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前后
作者：袁成亮
创作剧本与筹划拍摄
《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剧本是由昆仑影业公司著名导演蔡楚生于1946年夏创作完成的。蔡楚生创作这部影片源于他本人在抗战时期的一段亲身经历。
蔡楚生1906年1月生于上海，1929年进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成为影坛大导演郑正秋的副手，1931年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相继执导了曾荣获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荣誉奖”的《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一系列优秀影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拍摄了反映上海租界爱国青年和汉奸特务殊死斗争的电影《孤岛天堂》，并因此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日军到处搜捕蔡楚生。蔡楚生不得不夹杂在难民队伍中，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此后，蔡楚生辗转桂林、柳州等地，并于1944年到达陪都重庆。在逃难途中，耳闻挣扎在死亡线上婴儿撕心裂肺的啼哭，目睹倒毙在路上的一批又一批难民，蔡楚生心中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广大难民的深切同情。他本人也一度因患肺结核病，在贫病交加中差点命丧桂林环湖一间潮湿的破屋里。到重庆后，严酷的现实使蔡楚生更感到悲愤与窒息。在军阀显贵的官邸、酒楼、舞厅，达官贵人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用大肆搜括的民脂民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啊！”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在蔡楚生心头油然而生，他决心用电影作品来揭露旧中国上层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激情。
为创作这部作品，蔡楚生不顾生活的贫困和身体的虚弱，四处寻访逃难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疾苦，积累了大量素材，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打下厚重的基础。在创作视角上，蔡楚生选择了一个具体家庭作为载体来表现和描述中国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进程，并通过这个家庭的升沉变迁浓缩和汇聚社会的巨大变化。经过两年多的辛勤耕耘，1946年夏，蔡楚生完成了剧本《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创作。剧本在叙事跨度上贯通战前、战时与战后三个时期，具体故事情节是：
抗战前，上海某纱厂的女工素芬和夜校教师张忠良相识、相爱并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抗生”。抗战爆发后，张忠良因参加抗战救护队离开了上海。素芬带着孩子、婆婆回到乡下。不料家乡已被日寇侵占，素芬只得又带儿子、婆婆回到上海，在难民事务所过着艰难的生活。张忠良在战场不幸被俘，受尽凌辱，逃往重庆并被旧相识“交际花”王丽珍搭救。在重庆，张忠良经不起堕落生活的诱惑，渐渐地将妻儿抛置脑后，投入了王丽珍的怀抱。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并和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关系密切。素芬为养家糊口，到何文艳家做了女佣。在何文艳举行的一次晚宴上，素芬认出了张忠良。得知丈夫所作所为后的素芬痛不欲生，将实情告诉了婆婆。婆婆带着一家人找到儿子问罪。但懦弱的张忠良迫于王丽珍的淫威，没有勇气回到素芬身边，绝望屈辱之中的素芬纵身跃入滚滚黄浦江……
电影剧本写成后，蔡楚生请著名演员郑君里共同执导这部影片。郑君里参加过《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的拍摄，他善于把握角色内在的思想情绪，表演质朴自然，被同行称为“电影候补皇帝”，他的这种演员经历对拍好《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疑有莫大帮助。而且，两人的艺术鉴赏观也颇为相似，蔡楚生对中国古典诗词很有研究，郑君里也很喜欢古典文学，颇具诗意浪漫的情怀，他俩在影片中的合作真可谓“珠联璧合”。不仅如此，两人的工作方式也出奇地相似，在拍摄之前都喜欢用一个类似沙盘的东西在上面布置机位、灯光，调整拍摄角度。郑君里正是通过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先后拍摄了《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宋景诗》、《枯木逢春》、《李善子》等一批优秀影片。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演员的选择至关重要。蔡楚生所在的昆仑影业公司当时汇聚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一批知名演员，这为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由于郑君里在表演方面有着较深的功力，且对当时知名演员情况也了如指掌，蔡楚生就将选择演员的任务交给他。事实上，郑君里在挑选演员方面的确颇具眼力。“留守夫人”素芬是剧中的女主角，这个角色郑君里本来想让秦怡担纲主演。因为秦怡端庄秀丽，宽厚善良的性格特征也很符合素芬的角色。但秦怡几经考虑谢绝了邀请。原来，当时郑君里确定的剧中男主角张忠良的人选是刚刚和秦怡结束婚恋的当红小生陈天国。郑君里对此并非不知情，只是他感到由这两位演员出演男女主角再合适不过。秦怡不愿出面，郑君里只好起用第二人选白杨。
男女主角确定后，其他角色也有了着落。张母由著名演员吴茵扮演，“交际花”王丽珍由舒绣文扮演。演员阵容确定后，正当蔡楚生着手影片拍摄时，不料陈天国忽然不知去向。情急之中，蔡楚生便请曾在《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影片中有出色表现的演员陶金“救急”。当时陶金还不是很出名，但事实证明，他在影片中的表现没有辜负导演对他的期望。
曲折而精细的拍摄过程
剧本完成了，演员也到位了。蔡楚生和郑君里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中。由于当时时局极其混乱，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电影业的严格控制，《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十分缺乏。据《一江春水向东流》摄影师朱今明回忆：“昆仑影业公司设备的破旧当年在电影界是出了名的，拍摄这部影片时，只有一架‘独眼龙’式的照相机，几十盏灯和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也是四面透风，用的电影胶片不仅是过期好几年的，而且还是三本五本地从商人手里买来的。摄制工作也常常处于等米下锅的境地，工作人员的生活更是没有保障，几个月发不出薪水……”
由于经费不足、物资和设备缺乏，影片常常因搭不出布景而停拍。那时一部影片一般两个月左右即可完工，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拍停停，拍摄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不仅如此，由于这部影片揭示了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揭露了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因而在拍摄过程中常常遭到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和刁难。剧组人员在拍摄时也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剧组经常选择在夜间拍戏。如此恶劣的拍摄条件使当时许多人对这部影片的前景并不看好。有一位反动文人还为此写了一副对联嘲讽拍摄此片的昆仑影业公司，上联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下联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是“山穷水尽”（《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此前昆仑影业公司拍摄的一部影片）。
尽管困难重重，但蔡楚生、郑君里及剧组人员没有丝毫的气馁。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再苦再累也要将《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成“最好的一部”影片。正因为如此，剧组演员都是忘我工作，即使在影片中担任没有任何对白的“小角色”，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几个日本兵用枪硬逼着一群贩米的老百姓跳进河里。这个镜头是在制片厂后面一条臭水沟里拍摄的。当时正值深秋，沟里的污水又臭又凉。为选择摄制的镜头角度，扮演老百姓的演员一次又一次地跳下水去，每隔几分钟上来，换去湿衣，呷口酒暖暖身子再跳下去。片中还有一个素芬在倾盆大雨中被淋得浑身湿透的镜头。当时拍这个镜头时由于人工雨靠自来水供应不上，只得抽臭水沟的水应景，演员白杨为了准确表现这一特定场景，忍着难闻的气味，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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