掠上述会门控制的村庄，并杀伤村民。1927年间，在直豫边界数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入了天门会，吃馍不嫌贵，脚踏哩服呢，头带松三亏。张口就骂人，翻眼枪杆捶，三天就出差，五天就归位，孩子叫人爹，老婆给人睡。这首民谣充分地反映了天门会的匪化情形，尤其是会首们的恶劣行径。

　　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像江苏宜兴，那里的大刀会后来也与太湖湖匪合流，由农民自卫变为扰民害民。

　　更有甚者，1926年河南部分匪化红枪会受地主、土匪的挑拨利用，竟将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李虎臣一家老小11口人全部杀光。1929年3月，山东无极道（即无极会）首领李光炎、王传仁，在下台军阀张宗昌和日本浪人的策划、支持下，发动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他们纠集数万道徒，先后进攻滕县、济宁、鱼台和江苏丰县、徐州，要求打倒三民主义，恢复迷信活动，反对男女平等和妇女天足，并拆毁铁路，破坏交通。这种倒行逆施，最后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平定。

　　但是，红枪会等组织就多数来说，其基本成员还是保持了中国农民的良好本色。例如山东汶上县、宁阳县的红枪会，曾占领县城达7个月之久，他们所选择的驻地都是学校、庙宇、公共机关等，决不擅入民宅，骚扰百姓；所吃的都是自己携带或定做的大饼、馒头，丝毫不去掳掠当地人民。

　　至于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称红枪会等组织为会匪，除了确有少数匪化红枪会之外，还另有原因。由于红枪会通过有效的抗匪斗争，认识到自己的力当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艰苦，平时难得吃到白面馒头。吃馍不嫌贵，即意味着得到不义之财。哩服呢，是当时高级的呢子面料；脚踏哩服呢，似指以哩服呢做成的布鞋。松三亏，指辫子；头带松三亏，似指大门会员都要打辫子。五六两句表现天门会员动辄打骂百姓的形象。最后四句反映会员经常要根据会首的旨意，到外地去打仗，扩张势力。

　　量，于是进而武装抗拒官军扰民，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成为当时自发的农民斗争的一种形式。显然，被官府称为“会匪”的这一类红枪会等组织，是不属于本书所叙述的内容的。

　　如果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各地红枪会、大刀会等迷信会门武装，除了上述种种活动外，还有许多方面的活动。例如，为北洋军阀各派系所利用、参与军阀混战，坚持封建迷信、反对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利用、袭扰甚至杀害八路军等；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农民协会、支持北伐战争，接受共产党领导、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税等。这些当然也不属于本书的内容，附带一笔是为了指出：对民国时期红枪会等组织须作具体分析，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要看到其多侧面性，防止以偏概全。但从总体上看，凡属农民自卫性质的红枪会等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对其抵抗土匪，和抗官府强征暴敛，均应作肯定为妥。

　　日本人制造匪祸谋乱中华

　　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因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插手、怂恿和支持，而更为猖獗，剿匪也更为困难。为着险恶的政治目的而竭力利用中国的匪患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人自愿进山当肉票前面叙及1924年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山东半岛时，日方曾指使当地著匪孙百万进行骚扰，企图阻挠山东归还中国。其实，民国时期，日本人利用土匪扰乱中国社会治安的情况，实在太多。为祸内蒙的匪徒，骚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其背后都有日本人在暗中活动。1923年8月上旬，山东陆军第七旅在平原县剿匪，也曾捕获过日本人。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在诱杀巨匪卢占魁及其骨干分子时，行刑过程中，忽然有人大叫：“我的日本人，在中国死了的不好！”此人一喊，又有数人响应。阚朝玺连忙下令暂停行刑，将此数人带近前来审问。他从这6个人的汉语发音和面庞容貌分析，认定确系“小鼻子”，只得命人将他们送往镇守使署，与日本官员会审，使这6人得免一死。

　　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并时时在中国制造内乱，以图趁火打劫，鼓动并以金钱、武器支持各地土匪，同时派出大量浪人和退伍军人来华参加股匪，造成中国中央政府无力、必须由列强实行共管的形势，或找到出兵中国的借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3年5月，孙美瑶临城劫车，架走了一批洋人，引起列强的抗议。然而这批洋票都是欧美人，并无一个日本国民。在公开场合下，日本毫不掩饰它的幸灾乐祸。它认为，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欧美列强采取了不适宜的态度，逼迫日本从山东退出，如今欧美人士在山东被绑架，岂非天意、报应？但私下里，日本却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因为没有它的国民被绑架，它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向中国挑衅，使它失去了一个重新夺回山东半岛的大好机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极其善于制造事端、寻找侵华借口的。这次，他们也同样采取手段，用以弥补遗憾、制造借口。

　　5月10日，进剿抱犊固的官军根据匪方提出的要求，退出了山区。各山口均由各县保卫团分工负责把守。当天傍晚，把守凤凰岭的峄县保卫团的队员们正警惕地注视着山里的动静，忽然在霭霭暮色中，看见有个骑毛驴的人，急颠颠地沿小路往山里直跑。队员们见此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便大声喝令：“站住！”不料那人一抖缰绳，小毛驴跑得更快了。众队员见状，不敢怠慢，遂一拥而上，将那人从毛驴上拉了下来，押送设在枣庄的山东督军田中玉的行辕中。

　　“你是干什么的？”军官们立即审问。

　　“俺的，进山的说票。”那人贼头贼脑、结结巴巴。

　　“说票就是通匪，你知不知道？”一名军官厉声问道。

　　“这个的，俺的不知道。”

　　听了这人的回答，军官们互相瞧了一眼——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一个军官脑子灵活，站起身把桌子一拍，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去说票？分明是给土匪送消息的。”他一挥手，命令部下，“拉下去崩了！”“不不，”那人急了，说话更显出破绽，“我的，不是送消息的！崩了，大大的不好！”

　　“你是日本人？”审讯军官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当时在山东的日本人很多，他们蹩脚的汉语，许多人都能听得出来。

　　“不是。”那人还在极力否认。

　　“那好，按通匪罪枪毙！”主审的军官严肃地宣布。

　　那人沉默了几秒钟，不再装腔作势，挺直了身子，傲慢他说：“我是日本人！”

　　田中玉本来一直认为劫车案中没有日本人被绑架，实属不幸中之大幸；此时忽然听说抓住了一个要进山的日本人，不由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社会上早已盛传，这次劫车案就是日本人策划的一个阴谋。那么，这个日本人是否就是策划者之一，此时进山向土匪面授机宜的呢？或者另有其他什么奥秘或阴谋？想到这里，田中玉连忙命令将日本人带来，却又不敢当罪犯看待，便摆下酒宴，请他用餐。

　　“这是有名的兰陵美酒，请多喝一些！”田中玉把手下一名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懂得日语、又能豪饮的军官找来，与那日本人对饮。二人一面灌酒，一面东扯西拉。

　　“先生为何此时要到山里去呢？山中是很危险的呀！”军官见那东洋人有了七八分醉意，说话也多了起来，便试探地问道。

　　“危险？我不怕，我要见孙美瑶。。”那人一仰脖子，又倒进了一杯酒。

　　“你认识孙美瑶？”

　　“不，孙的不好，绑了西洋人，没绑日本人，不好！我去。。”

　　“你去说票？”

　　“不不不！我去做人质，当日本肉票。。”

　　听到这里，田中玉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这次劫车案中虽无日本旅客，但日本政府却已在大造舆论，要求对中国铁路国际共管。如果这家伙主动投入匪巢，真的成了孙美瑶手中的肉票，那日本政府还不知该如何大肆渲染、叫嚣呢！说不定真能以营救人质为借口，派兵到山东来大闹一场！他立即召来几名亲信军官、幕僚商议对策。他认为，日本人这种做法委实卑鄙恶毒，但又不能将其公诸于世，否则，日本人或者倒打一耙，或者借题发挥，又不知会做出些什么文章来。然而，把这家伙放了，又太便宜了小日本。

　　“因此，我打算把这家伙秘密地给处置掉。”军人出身的田中玉头头是道地分析着，“我想日本方面即使找不到这个人，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它不敢公开张扬闹事，因为小日本无法向列强解释，为什么一个日本人要在这种时候跑到匪巢里去。”

　　两名亲兵走进客厅，来到那个酩酊大醉的日本人身边：“先生醉了，早点休息吧！”

　　那家伙口中流涎，依依呀呀地被架了出去，到了一个黑暗、偏僻的山边，“呯呯”两枪响过，一缕大和魂便悠悠地飘回到东洋国去了。

　　不料第二天（5月11日）的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竟又抓获一名日本人。这次，田中玉已胸有成竹，便以同一方式将此人处理掉。此后，大概日本有关方面发现偷鸡不着，已经蚀了两把米，不敢再派人进山，因此就再未发生这类情况。

　　田中玉也于10日当晚下令，严格封锁有关抓获日本人的消息，如有任何知情者泄露这一情况，格杀毋论。因此，云集枣庄的数百名记者无一人知道这桩劫车案中的一幕。在当时官方来往文书、政府档案中，也无一字提及此事。直到许多年之后，当时参与处理此事的知情人才将这宗日本人的阴谋披露出来。

　　临城劫车案解决后，日本方面觉得利用土匪劫持洋人、制造混乱，是造成列强对中国反感，进而对中国共管，使日本趁机渔利的极好途径，遂下功夫制订这方面的计划。这年6月下旬，驻大连的日军司令部召集在华的日本浪人樱井等人，秘密商议了四点具体措施，由日本浪人到各地勾结和支持中国土匪执行。其计划内容：一、绑架欧美各国在华的外交官员和商人；二、抢劫各国在华的传教士；三、抢劫各避暑胜地的外国官员、商人和旅游者；四、组织中国领海海务团，专门抢劫来往领海、领水的中外商船。

　　这一阴谋被北京政府内务部密探侦得，遂转知各省当局严加提防；后来又被新闻界人士获悉，巧妙地在报章上予以揭露，遭到中国和各国公正舆论的指责，日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日本帝国主义者贼心不死，仍暗中指使浪人为中国土匪提供武器，助长匪势。下面是1923年七八月间，在徐州查获的日人贩卖军火案。

　　七月下旬的一天，徐州镇守使署的侦缉队驻邮局密探发现，一个日本人给上海某街道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写道：“尚须大宗货，望备足，不日来取。”密探觉得大有可疑之处，遂进行跟踪监视，见此人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大金台旅馆，便向旅馆伙计查询此人情况。伙计说，此人名吉利，经常往来于徐州、上海之间。前次到上海仅一个星期，即又携大件沉重行李返回徐州，每日必外出活动。密探跟踪数日，未发现明显破绽，便向侦缉队蔺队长报告。7月31日，蔺队长接到旅馆帐房报告，说吉利已经结帐，准备明日返沪；便于第二天亲自带人到火车站检查。不料，吉利迟迟不见人影，直到火车将开前两分钟才到站验票。侦缉队上前检查行李时，吉利一面顽强反抗，一面窜上火车，竟被逃脱。

　　同住大金台旅馆的另一名日本人则被拿获。此人登记姓名为病国，自上海来徐州已居住多日，每天挟着一只沉重的皮包外出。8月2日，跟踪此人的密探发现他正在向人兜售手枪，当即把他抓住，并押往旅馆，搜查其住宿的房间，查出一大包手枪，遂连同罪证，一并解送镇守使署处理。

　　此外，这年8月中旬，在山东枣庄也曾捕获过向土匪出售武器的日本人。关东军参谋为老耗子说情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对土匪的收买和利用也更加变本加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行径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谴责。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公开进攻当时东北行政当局临时驻在地锦州，就指使土匪武装去打头阵。从1933年热河沦陷，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数年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华南各地，一直不断地利用土匪肇事。

　　1933年5月，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20多个县划为非武装区，规定这些地方的中国军队必须撤离，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为了给这一地区的中国行政当局制造麻烦，这年八九月问，日本收买并指使关外大批土匪入关，与滦东土匪合流，大肆骚扰地面。由于中国警察和地方保安队人数少、武器差，无法御匪、剿匪，致使匪势日益扩大。

　　这年9月，以老耗子（名张魁元）为首的数千名股匪攻占了抚宁县城，以戚文平为首的匪徒则占据了秦皇岛、留守营一带。各股土匪均号称“东亚同盟联合军”，组成4个军，下按师、旅、团、营进行编制，以戚文平为总司令。匪徒四出抢劫架票。榆关镇、台头营、留守营、马家峪、八里庄、北戴河、梁各庄、黄土关等地，悉被匪徒占据或窜扰。他们还收缴警察枪支，广泛招兵买马，准备进攻滦东首县昌黎以及迁安两县。四乡八镇难民达数万人之多，有的仓皇西逃，有的则因粮食被抢光，陷于饥饿之中，悲惨之状过于战乱。

　　日本方面在这次滦东匪祸中表演极为恶劣而且明目张胆。首先，根据《塘沽协定》，日本军队控制长城一线，但它却让关外上匪源源不断地从义院口、潘家口及北戴河海滨入关，增援滦东土匪。其次，为避免与散漫的土匪发生摩擦，驻守榆关的200名日军奉命于10月2日撤往塘沽，将该地全部让给土匪。第三，当中国地方保安队打击土匪时，驻长城一线的日军不许土匪后退，否则缴械。日军竟成为土匪的督战队，意在迫使匪徒作背水之战，与中国军队拼命搏斗。10月1日，日军铁甲车到北戴河巡视，为土匪张目壮胆。第四，9月底，中国河北省府增派1500名保安队开赴滦东剿匪，兵车数列先后驶抵滦州、唐山、芦台时，驻北宁铁路沿线的日军竟加以拦阻，借口保安队携有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不得进入非武装区，迫使兵车后退至北塘、芦台。

　　此外，日方还大力资助土匪武器弹药，帮助刺探中国保安队情报，为土匪征集粮袜。9月29日，日军曾押送7辆装载于弹的大车，接济榆关方面的土匪。因双方事先未曾接洽，土匪哨兵误以为是保安队偷袭，率先开枪射击，日本兵也开枪还击。气恼之下，车队转赴台头营，将子弹赠与占据该地的土匪。同日，日军还提供6万发步枪子弹和3万发盒子枪子弹，由土匪从秦皇岛转运到昌黎县城外匪队中，准备攻城。10月6日，一名日本军官带领4名士兵前往昌黎城内巡视；下午3时，又有日本飞机飞临昌黎县城上空侦察，这两个作法无疑是为土匪侦察昌黎县内外的设防情况的。八九两日，日本军官竟陪同匪首老耗子的参谋长宋有勤，接连进入昌黎县城，拜会滦东地区第二保安队队长窦希哲，打探虚实。更有甚者，10日早晨，驻秦皇岛的日本宪兵队长山谷和关东军参谋远藤到昌黎县城，分别会见了县长、商会会长和窦希哲，转达了土匪向该县征粮索款的要求，并表示希望县府和商会给以接济。由于增援的保安队兵车受阻，中国方面由北平军委会的朱式勤约请日本驻华武官柴山，先后在天津、山海关，与日本驻屯军司令中村、关东军高级参谋喜多诚一、旅团长铃木、平田等人接洽。日军坚持：第一、中国保安队入滦东不得超过1000人；第二、禁止携带重武器。中国方面表示，匪众过多，且占据县城，无重武器将无法应付。双方相持不下。中国方面再由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和负责华北地区外交事务的黄郛，在居仁堂宴请柴山、喜多等人，洽商滦东剿匪事。会见后，喜多表示要到沈阳、长春，向占据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但却迟迟不见回音。

　　在这一段时间里，日方极力鼓动滦东土匪进攻昌黎县城。但占据抚宁县城的匪徒经过多日的抢劫，欲望相对满足，部分股匪开始回窜关外。而占据秦皇岛的土匪则因各股人员庞杂，不易统一指挥，粮饷又十分紧缺，也久久未能行动。日本方面见土匪除烧杀抢劫之外，并不能完全按日方计划行事，难以成大气候，只得于10月11日复电中方，表示对中国保安队东进剿匪计划予以谅解。

　　保安队兵车于16日、18日分别开赴昌黎和秦皇岛，由张熙光担任剿匪总指挥，指挥部先设于秦皇岛，后随战事发展，又迁往昌黎。日本方面这时表示愿意协助中方剿匪，关东军负责把守长城各口，以防土匪逃往关外；天津驻屯军则在北宁路沿线助剿。匪徒见形势急转直下，慌了手脚。老耗子、胡玉田、胡玉成、宋子文、马晋卿、黄海宽等8名匪首遂联名具书，派专人赶赴北平，投递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门下。该书信内称，各股在“九·一八”之后，曾参加过东北义勇军抗日，失败后重新为匪。此次攻入抚宁县城，确有日本方面的支持和指使。各首领已深悔前非，愿意投诚，恳请当局收抚安排。于学忠对报界表示，不同意招抚之说。

　　保安队率先击溃了秦皇岛、留守营、北戴河等地的匪徒。戚文平率溃匪逃往抚宁，与盘踞县城的老耗子股会合，城内外土匪将近4000人。10月下旬初，保安队控制了抚宁县城外的四乡，城内粮草、燃料俱缺，匪势动摇。24日，匪首戚文平亲赴榆关，与日军守备队落河少佐会谈，得到日方允许，出关到了锦州，其所率股匪向保安队投降。随后，老耗子也到榆关会见关东军参谋远藤，请他出面向中方说情，远藤当即表示不成问题。远藤向中国方面建议收编该股土匪，以免生灵涂炭日久。于学忠得到报告后，指示说股匪投降可以，收编则不同意。他还令张熙光转告日方，对剿匪事宜勿横加干涉。日方恼羞成怒，指使土匪作困兽之斗。日本军队指导、帮助老耗子在抚宁城外的紫荆山构筑了上、中、下三道工事；并于27日调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到抚宁县城附近，意在干扰中方的剿匪行动；当天下午，日本士兵又协助上匪向保安队阵地发炮百余发。

　　剿匪总指挥张熙光为避免日军节外生枝，于27日晚前往榆关会见远藤，向他说明保安队将于第二天对土匪展开总攻击，请日军予以协助。远藤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当远藤送张熙光出门、看着他坐上吉普车时，突然听见抚宁方向传来炮声，远藤不禁奇怪地问：“怎么回事？”

　　张熙光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是28日1点零3分，我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沙若乌纳拉！”他微笑着一摆手，吉普车飞快地奔驰而去。

　　原来张熙光深知日、匪勾结的内幕，当他不得不向日方通报总攻日期时，又唯恐狡诈的远藤马上会通知土匪，使其有所准备，甚至日军会想出更为恶毒的办法来阻挠保安队的行动。因此，他在赴榆关之前，便给部队下了命令，不必等他返回，一过零点即开始行动。

　　此举果然奏效。28日凌晨1时左右，保安队总攻开始，至6时已占领紫荆山和抚宁县城南关，肃清了城外匪徒，遂构筑工事，准备再战。张熙光为避免城内大战，使百姓生命及民宅损失过大，一再派人入城劝告土匪缴械投降，保证其生命安全。于学忠甚至来电指示，土匪所缴武器，凡步枪一支给大洋30元，轻机枪给150元，迫击炮给200元。

　　正当保安队加紧劝降时，11月2日，前已逃赴锦州的匪言戚文平在日军的保护下，潜入抚宁县城，向老耗子等匪首转达日方意见。第二天凌晨3时，大股匪徒从南门突围，受到官军狙击，被迫退回。当天下午，日军参谋远藤便出面，代表土匪向张熙光表示愿意缴械投降。4日，老耗子派副官杨某出城，到保安队指挥部面见张总指挥，说明第二天早晨集合缴械，请保安队暂缓进攻。张熙光表示同意。当晚8时左右，南门外阵地上的官兵发现前方有大批人员拥来，遂喝问口令。对方答复说是城内百姓逃出，万勿开枪。保安队派人迎上前去验证，不料对方骤然开枪，并冲杀过来。双方短兵相接，枪声大作。土匪约600多人，均为极强悍的敢死队员；而官兵人数甚少，又是仓促应战，十分被动，幸得后方预备队及时赶到，才将土匪打回城内。

　　土匪之所以在三四两日均选择南门作为突围口，也是得到日方的帮助的。当保安队占领紫荆山和县城外围、构筑阵地之后，10月30日，日军驻榆关守备队以参观为名，派出100多名官兵分头到保安队各阵地去观察布防情况。他们了解到，保安队在抚宁县城的东门、北门外均各布有千余人，主要防止土匪突围向关外逃窜；而在西门、南门一共才安排了600名士兵，显然是个薄弱环节。城内土匪得到日方情报后，才选择南门作为突破口。

　　土匪乱哄哄退回城后，保安队乘势猛攻。当晚，保安队向城内开炮800余发，匪徒损失惨重。老耗子见大势已去，决定强行向北突围。此前，他早已派人给日军守备队送去3.5万元巨款，请求日军在匪队突围成功北逃时勿加阻拦，得到允诺。这时，土匪分成三队分批出城。第一批为部分精干匪徒保护着匪首眷属，第二批为老耗子等匪首及钱物粮草，第三批则为大队匪徒，这部分人的最后是一批身背装满银元口袋的匪徒，准备保安队追击时，沿途抛洒银元，以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土匪虽有死伤、溃散，但大部分逃到台头营一带，重新集结。保安队正在抚宁县城内外肃清残匪时，日军远藤参谋气势汹汹地来到总指挥部，对张熙光说，土匪已经逃跑，贵方前来增援的保安队应立即返回天津；他盛气凌人地指名要一队实力弱、人数少的保安队留守抚宁县城，“此事限贵方数日内给以满意答复！”张熙光据事实予以反驳，他指出，匪徒尚未逃远，目前又已集结，随时可能反扑，此时将精锐部队调开，显然是不合适的。保安队采取了有效的防范和追剿措施，匪徒反攻计划未能得逞，大部分便从花果山附近各口逃往关外，只有少数零星散股在关内各地游荡。

　　可疑的天津日租界

　　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华北各大城市唆使土匪行凶杀人，制造混乱。1934年4月25日凌晨将近1时，天津市内南市第一区值勤警察石立芳正在华界与日租界交界地段站岗，发现从日租界走过来两个人。石立芳喝问：“干嘛的？”二人答道：“老总，问个路。”一边说，一边来到石立芳身边，冷不防将他挟住推到日租界方面，同时夺去他的盒子枪，命令他面墙跪下。石立芳奋力反抗，被匪徒用枪柄击昏倒地。待醒来后，匪徒早无踪影，他赶往派出所报告。所长田久荣正准备亲自带人出去察访，电话铃响了。一名巡长在电话里报告，1点20分左右，日租界方面过来两名匪徒，夺去值班警察刘魁卿的盒子枪，并打死该警察。田所长感到事情严重，一面派警探立即出发巡缉，一面打电话向公安局报告。而公安局接到田所长电话后不久，又得到另一派出所的报告，说有匪徒向该所开枪，企图夺取武器未遂。

　　就在这一时间里，天津法租界的华人巡捕也被匪徒袭击。第一名巡捕被三名匪徒夺去手枪后，鸣笛追赶。第二名巡捕闻声赶来，迎面遇上匪徒，被子弹击中头部死去。第三名巡捕岗哨较远，赶赴途中见有三人过来，便举枪喝问。三人用日语回答“找人”，该巡捕不疑有他，便放他们过去。不料三名匪徒走过巡捕身边，猛地转身将其抱住，又夺走他的枪支。第四名巡捕也因上述同样方式失去了武器。匪徒作案后，即逃往日租界。

　　一夜之间接连发生几起匪案，作案匪徒均来自日租界，能操半生不熟的日语，事后又都逃往日租界，此可疑者一。华界、法租界的警捕均为匪徒袭击，甚至被打死，恰恰日租界无一警员受袭击，此可疑者二。夜静更深，枪响数次，均在日租界附近，却不见一个日方警员出现，此可疑者三。综合以上疑点，联系日本军警工作的高效率，可以认定，若无日方的默许和配合，匪徒决不可能干深夜如此自由地出入日租界，也不可能不破日方警察抓获。“大汉义军”和“华南军”

　　从1933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不仅指使汉奸大搞“华北自治运动”，还纠集伪军向各地进攻。在这些阴谋中，土匪都是被日方当作棋局上的卒子使用的。1933年日伪从热河进攻察东的多伦、康保、宝昌等县时，曾收买当地土匪李占元、老儿子、老大王、杨老八等股，到处烧杀。1935年上半年，日伪再次进犯察东，仍旧利用当地上匪助架为虐。下半年，在冀北长城各口附近分股滋扰的张龙武、老耗子、刘黑七等匪徒，也是受到日军的支持的。

　　1936年，蒙奸德王在日人导演下，成立了伪蒙自治政府，以胡匪出身的李守信为伪军头目，进攻绥远。为配合伪蒙军的攻势，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等人指使内蒙地区巨匪王英收罗土匪武装，资助以大量金钱、武器。1937年四五月间，王英、张万庆等股匪纠集3000多人在热河集中，刘黑七纠集旧部1700多人在丰宁集中。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指示，将匪徒编为“大汉义军”共五个旅，进犯绥远。关东军司令植田甚至急不可待地亲自跑到察北，叫嚣要尽多地招募土匪充当伪军。

　　在华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利用土匪制造事端，并企图分裂中国。

　　1934年，日本浪人在福建勾结漳州地区土匪杜起云，密谋在福建沿海建立所谓“华南国”。驻闽的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奉命剿匪，擒杀杜起云，收编了匪众，使“华南国”阴谋彻底失败。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又策动各地被收编的土匪叛变，以制造混乱。不久，被收编的匪首吴赐果然率所部千余人叛变，公开打出“华南军”的旗号，分散在闽南山区的华安、长泰、龙溪等县烧杀抢掠。

　　另一名活动在漳州地区的著匪黄国泰，与台湾的日本特务相勾结，受日方操纵，横行于漳浦、海澄、漳州、厦门各沿海码头。1936年，黄国泰派匪徒康在德、甘剑武等人在厦门局口街的台湾洋行内设置联络机关，向来往于漳州、厦门之间的船只勒索“旗仔费”。这年冬季，福建军警配合，大举剿匪，迫使黄国泰股匪退往漳浦一隅，但对设于洋行内的土匪机关却未能搜获，因匪徒事先得到日方情报早已逃走。1937年3月初，甘剑武再次到厦门设点，终于被军警抓获；而康在德则躲在鼓浪屿的外国租界内，指挥匪徒在海澄、青屿、海门等地抢劫绑架海上渔船和陆上居民。他们指示苦主通过在厦门的台湾洋行或台籍居民牵线说票；而这些洋行或台民大多又是日本派驻中国大陆的特务机构和成员。

　　抗日战争中，日军更是大量收编中国土匪，或编为伪军，或委以“忠义救国军”、“和平救国军”、“游击队”等名目，用来进攻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屠杀中国人民。例如，1939年秋，黄国泰和张逸舟等匪首就曾受日军指使，在福建组织“和平救国军”，策动当地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转而投日。山东巨匪刘黑七于抗战爆发后，从华北返回山东，也被日军收编，为害当地。

　　即”保险费”、“纳金”之类。

　　米洛里饭店案

　　民国年间，在中国制造匪祸，因匪得利的，当然并不仅仅是日本人，其他国籍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就曾支持过蒙匪，骚扰内蒙地区。然而十月革命之后，出于政治目的、为侵华战略服务而利用中国土匪的，可以说主要就是日本。

　　一些来自欧美各国的洋人出于牟利动机，也向中国土匪提供武器、弹药。这些人大多是他们本国社会中的渣滓：唯利是图的奸商、在逃的犯人、作奸犯科者、黑社会成员。。他们来到中国后，多以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对外开埠的城市以及香港等地为基地，建立起从欧美到远东的私运武器的网络。有时他们亲自出马，深入士匪猖撅的地区兜售，有时则通过中国的奸商、无赖、流氓转手。通过这批歹徒，中国的土匪不仅获得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在当时尚属先进的枪械，增加了祸害百姓、对抗官军的能力。

　　1923年3月间，徐州市镇平街正在营造一座饭店，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几个洋人到场指点，其中一个就是斥资建造饭店的意大利人米洛里。两个月后，这座有十余间客房的饭店落成，内部布置得极其清洁、漂亮，门口的招牌上说明“本店提供旅客食宿”。米洛里及其助手、俄国人克里姆·别施金前往徐州警察局，请求立案领照。警方认为，徐州井非对外开放的口岸，外人不能在此经营工商业，警察局不能为之立案并提供保护，因此限令米洛里等人在一周内离开徐州。

　　米洛里便带上礼品，专门拜会了警察局长杨以敬，说明有诸多困难，务求宽限一段时间。杨以敬收下礼物后，答复说：“米洛里先生有困难，可以宽延三周，但届时务望离去，否则上司怪罪下来，彼此多有不便。”

　　米洛里满口答应，但回去后，他根本不做撤离的打算，竟堂而皇之地开张营业起来。饭店雇用了中国厨师和侍役，主要由米洛里的妻子经营，米洛里则经常不在，据说多住上海，时来时往。

　　7月上旬，在一次酒席上，铜山县某乡绅士与徐州镇守使署的一名军官正好坐在一道，谈及今年春夏以来山东、徐州匪祸情况。该绅士说：“我乡土匪也是十分猖獗，我曾打算买支新式手枪自卫，可惜价钱太贵，没有买成。”军官随口问道：“手枪能随便买到吗？”

　　“能，只要有钱。”乡绅悄悄地说道，“镇平街有个洋人叫米洛里，他那里就有枪卖。前次，我辗转托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米洛里约我见面，打开皮箱，里面有20支大大小小手枪，任我选。”

　　这下，军官倒警觉起来了，他不动声色地追问：“有子弹吗？”

　　“有。米洛里说要多少有多少。一支手枪，他索这个数。”

　　乡绅伸出4个指头。

　　“400？那是贵了点！”军官说。

　　“太贵，我没买。”

　　酒席吃完，军官立即返回镇守使署，向陈调元报告这一情况。陈大个子听罢，马上联想到，最近汤山县驻军来过几次报告，说有几名外国人常拎着皮箱在各乡乱窜；因为是洋人，地方和军队怕惹麻烦，都不愿过问。“这批家伙大概就是贩卖军火的。怪不得土匪总能买到子弹，原来有个大老板坐在徐州。”想到这里，他马上发电向江苏督军齐燮元询问，省里是否知道米洛里其人，此人有何背景，此事当如何处置，齐燮元复电指示立即派兵协同当地警察查抄米洛里饭店。陈调元一面派人前往饭店，一面通知砀山县驻军对洋人严加检查。

　　军警们在米洛里饭店内上下搜查，终于在别施金房间的地板下，搜出几支手枪和千余发子弹，遂将米洛里夫妇和别施金三人分别羁押在饭店内。据饭店中国侍役交代，三天前刚从这里运走大批枪弹，听说两三天后又要有大批进货，今天恰巧是缺货之时。

　　警察局长杨以敬见此事闹大，不敢再麻痹怠慢，派了一名警官带着8名巡警驻守饭店，监视米洛里等人。米洛里身强力壮，具有典型的意大利人气质，十分冲动，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加上本来品质恶劣，此时他多次要强行外出，几名警察被弄得困苦不堪。陈调元得知后，派了一名排长带一排士兵协助监守。不料，这更激怒了米洛里。一次，他摆出一副拳击手的姿势，把那排长击倒在地，嘴里还数着：“一二三四。。”，待排长刚刚爬起，他又挥拳将对方击倒。可叹那排长平素对士兵、对百姓横眉竖眼，此刻面对一个违犯了中国法律的洋人的老拳，竟不敢反击。还有一次，米洛里从酒柜里取出两瓶白兰地，独自狂饮，喝得酩酊大醉，突然抓起水果刀去刺守兵，幸好醉后手软无力，被众人夺下。镇守使署派去的冯翻译一再用英语劝慰米洛里，说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将和意大利方面一道会审，不会委屈他的。米洛里却对他大声咆哮：“滚开，你这只中国猪！”有时，他平静时又会得意洋洋地向军警们炫耀：“我到徐州几个月，已经卖掉大批武器，得了一大笔收入。。”

　　再说砀山驻军接到陈调元命令后，加紧对洋人的注意，果然在乡间发现一个自称是罗马尼亚人的纳哈洛夫。检查时，士兵发现他的皮箱里装有3支手枪和800发子弹。纳哈洛夫一见败露，当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试图武力拒捕，被几名士兵揿住，夺下武器。纳哈洛夫野性大发，接连将几名士兵摔倒在地，但终未能逃脱。经审问，纳哈洛夫来往徐州，都投宿于米洛里饭店，显系同伙。

　　20日，驻砀山火车站的士兵在检查登车旅客时，也发现一名持往徐州车票的麻脸洋人，便要他将所携皮箱交付检查。这时火车将开，此洋人连声抗议，说误了火车要找士兵算帐。士兵未加理睬，打开皮箱，果然有手枪10支，正准备动手逮捕，一抬头，才发现那人已乘士兵不备上了火车。士兵追赶过去时，车已开动，只好打电话通知徐州方面。徐州军警在火车站见到下车的麻面洋人，即派人跟踪，见他径往米洛里饭店投宿，遂将其扣留，并打电话通知砀山车站的几名士兵立即搭车来徐州。经这几名士兵指认，证实此人正是砀山逃犯，但这名洋人始终拒绝提供其姓名和国籍。

　　至此，米洛里饭店贩卖军火案已捕获米洛里夫妇、别施金、纳哈洛夫及其女儿、麻面洋人等6名人犯。陈调元命令士兵将他们押送南京，交江苏督军处理。

　　共产党剿灭匪患造福人民

　　中国共产党以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解放全中国人民为己任。附生于剥削制度的社会肿瘤——土匪，自然也属于根除的对象。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消灭反动军队的同时，也对土匪进行了打击和剿灭，以求彻底解脱人民的苦难。东进纵队消灭刘磨头早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地农民协会就给予土匪以极大的打击。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协会办了14件大事，其中就有“清匪”一项。他写道：“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的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哪怕从前是土匪很多的地方”。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农会会员遍地皆是，又有武装，土匪无处藏身，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

　　抗日战争中，1938年初，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组成东进抗日游击纵队，从太行山进军冀南。当时冀南因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逃跑、伪政权建立，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各县土匪、会道门、溃兵，纷纷打着“抗日”的旗号组织武装，蜂拥而起。他们到处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还相互火并，大打出手，百姓苦不堪言。

　　当东进纵队进至巨鹿、任县地面时，曾遭遇当地巨匪刘磨头。刘磨头手下有匪徒3000人，以任县东北的环水村为巢穴。该村四面环水，水深三四尺，水面又宽，易守难攻。刘磨头盘踞此地20多年，抗战前巨鹿、任县的保安团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都先后攻剿过该村，均未能取胜。1938年4月初，东进纵队先以机枪封锁环水村水面，防止匪徒乘船逃跑；又以一排突击队在一个投诚匪目的带领下，借清晨大雾的掩护，乘船进村。登岸后，突击队消灭了匪哨，后续部队立即跟进，包围了匪徒，经过激战和喊话瓦解，全歼该村匪徒。与此同时，其他部队也消灭了刘磨头驻外村的匪徒。

　　由于东进纵队打击和消灭了冀南各县多股顽固与人民为敌、勾结日伪破坏抗战的匪徒。冀南地区社会治安因之大为好转，使八路军冀南抗日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1939年，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在《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一文中，曾专门谈过土匪问题。针对当时江南各地土匪如毛的现象，他主张，对那些有计划地捣乱抗战后方的以及摇身一变成为汉奸的土匪头子要严厉镇压。当新四军在苏北东进到黄海之滨的南通、如皋、启东、海门、东台、大丰一带时，苏北沿海从长江口到连云港各股土匪、海匪山头林立。他们白天在海上、夜晚到陆地，恣意抢劫、派大户、奸淫妇女；有的更投靠日伪顽，破坏抗日。由于土匪、海匪神出鬼没，捉摸不定，极难剿灭，因此当地百姓说是“捉不完的虱子，剿不完的匪”。

　　新四军苏中军区四分区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对各股土匪、海匪武装进行调查了解，采取不同策略，消灭和瓦解了各股匪徒，保卫了苏北沿海各县的农、渔、航诸业，也保卫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杨子荣智擒座山雕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了东北广大地区。国民党因部队尚未空运过来，为夺取地盘，便收编、利用土匪在东北民主联军后方进行破坏和骚扰，老百姓称为“中央胡子”。当时东北土匪在人数上、在活动地域上，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据估计在1O万人左右。其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国民党派遣特务人员来收编原伪满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组成地下军、先遣军、挺进军、光复军、民众救国军等。例如曾被国民党任命为“黑哈北专员”的曹兴武，本系流氓土匪，“九·一八”之后投靠日军。东北光复后，他写信给国民党军委会东北行营，说：“北满有十余万伪军，数万土匪流氓，。。均有相当武器，愿受政府改编。。兴武因此振臂疾呼。。着手收编事务。”国民党有关方面大喜，立即任命他当上了所谓“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

　　二是民主联军在东北也曾收编过一些伪满军队，但其中一部分或受国民党策反，转而投靠国民党；或不耐共产党的严明纪律，钻入深山老林。这两种叛军的结局都是胡匪。

　　三是东北原来的土匪，虽经北洋、国民党、日伪的历年围剿，始终未曾消灭干净。例如，在辽宁省阜新、北票之间的莲花山一带盘踞着以梁省三为首的土匪，人称“老梁队”，凶悍残忍，危害地方达数十年之久。

　　上述几种来源的土匪，大多与国民党有关系，有的完全受其特务控制，有的则接受其委任，保持相对独立。他们公开进攻、袭击人民军队，破坏地方民主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杀害干部群众，劫夺火车、破坏交通，烧杀奸淫，制造东北解放区后方的混乱，以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进攻。这一切给东北解放区军、政、民都带来极大危害。

　　1946年下半年，匪首刘山东制造的“凤翔事件”即是一例。刘山东，本名刘光才，原籍山东，说一口山东话，故人呼刘山东。他原为黑龙江省惯匪，后为伪满招抚，当上了团长。日本投降后，他乘机扩充队伍，发展到500多人，被国民党委任为先遣军第一军第九旅旅长。1946年10月，刘山东股匪扬言要摧毁凤翔县（今黑龙江省萝北县）人民政权。当时凤翔县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个骑兵连和县府武装共200多人，都加强了戒备。狡诈的刘山东故意带队伍从县城外三四里处经过，造成前往农村抢劫的假象，麻痹了城内守军。第二天凌晨，股匪突然袭击县城。守军猝不及防，被匪攻入，两个骑兵连损失殆尽，县长和独立团政治部主任遇害。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下决心剿灭土匪，把它作为巩固东北根据地的一件大事来抓。各省委和军区采取了“镇压和瓦解相结合”的方式，对匪首、惯匪、叛徒、特务严厉镇压；对一般附匪的农民则教育释放；对放了不放心、杀了不够条件的，则监禁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2月到1947年初的一年多时间内，民主联军剿匪作战1303次，毙匪12539名，伤匪18568名，俘匪36601名，降匪11782名，共计近8万人。仅黑龙江省（当时分为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等省）就击毙或抓获被国民党委任为旅长以上的匪首32人。其中有小说《林海雪原》中所写的座山雕——国民党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乐山。他是被牡丹江军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深入匪巢而擒获的。

　　“谢文东，我来捉你了！”

　　下面介绍一下活捉大匪首谢文东的经过。此人是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人，“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当地第五保保董。1933年，日本向依兰县大批移民，侵害当地中国居民利益；他们还强行收缴民间枪支，激起土龙山人民的武装暴动。谢文东被推举为民众救国军总司令。暴动失败后，谢率部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936年担任抗联第八军军长。1939年3月，谢文东投降日军。在长春（伪满时叫“新京”），他跪在日军的“忠灵碑”前忏悔认罪，还被拍成电影，广为宣传。他还带领日军搜捕抗联战士及其家属，迫害中国劳工。日本投降后，他重新拉起队伍当上土匪，肆虐于合江省的刁翎地区。1945年11月，他曾被东北民主联军收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但旋即叛变，投靠国民党，被先后任命为合江省保安军第二集团支队中将司令官、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军长、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成为这一带第一号“中央胡子”。

　　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到达刁翎地区时，打惯了正规战的红军根本不把这批山林土匪放在眼里，丝毫不相信老百姓关于胡匪如何难以消灭的说法。红军一名副司令带兵进山剿匪，两眼一抹黑，只有挨打的份儿，那名副司令也中弹牺牲。损兵折将的苏军恼怒之极，调来大炮对深山老林一阵猛轰，却如高射炮打蚊子，连土匪的毫毛也未伤到。

　　苏军撤走后，东北民主联军曾两次围剿刁翎地区的谢文东及其他各股土匪。第一次，民主联军获知国民党正在拉拢、收编胡匪的详情，派人伪装国民党特务，与胡匪联系，通知某日将有飞机载某要人来给匪首们颁发委任状，要求匪徒届时在空地集中听训；打算一举全歼胡匪，却不料匪徒狡诈小心，不仅提防共产党，同时也警惕国民党。他们虽然相信了颁状训话之说，但在集合时，却胁裹了许多平民百姓在场。当民主联军战士驾驶着缴获的日本飞机飞临现场时，才发现根本无法下手，只得作罢。

　　第二次，民主联军探得胡匪动向后，调动了坦克、装甲车为前导，几支部队分进合击，两天之内歼匪数千人，许多被胁从的匪徒纷纷投降。谢文东等匪首率残匪西逃，至尚志县一面坡一带。1946年冬，在牡丹江部队的追剿下，他又窜回蚂蚁河以东、牡丹江以西的莲花泡，数百人躲在山林中，不时外出劫掠一番。谢文东仗着人地熟悉，根本不把民主联军的剿匪当作一回事。他每到一地，不是用拐杖敲着地面说，这座山是我们的，我某年某月来过；就是用拐杖指点山林说，那片地方有我们的秘密营地。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俨然他就是山林之王。有时他慢条斯理地对匪徒们说：“吾人谢文东，从戎十二年，土龙山起事后，皇军精锐数百人进山追剿，路途不熟，迷失方向，冻死深山，无一生还。今日之共军，区区无几，粮缺弹少，又能奈我谢某何！”有时，他又供上随身携带的小铜佛，打上一卦，然后向喽罗们宣布：“运气不错，咱们马上可以过牡丹江，到刁翎，吃香的喝辣的了。”

　　民主联军合江省军区决定把谢文东股匪消灭在牡丹江西，部队封锁了南起夹皮沟，北至黑瞎子窖沟，东起牡丹江，西至老爷岭的一块长方形地域，内部分成若干块，再派兵分区搜山。由于人地两生，部队开始遇到许多困难，有时见到土匪，待冲上去时，土匪马上分散藏匿在附近，而战士们却向远处追去。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部队找到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他们根据脚印、马粪、飞鸟叫唤和夜间的火光等痕迹现象，找到土匪的营地，把土匪击溃后，随即焚毁匪徒的秘密巢穴、粮食和盐。由于长期在深山搜索，天气又极寒冷，部队吃和住都非常艰苦，但为了剿匪，官兵斗志十分旺盛。

　　而谢文东股匪的日子则更不好过，缺粮、缺盐的生活，迫使他们吃马肉，因不敢生火，有时就吃冷的。许多匪徒生病、腹泻，浑身无力。一个个手、脸被烟熏得乌黑，胡须、头发老长，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们东窜西窜，就像笼中之兽，到处挨打碰壁，于是人心开始涣散。

　　这时，民主联军加强了政治攻势，除以标语宣传外，还派投诚的土匪进山劝说。一天夜间，两名猎人受部队委派进山，直接找到了谢文东一股，乘便向匪徒宣传民主联军的威力和政策。这一夜，土匪便络绎不绝地前往部队驻地缴械投降，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给顿饭吃，吃饱了，要杀就杀吧！”许多匪徒吃得太多，撑得说不出话来，有的真的成了饱死鬼。一夜过去，谢文东身边只剩下了五名匪徒。他逃到一座山上，躺在雪地上大口喘气，还给那几人打气：“胜败兵家常事，我们在江东还有不少弟兄，只要国军一到，合江还是我们的！”

　　这时，他的马弁汤二虎突然提着枪走过来，气呼呼地问：“军长，你投降不投降？我要投降了！”谢文东一看这架势，马上装出可怜相说：“好，二虎，你先去投降，办个手续，明天拉匹马来接我。”第二天，汤二虎带着剿匪部队上山去找，谢文东带着他的儿子和两三个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部队分析，谢文东已成光杆司令，必然伺机过牡丹江，重返老巢，以图再起；便派人化装老百姓，在牡丹江封江较早的一段江面附近的山里搜索。当十几名指战员搜索到一个名叫四方台的山头时，发现山凹里一个小山神庙前，跪着一个人，旁边还站着两三个人。指战员们悄悄靠过去，只听那人念叨着：“神灵保佑我父子平安，摆脱苦难。。”副连长李玉清见那人是个秃顶大胖子，正是首长介绍的谢文东模样，便持枪冲上去，大喝一声：“谢文东，我来捉你了！”

　　谢文东被俘后，关在部队的骑兵团团部。半夜时分，他突然说要大便，企图乘黑夜滚下沟坎，钻入山林逃跑。值班军官识破他的诡计，要他就在屋内大便，他这才知道彻底无望了。1946年12月，这个大匪首被押到他作恶最多的勃利县枪决。

　　杨永清扮新娘，难逃法网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全国各地区以后，随即开始了剿匪斗争，重点是被国民党收编的政治土匪。在西北地区，解放军在茫茫的腾格里沙漠中，在天山南北牧区草场上，在博斯腾湖蚊蚋丛生的苇子丛里，追剿土匪。在东南地区，解放军在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在起伏连绵的丘陵山地间，在河网密布的平原水乡里，追剿土匪。在中南、西南地区，解放军在莽亘逶迤的大山间，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在充满瘴气蛇虫的热带雨林里，追剿土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相继剿灭、肃清了各地土匪，根除了千百年来任何政权都无法消灭的匪患。

　　1949年春，当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南方各省进军时，国民党加紧收买各地土匪，尤其是中南、西南地区的土匪，企图以湘西为屏障，把大西南建成反共基地和日后反攻据点。为此，他们派了许多特务到湘西各县，拉拢各股土匪合作。其中就有《湘西剿匪记》中女特务原型、国民党保密局湘西站的黄玉姣。

　　这年7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又亲赴芷江，召集各股匪首，为他们打气，企图把解放军挡在湖南。8月初，长沙起义后，解放军分两路向西南挺进。被国民党任命为湘西纵队司令兼芷江警备司令的匪首杨永清气急败坏，下令部下抓紧筹款搞枪，以对付共军。他们一面在解放军前进的道路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另一方面在已解放的广大农村烧杀奸淫，杀害农会干部和会员，前后共抢走耕牛五六千头。

　　解放军占领芷江县城后，杨永清和黄玉姣还企图反扑，并联络其他各股土匪与解放军决战。1950年春，解放军四个团在麻阳地区包围了杨永清为首的大股土匪，经过激烈战斗，毙、伤、俘匪600多人，包括一大批土匪头目。但杨永清等一些重要匪首却漏了网。为了彻底消除匪患再起的可能，解放军和当地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不但抓住了一些残匪，最后也抓住了杨永清、黄玉姣和姚大榜。

　　杨永清和他的干女儿黄玉姣在荒山古墓的坑穴里躲了几天，最后分别化装成新娘和媒婆企图蒙混过关，被解放军抓获。姚大榜则伪装赶场的农民打算逃到贵州，也被识破。湘西地区其他匪首在解放军和民兵的围剿下，无一逃脱：师兴周躲到粪坑里逃命，被臭哄哄地揪了出来；张大治在深山逃亡近三个月，部下死的死，俘的俘，降的降，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被一个小孩告发，在逃跑时被击毙；《乌龙山剿匪记》中“钻山豹”的原型、灵鸡公彭玉清先已投降，后又流窜，终于成为俘虏；“苗王”龙云飞被搜索土匪的军民乱枪打死。。在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从1950年初到1951年8月的20个月间，人民解放军共进行大小剿匪战斗4200多次，毙、伤、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1.44万名，匪徒26.37万名，共计约27.8万名。

　　黔东石阡、岑巩、江口一带的匪首吴河清，当初贵州军阀和国民党都对他无奈，只得加以收编，使这名惯匪先后当上石阡县区长、保卫团大队长、国民党军队团长、旅长、县参议员、国大代表。国民党逃跑前夕，为利用土匪反共，又任命吴河清担任石阡县县长。吴河清拥有3000人的基本武装力量，其中“突击队”各乡皆有，每队四五十人，头目均为惯匪，枪法极好，深得吴之信任；乡兵也分在各乡，平时务农，战时打仗。他还与四乡股匪联络，统一指挥；更利用控制的政权，操纵当地经济，加强自己的实力。

　　贵州解放后，吴匪一面指使该县抗粮抗税，一面指挥各乡小股土匪袭击人民政权。1950年五六月间，他赤膊上阵，先后在石阡、岑巩、江口、思南等县攻城略地，扬言：“只剩我吴河清一人，也要和共产党周旋20年！”8月中旬，他得知解放军前来进剿，便将部下分散到边远山区，各自为战。贵州军区东集团剿匪指挥部研究分析了匪徒活动规律，很快占领吴匪巢穴，并紧追不舍。剿匪部队连续14昼夜，在方圆五六十里的大山间，往返奔波达两千里路程。指战员个个眼睛熬得通红，腿都迈不开步，有的战士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就在这样疲惫的情况下，指战员在深山树丛中，一尺一寸地搜索，终于将吴河清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捉住。

　　除了解放军剿匪外，各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也积极投入剿匪、清匪斗争。黑龙江省拉林附近八家子山区有一股土匪，极为狡猾凶恶，经常派人刺探部队动向，若无部队驻扎，便四出为祸。1946年7月26日，该股匪首王明德纠集600余人窜至王家岗，用机枪、掷弹筒、马步枪进攻该屯。王家岗人民自卫队凭十几支土、洋枪顽强抵抗，全屯百姓运送子弹、火药，担水灭火。最后，土匪头目金山和机枪手等20余人被击毙、击伤，匪徒狼狈逃走。

　　贵州晴隆县民兵第二大队先后参加剿匪战斗70余次，歼匪400余人。1950年4月底，匪首丁化三、岑尧章率匪徒千余人，企图强渡河塘渡口，窜扰晴隆县。民兵在河对岸扼守阵地，击毙匪徒数十人。土匪退往郎岱毛口街，抢走当地群众大批耕牛马匹。民兵又迅速渡河对匪突袭，匪徒仓皇逃命，丢下的牲口均由民兵交还群众。

　　1950年12月，贵州麻江县土匪司令周子云窜到该县碧波乡，企图破坏土改试点工作。一天，一名匪徒闯入农民家中索米，该户主妇一面做饭招待，稳住土匪，一面支派孩子向土改工作队报告，活捉了这名匪徒。根据这名匪徒的交代，部队、民兵相配合，包围了周子云藏身的山洞。周匪无路可逃，自杀身亡，余匪全部缴械投降。

　　石云湘三次投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剿匪斗争中，共产党、解放军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顽匪，减少阻力，也充分注意到对土匪的政治瓦解，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湘西辰溪县长田湾有一匪首石云湘，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师长，因不容于嫡系而退职回家，遂拉起人马，称霸一方。解放军南下时，国民党又委任他为暂二军副军长兼暂七师师长。解放军进入湘西后，他虽拥有6000人众，却放出风说：“不与解放军为敌。”解放军所到之处，他的队伍即往后退。鉴于石云湘这种态度，湘西剿匪部队决定展开政治攻势，写信劝他投降。石云湘经过犹疑之后，表示同意，但最后仅交出部分枪支，而人员则尽被他遣散。不久，湘西解放军主力奉命进军四川，只留下少数部队。于是，前段时间被打得东逃西散的股匪又重新活跃起来。石云湘也认为有机可乘，便竖起叛旗，重新为匪。

　　1950年1月，解放军主力返回湘西，再次大规模剿匪。石云湘也被包围，在百般无奈下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但他抱怨共产党未给他相当的地位和权力，遂在残部的劝说下再次逃上山。这时解放军的剿匪正如火如茶展开，石云湘刚上山，就遇上搜索部队，枪声一响，附近解放军马上将这股土匪包围。石云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第三次举手投降。他的全部人马也就此彻底垮台。

　　石云湘深感于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便以亲身经验写信给山上一些尚在观望、犹疑的匪首，劝告他们尽快缴械投降。这种现身说法收到相当的成效，减少了剿匪部队的压力和牺牲。正因为共产党、解放军这种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办法，才使得湘西600年匪患、10万多匪徒，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基本肃清。

　　编者的话

　　读者从影视片、文学作品及报端已经对民国时期土匪横行无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这仅是那时土匪活动的一鳞半爪，远不是全部或大部。

　　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内地“山大王”，以及由外蒙窜至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以封建王公贵族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民国匪祸的怵目惊心，可以从以下六点加以概括说明：一、土匪的活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二、土匪的活动遍及各个省区，各大江河湖海。

　　三、不但深山老林、偏僻乡村有土匪出没其间，而且繁华如上海之大城市，居民也因土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而一日数惊。

　　四、有的大股土匪拥有匪徒数万，横行好几省，官府往往奈何不得。有时官府、官军害怕土匪，竞至于如老鼠之害怕猫。

　　五、一些军政官员和警察等跟土匪勾结一起，猫鼠同穴，竟至官匪、军匪、警匪不分。

　　六、一些人把当土匪、受“招安”视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土匪出身的人跻上高位的，莫过于张作霖，他自封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一度以“元首”自居。由土匪一变而为师长、旅长而匪性不稍改变的，更是不计其数。

　　从以上的概括说明中，读者多少可以窥见民国匪祸之所以成为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的原因。这里再略作分析。大体说来，其时土匪势力日炽，土匪问题有如民国机体上的毒瘤，迅速膨胀，不可遏阻，原因有五：其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大批制造无业游民、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各色人等，为土匪提供了来源；其二，军阀混战，争相利用、扶植土匪，战争中的溃兵又往往转而为匪，于是土匪势力随之膨胀；其三，官府被迫招抚匪首，授以官位、军职，这对其余土匪有莫大吸引力，刺激了土匪的孳生；其四，匪通官，官通匪，兵即匪，匪即兵，这种情况，民国时屡见不鲜，不仅使剿灭土匪成为空话，而且使土匪有恃无恐；其五，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利用土匪骚扰中国社会，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并把土匪作为侵略中国的别动队，这也是民国匪势不可遏制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府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真正的土匪不去痛剿、剿灭，却反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匪”，倾其全力，一“剿”再“剿”。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闯入国门、大敌当前之时，仍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其罪恶勾当，与人民为敌。正是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匪”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推倒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剥削制度，并将危害人民的匪患一举剿灭。

　　今人读一读《民国匪祸录》，了解民国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对土匪横行无忌、为害社会、残害人民，有深刻了解，这显然是无害而有益的。

创建时间：20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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