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重学“史”才能强“立志”
作者：夏 欣
记者：哲学家看教育，是不是比较注重宏观？
任继愈：我恰恰想谈谈“微观”。比如历史课，因为它有关“立志”。我感到解放后50多年，我们的教育在大的方面讲爱国主义、讲唯物史观不少，但真正讲“立志”、讲怎样安身立命的道理，讲怎样做人、怎样塑造自己，相对较少。我们总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讲做合格的螺丝钉，但螺丝钉摆在哪儿、要发挥怎样的作用？并不深究。现在大学生毕业分配选志愿普遍比较注重实际，多数是哪儿钱多去哪儿，不太考虑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太现实了。解决吃饭问题固然重要，但社会上很多问题、很多罪恶都是在解决温饱以后发生的，青年人如果缺少远大理想，往往后劲不足。“立志”才能有理想，有理想才能对未来的困难挫折具有免疫力。而“立志”是建立在对我们祖先历史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基础，对自己的国家就爱不起来，就无法真正树立起远大的理想。
历史课作为一门课程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是目前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
记者：中小学历史课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中的比重不够吗？
任继愈：不光是比重，和它的地位和分量比起来，我认为这门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有很特殊的地位。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像我们中国这样长，而且由古至今五千年没有中断过。自从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统一的，其间虽有短暂的割据，但即使在当时，分裂也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民族的认同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一脉传承、绵延不绝。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曾经是中心，那些国家却是有古无今……唯有黄河和长江流域孕育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没有中断过。所以讲历史，没有那个国家有我们中国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美国就不行，讲历史课一年就可以讲得很充分，而且再讲就讲到欧洲去了。
但是中国在世界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分量并没有反映在我们学生的知识结构上。不少大学生学到毕业，历史知识还是很贫乏，古代史、近代史都知之不多，知道的一鳞半爪可能还是通过小说、电影了解的。历史知识不足，对祖国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就爱不起来，爱国主义是促进进步最强大的力量。比如当年日本人打过来，无论多么困苦，我们这代人从来就没有过当亡国奴的念头，就是这个原因。不要让我们有些学校成为留美预备学校，一说回国就讲到条件。抗战时回国的一大批人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回来的，吃着小米咸菜照样报国。母亲有难的时候才最需要儿女。中学就应该打好这个底子。
真理本身是非常朴素的，要让多一些人、特别是让青年人掌握真理，社会才有凝聚力，才能进步。
记者：你是说应该充分强调历史课在思想教育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任继愈：它应该是爱国教育的一个切入点。清末有人提出“亡国者，必先亡其史”，这个道理我们可反证。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重编历史书；鸦片战争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大事，但在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期间，教材上这一段历来轻描淡写，几乎不讲；日本在教科书中对他们的侵华历史只说“进入”就是不说“侵略”，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所以我认为学生无论学理学文，都应该花功夫去了解我们民族有多么优秀的历史文化。现在不光是课时、内容的问题，历史课怎么上更是问题。
记者：其实许多中小学生对中国历史本身并不缺乏兴趣，许多学生在发新书的时候会主动把历史、语文课本看一遍。他们不感兴趣的常常是教学与考试这个过程。
任继愈：其实历史是最能够生动起来的课程，中小学教材不需要讲多少大道理，而且有故事，有人物，特别能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教授。但现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把学生教得很烦。我的孙子在读小学，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很少，就知道个四大发明，说“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就不对，非要按标准答案说“毕昇发明了印刷术”。这样死板的教育与培养创造性根本不沾边，创造力是背诵不出来的。
说到创造力，我还有一个感觉。前两年北大、清华校庆我都去了，一面听各种发言，我一面在想，大家列举的足以引为自豪的人物怎么都是建国前培养的呢？就是得诺贝尔奖的几位华裔科学家，也不是新中国培养的。50多年来社科界的情况不说了，搞自然科学为什么也难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原因很多，但缺少“立志”的教育，缺乏远大的志向是其中一个被忽略的原因。现在中国要按国际规则办事，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怎么行呢？要培养这类人才，要强调“立志”，还要培养创造性思维，而这两方面我们都有问题。
有些国外的学校就比我们注意教育方式。国家图书馆常接到一些国外来信，有一个加拿大的初中生在信中和我讨论他的寒假作业，是关于加拿大的渔业问题的，这样联系实际的作业对我们的中学生来说有点不可想象；还有一个外国孩子来信提出“万里长城这么长，横贯东西，一共有多少口子可供人从南北穿过去呢？”
记者：现在我们的教育也在强调创造思维的培养，但是学生需要穷于对付的课程、考试太多了。
任继愈：我认为课程排的太满是抑制创造性思维的另一个原因，现在课程越来越多，唯恐落下什么，让学生吃不消。 我大学时学通史，一周3小时，先学概貌。后来教育学苏联以后，把历史分5段讲，讲得多就背得多、记得多，这样的灌输式、没有多少自己思考的空间的教学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历史学家顾诘刚先生就曾说，他当年在北大不是每天都有课，甚至有时“白天睡觉，晚上听戏”，有空闲才有可能学得“活”、学得“博”。学历史不需要按文理分科，理科生也要学，高中阶段应提倡文理并重。我那时考大学就同时考文科和理科，并被同时录取。
记者：有人提倡让少儿诵读一些很上口的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听说你赞成？
任继愈：少儿读经，小时可以毫不费力地背诵一些东西，长大会自然而然地明白其中的道理，对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是有好处的。但前提是不要强迫。此外，还要鼓励大量阅读，培养小孩子对书的兴趣。
记者：国家图书馆在鼓励儿童、青少年阅读方面今后还会有哪些考虑？
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已经开放了少儿部，但是国图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任务，何况也不可能靠哪一所图书馆全部解决少儿阅读的问题。需要更多关注这个问题的恐怕还是社区，市级、区级以及社区的图书馆都要办好。看电影画报、看小说，不一定非到国家图书馆来不可。在考虑社区整体规划的时候，预先必须要考虑这件事。
（本文已收录在《教育中国—50名流素质教育访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