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周炳琳和胡适的友谊
作者：张友仁
北大共事
胡适1917年就已经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被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1919年代理北大教务长。那时，周炳琳是北大经济学系的学生，并于1920年毕业。同年，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同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五人获得穆藕初奖学金，成为北京大学首次选送的公费留学生，这是得到胡适等人的赞同的。
1931年1月，蒋梦麟在辞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职务前，签署文件任命自己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向周炳琳发出“回母校帮忙”的邀请，周欣然同意，回到北大任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7月31日，胡适在北平曾与周炳琳有过长谈，周炳琳的自由主义思想给胡适以很好的印象。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与周枚荪长谈，也关政治。他是国民党员，但终因北大的训练，不脱自由主义的意味。他说，南京要人如陈果夫、吴稚晖等都真心真意的希望扶助蒋介石的天下成功。其实他们若真有此种自觉的主张，尚不失为有主张的政客。所怕者，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们自己灭顶丧身不足惜，国家可大受害了。
当时北大尚缺文学院院长，周炳琳向蒋梦麟建议聘请胡适来担任这一职务，并于9月14日和蒋梦麟一起去劝请胡适。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梦麟与枚荪（周炳琳）皆要我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今天苦劝我，我不曾答应。”后来，在他们的再三劝请下，胡适终于同意担当此任。
蒋梦麟对胡适、刘树杞（号楚青，被蒋梦麟聘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他解聘了一大批在北大任职而不称职的旧官僚；又由三位院长新聘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为教授，充实了北大的教师队伍，为北大的振兴提供了师资基础。接着，北大又成立研究院，胡适任文学研究部主任，周炳琳任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
1932年，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翁文灏、傅斯年、周炳琳、张奚若等在北京组织“独立评论社”，筹备创办《独立评论》周报。这时，周炳琳除任北大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外，同时还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因此胡适托他协助办理“独立评论社”及《独立评论》的立案和登记手续。
同年5月《独立评论》创刊后，周炳琳曾为该刊撰写多篇文章。如《对日新方针与讨伐伪国》，主张讨伐伪满洲国，收复东北失地；《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希望中共循宪政常轨，走议会道路与国民党相抗衡；《中日国交调整中几个要点》，要求日本取消伪满洲国和归还东北领土，等等。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多达123篇。他在对日问题上，主张同日本“直接交谈”；在内政问题上，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专制；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充分世界化。
1933年元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胡适被推为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团体被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视为非法团体。周炳琳2月6日在北平特别市党部纪念周上讲演“党治与法治”时，对此事“有所辩正”。他还准备将这份演讲稿于当晚专差送给胡适，并希望胡适不要再对记者发表意见，以免某报记者兴风作浪。对于此事，周炳琳在1933年2月6日致胡适函中写道：“骑两只马的人如琳，惯会发生滑稽的事情，自笑，想先生亦笑我也。”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政府。日本政府还要进一步搞“华北政权特殊化”，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来满足其要求。胡适、周炳琳等坚决反对。这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胡适和周炳琳虽然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是反对罢课。他们一方面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另一方面却劝导学生复课。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谈和做学生的疏导工作。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学校方面，梦麟先生、周炳琳和我，为了学生罢课问题和学生南下请愿问题，正在竭力劝阻挽留。” 12月10日上午，胡适到北大，知道学生要罢课，他写道：“我与梦麟，枚荪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12月31日下午，蒋梦麟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谈话。“蒋讲毕，请胡适登台……末由周炳琳继续讲演，对学生加以劝告，并加训勉。”可他们并未成功，北大大多数同学一致拥护北平学联的决议继续罢课。蒋梦麟、周炳琳、胡适等又赶到北大校门口劝导同学们上课。胡适在1936年1月4日的日记中对于此事有如下记载：
今天为“复课”第一天。早八时，泽涵（江泽涵，北大数学系教授、主任，胡适夫人江冬秀之弟）有课，他打电话来说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挠上课。我匆匆吃了早饭，赶到第一院（现北京五四大街），见枚荪站在第一院门口……枚荪到时，尚未到八点；到八点尚未打钟，枚荪去问，始知有阻挠。他命令校役打钟，并劝纠察队不要阻挠。但纠察队不肯撤去，说不敢阻挠同学，但要劝告同学。枚荪说，“好罢，你们劝他们不上课，我也来劝他们上课！”枚荪站在门口，自上午八时直到下午三时。第一院上课可说是他一人之功。梦麟也到第二院（现沙滩后街）劝散纠察队。我十点到第二院……
在1936年第228期《独立评论》上，周炳琳发表《冀察现局》一文，反对冀察政权的特殊化以及华北政权的特殊化，这篇文章和张奚若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触怒了宋哲元，《独立评论》被勒令“立即停刊”。《独立评论》被封后，当局还准备抓人，当时北平最高法院院长邓哲熙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面疏通，将一切责任往正在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学会的胡适身上推。北平当局允许等胡适回国再解决。胡适回国后给宋哲元写信“表示我个人负责道歉之意”后，得到宋哲元的谅解。《独立评论》于4月复刊，直到七七事变停刊。
1936年4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秘密签定了“华北防共协定”。但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毕竟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胡适得知后，在31日写了与宋哲元书的草稿，征求周炳琳的意见后，以《敬告宋哲元先生》发表：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的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1937年4月，胡适在北平的报刊上写了星期论文《读经平议》，周炳琳看后认为“有肉，有骨，并且有刺”。胡适很重视他的意见，把它记在日记上。
长期在北大哲学系任主任的郑昕教授曾在1952年描述过周炳琳和胡适等人的密切关系：
胡适、傅斯年那样骄傲，自以为“学问老子天下第一”，但关于学校的大事在作出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遇事让你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