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录注 元 耶律楚材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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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录注 （元）耶律楚材 撰 （清）李文田 注
中书令国初时扈从西征，行五六万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游录》述其事，人所罕见，因节略于此。
公戊寅春三月，
元太祖十三年也。
出云中，
《湛然居士集》有《过云中赠李尚书诗》。
抵天山，
《汉书·西域传》：“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晋灼《武帝纪注》曰：“天山近蒲类国，去长安八千余里。”师古曰：“天山即祁连山。”祁太史韵士《西陲要略》曰：“哈密之山，即天山。山之北三百余里为巴里坤，柳谷水在城东北，源出天山，藉资灌田焉。”
涉大碛，
宋程大昌《北边备对》曰：“大漠，言沙碛广莫，望之漠漠然。汉以后史家变称为碛。碛者，沙积也。其义一也。”《大唐西域记》：“龟兹西行六百里，经小碛，至跋禄伽国。”
逾沙漠，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云：“安西州，旧名大湾，后复设安西府，今改为州。出北门五里许，过一涸河，即入沙碛。土人呼为戈壁，即古瀚海也。地以沙石为骨，如熔炼而成肤。”
达行在所。
此指元太祖和林之行在，邱处机《西游记》所云“皇帝旧兀里多”者也。《西游记》：“辛巳六月廿八日，泊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又称为乃满国兀里朵，盖太祖灭乃蛮后，即置行在于此，以便西伐也。
明年，
己卯年也，是为元太祖十四年。
大举西伐，道过金山。
《北边备对》曰：“金山，隋唐间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阳。”案：《湛然居士集》卷一有《过金山用人韵诗》。《西域释地》云：“乌鲁木齐博克达山，三峰峭拔入云，山腰有潭，周十余里，土人称海子。山南有俗所呼七个达坂者，即此。”按：《唐书》西州交河县，北行经柳谷，度金沙岭，至北庭都护城。又按：杜甫诗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龙泉馆，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度台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今乌鲁木齐为唐北庭都护故治，土鲁番为西州古治，以相距道里考之，此“达坂”即所谓金沙岭。今岭畔有陟坡，沙子细碎，滑马足，“金沙”、“台沙”之名当以此。《皇舆西域图志》云：“按今阿勒坦为古金山，《唐书》称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裴罗西超金山者，是也。”
时方盛夏，雪凝冰积，斫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金刘祁《北使记》：“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祁韵士《西陲要略》云：“新疆诸水，分流异趋，南路之水皆东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喀尔之乌兰乌苏、叶尔羌之玉河、和阗之哈喇哈什、玉陇哈什二河，乌什之瑚什奇、阿克苏之浑巴什、库车之渭干、喀喇沙尔之开都，悉东会于土鲁番之罗卜淖尔。凡南北山积雪融化之水，皆入之。湓沦渟蓄，伏流地中，即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犁诸河多西流，塔尔巴哈台之额尔齐斯诸河多东流，乌鲁木齐之玛纳斯河多北流，或归入淖尔，或流经苇湖，或伏入沙碛，以及雪融会合之水甚多。”
其南有回鹘城，
《元吏·西北地附录》曰：“畏兀儿地。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儿四处站及交钞库。”《明世法录》曰：“火州，元号畏兀儿。东七十里，距柳陈城西百里，为土鲁番，即古高昌国治。”案：《辽史·兵卫志》：“属国军有回鹘，有甘州回鹘，有沙州回鹘，有和州回鹘。”此和州回鹘城也。末洪皓《松漠纪闻》曰：“回鹘、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惟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
名别石把，
《西使记》曰：“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元史·西北地附录》曰：“别失八里。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吾城子里军站事。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明史·西域传》云：“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西抵撒马儿罕，东抵火州，北连瓦剌。元世祖议宣慰司。”《西游记》作“鳖思马大城”。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
有唐碑。
《西游记》曰：“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河大都护有德政，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槐西杂志》：“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也，尚有残碑。”《西域释地》曰：“库车丁谷山在城北，有古寺，多唐碑，浮图高数十丈。”《西域水道记》：“巴尔库勒淖尔四源，东南源曰招摩多沙乌鲁木齐，治曰巩宁城。城南阻阿拉癸山，东扼博克达山，山之阴为阜康县。又东并山行一百九十里，为唐沙钵镇，即阿史那贺鲁所处之莫贺城。又东五十里，为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唐为庭州金满县，又改后庭县，北庭都护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碑石立为二，俱高八寸，广六寸，一石七行，一石六行。”
所谓瀚海军。
元刘郁《西使记》曰：“瀚海地极高寒，虽酷暑，雪不消。”今之所谓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置有瀚海军，长安二年置。”瀚海去城数百里，
《西域释地》云：“哈密东至安西州，西至土鲁番，俱有沙碛，乏水草，不毛之地数百里，谓之瀚海，今呼为戈壁。”
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
《史记·匈奴传》：“骠骑将军去病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如淳曰：“翰海，北海名。”张守节《正义》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鸟解羽伏乳于石，因名也。”李光廷《西域图考》曰：“按：文正《西游录》云：‘戊辰，达行在所，至即唐之高昌’云云，此以今济木萨为瀚海，与刘郁《西使记》殊，且言蒲类海，亦未确也。”《西域释地》云：“巴里坤名会宁城。有海子，即古蒲类海，一名婆悉海，俗呼为海子，在城北沙山之下。东西袤一百余里，对岸广数十里。《后汉书》张璫言呼延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元和志》言伊州纳职县北直抵蒲类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距巴里坤相近，而巴里坤又为汉蒲类国地。是此海子为蒲类海无疑。”
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
《新唐书·地理志》：“庭州西延城西至轮台县，共三百二十里。”《西游记》：“鳖思马大城，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师问曰：‘有几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
唐碑在焉。
《西域水道记》有说。
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
《元史·耶律希亮传》：“由苦先至哈剌火州。”《元史·西北地附录》：“阿里麻里”之下有“合剌火”者。
即唐之高昌，
《辽史·兵卫志》：“属国军有高昌。”《明史》：“火州，其地多山，青红若火，故名。火州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汉戊己校尉所治。西北连别失八里，后为土鲁番所并。”
亦名伊州。
《湛然居士集·十二怀古诗》：“瀚海过西伊。”自注云：“伊州之西北有瀚海，伊州又谓之西州。”《西域释地》曰：“《元和志》言伊州纳职县北直抵蒲类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
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阗国。
《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炭”者，是也。《曷思麦里传》作“斡端”，《拜延八都鲁传》亦作“斡端”，《宪宗纪》则作“扩端”，均此“五端”二字之声转。今称“和阗”者，是其地也。《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于阗”，均非两地。《西域释地》云：“叶尔羌，汉莎车国地。唐以后并入于阗，又曰和阗。汉于阗国，唐置于阗都督府于此。回人谓汉人为‘黑台’，和阗即‘黑台’之讹。相传汉任尚弃其众于此。”
河出乌白玉。
《西陲要略》云：“叶尔羌之山，则有密尔迪山，在城南二百余里，产玉。有玛尔瑚卢克山，在城西南四百余里，产玉。又有一大山，在叶尔羌西南，与密尔迪山相连。回人呼为塔什达巴罕，疑即所谓葱岭者是也。水则有玉河，自密尔迪山流出，南分支入和阗。和阗境内一带山皆积雪，水则有哈喇哈什河，有玉陇哈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产五，且资灌田。”
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剌城。
《西北地附录》作“普刺”。《耶律希亮传》：“至不剌城。”李光廷《西域图考》曰：“不剌城，即《西使记》‘孛罗城’之转音，城南有阴山，即松树头岭。山顶在池。今赛喇木泊在四山之中，即池也。”
不剌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西游记》曰：“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际，若银霞。问之左右，皆未详。师曰：‘多是阴山’。翌日，过沙陀，遇樵者，再问之，皆曰然。”《湛然居士集》卷一有《过阴山和人韵诗六首》。
山顶有池，周围七八十里。
《西陲要略》曰：“伊犁之水，有赛里木淖尔，在城东北，隔山二百余里。凡境内之水，皆朝宗于伊犁河，惟赛里木淖尔不与焉。”《西域释地》：“赛里木诺尔，在伊犁城东北二百余里，塔尔奇岭之东。其北有川，名博罗塔拉。”
池南地皆林檎，树阴蓊郁，不露日色。出阴山，有阿里马城。
《西使记》曰：“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西使记》云“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当云“出关至阿里麻城”，衍一“里”字。此即《湛然集》之“阿里马城”，非《西北地附录》之“阿力麻里”也。
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
《至元译语》曰：“蒙古语‘梨’曰‘阿里马’。”
多蒲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
刘祁《北使记》曰：“兴定四年十二月，出北界行，地浸高。前七八千里。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历城百余，皆非汉名。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即回纥王所都”云云。案“益离”即“亦列”之声转，盖以亦列水得名也。《西游记》曰：“沿天池正南，下阿里马城，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没辇。没辇，河也。”徐松跋云：“阿里马城者，即今西阿里玛图河，在拱宸城东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玛图河，仅百里。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没辇，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计之，当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亦列河，李光廷曰：“当是今瞻德城西之察罕乌苏河，以伊犁统名之耳。”《西域释地》：“伊犁河在伊犁城南一里许，源出哈什、空吉斯二河，洪流深广，境内之水皆归焉。过城南，折而西北流七百余里，入哈萨克界，遇沙而伏。”按：《唐书》：“贞观中，西突厥分其部为二，以伊列水为界。显庆二年，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讨西突厥。”所称伊丽，即今伊犁，以水为名。“犁”与“丽”同名，“列”则音相近耳。
其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
明陈士元《诸史译语》云：“‘斡耳朵’，华言‘帐房’也。《辽史》称‘斡鲁朵’，音之转也。”《西使记》云：“过六屠两山间，土平民夥，沟洫映带，多故垒壤垣。问之，盖契丹故居也。计其地，去和林万五千里而近。”《辽史·天祚本纪》：“耶律大石建都城，号虎思斡鲁朵。”又《辽史·兵卫志》：“属国军有胡母思山蕃。”胡母思，即《本纪》之“虎思”矣。又《部族表》，辽太祖天赞二年，破胡母思山蕃。又《诸部表》有忽母思部。均即此《录》之“虎司”，自大石建都后称为“斡耳朵”者也。《辽史·营卫志》：“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金史·百官志》：“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也。”
附庸城数十。又西数百里，有塔剌思城。
《西使记》曰：“二十八日过塔剌寺。”案《西游记》有“答剌速没辇”。原注：“没辇，河也。”是“塔剌思”即“答剌速”之对音。此城以河得名，其上游已名为答剌速河，此《录》称为亦列河，在西辽河中府都之东也。此河西行数百里，绕此城，即此《录》之塔剌思城，又即刘郁所过之塔剌寺矣。
又西南四百余里，有苦盏城、
《西使记》曰：“四日过忽章河，渡船如公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
八普城、
《元史·西北地附录》有“巴补”，即此《录》“八普”之音同字异也。
可伞城、
《西北地附录》作“柯散”，即此《录》“可伞”之异文也。《曷思麦里传》作“可散城”。芭榄城。
《西游记》：“壬午之春正月，杷榄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湛然集·记西游事诗》：“亲尝芭榄宁论价，自酿蒲萄不纳官。”其他诗言杷榄、蒲萄者，不可枚举。
苦盏多石榴，其大如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
苦盏，《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毡”，《明史·西域传》作“火占”。《元史·薛塔剌海传》从征虎忽缠诸国，即此苦盏城地矣。又《元史，郭宝玉传》曰：“收别失八里、别失兰等城，次忽章河。”据此《传》知“苦盏”与“忽章”同音，盖以河得名。
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实。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
《松漠纪闻》曰：“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酣瓜，中有汁，尤冷。”明张翼《清赏录》引耶律楚材《西游录》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今此文无“可以容狐”四字，为《老学丛录》删节。
长耳仅负二枚。苦盏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剌城。
《元史·本纪》“十四年，取讹答剌城”，即此“讹打剌”三字之对音也。《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剌耳”。又《本纪》“十五年，秋，攻斡脱罗儿城，克之”，与此亦音近，疑所采不一书，故致重复。且西域强悍，未必非取后复叛，故两次征克也。李光廷《西域图考》云：“龟兹入元，为别失八里，西境城曰苦先，即今‘库车’之对音。《元史·耶律希亮传》云从征至浑八升城。今阿克苏南有浑巴什庄。世祖自二王所召还，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还，亦曰苦盏。”文正《西游录》云：“苦盏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剌城。”皆是地也。
附庸城十数。此城渠酋，尝杀命吏数人、商贾百数，尽掠其财货。西伐之举由此也。
《元史·本纪》：“太祖十四年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帅师亲征，取讹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
讹打剌西千余里，有大城曰寻斯干。
《西使记》曰：“过撏思干，城大而民繁。”《元史·太祖本纪》曰：“十五年，克寻思干城。”又曰：“十六年，攻薛迷思干城。”今案太祖克此城，后复叛，故十六年再攻之。“薛迷思干”，即“寻斯干”也。《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元史·按竺迩传》曰：“太祖西征寻斯干。”《郭宝玉传》曰：“下撏思干城。”又曰：“引兵据撏思干，入铁门，屯大雪山。”《耶律阿海传》曰：“下寻斯干等城。”《明世法录》曰：“撒马儿干，古撏宾国，在悬度山西。唐以其地为修鲜都督府，拜其五都督。元驸马帖木儿主其国。东有养儿沙鹿海牙赛兰达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诸城，并隶焉。”
寻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
《西游记》曰：“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国国最佳处。”杜环《经行记》曰：“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拔诸。”《湛然集·十二怀古诗》：“感恩承圣敕，寄信到寻罳。”自注：“寻思虔，西域城名。西人云：‘寻罳，肥也。虔，城也。’通谓之肥城。”
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环城数十里皆园林，飞渠走泉，方池圆沼，花木连延，诚为胜概。瓜大者如马首。谷无黍、糯、大豆，盛夏无雨。以蒲萄酿酒，有桑不能蚕，皆服屈胞。
《湛然集》卷七《戏作二首》：“屈眴轻衫裁鸭绿，蒲萄新酒泛鹅黄。”卷五《乞扇诗》：“屈眴圆裁白玉盘，幽人自翦素琅玕。”《元史·舆服志》曰：“质孙，华言一色服也。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乐工、术士，皆有此服，精粗之制不同，总曰质孙。”
以白衣为吉〔色〕，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
陈诚《使西域记》：“哈烈国主以白布缠头，辫发后髢。男子髡首，缠以白布。妇人以白布蒙首。”
寻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华城，土产更饶，城邑稍多。
《元史·太祖本纪》：“十五年，克蒲华城。”《耶律阿海传》：“下蒲华城。”《西北地附录》：“忒耳迷”之下，有“不花剌”。似即《本纪》之蒲华。《明世法录》曰：“卜花儿在撤马儿罕西七百里。以道里计之，撒马儿干即寻思干，则卜花儿即蒲华矣。”《耶律阿海传》：“从帝攻西城，下蒲华、寻斯干等城。”《湛然集》卷五《赠蒲察元帅诗》其七：“闲乘羸马过蒲华，又到西阳太守家。”又卷六有《蒲华城梦万松老人诗》。
寻思于乃谋速鲁蛮种落梭里檀所都。
《北使记》曰：“有没速鲁蛮回纥者，性残忍，肉必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西游记》曰：“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来迎，宿于西园。”“铺速满”及“没速鲁蛮”，皆“谋速鲁蛮”之转声也。又按《辽史·诸部表》有普速完部，《金史》群牧十二处有蒲速斡，此云“谋速鲁蛮种”，似一类也。《湛然集》卷十二《怀古一百韵》注云：“大石林牙，辽之宗臣，挈众而亡。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庙号德宗。”卷五《河中春游诗》注云：“寻斯干有西域梭里檀，故宫在焉。”
蒲华、苦盏、讹打剌城，皆隶焉。
《西域图考》云：“《元太祖纪》：十四年己卯，西域杀使。帝亲征，取讹答剌城。讹答剌，即阿克苏城。也石的石河，即乌什之毕底尔河也。”
蒲华之西，有大河入于海。
《太祖本纪》：“十五年夏五月，驻跸也石的石河。”但是时克蒲华城及寻思干城，此大河非也石的石河，却是今阿母河。以《元秘史》及《西游记》知之矣。
其西有玉里犍城，
《元史·本纪》：“十六年秋，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破玉龙杰赤等城，下之。”玉里犍，即“玉龙杰”三字之对音。蒙古谓“官”曰“赤”，故名玉龙杰赤也。《元秘史》曰：“过阿梅河，至兀笼格赤城下营。”“兀笼格”尤与“玉里犍”声近矣。《元史·曷思麦里传》作“月恋揭赤之地。”《耶律希亮传》：“五月，西行至孛劣撒里。六月，至换札孙。又西行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又从二王还，至不剌城。”案：孛劣撒里，即不剌城。换札孙，即“虎司”之声转，此西辽都也。“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即“玉龙杰”之转声，此即玉龙杰赤也，又即“玉里犍”三字之对音。“还至不剌城”，又即“孛劣撒里”。盖翻译本一人，而前后不相照，作传者又不相照，作传者又不识蒙古语，故使读者茫然耳。
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华。
此母后当是直鲁古之妻，其时乃蛮篡直鲁古之国，而尊其后为皇太后也。
又西濒大河，有班城。
《元史·本纪》：“十六年辛巳，夏四月，驻跸铁门关。秋，帝攻班勒纥等城。”《白察罕传》：“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人。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气清肃，月白如昼，西域谓白为察罕，故名察罕。”案：河中，即寻思干城；板勒纥，即班城也。
又西有砖城。
《西游记》曰：“铁门南岸西有山寨，名团八剌，山势险固。”此“砖城”与“团城”声转也。故《记》云：“由此东南行三十里，过班里城。”则此城在班里之西，故知“砖城”即彼《记》之“团八剌”也。《大唐西域记》曰：“羯霜那国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溪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峡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扇，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门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出铁门到睹货罗国”云云。此“砖城”盖唐之吐火罗国故也。
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
刘祁《北使记》曰：“有印都回纥者，色黑而性愿。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苇其管，言语不与中国通。”《西使记》曰：“印毒国去中国最近，军民一千二百万户，即汉身毒也。”艾儒略《职方外纪》曰：“中国之西南曰印弟亚，即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汉书·西域传》：“无雷国北与捐毒接。”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笃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臣召南案：“天笃，即天竺。《后汉书·传》之天竺，即此《传》之捐毒，而后世又曰印度国也。”
与佛国字体声音不同。佛像甚多。
《西使记》曰：“乞石迷西，盖传释迦氏衣钵者。”《松漠记闻》曰：“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到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之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国，旧曰“厨宾”，讹也。
不屠牛羊，但饮其乳。土人不识雪。岁二熟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熔铄。马粪堕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于南海。
《新唐书·地理志》曰：“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風日〉国。其国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山来，西流至提■〈風日〉国，北入于海。”《职方外纪》曰：“东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国人谓经此水一浴，所作罢业，悉得消除。”
土多甘蔗，取其液酿酒、熬糖。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国。
《元史·郭宝玉传》：“辛巳，可弗叉国惟算端罕破乃满国，引兵据撏思干，闻帝将至，弃城南走，入铁门屯大雪山。宝玉追之，遂奔印度。”《旧唐书·西戎传》：“波斯国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按：所云可萨者，盖即今俄罗斯之可萨斯克，此《录》之可弗叉国也。
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不立城邑。
《职方外纪》曰：“亚细亚西北之尽境，有大国，曰莫斯哥未亚，东西径万五千里，南北径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窝儿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为尾闾，而以七十余口入北高海。”《大唐西域记》：“从信度国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黠婆翅罗国，国周五千余里。自阿黠婆翅罗国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属西印度境，国周三千余里。从此东北行三百余里，至阿黠荼国，属西印度境，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大君长，役属信度国。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伐剌拿国，周四千余里。复从此西北逾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
民多羊马，以蜜为酿。此国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正符《唐史》所载骨利斡国事，
《元史·土土哈传》：“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曰：“邛可剌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即《唐史》所载骨利斡国也。《新唐书·地理志》曰：“仙娥河北岸有富贵城，又正北如东过雪山松桦林及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斡。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骨利斡、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状貌甚伟，风俗类骨利斡，昼长而夜短。”又《回鹘列传》：“骨利斡处瀚海北，胜兵五千。草多百合。产良马，首似橐它，驰数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
但国名不同，岂非岁时久远，语音讹舛？
《庶斋老学丛谈》曰：“许献臣佥事说盎吉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气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刘敬之往任断事官，亲见之。”此亦符《唐史》骨利斡国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观此，则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绕北极之下以为昼夜，信而有证。
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又等，
《西使记》曰：“《新唐书》载：‘拂菻去京师四万里，在西海上。’所产珍异之物，与今日：道里正同，盖无疑也。”
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
《双溪集·丁零诗》注：“圣朝太宗尝诏和瑞等入北海，往复数年，得日不落之山。”
俞浩《西域考古录》引《西游录》：
戊寅春三月，出云中，抵天山，涉大碛，逾沙漠，达行在所。明年，大举西伐，道过金山。时方盛夏，雪凝冰积，斫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鹘城，名别石把，有唐碑。所谓瀚海军也（卷十引）。
俞注云：“《唐书·回鹘传》云：‘回鹘之亡，其遗帐伏山林间，狙盗诸蕃以自给。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尚恐热，传首京师。于是西庭二州俱恢复，遣使请命于朝，其后史亡其传。然其国卒不振，时以羊马至边互市’云。此回鹘五城之所由也。瀚海军在北庭，景龙初，郭元振所置。别石把，即别失八里之转。元有别失八里行中书省。”
瀚海去城数百里，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
李注云：“《西域图志》曰：‘唐伊州为今哈密。’又曰：‘今镇西府，古伊州。辟展，古高昌。’”
考《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唐北庭都护府所管三军，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瀚海军，在城内兵一万二千人，是也（同上）。
西遊錄，一卷，元耶律楚材著。原書已伕，盛如梓刪略其文，載於庶齋老學叢談中，今所傳者，祇有此本。據姚從吾言，日本尚有藏本，內多載楚材攻擊邱祖文字，或為另一版本耳。楚材字晉卿，號玉泉，法號湛然居士，遼東丹王突欲八代孫。父名履，仕金為相。楚材生於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卒於宋理宗淳祐四年（一二四四），享年五十五歲。仕於金、元二朝。大都淪陷後，為元太祖所徵訪，倚為左右手。元太祖十三年（一二一八）三月，扈從西征，元太宗三年（一二三一）拜中書令，柄國政十二年。
其西征行程：自永安（今北平）出發，過居庸，歷武川，出雲中（今大同），抵天山（此指陰山，非新疆天山）之北，涉大磧，逾沙漠，達太祖行在。明年隨軍西征，夏過金山（今阿爾泰山），越瀚海（即哈密以東之沙漠），經輪臺縣、和州、五端（今于闐）、普剌（Pulad）、阿里馬（Almalik）、虎司窩魯朵、塔剌思（唐之怛邏斯）、訛打剌（Otrar，即殺蒙古使臣與商賈百數處）、尋思干（即撒馬爾罕）、蒲華（Bokhara，即今不哈拉）等地。
國人之研究耶律楚材者，多側重為西遊錄作地理考證。如李文田作西遊錄注，范金籌又撰西遊錄補注，民國四年丁謙著西遊錄地理考證；八年張相文作西遊錄今注，發表於地學雜誌，正李、蒞二民之謬不少。（李符桐）
耶律楚材撰写的游记。楚材（1190-1244），契丹人，字晋卿，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幼年在金中都（今北京）生活，熟悉儒家经典，学识渊博。及长，任金朝左右司员外郎等职。金贞祐年（1251），蒙古攻占金朝中都，入成吉思汗幕，为蒙古国时期朝纲政章之确立起了积极作用。后扈从成吉思汗西征，行程五六万里，留西域六七年。其西行经历撰成《西游录》。该书足本5000余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记载了从中都启程并西行途中之见闻，第二部分则以佛教徒身份记述了他同道士邱处机之间的论争情况。是了解蒙古时期东西交通路线变化、西域和中亚历史文化情况、佛道两教论争的重要资料。向达校注的《西游录》，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耶律楚材（1190～1243）
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又号玉泉老人。辽宗室。博学能文，元太袓定燕，召为相，历事两朝，凡蒙古陋风，悉为改革，元立国规模多出其手定，着有湛然居士集。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医卜及释道之学，并善诗文。
青年时代任金开州同知。金宣宗迁都后，完颜复兴留守中都，辟为左右司员外郎。蒙古军破中都后，成吉思汗于漠北召见，甚为赞赏，称为「吾图撒合理」（长髯人）。次年即随军西征。后在窝阔台汗时期长参与议论军国大事，为窝阔台定君臣礼仪，立课税制度，使蒙古国粗有仪制和法制、国用充足。废屠城旧制，保全攻占诸地人民。设编修所、经籍所、印儒家经典，开科取士，渐兴文教，召用儒者。官至中书令。窝阔台卒后，乃马真皇后当政，朝政多乱，力争不得，悲愤以终。卒赠广宁王，谥文正。
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蒙古乃马 真后三年(1243年)，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在成吉思汗时，长期 掌管文书；在窝阔台汗时，官至中书令；为用兵西域，统一北方，出 谋划策；引导蒙古走向汉化，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出过不少力，对蒙 古立国中原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历 史上有很大贡献的人物。
北国卧龙 艰难时世
金朝，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六月二十日，在首都燕京(今北京)西山，一个新的生命在尚书右丞耶律履的宰相府中诞生了。耶律履这年六十岁，得了这个孩子，当然非常高兴。在这以前，耶律履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辨才和善才，这时都已长大成人，可是其才平平，尚未出仕，看来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因而对这个晚年所得的幼子，寄予很大的期望，常常对家人说：“这孩子是我们家的千里驹，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可是，他仔细想一想，大金国昔日的威风虽然还勉强支撑着，但种种腐败的迹象都已逐渐显露出来了，国势日微，这孩子的才干再大，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古人不是说过“楚虽有材，晋实用之”吗？金国既然没有他施展才干的机会，就让他到其他地方去干一番事业吧。于是给这孩子取了个寓意深远的名字：楚材，字晋卿。这个名字，既寄托了当父亲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艰难的形势。
耶律楚材出生的时代，确实是艰难的。大金国在北方的统治，从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算起，到这时已经六十多年了，朝气蓬勃的全盛时期已成过去，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开始进入了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而且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国际形势看，偏安东南的宋王朝并未忘怀收复北方的失地，不时在淮河沿岸挑起武装冲突；立国灵武的西夏，也趁机与南宋交结，在西部边境进行侵扰；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边不断发起进攻，难于应付。在这三面夹攻的形势下，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加强战备，训练军队，防边守关；这样一来，不仅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加重了财政困难，而且人心惶惶，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同时，政府的财政由于政治腐败，机构庞大，奢侈浪费惊人，开支不断增加，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再加上黄河在这时多次决口，出现了三次大泛滥，大批农民死亡破产，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税收减少，财政状况更加困难。统治者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便大量发行交钞(纸币)，十贯百贯千贯万贯，面额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到后来一万贯还买不到一个烧饼；不得已又发行宝货(银币)，与铜钱、交钞．并行，比价经常变动，币制十分紊乱，物价持续飞涨，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皇室之内、权臣之间，党同伐异，争夺不已，杀机四起。章宗时，杀了妄图夺权的郑王永蹈、镐王水中；章宗死，卫王即位，权臣胡沙虎发动政变将他杀死；宣宗即位，大将术虎高琪又将胡沙虎杀死。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反映了政治局势的不稳。有材料说，金朝后期“疆土日益缩小，将帅乏人，士兵不能战斗，地方官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病状非常严重；能否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一些改革，谋求国势的中兴呢？不行。因为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腐朽，丧失再生的活力了。“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只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宰执用人必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真正锐意改革，有点锋芒的人物是出不来的。看来，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大厦将倾的局势了。
不仅金朝的国事令人心摧，不可闻问；而且耶律楚材的家事，也突然发生变故，有些不堪回首话当年了。耶律家族，本是契丹皇室的后裔，楚材的八世祖是辽太祖的长子东丹王突欲，七世祖娄国是辽国的燕京(今北京)留守，其后数代，任职将军、太师者，颇不乏人。辽末，伯祖德元始归金，被任命为兴平军(今河北卢龙)节度使；其子履，即楚材之父，博学多艺，受知于金世宗，历官翰林待制、礼部侍郎；章宗即位，以定策功，升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不久又升为尚书右丞，成为有很大权力的宰相。耶律贵族之家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然而，就在这时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绍熙二年(u91年)的六月，耶律楚材出生刚满一岁，他的父亲耶律履便生病去世了。耶律楚材的两个哥哥也只二十岁，尚未出仕，家道中衰，已成必然的现实了。
幼年丧父，耶律家的衰落，对耶律楚材的成长当然要发生很大的影响。耶律履虽然官居宰相之职，俸禄可能很优厚，但他平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受到人们的称赞，“文献阴功绝比伦，昆虫草木尽承恩，”却不善于置家，一旦去世，竟然没有给家人留下一份可观的遗产。后来，耶律楚材在自己的诗中回忆他的父亲：“入仕三十年，庙堂为柱石，重义而疏财，后世遗清白；”不会完全是假话，“我考文献公，清白遗四壁，”大概确实是没有很多遗产的。尽管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程度的拮据和不便，有时不免感叹“余生叹不辰，”但贫困的·生活也能磨练有志者的意志，“贫困志不渝，未肯忘平昔。”耶律楚材表示坚决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耶律楚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幼便在他的母亲杨夫人的教育下，兢兢业业努力学习，“继夜诵诗书，废时毋博奕”，学习非常用功，时间抓得很紧，每天晚上都读书到深夜，决不为了贪玩赌棋而浪费时间。杨夫人“挑灯教子哦新句，冷淡生涯乐有余，”生活虽然清苦，看到孩子学习努力，可望成才，也自有一番乐趣。耶律氏族虽然出身契丹贵族，但很早就接受汉化，对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造诣颇深。耶律突欲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能用汉文写作，政治上积极主张采用汉法，反对力图保持契丹旧制的母后，矛盾激化后被迫“载书浮海”，逃到中原。耶律履更是“通六经百家之书”，汉文诗词写得很漂亮，五岁时就写出过“卧看青天行白云”的诗句，及长，以文章行义受知于金世宗，历任经史院编修官、翰林院修撰等职。到耶律楚材出生时，耶律氏早已是一个充分汉化的封建士大夫书香门第了。耶律楚材在父亲去世后，经济状况虽然不太好，但学习的条件还是优越的，经过他的艰苦努力，短短几年中，竟然学到了不少知识。据说，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而且文思敏捷，下笔为文，奋笔直书，很少改动，好象头一天就作好了似的。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耶律楚材十七岁，根据他学习的情况可以出仕了。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宰相之子享有赐补政府机关佐武官的特权，可是耶律楚材宁可不要这个特权，希望参加正规的进士科考试。章宗认为旧的制度不应轻易更改，特别下了一道敕令要当面对他考试，亲自询问了几件疑难案件的处理，同时参加考试的十七个人中，耶律楚材回答得最好，便正式任命他为某个政府部门的掾官(是协助长官，掌管文书，办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官)。权力虽然不大，但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来说，初入仕途，锻炼锻炼，也是大有好处的。
耶律楚材正式进入仕途了，然而这条道路并非十分通畅平坦的。当时，官场已经非常腐败，真正有才干的人是很难得到重用的。耶律楚材在一首诗中曾经谈到他的侄儿耶律正卿，“学书写尽千林叶，习射能穿百步杨，”文武双全，完全靠自己的本事，“曾陪剑佩待明昌”，当上了章宗的侍卫，可是仍然不被重用，结果还是“荣枯枕上梦黄粱。”耶律楚材自己当然也不会有更好的遭遇，尽管他工作得很努力，干了六七年，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开州同知，除了协助知州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外，实际上没有多少事情可干。这对一个志欲“辅翊英主”，精力旺盛的青年来说，当然会感到生不逢时，前途渺茫，心灰意冷了。
金宣宗贞祜二年(1214年)，为了逃避蒙古南下的威胁，把首都迁往南京(今开封)，耶律楚材的全家也随同南下，只有他本人被燕京留守完颜承晖留了下来，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名义上的职务是分掌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日常章奏，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寄禄官，并无实际职掌，还是白拿钱吃闲饭，不干事。不久，蒙古兵围困燕京，形势越来越紧张。耶律楚材被困城中，绝粮六十余日。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五月，城被攻陷。从此，耶律楚材便与金政权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势已去，国破家亡，前途渺茫得很，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拜万松老人(行秀)为师，学习佛理。他杜绝人迹，屏斥家务，专心一意，进行参禅，虽遇大寒大热，也从不间断，焚膏继晷，废寝忘餐，没日没夜的修炼了三年，终于参透了禅理，接受万松老人授予的显诀，成了燕京城中著名的佛教信徒。不过，遁世脱俗并不是他的最高理想，致主泽民才是他的根本志向。他认为，“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儒教。”简单的说，就艰难的时世，磨练了耶律楚材，经过他自己的刻苦学习，不仅树立了经邦治国的雄心壮志，而且作好了两种准备；“否，则以简易之道治一心；达，则以仁义之道治四海。”他，在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机会。
投军蒙古 万里西征
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在南征北战过程中，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为了征服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扩大，他需要各种人才。这时，打听到在他统治下的燕京城中，有个博学多艺的耶律楚材，便派专使前来礼聘，耶律楚材陷在燕京城中已经三年了，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除了礼佛参禅而外，无事可干，这时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不应轻易放过，便立即应召，跟随来使欣然上道了。后来，他有一首诗讲到这件事，“圣主得中原，明诏求王佐，胡然北海游，不得南阳卧。”心情是很愉快的。
当时，成吉思汗正在准备西征，其行在远在克鲁伦河的上游与臣赫尔河合流之处，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肯特省。耶律楚材于三月十六日从燕京出发，过居庸(今居庸关)，历武川(今河北宣德)，出云中(今山西大同)，抵天山(今呼和浩特北大青山)，穿越浩瀚的大沙漠，于六月二十日左右到达行在。耶律楚材看见这里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真是一个千古少有的盛大场面，心中非常高兴。成吉思汗得知耶律楚材到了，马上召见，看到这位身材修长，胡须长得很漂亮，声音宏响的伟丈夫，说道，“辽金世仇，我为你报了仇。”耶律楚材答道：“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从我的祖父开始已经入侍金朝，既然作了臣下，怎敢与君为仇呢？”这几句话讲得非常得体，成吉思汗听了很满意，认为这个人值得信任，便让他作自己的亲随，不离左右。耶律楚材很快便以其渊博的学识，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成吉思汗对他很亲切，经常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为“吾图撒合里”，蒙古语就是“长胡子”的意思。耶律楚材终于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找到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机会了。
然而，一个新来归顺的儒生，想在以武力取天下的军事贵族中；取得充分的信任和巩固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有个名叫常八斤的人，以善造弓，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因而非常矜骄。有一次竟然当着耶律楚材的面对成吉思汗说：“现在正是用武的时候，耶律楚材是个儒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有什么用处？”耶律楚材听了并不生气，从容答道：“治弓尚且须用治弓匠，难道治天下就不须用治天下匠吗？”成吉思汗听了觉得有理，对耶律楚材更加亲信重用了。
从蒙古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年)，成吉思汗进行了著名的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是对中亚的花刺子模用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耶律楚材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这一时期，耶律楚材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担任成吉思汗的必阉赤，掌管文书。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各种规章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战争仍在激烈进行，来往文书甚多。由于民族复杂，文书大约有蒙文、汉文、波斯文三个系统。蒙文由怯烈哥主管，波斯文由镇海主管，汉文即由耶律楚材主管。由于当时蒙古贵族多不识字，因而必阉赤的作用不应低估，他们常常可以利用方便的条件，按照自己的私意处理问题，具有一定的权势。当时不少中原地区的官僚地主都慕名而来，通过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钻营。耶律楚材是一个有高度封建文化修养的儒生，为人正直，把“行道泽民”作为自己的“素志”；虽然他自称“备员翰墨，军国之事，非所预议”，但必要时向成吉思汗提醒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还是非常方便的。肯定他会利用这个职务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二是在塔刺思城屯田。这个地方是古代中亚的名城，位于塔刺思河畔，为中西交通的要道。蒙古军攻占此城后，即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陆续攻占了讹打刺城(阿里斯河注入锡尔河处附近)，蒲华城(布哈拉)。最后攻占了花刺子模的首都寻思干(撒马尔罕)。寻思干在西辽时称为河中府，当地土地肥饶，经济繁荣，多豪民。蒙古军入城之后，俘虏了三万名工匠，送往蒙古分赏诸将为奴。同时，又迁徙了四百多名豪民子弟到塔刺思城屯田。这是一个削弱新征服地区反抗力量的措施，对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也有好处。耶律楚材奉命主持这一工作。大概这是他的主意。这对蒙古军事贵族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在司天台担任春官，用他的律历星F、等方技之术，为成吉思汗服务。当时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很低，对天文、历法、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许多蒙古贵族都还非常迷信，每遇将兵出征的时候，都要耶律楚材预卜吉凶，借以增强将士的斗志，坚定胜利的信心。例如，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夏六月，成吉思汗决定出兵征讨回回国，祭旗那天，忽然雨雪三尺。有人怀疑用兵是否有利，耶律楚材便说：“隆冬之气，见于盛夏，是克敌取胜的好兆头。”第二年的冬天，忽然大雷，有人间这又是什么兆头呢？耶律楚材回答说：“回回国主快死了。”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的八月，天空的西方出现了一颗长长的彗星，耶律楚材说：“金宣宗快死了。”这些预测虽然“后皆验之”，但显然是“猜”准了，并无科学的根据。另有一些事情，则表明耶律楚材确实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年)，西域的历官说五月十五日夜将有月蚀，耶律楚材说不会有，结果没有发生。次年十月，耶律楚材说将有月蚀，西域人说不会有，结果却发生了。两次都证明耶律楚材说对了，西域的历法有问题。于是，耶律楚材将旧的历书细加修订，著成《庚午元历》，上奏颁行，从此东西数万里，天象不差，对军事、生产和生活都有好处，耶律楚材的这一贡献当然是应予肯定的。
象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西征中的表现也很不错，因此成吉思汗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可以全都委托给他。”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已经用自己的知识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取得了充分的信任。
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西征过程中，成吉思汗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掠夺财富；他所需要耶律楚材为他服务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舞文弄墨，医I＼星象的方技之术而已。因此，在成吉思汗的眼中，耶律楚材的这点本领，比起两军对垒斩将攀旗的武功来，分量究竟要轻得多。同时，戎马倥偬的时代，遐荒异域的环境，也使得他这个只懂得中原文化，意欲以儒治国的书生，一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冷落感，在耶律楚材的思想深处，还有较多的存在，并且不时在自己的诗文中流露出来。“西征万里扈銮舆，高阁文章束石渠，”本想投笔从戎做出一番事业，但现实的生活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容易，许多美好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醉里莫知身似蝶，梦中不觉我为鱼。”“十年潦倒功何在，三径荒凉翠已寒。”很显然，他对万里西征，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很不满意的。
整肃燕京 定策划制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的冬天，耶律楚材在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西征之后，又回到了燕京。“天涯流落从西征”、“十年沦落困边城”、“赢得飘萧双鬓雪”、“今日龙种返帝京。”既有无限的感慨，也有未来的期望。“再行不惮风沙恶”，“尚期晚节回天意”。还是想在未来的岁月里，做一番事业。
这一年的七月，成吉思汗已经病逝。新主未立，暂由其四子拖雷监国。这次，耶律楚材回到燕京，就是奉了拖雷之命，前往搜索经籍的。耶律楚材对图书经籍，素来就很爱好。上一次蒙古军攻下灵武(今属宁夏)，诸将争相抢掠子女财币，耶律楚材却只收图书和药材，人们都以为无用。不久，军中流行疾病，耶律楚材所收的药材救活了几万人，人们又惊以为神。大概因此也引起蒙古贵族对图书的重视。燕京是辽金两朝的旧都，图书经籍很多，又是耶律楚材的故乡。派耶律楚材到燕京搜集图书，是很恰当的，这次任务可能完成碍很好。
同时，耶律楚材在燕京又发现那里道教的势力极度膨胀，好些佛寺都被改为道观，思想上很不愉快。前面说过，耶律楚材原先在燕京时曾经学习过佛理，废寝忘餐，三年不倦，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因而对以丘处机为首的道教徒非常不满。他写了一本《西游录》，上半部叙述了他西征的经过，下半部便对道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主要是揭露丘处机的欺骗和不法。当时风传丘处机有长生不老的秘术，已经三百多岁了。成吉思汗知道后很感兴趣，派人把他接往行在，细加询问。当问到他究竟有多大岁数时，他竟然不肯老实回答，伪称不知确数。当问到道教的极理时，故弄玄虚，用“出神入梦”、“提真性遨游异域”等假话骗取信任。他还违背诏旨，广收徒众，滥发符印，自出师号，扩大实力。又骗取军用的牌符，悬牌跃马，横行诸州，招摇撞骗．。甚至以权谋私，当成吉思汗准许僧道修善之士皆免赋役后，竟然在执行时只给道人免役，不及其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在许多地方折毁夫子庙和佛寺，改为道观。所有。这些，耶律楚材认为都是小人之辈鼠窃狗盗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乱纪，应该处以严刑。他最后表示，应该找一个积极的办法，使“三圣人”之道，能够象权衡一样，不偏不倚，平等地共同发展，用佛教的产因果之诫化其心”，用道教的“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太平之世就指日可待了。这当然只是耶律楚材追求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他反对道教的努力，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
耶律楚材在燕京做的另一件事，则是比较现实，而且效果很好。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忙于东征西讨，来不及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因此派往各州郡的长吏，便生杀任情，孥人妻女，掠取货财，兼并田地，无所不为。其中，燕京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为贪暴，杀人如麻，市场挂满了示众的人头。耶律楚材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不觉凄然泣泪，立即入奏，发出禁令，各州郡如果没有奉到盖有皇帝玉玺的文书，不得擅自向人民征发，囚犯需判死刑必须上报。违背这项命令的，其罪当死，决不轻贷。于是各地贪暴之风稍有收敛。
当时，燕京城中社会秩序也很不好，每天傍晚，尚未天黑，就有一些盗贼驾着牛车闯入富家，搬取财物，如果反抗不与，则杀人劫货而去，谁也不敢阻拦追究。看来这些盗贼决非一般普通人物，处理起来可能棘手。拖雷特派中使塔察儿偕同耶律楚材前往穷治。耶律楚材经过仔细察询，了解到这些盗贼的姓名，原来都是留后的亲属和势家子弟。耶律楚材毫不手软，将他们一网打尽，投入监狱。这些人的家属贿赂中使，准备从轻发落。耶律楚材知道后，晓以利害祸福，中使害怕了，只得听耶律楚材的意见，依法处理，最后结案，将十六个罪大恶极的首犯，绑赴刑场，斩首示众。从此以后，巨盗绝迹，燕民始安，社会效果很好。
耶律楚材回到燕京处理的这几件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人们的好评。表明他确实是很有才干的，因而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更加增强了对他的信任。
出任中丞 进行改革
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拖雷监国已经两年，决定召集宗亲推举大汗。当时，成吉思汗诸子皆从各自的驻地来到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拖雷宣布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承继大位。窝阔台则认为拖雷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所受训教较他人为多，大位应由拖雷继承。推来推去，会议开了四十天，也未作出决定。
耶律楚材觉得会议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便对拖雷说：“推举大汗，是宗社的大事，应该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早作决定，以免发生争端。”拖雷说：“意见尚未统一，能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说：“过了明天，就没有吉利的日子了。”当时，蒙古统治者还非常迷信，听了这话便决定在第四十一日举行登基大典。
大典由耶律楚材拟订仪式。耶律楚材为了使会议开得威严庄重，让所有宗亲都能恭敬顺从，便事先对亲王察合台说：“你虽是大汗的兄长，但从职位上看仍然是臣，臣下对君按照礼节应当跪拜。只要你带头拜，其他的人就莫敢不拜了。”察合台认为他说得有理，在正式的即位大典上，便率领皇族及臣僚在帐下跪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后，察合台对耶律楚材说：“你真是社稷的功臣呵!”
窝阔台汗即位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准备对那些没有按时前来朝拜的王公大臣处以死刑。耶律楚材知道后便对他说：“陛下新即位，应当力求安定，对犯错误的人，应当宽宥，否则矛盾扩大，政局反而不稳。”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前不拥护他的人，后来都拥护他了，政权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耶律楚材日益获得信任。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许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应兴应革的事太多了，耶律楚材选择了一些急需办理的，写成《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这封奏疏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许多方面，并且特别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风，为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窝阔台汗看了奏疏以后认为所奏各事，皆可听从，唯有送礼一事难于禁绝，便对耶律楚材说：“如果是自愿馈赠的，可以不追究吧!”耶律楚材说：“这是蛀政害民的开头呵!哪能听任不管呢？”窝阔台汗说：“凡你所奏，我都依从了，你就不能依从我这一件吗？”
耶律楚材的许多建议得到窝阔台汗的首肯，作为诏令颁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根据耶律楚材建议设置的十路课税使，送来了许多粮食布帛和金银，陈列在宫廷中，数量很多。窝阔台汗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但却收来了这么多的财物，使国用充足，真有本领呵!在金国的臣僚中还有象你这样的人才吗？”耶律楚材答道：“现在南京(开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所以才留在燕京，结果被陛下所用了。”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谦虚态度表示嘉赏，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当即下令任命他作中书令，把典颁百官，会决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事无巨细，都先向他报告，再由他转请皇帝处理。
耶律楚材担任中书令，是辅佐天子的亲信，位高权重，管理的事情很多。他写过一篇《陈时务十策》，主要内容有：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等。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的，可以算得上一篇内容全面的施政纲领。
恢复经济 倡兴文教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万事草创，各种制度虽然初具规模，但是极不完善，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统治地区的．扩大，原来的某些制度和作法，很难适应“汉化”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的需要，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窝阔台汗是比较开明的，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窝阔台汗言听计从，制订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其中最主要舶是：
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习惯法，免难民、降俘之死，大大促进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进行。蒙古统治者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曾经下令：凡在攻城之时，敌人敢于武力抗拒者，城破之后，必加严厉惩处，杀之无赦。这种野蛮残暴的屠城杀掠政策，固然对敌人有一种威慑的作用，使之不敢抗拒，早日迎降；然而在事实上威胁的作用非常有限，抗拒者还是很多。残暴的杀掠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加了抵抗者持续反抗的决心。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军将征河南，耶律楚材便请求不要残杀当地居民，可以把他们迁往山后之地，在那里开采金银、栽种葡萄，既可贷其不死，又可提供皇室所需。窝阔台汗说：卿言是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次年春，大军南征，陕洛秦虢等州的人民纷纷逃往山林洞穴躲避。窝阔台汗下诏：“逃难之民，若迎军来降，与免杀戮。”有些蒙古贵族反对这个诏令，他们说“逃民们急则降，缓则走，不把他们杀掉，终为敌人所用，还是不要宽宥，完全杀掉为好。”耶律楚材请求制旗数百面，发给逃民，让他们回到蒙古军控制的州郡去种田。据说，因此而活下来的逃民不可胜数。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军大将速不台攻打金国的南京开封府，即将攻下时，派人向窝阔台汗奏请说：“此城抗拒持久，我军死伤甚多，城破之后，应尽屠之，以示惩罚。”耶律楚材听说后忙向窝阔台汗说；“我军将士在外征战数十年，所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如果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汗听了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说：“制造弓矢甲仗、金玉器皿的能工巧匠，和官民富贵之家，都聚在这个城中，如果全都杀了，我们将一无所得，那这个仗就白打了。”窝阔台汗点头称是，于是下了一道诏令：“除皇族完颜氏罪大不赦外，其余皆免罪不问。”据说当时因避兵乱居于城中的有一百四十七万多人，都因此而免遭屠杀。从此以后蒙古对南宋用兵，攻取淮汉诸城，也都以此作为“定例”，不再“屠城”，只诛“首恶”。这当然是蒙古军事政策的一大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耶律楚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谏阻“裂土分民”，建立军、民、财分治的中央集权制。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蒙古统治者就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窝阔台汗即位以后，也准备把新占领的中原地区分赐给亲王和功臣。耶律楚材说：“裂土分民，容易引起彼此间的不满和猜疑，使矛盾扩大化，产生尾大不掉的毛病，不如多给他们一些金帛。”窝阔台汗说：“已经答应他们了，怎么办呢？”耶律楚材说：“那就由政府派遣官吏到各州县收税，颁发诸王功臣，不让他们擅自科征，把向地方征税的权利收归中央，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于是制订了“每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当时，诸路官吏均兼管军民财三个方面的事宜，权力极大，往往肆为不法，骄横异常，不仅生杀自专，而且各州郡地方之间，也常因争权夺利，彼此相攻，有时连皇帝也无法统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耶律楚材建议：各州郡置长吏专管民事，设万户府总领军政，设课税所管理钱谷。他们之间势均力敌，不相统摄，力量有限，骄横的气焰就会受到遏止。窝阔台汗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地方官军民财三权分立的制度。结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实力，压制了地方势力的滋长，避免了分裂因素的扩张。
三、尊孔用儒，始兴文治。蒙古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武功，因此在初期对文治是不够重视的。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对他说：“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以马上治。”经常向他宣传“周孔之教”，他认为很有道理，便要耶律楚材推荐一批文臣到政府部门任职，试行“汉法”。耶律楚材于是把当时著名儒士陈时可、刘中、周立和、吕振等人派往燕京、宣德等地征收课税，后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蒙古统治者试用文臣治天下的开始，耶律楚材创议之功是不应忽视的。此后，耶律楚材继续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最主要的有求孔子之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请封为“衍圣公”，付给林庙地，世袭其位，以示尊崇。又下令招收因战乱而散亡的礼乐人才；还接受著名学者元好问的请求，把许多沦为俘虏的儒生解放出来分配适当的工作。到元太宗九年(1237年)，更以“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为由，建议“用儒术选士”，试图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这年八月，窝阔台汗命令刘中等人在各地考试，计分经义、词赋、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也可参加考试，如果主人隐慝不遣，其罪当死。据说这次考试共得儒士四千余人。他们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当然大大改善了官员的文化结构，对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立法执法，制止贪暴。蒙古建国初期，法制极不完善，各地州郡长吏贪暴之风十分严重。他们生杀任情，孥人妻女，劫取货财，兼并土地，胡作非为的事很多。耶律楚材针对这些情况请求窝阔台汗颁布法令：“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这些法令的颁布执行，对制止不法官吏的贪暴之风，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使政府的法令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耶律楚材常常挺身而出，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贵作斗争。有一次，窝阔台汗的宠臣杨惟中等人包庇杀人犯，耶律楚材得知便把他拘留起来加以审问。窝阔台汗听信谗言，一怒之下，不辨真假，反而把耶律楚材抓了起来，既而又感到不对，有些自悔，命人把耶律楚材放了；耶律楚材却不肯罢休，说：“臣位至公卿，辅佐陛下处理国政。陛下下令逮捕我，认为我有罪，应当向百官宣布我的罪在哪里。现在却又释放我，说明我没有罪。这样轻易反复地处理问题，有如儿戏。如果国家真遇到什么大事，能够这样处理吗？”在场的大臣们不觉大惊失色，都为他这种“犯上”的语言捏一把汗。不过，窝阔台汗毕竟不是一般昏庸的皇帝，他对耶律楚材的耿直是信得过的，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温言相劝，“我虽然贵为皇帝，难道就没有一点过错吗!”这种君臣互相信赖的精神，是政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思想，表现在经济方面是促使蒙古统治者尽快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恢复战乱的破坏创伤，制止苛重的赋敛剥削，把封建经济推向正常发展的轨道。他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阻止将农田辟为牧地的建议。窝阔台即位之初，有个名叫别迭的蒙古贵族说：“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懂得畜牧业生产，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不如把他们全都杀了，好在那里开辟牧地。”这种变先进为落后的建议，反映了某些习惯草原生活的贵族的无知，这种人虽然可能只是个别的，然而如果不加阻止，一旦被采纳作为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耶律楚材非常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及时指出“天下是广阔的，四海是富裕的，各地的人民都会勤劳生产，只要我们的政策好，他们就可提供大量的财富，怎么能说无用呢1”窝阔台汗说：“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好，国家收入增加了，又何必杀人呢!就按你的意见办吧!”一场破坏中原农业经济的灾难被制止了。
二、用课税的方式代替军事掠夺。蒙古立国之初，战事频繁，军费所需，多属“以战养战”。赤裸裸的军事掠夺，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不必要的破坏，而且来源也极不可靠，妨碍了战事的顺利进行，元太宗二年(1230年)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建议：“陛下即将南伐，军需应该早日筹措，如果建立税收制度，仅中原地区的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山泽之利，每岁就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军费就不成问题了。”窝阔台汗同意试行，于是在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设立课税所，选派汉人儒者担任其事。次年秋天，各路使者将征收到的粮仓簿籍和金帛实物进呈，窝阔台汗见了，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却搞来这么多的钱粮，真了不起呵!”对他更加信任。不过，当时的税制尚未定型，税则税率各地很不一致，大体上是蒙古以马计，西域以丁计，汉人以户计，难免混乱与不便，急需改进。兀太宗六年(1234年)，大臣忽都虎等人主张按人丁多少征收赋税，耶律楚材说：“自古以来，在中原都没有实行过以丁收赋的办法。如果强制执行，人民必将逃散，赋税就收不到了。”看来，耶律楚材是想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不少入主张对人身课税，以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结果未能作出最后的结论。到元太宗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终于奏请制订了新的赋税制度，(一)户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交给国库，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给诸王功臣。(二)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三)商税：三十分之一。有人认为这个税率定得太轻了。耶律楚材说：“历史的经验证明，许多法最初定得轻，后来都变重了，如果开始就定得很重，后来的人民就无法过活了。”这种轻税的思想，对恢复发展生产是有好处的。
三、释放俘虏，提高劳动者的地位。蒙古灭金后，大批百姓掠为俘虏，北返途中，逃亡者十有七八。窝阔台汗下令严查：“停留逃民及资给饮食者，皆死。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并连坐。”此令一下，立即引起了广大百姓的惶骇不安，虽是父子兄弟，一经俘虏也不敢相认，逃民无所寄食，多死于道路。耶律楚材对窝阔台汗说：“十多年来，我们执行存抚百姓的政策。因为百姓是很有用处呵!现在我们已经统一了中原，他们还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岂能因为一个俘虏，便把数十百人连坐处死呢!”窝阔台汗顿然醒悟，立即解除了这个禁令。不过，当时诸王大臣将校在战争过程中，仍然将大批人民掠为驱口，动以万计。驱口的身份很低，任凭主人驱使买卖，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这不仅是对劳动力的摧残，而且也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耶律楚材于是奏请下令括户口，凡属驱口“并令为民，慝占者死”。大批驱口被释为民，地位提高了，对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有好处的。
四、抑制高利贷势力，反对过分剥削。蒙古贵族为了获取巨利，曾委托回回商人发放高利贷，年息百分之百，一锭银十年后本利可达一千零二十四锭，时称羊羔息，为之倾家破产的很多。耶律楚材奏请：“子母相侔，更不生息，”使高利贷势力稍有抑制。当时政府官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竟然允许商人“扑买”。商人们勾结权贵承包了全国的课税、差发，甚至连地基、水利、河泊、桥梁、渡口、猪鸡也承包了。这种把国家财政经济命脉全都交给商人的作法，是十分有害的。耶律楚材说：“这是贪利之徒，罔上虐下，想出来的恶主意，为害甚大，决不能干。”于是奏请窝阔台汗罢除了。此外，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都是有关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由于这样，“庶政略备，民稍苏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极争巧谏 大造中国
耶律楚材作为窝阔台汗的中书令，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在促使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法”，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要求，建立必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史称窝阔台汗的统治，“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其中当然应该有耶律楚材的功劳和贡献。
耶律楚材取得成功的道路，是并不平坦的。他的政治改革一开始就遭到守旧贵族的反对。例如，燕京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竟以旧怨，诬告耶律楚材“率用旧亲，必有二心”，务欲杀之而后快。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也不是全都言听计从。有时耶律楚材发现某些事情做得不对，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窝阔台汗不仅不体谅耶律楚材的好意，反而说什么“你想要打架吗？”“你就知道为百姓哭鼻子尸有时甚至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这都是不够尊重与信任的表现，因而大大妨碍了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理想的彻底实现。
特别是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窝阔台汗逝世后，乃马真皇后称制，宠信奥都刺合蛮，不少贵族畏惧其势，争往附之，耶律楚材更遭到排斥疏远。耶律楚材眼见政事日乱，不忍心撒手不管，只要发现有“不便于民”的事，还是站出来仗义直言，更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一次，乃马真皇后将盖了御宝的空白纸，交给奥都刺合蛮，让他自行填写颁发。耶律楚材知道后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必须遵守，不按宪章办事，就乱了法，这样的诏令我不敢奉行。”乃马真皇后又下旨：“奥都刺合蛮提出的建议，令史如果不办，断其手。”耶律楚材说：“国家大事，先帝全都委托老臣处理，令史没有责任。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还怕断手吗？”乃马真皇后听了很不愉快，耶律楚材仍然辩论不已，大声说道：“老臣跟随太祖太宗三十多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我是无罪的，你总不会把我杀掉。”乃马真皇后听了更加不满，但终因他是先朝勋旧，不好轻易处理，便采取了敬而远之的办法，实际上是排挤他，不让他掌权。耶律楚材得不到信任，眼见奸邪当道，政事日非，心中很不愉快，终于在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五月十四日“愤惋”而死。死的时候才五十五岁。
耶律楚材对于蒙古立国中原，是很有贡献的，因而在他死后，许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丧其亲戚，接连几天听不到奏乐唱歌的声音。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听说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后来，许多评论家对他的一生也有很高的评价。元朝的宋子贞认为耶律楚材在那个“大乱之后，天纲绝，八理灭”的时代，“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确实是很困难的。但他终于发挥他的才干，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改革，使“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赐”，贡献之大是非同一般的。明朝的张溥则认为他“相二帝，辟草昧，开基元德”，其功绩可与周召二公相比。沈德符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他“功德塞天地”，是一个“大有造于中国”的人。清朝乾隆年间为了“褒贤劝忠”，在今北京西郊颐和园更为他建祠，题碑塑像，供人瞻仰。当然，历代统治阶级之所以褒扬耶律楚材，主要是因为他站在封建儒家道德的立场上，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今天评价耶律楚材，则是由于他提倡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在促进蒙古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从而也是在中华民族的缔造和形成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我国多民族结合和前进的道路上，确实有过不小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元史·列传第三十三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金制，宰相子例试补省掾。楚材欲试进士科，章宗诏如旧制。问以疑狱数事，时同试者十七人，楚材所对独优，遂辟为掾。后仕为开州同知。贞佑二年，宣宗迁汴，完颜福兴行尚书事，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定燕，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祃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楚材言月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壬午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直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指楚材谓太宗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
丙戌冬，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帝自经营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者必待报，违者罪死，于是贪暴之风稍戢。燕多剧贼，未夕，辄曳牛车指富家，取其财物，不与则杀之。时睿宗以皇子监国，事闻，遣中使偕楚材往穷治之。楚材询察得其姓名，皆留后亲属及势家子，尽捕下狱。其家赂中使，将缓之，楚材示以祸福，中使惧，从其言，狱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
己丑秋，太宗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时朝集后期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从之。
中原甫定，民多误触禁网，而国法无赦令。楚材议请肆宥，众以为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条便宜一十八事颁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馈献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彳侍。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又举镇海、粘合，均与之同事，权贵不能平。咸得卜以旧怨，尤疾之，谮于宗王曰：“耶律中书令率用亲旧，必有二心，宜奏杀之。”宗王遣使以闻，帝察其诬，责使者，罢遣之。属有讼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谤。今将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谓侍臣曰：“楚材不较私仇，真宽厚长者，汝曹当效之。”中贵可思不花奏采金银役夫及种田西域与栽蒲萄户，帝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今将征河南，请无残民以给此役。”帝可其奏。
壬辰春，帝南征，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帝犹豫未决，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时河南初破，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从容进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复何之！奈何因一俘囚，连死数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巩二十余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诏下，诸城皆降。甲午，议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议，以丁为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则赋无所出，当以户定之。”争之再三，卒以户定。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议将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术，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辽远，未至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疾疫将生，宜各从其便。”从之。
丙申春，诸王大集，帝亲执觞赐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诸国及宋、高丽使者来朝，语多不实，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国有如此人乎？”皆谢曰：“无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无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钞，楚材曰：“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从之。
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帝曰：“已许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地税，中田每亩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而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既定常赋，朝议以为太轻，楚材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时工匠制造，糜费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请皆考核之，以为定制。时侍臣脱欢奏简天下室女，诏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进曰：“向择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拔，臣恐扰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罢之。”又欲收民牝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马所产，今若行之，后必为人害。”又从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价之。至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有二道士争长，互立党与，其一诬其仇之党二人为逃军，结中贵及通事杨惟忠，执而虐杀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贵复诉楚材违制，帝怒，系楚材；既而自悔，命释之。楚材不肯解缚，进曰：“臣备位公辅，国政所属。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覆，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焉！”众皆失色。帝曰：“朕虽为帝，宁无过举耶？”乃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陈时务十策，曰：“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帝意乃解。
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常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论。后之负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近臣曰：“汝曹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三钟而止。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辨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楚材尝与诸王宴，醉卧车中，帝临平野见之，直幸其营，登车，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扰己，忽开目视，始知帝至，惊起谢，帝曰：“有酒独醉，不与朕同乐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带，驰诣行宫，帝为置酒，极欢而罢。
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行省刘敏从容言之，楚材曰：“睦亲之义，但当资以金帛。若使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
岁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笃，医言脉已绝。皇后不知所为，召楚材问之，对曰：“今任使非人，卖官鬻狱，囚系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荧惑退舍，请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顷，帝少苏，因入奏，请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医者候脉复生，适宣读赦书时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将出猎，楚材以太乙数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骑射，无以为乐。”猎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鲁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荧惑犯房，楚材奏曰：“当有惊扰，然讫无事。”居无何，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楚材进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後数日乃定。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悦。楚材辨论不已，因大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后虽憾之，亦以先朝旧勋，深敬惮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赙赠甚厚。后有谮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视之，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至顺元年，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文正。子铉、铸。
耶律楚材与《西游录》
作者： 修仲一
耶律楚材（１１９０—１２４４年），金元之际契丹人。字晋卿，号湛然居士。辽东丹王突欲之后，金尚书右丞相耶律履之子。１２１５年（元太祖十八年）蒙古铁骑攻陷金朝中都燕京，在行尚书省任左右司员外郎的他归附蒙古。因是贵胄，又是科甲出身，“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术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在燕京士子中很有一些名气。
１２１８年３月，耶律楚材奉命北出居庸关，赶赴漠北大营晋见成吉思汗，以一番不卑不亢而又直言得体的答对，深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和信任，遂被留在身边“以备咨访”。由于他长着一副异于常人的胡须，成吉思汗不称其名而亲切地呼之曰“乌图撒合里”，蒙古语意为“长髯人”。
成吉思汗将耶律楚材这个书生召至军中，是让他“从驾征西域”的。 西征大军“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千古之盛，未尝有也”。在金山南麓额尔齐斯河畔一片繁花似锦的草原上，正值６月，天气却骤然变脸，平地雨雪三尺。笃信萨满教的蒙古将士认为这绝非吉兆，纷纷议论着；成吉思汗也很烦恼，惟恐出师不利。这时，耶律楚材站了出来，用他丰富的学识阐释这种天象说：“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成吉思汗听了疑虑顿消，随即下令士气高昂的复仇大军启程向西进发。自此以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成吉思汗都要先让耶律楚材来预卜吉凶，并行医术。
１２２６年，耶律楚材东归，历时六年之久的传奇西游方告结束。太宗即位后，他助定礼仪、赋税制度，被人尊称为中书令、中书相公。乃马真皇后称制，渐见疏远。晚年信佛，多与僧人往来，著有《湛然居士集》等。
如同历代文人墨客的西域之行一样，耶律楚材也给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绘这片神奇土地的诗文。他的西域诗约有５０余首，均为当时的即兴之作，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推《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及《西域河中十咏》。而那篇久负盛名的《西游录》，则是他在１２２８年即成吉思汗去世后的次年返回燕京所作。上篇以纪实的手法，优美的文辞，细致勾勒出了自金山至河中一带的自然景观、交通地理、风俗民情、物产经济等，留下了十三世纪初期西域历史的最为翔实的资料。下篇为问答体，与道教首领丘处机的驳辩。
寻思干在西辽时称为河中府，在被花剌子模攻占之前，是附属于西辽的喀喇汗朝的首都，也是中亚两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繁华富庶之地。耶律楚材在此留居数年，其间也曾游历了蒲华、苦盏、八普、杷榄等周边城镇，深为这里的异域风情所倾倒。在《西游录》及其诗中，对这一带的民情风物均有具体而微的描绘。如他记述了寻思干的园林之盛，瓜果之丰，货币形制，衣饰之俗；他的“漱旱河为雨，无衣垅种羊”，不仅说到了干旱地区的灌溉农业，还指明了这里的棉花种植，而此时植棉技术尚未传入中原。
由于耶律楚材“西游”及东归均经天山北麓，故而在《西游录》中对新疆境内的自然景观及人文地理也有不少的精彩描述。关于金山（阿尔泰山），他写道：“时方盛夏，山峰飞雪，积冰千尺许。上命斫冰为道以度师。金山之泉无虑千百，松桧参天，花草弥谷。从山巅望之，群峰竞秀，乱壑争流，真雄观也。自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于西海。”关于阿里马城（今已毁圯）所在的伊犁河谷的塞外江南风光，他写道：“既过圆池，南下皆林檎木，树荫蓊蘙，不露日色。既出阴山，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别石把（又作别失八里、鳖思马，今已毁圯）是耶律楚材东归途中的最后一站，对这座历史名城，他写道：“金山之南隅有回鹘城，名曰别石把，有唐碑，所谓瀚海军者也。……城之西二百余里有轮台县，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唐之高昌也。高昌之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阗国也。出乌白玉之二河在焉。”
金山之名在汉代即见诸我国载籍；而阿里马城所在的伊犁河谷，唐朝军队曾在此地对西突厥叛军进行征讨；别石把则曾是唐朝北庭大都护府治所，安史之乱后沦陷于吐蕃，后为高昌回鹘的夏都。耶律楚材之前，人们对上述地方或者有所记述，但往往语焉不详，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文字的描写，尤其是金山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人”，至此才首次揭开她的神秘面纱，将其美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另外，耶律楚材对于天山（元代称阴山）的雄奇秀美，也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多首《过阴山》，如“百里镜湖山顶山，旦暮云烟浮气象。山南山北多幽绝，几派飞泉练千丈。大河西注波无穷，千岩万壑皆会同。”描绘了赛里木湖、果子沟、伊犁河的壮丽风光。
正是耶律楚材这些诗文，使他与西域的历史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李文田
李文田（1834——1895），字芍农，广东顺德人。
咸丰己未进土，授职编修。放江苏、浙江、四川主考，提督江西、顺天学政。历典文衡，寻命南书房行走，官至礼部有侍郎。操履端洁，学问渊博，治经由通变假借以考见名物度数，宗法郑、贾。与潘文勤过从虽密，而论学则异趣，盖潘固张今文之帜者也。时大兴徐松、光泽何秋涛、平定张穆辈，盛为西北地理之学；独君以《元秘史》晚出，于蒙古立国疆域世系颇具梗概，乃广搜纪载，兼采泰西译籍，辨析订证，作注十六卷。又以《元史地理志》成于仓卒，挂漏固自不免，《经世大典》所存之图，亦多讹缪；更参稽旧牍，验以今名，作《元史地名考》十卷、《西游录注》二卷。其间如辨天兴为合不罕纪年，阿勒台山即杭爱山，兀察部故宫乃兴和旧境之类，精确殊不在《朔方备乘》下。复采自唐以来和林一地残碑断喝，录其原文，加以考释，成《和林金石录》一卷，附《金石诗》一卷，亦前人所未及焉。旁通堪舆，有《疑龙拟龙经注》各一卷。上书，摹北魏诸体，得其神似。
李文田
1834-1895清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一八五九）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学问淹博，金石碑帖书籍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书宗北魏，而畅流於隋碑，所临唐碑，亦以隋碑笔意出之。其行篆诸书，自有面目。收藏有秦泰山石刻及汉华岳庙碑断本，因署所居曰泰华楼。谙熟辽、金、元史事，搜藏三朝石刻甚多。和林有唐阙特勒碑合辽、金、元碑刻在其地者共十六种，尽得拓本为考证，世始知有和林碑。少嗜作画，自入直南斋，益究心六法，作山水小景，著墨不多，得宋、元人笔意，收藏家比之吴荷屋（荣光）。卒年六十二。著宗伯诗文集。
列传二百二十八
潘祖廕 李文田 孙诒经 夏同善 张家骧
张英麟 张仁黼 张亨嘉
潘祖廕，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大学士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除大理寺少卿。左宗棠被劾，召对簿，罪不测，祖廕上疏营救，且密荐其能，狱解，乃起独领一军。十一年，诏求直言，祖廕念车驾还都，首斥奸佞，纲纪一新，为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四事。并请免赋以苏民困，汰釐以纾民力，严军律以拯民生，广中额以收民心。纚纚数千言，称旨。迁光禄寺卿。与修治平宝鉴，书成，被赏赉。先后纠弹官吏不职状，书凡数上，文若钦差胜保、直隶总督文煜、陕西巡抚英棨、布政使毛震寿、甘肃布政使恩麟、道员田在田诸人；武若提督孔广顺、总兵阎丕叙、副将张维义诸人。繇是直声震朝端。
同治三年，授左副都御史。坐会议何桂清罪未列衔，絓吏议。明年，恭亲王奕䜣获谴，下群臣议。祖廕念重臣进退，关系安危，疏请持平用中，酌予转圜，袪世人惑。补工部侍郎。七年，调户部，充经筵讲官。坐失部印，褫职留任。典顺天乡试，再坐中式举人徐景春文理荒谬，镌二级。十三年，特旨赏编修，仍入直。录输饷功，释处分。
光绪改元，授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数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五年，主事吴可读以死请为穆宗立嗣，祖廕被命集议，与徐桐等请申不建储，彝训疏存毓庆宫。明年，偕惇亲王奕脤等办中俄交涉。约既成，筹善后，条列练兵、简器、开矿、备饷四事进。命入直军机，父忧归。服阕，起权兵部尚书，调补工部，兼管顺天府尹事。大婚礼成，晋太子太保。十六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勤。宝坻士绅感其救灾勤劳，籥建专祠，报可。
祖廕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先后数掌文衡，典会试二、乡试三，所得多真士。时与翁同龢并称翁潘云。
李文田，字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同治五年，大考，晋中允。九年，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秩满，其母年已七十有七矣，将乞终养，会闻朝廷议修园籞，遂入都覆命。既至，谒军机大臣宝鋆，告以东南事可危，李光昭奸猥无行，责其不能匡救。宝鋆曰：“居南斋亦可言，奚必责枢府？”文田日：“正为是来耳！”疏上，不报。逾岁，上停止园工封事，略言：“巴夏礼等焚毁圆明园，其人尚存。昔既焚之而不惧，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常人之家偶被盗劫，犹必固其门墙，慎其管钥，未闻有挥金讠夸富於盗前者。今彗星见，天象谴告，而犹忍而出此，此必内府诸臣及左右憸人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之举。使朘削而果无他患，则唐至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皇上亦思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千里，东西诸国詟惮天威，府库充盈，物力丰盛，园工取之内帑而民不知，故皆乐园之成。今皆反是，圣明在上，此不待思而决者矣。”疏入，上为动容。俄乞假归。光绪八年，遭母忧。服竟，起故官，入直如故。数迁至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领阁事。二十年，疏请起用恭亲王奕䜣及前布政使游智开，依行。明年，卒，恤如制，谥文诚。
文田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尤谙究西北舆地。屡典试事，类能识拔绩学，士皆称之。
孙诒经，字子授，浙江钱塘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闻杭州城陷，乞假归，奉亲辟居定海。参宁绍台道张景渠军，平浙东有功，还授检讨。以倭仁荐，入直南书房。同治四年，擢司业。上言：“弭灾在恤刑，治狱先平法。本律盗案不分首从，圣祖、世宗加以区别。自顷盗风充斥，概用重典，行十馀年，案不减少。则知弭盗之术，不在用法之严。请敕刑部改成例，复祖制。”议行。会上将侍太后幸惇亲王府，既，与夏同善谏罢。未几，复将诣恭亲王府祀神，诒经再上疏，言：“圣学方新，宸修宜懋。经帷屡旷，则神志难专；法驾时勤，则见闻易惑。一日行幸，一日已荒念典之功；今日行礼，异日或启游观之渐。”士论归之。遭父忧去，服除，仍原官，入直如故。十年，迁侍讲。五月朔，日食。诒经以天道感应，本诸人事，於是有遇灾修省之请。十三年夏，彗星见，越数日，太白经天，人心惶骇。诒经复有广开言路及罢圆明园工程之请。迁侍读学士。德宗缵业，大考一等，擢詹事。召对，命直抒所见，连上澄吏治、慎海防机宜甚悉。
光绪六年，俄衅启，东西海陆边防亟。诒经言：“能战然后能和，兵力专顾海口，北塘覆辙可鉴。”请调劲旅守东路，并津、永举办民团。再迁刑部侍郎，明年，调户部。会左宗棠请修畿辅水利，乃疏荐张之洞、张佩纶资治理，并以山东河患，河员专治河堤，不讲修导，建议购泰西机船及时修濬。十一年，入直毓庆宫。山东河工领部银百万，诒经廉得书吏史恩涛苛索状，严责缴还，将惩治，章未上，而御史王赓荣等辄劾以轻纵。上令明白回奏，覆奏入，卒陷吏议，并罢直。有劝引退者，诒经曰：“吾被恩遇久，遑敢佚吾身邪？”於是专治部事，佐度支凡十年。时议设银行，造铁路，虑利权外溢，龂龂持异议。
诒经持躬清正，思以儒术救时敝。不阿权要，为同列所忌，卒不得行其志。先后数司文柄，深恶末学骫骳积习，摈之惟恐不遑，所得多知名士。生平论学不分汉、宋，谓经学即理学。又曰：“学所以厉行也，博学而薄行，学奚足尚？”一时为学者所宗。十六年，卒，优诏赐恤，谥文悫。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人。咸丰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年，粤寇陷江南，诸军无所统，请属之曾国籓；又以北塘之役，僧格林沁军退顿通州，桂良再就议款，同善建言敌情叵测，宜专任僧格林沁备战守：敕并依行。父忧归，服阕，起故官。同治六年，迁少詹事。其时传言车驾将幸惇亲王府，召集梨园，同善闻之，与孙诒经合疏谏止。略言：“皇上冲龄，敬天未至南郊，游幸先临府第，未安者一。圣学端资养正，耳目玩好偶有所娱，恐疏而不密，未安者二。近顷军事未宁，游观之事传播四方，曷以慰臣民望？未安者三。英、俄人士杂处京畿，稍示以懈，何能帖伏？未安者四。夫孝以礼为归，礼以时为大，非时不举，古有明箴。乞罢止以彰圣德。”出督江苏学政，遭继母丧去职。起詹事。十年，迁兵部右侍郎。秋，患霪雨，奉其状以上，乞申虔祷，实行敦节俭、广赈济、开言路、清庶狱诸政，语至剀切。十三年，偕尚书广寿诣四川按事，奏请撤永川等兵差局、绵竹等伕马局。
光绪元年，命直毓庆宫授读，固辞不获，益屏家事勿问，退唯默坐观书，思所以为献纳地。先后累言盗案刑例宜复旧制，分首从；畿辅旱，请凿井灌田苏之；晋、豫饥，请移海防关税经费恤之。四年，复命视学江苏，陛辞日，力陈捐纳有碍民生，无裨国用，称旨。明年，被命巡视山东黄河，条上治下游三事：曰濬海口，曰直河湾，曰通支河，请移机器局经费治之。其秋，阅缘江砲台，又历陈三不可恃，请合数省力助守江口，已筑者毋废，未筑者毋增，上然其言。尝割俸濬江阴城河，植松五万馀於君山，民德之。六年，卒，德宗闻之遽泣，其忠诚荷主知如此。遗疏入，赐恤如例，谥文敬。子庚复，主事；敦复，御史。
张家骧，字子腾，浙江鄞县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调山西。遭父忧解职，服除，起故官。迁侍讲，入直南书房。光绪元年，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命直毓庆宫，迁侍讲学士。明年，刘铭传奉召入都，疏请筹造清江浦铁路，下李鸿章等议。家骧念典学方新，讲求上理，万一言利之臣随声附和，一言偾事，关系匪轻，乃力陈三弊阻止之。疏入，仍令鸿章覈覆，鸿章力主铭传策。然自是御史洪良品陈五害，侍讲张楷陈九不利，并随家骧而上谏书矣，事竟寝。数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九年，授工部右侍郎，调吏部。
家骧纯谨好学，一谢时趋。莅官端慎。授帝读，朝夕纳诲，颇能尽心所职。十年，卒，上悼惜，赐祭葬如制，谥文庄。
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命偕检讨王庆祺在弘德殿行走。英麟甫入直，即乞假归省。未几，穆宗崩，庆祺以有罪褫职。众皆称其志节。历典福建、云南乡试，累迁祭酒，充经筵讲官。光绪十七年，以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学政。奉省士民朴素，随轺所至，力加奖劝，学风兴起。晋内阁学士，简顺天学政，擢吏部侍郎。二十六年，通州试竣回京，两宫西狩，官吏迁避，英麟独守学政关防待交替。明年，召赴行在，应诏上疏，请力崇节俭。乘舆回銮，议变法，英麟言祖宗法制，可整饬不可遽更张。二十九年，充会试副总裁，借闱河南，改试策论、经义。英麟严衡校，多取绩学。会改官制，英麟以侍郎迁副都统，汉员授旗官自此始。旋晋都统。三十四年，授都御史。时议行宪政，许士民上书，英麟必详审为代达。御史江春霖直劾亲贵，斥回原衙门，英麟率全台合疏留之。
宣统改元，摄政监国，复举轮讲之典。英麟撰资治通鉴讲章以进，皆发明精义，比附近情，冀以诚意相感动，章上，但循故事留览而已。三年，武昌变起，内阁改制，饬都察院及凡有言责者皆停奏事，英麟叹息以为奇变。逊位诏下，遂乞罢归。德宗永远奉安，犹奔赴崇陵谒送。重宴琼林，加太子太保。乙丑冬，卒，年八十有八。
张仁黼，字劭予，河南固始人。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出督湖北学政，以硃子小学、近思录训士。累迁洗马，充日讲起居注官，补侍讲。二十年，日本衅起，枢臣被劾。乃与李文田等请起用恭亲王奕䜣，称旨。迁鸿胪寺卿，典试四川。除奉天府府丞，父忧，未之官。
二十六年，拳乱作，奉命在籍治团练。服阕，赴行在。时财匮，议加丁口税。仁黼谓：“今日国势极危，而人心未去者，良由世祖除明季三饷；圣祖诏丁口以五十年为率，嗣后滋生永不加赋：深仁厚泽，民不能忘。今议加丁税，违祖制，拂民情，必不可。”事遂寝。还京，擢顺天府府尹。再迁兵部侍郎，典试江西，历学部、法部。
三十三年，补大理院正卿，奏请敕部院大臣会订法律，略言：“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而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定法律宗旨，辨法律性质，编法律成典。中国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尤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又言：“立法之要，规模不可不闳，推行必宜有渐。否则未当於人心而贸然以试，诚恐外国属人主义势力日益扩张，而吾国属地主义处理愈形棼纠。有司奉行不善，反使外人得以藉口，为患甚大。”疏入，多议行。俄授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三十四年，丁母忧。未几，卒。
仁黼内行修，不自标异。尝被命治河，卻例馈节省金，同官惧，谓将兴大狱。仁黼忽索取金，众始安，然颇怪其失操。已而河南巡抚上言绅士助学校金，不受奖叙，数与之同。朝士益服其清不绝物云。
张亨嘉，字燮钧，福建侯官人。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视学湖南，念儒官为士模范，不激浊扬清，曷以励风教？疏荐文行交修者数人，士习为一变。二十三年，入直南书房。越二年，除司业，频转太常寺少卿。一岁五迁，殊数也。
二十六年夏，亲贵大臣信拳民有神术能攘外，饰词入告，上疑之，命亨嘉察视。亨嘉知其不可恃，条上弭衅机宜甚悉，疏甫入而乱作。西狩还，独先赐用，徙大理寺卿。明年，出督浙江学政，颇采西国政教命题试士，多得通材。尚书张百熙、荣庆既为学务大臣，别置大学总监督，亨嘉遂被命任校事，仍不离内廷职。大学中更寇乱，肄业生不盈百，乃辟学舍，广集高材生。类别学科，礼聘儒宿及东西邦学人专门教授。书籍仪器，粲然具备。兼摄进士馆监督，进士习法政自此始。历光禄寺卿、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逾岁，疏辞校职，转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亨嘉为人敦实，嗜古精鉴赏。事母孝，母黄氏，寿百岁，同列奏庥瑞。中兴后命妇享高耄者，与詹事袁葆恆祖母郭氏二人而已。上闻之叹异，加恩赐予。三十四年，遭丧去，终服，仍入直。宣统二年，卒，赐祭葬，谥文厚。
论曰：同、光典学内直诸臣，每兼授读，体制较隆；而文学侍从，亦多选绩学，时备顾问，称荣幸焉。祖廕好贤勤事，文田学识淹雅，同以通博称。诒经重实学，同善崇圣德，家骧尽心诲纳，英麟早励风节，并无愧师儒。仁黼、亨嘉尤惓惓於明法修学，后先相望，其风采皆隐然可见焉。
李文田 （1834--1895），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研究专家和碑学名家，字畲光，号若农，一作芍农，一字仲约，谥文诚，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一八五九）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学问淹博，金石碑帖书籍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书宗北魏，而畅流於隋碑， 所临唐碑，亦以隋碑笔意出之。其行篆诸书，自有面目。 收藏有秦泰山石刻及汉华岳庙碑断本，因署所居曰泰华楼。谙熟辽、金、元史事，搜藏三朝石刻甚多。和林有唐阙特勒碑合辽、金、元碑刻在其地者共十六种， 尽得拓本为考证，世始知有和林碑。少嗜作画，自入直南斋，益究心六十二。晚年乞归故里，主讲广州凤山、应元书院，在广州筑泰华楼，藏书甚富，著有《和林金石录》、《元史地名考》、《元秘史注》等。
创建时间：20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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