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童年印象中的新四军
作者：曾景忠
故乡泰兴城的沦陷
我家住在泰兴县城内。泰兴城紧靠在长江边，距江边最近的距离只有10公里左右。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冬，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江苏省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陆续沦陷。
泰兴城1940年1月16日被日军占领后，驻有少量的日本兵。我五六岁时，才开始记事。但那时候，兵荒马乱，家里也管得严，我基本上不出门，更没有出过城。懂事后，我只听说，日本兵在城门口站岗，过往的百姓见到日本兵要向他敬礼。日军来后，到处找“花姑娘”，奸污妇女。日本兵挨家搜查，我家邻居洪先生的妻子（我们叫她“洪家嫂嫂”）躲在房间里帐子后面，但还是被日军搜查到，被奸污了。为躲日本人，我母亲带着孩子躲到乡下我姨母家去了，待后来秩序稍平静，才回到城里。我家有个姑奶奶，吃斋敬佛。听说日本人是信佛的，每当日本兵来，事先我姑奶奶即坐到堂前（厅堂），敲木鱼念经，以此来应付避祸。洪家嫂嫂后来经常哭泣、流泪，因身心受到日寇摧残，没过多少年就去世了。这也是日军侵华暴行之一斑。
当时泰兴城内还驻有汪精卫伪政府属下的“和平军”。驻军的番号是第十九师，师长叫蔡鑫元。他手下有个副官叫沈龙飞，还有个勤务兵叫王德胜，就住在我们家隔壁。
泰兴东北部的新四军
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支队渡江到达江北后，在苏中地区发展，开辟根据地。泰兴县东北部，与如皋、海安、靖江等县相邻一带，都成了新四军的活动地区。1940年，新四军与韩德勤部队交战的著名的黄桥战役，就发生在泰兴县东北部的黄桥镇。
我二舅舅，叫季厚荣（后改名为季宽），大约初中文化程度，不知是不是在城内找不到工作，客居在县城东北面的杜家庄我三姨母季仪君（二舅舅的姐姐）家。与杜家庄相挨近的老叶庄，是新四军根据地的重要据点，那时中共泰兴县委就驻扎在那里。我的三姨父叶春煦家是个地主。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一般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我二舅舅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大概因为他有点文化，担任“财经”之类的工作。
我有三个舅舅，大舅舅、小舅舅都住在城里，二舅舅季厚荣长期住在乡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没有对大舅舅、小舅舅的印象深。我只记得他与另两个舅舅不大一样的地方。他嘴唇较厚，也不活跃，很少说话。可能这有利于他参加革命，工作保密。1949年以后，他在仪征县负责商业供销系统工作，勤勤恳恳，到20世纪70年代因病去世。
泰兴沦陷期间，驻扎在泰兴的日本人很少，毕竟“和平军”和伪政权人员都是中国人，“和平军”驻在城里，与新四军占领的地区没有很严格的隔离，两方地区的老百姓是可以往来的。我家和我外公家在城里，我三姨母家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亲戚家往来并未受到什么限制。那时我四姨母未出嫁，常住在我三姨母家。她能认得新四军的一些干部，或者这是因为我二舅舅就在新四军里工作的缘故。
新四军占领泰兴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驻在小城镇的日本军队迅速向铁路沿线和大中城市集中。汪伪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迅速瓦解。日军从泰兴城一撤退，“和平军”没有了依靠，新四军苏中三分区司令员陈玉生率部于9月8日攻打泰兴，12日占领了泰兴城。
这时我已经8岁，开始记得一些事情了。新四军进城后，有两个干部住在我家。这两人一人姓戴，另一人姓朱。他们的职务，一个是教导员，一个似乎称“财经（干事）”。我家有间厢房，地面铺有木质地板，但没有床，他们二人就睡地铺。我印象中这两个人留有长发，穿的是便装，未穿军服。这或许是做地方工作需要的缘故。然而，我记得他们的腿上都打了绑腿。这可能是他们经常行军转移的需要，并养成了习惯。他们二人吃饭也在我家。我家境况贫穷，经常每天三餐稀粥。因他们二人在我家吃饭，中午常吃面条，算是改善了。据我姐姐回忆，这两名干部附在我家吃饭，并给我家“粮券”，凭“粮券”可到黄桥镇领粮。但新四军驻在泰兴时间很短，新四军从泰兴城撤退后，那时局势紧张，兵荒马乱，谁敢到黄桥新四军的粮库去领粮呢？
新四军在泰兴城时，有一次我跟着我的四姨母上街，走到正对着县政府大门的县前街一带。她指着一人告诉我说：“他就是县长张鹏举。”我记不清其长相和衣服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看到他穿着一双草鞋。在我们县城里，县长就是最大的官了。那时，一个县长竟穿草鞋，这足以表现出当时新四军的艰苦节约了。他看上去像个寻常人，穿行在人群中，未乘轿骑马，更没有警卫秘书前呼后拥，这是与以往大官们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我的印象特别深。后来张鹏举与泰兴县政委叶梯青牺牲。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城内旧夫子庙（孔庙，后改为“烈士堂”）前建了他们二人的墓。当时我在泰兴中学初中部学习。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追悼活动。我们的音乐老师殷才先生受命谱写了追悼的歌曲。
还有一件我印象很深的事。10月10日“双十节”（民国时期的国庆节）傍晚，在县城东部六角桥河东的公共体育场（现为江苏省泰兴中学的操场）举行庆祝会。不知是赶热闹，还是什么原因，8岁的我也跟着我家所在的西城镇的人去参加了（当时也要求各镇须集合一定的人数去参加）。会场主席台是专门搭成的，坐北朝南。我们从操场南侧进去，正好向着主席台的方向走。我之所以对这次庆祝会印象特别深，是因为看到会场的主席台上挂的人像。布景幕布上共挂了三个人像，中间是孙中山，右侧是蒋介石，左侧是毛泽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尚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加以当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最后签订了和平协定，通称“双十协定”。因此，这一年国庆庆祝会，也是庆祝“双十协定”签订的大会。看到这三个人的像，又听说这是庆祝国庆、庆祝“双十协定”签字，这是我一生政治意识萌发的开端。
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政府军大部分还在西南地区，接收上海、南京的部队是空运来的。新四军在泰兴城内驻了两个月左右，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陆续开到长江下游一带。新四军就开始从长江沿岸撤退了。新四军撤出泰兴城时，非常秘密。听说事先将在泰兴城内流通的“抗币”（华中地区新四军发行的货币）收集起来装进了麻袋。临走那天晚上，住在我家的老戴等人还在桥头与人闲谈，等到第二天，就看不到新四军人员了。原来夜里人们睡觉时，新四军秘密撤退了，可见他们高度的纪律性和保密意识。
我父亲当泰兴镇长
新四军占领泰兴城时，我父亲当过镇长。我父亲名叫曾益斋。从我祖父起，家里就开一个小杂货商店。我父亲颇通文墨，其学识当不亚于现在的高中文化水平，能写会算，办事认真负责。日本鬼子到泰兴之前，地方人士就推举我父亲当泰兴城区西城镇（泰兴城区分八个镇，西城镇为其中之一。1949年后分为“民主”、“联盟”两个居民委员会管辖）的保长，后来当镇长。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地方人士推举出来，代表居民应付县区政府的代表。上面有捐税任务派下来，他就找些有文化、有影响的人商量，确定向一些“大户人家”（富裕有钱的人家，如周绍西、陈孝宅、潘震孝、张彦超等或收租，或开店）摊派，以应付上面。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受到惩处。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任务没有完成，父亲事先得知要来抓他，就跑出去躲起来了。家里由我家姑奶奶和邻居几个老太婆坐在那里。日伪军跑来抓我父亲，找不到，便问人到哪里去了，几位老太太说不知道。于是那些兵就把几位老太太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泰兴话叫“扎手扎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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