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黄宗良：拉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到21世纪初，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多美元。但由于受主张国家尽可能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这些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各领域产生了许多严重问题，最突出的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本世纪之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35%，有的国家超过一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5，大城市到处是无地和就业无保证的贫民聚居的贫民窟。所以，近年来拉美出现了左翼上台执政的局面，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记者：看来，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实践，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黄宗良：是的，国际社会对这个全局性的问题给予了普遍关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先后提出强调人的价值，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念。到1992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为标志，可持续发展观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并从理论走向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也是这样。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及其贯彻落实的现实意义
记者：为什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观定义为“科学的”，它的科学性是怎么体现的？
黄宗良：什么叫“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
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于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人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记者：最后一点很重要，能不能从这一点概括苏联模式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念的区别？
黄宗良：把问题集中起来，区别在于：一个是把人的因素（组织、理论、意志）视为万能，一个则把市场作用视为万能；一个倾向于“苦行僧主义”，一个则宣扬消费主义。
记者：从实践上说，中国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和社会发展才能顺利推进。请谈谈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黄宗良：我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世纪之交，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
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实际收入相差五六倍（现在差距还在扩大）；工矿企业内部高收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且地区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居亚洲前列。
资源问题突出。按人均计算，中国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5%；能源尤缺，石油、天然气、煤储量分别为世界的7.7%、7.1%、58.6%。我国的资源不仅紧缺，而且利用率也低。万元GDP的耗水量、总能耗量比国际水平高出几倍。中国科学院2006年2月的一个战略报告称，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资源绩效水平排在第54位。2006年中国GDP约为世界的5%，却耗用了世界1/4的钢材、1/3的煤、1/2的水泥。
环境破坏严重。一些人不计后果地向大自然索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如果说有的资源不可再生，那么环境的损害有的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很严重，世界上20个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3亿农民缺乏合格饮用水，1/3的国土面积有酸雨，1/10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
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损害。
以上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及时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不下大决心、下大力气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节约用地，发展就将难以为继，而受害者将是广大民众，是子孙后代，何谈“以人为本”！如果我们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使其相协调、相适应，特别是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突出地位，不着力解决广大困难群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就谈不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从而也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如果我们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仍然把社会公平放在被“兼顾”的地位，放任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必然影响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不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记者：的确如此。这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您能不能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谈谈这个决定的意义。
黄宗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始终要协调两对最基本的关系：对外关系和国内的城乡、工农关系。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正好这两对关系极其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解决“三农”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因为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键环节。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方针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中心一环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中国，只有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才能谈得上“以人为本”，才能谈得上扩大内需。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民是自卑的，在经济生活上是自卑的，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也是自卑的，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贡献只能用数以万亿来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触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好，房地产商的暴富也好，都是从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农民身上得到的。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今年将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村低保制度，86%的县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免除1.5亿学生学杂费等，都是大动作。但至今，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因此，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关系全局的关键环节。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任务，也是严重的现实任务，要靠改革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