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衣食住行忆王震
作者：李慎明
我曾在王老身边工作十几年。我第一次见到王老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报社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又被调到王老身边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王老的前半生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常想，在王老生命的天空上，开着比朝霞还要绚丽的晚霞。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直接在晚年的王老身边多年工作的“偏见”吧！
1993年3月19日，新华社在播发王老的生平时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这绝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没有丝毫的过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对此感触颇深。
来到王老身边工作后，我在整理文档时看到，王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颁布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的空白处和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迹材料上批示：“亲属成年人传阅，然后工作人员传阅，再开一、二次会讨论如何严格遵守规定。”“季青同志（王震夫人——作者注）阅告栗勇同志（王震驻地管理员——作者注）不许搞特殊化。”“宿舍各员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实实遵守政令办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党决定，王老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就在任顾问的当天，他在一张白纸上工工整整写下了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一句名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跟随王老十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王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老牢记亲耳聆听过的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殷训诫。无疑，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之一。这在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对待礼品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甚至一只脚上穿着皮鞋，一只脚上穿着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装，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来用于军垦生产。20世纪50年代，他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他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由于长期跑基层，再加上在那个年代，这套西服很少穿，结果让虫蛀得很厉害，后来花30多元修补好后送了人。王季青说：“给他添件衣服难着呢！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后来，没有换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儿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得旧一点儿，不让他察觉，换着穿。
20世纪70年代初，从江西回北京重新工作后，王老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老和自己俩人的布票，扯了18尺蓝灰涤卡布给王老做了一套中山装。涤卡布结实、耐穿、随意，王老不仅经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动时也经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旧得都发白。改革开放后，王老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装，用于出国和外事活动时穿。1984年，社会上兴起穿西装，家人和工作人员趁他将要率团到日本访问，劝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团访问美国，大家劝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换洗。王老说：“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装可以替换”。大家说，到发达的美国去访问，不能太寒酸了。王老说：“什么寒酸，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坚持不允。大家撺掇他最喜欢的两个孙女京京、京川做爷爷的工作。王老把两个孙女都骂哭了，最后才让服装店比照他原有的那套西服又做了一套。王老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马小妹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70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王老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他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食20世纪50年代，王老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60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变成了三菜一汤。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为王老当了几十年管理员的栗勇师傅开始没有认真执行。王老爱吃米，60年代时，粮店供应的米少，栗勇便从机关食堂“调剂”点米。王老发觉后很认真地批评了他。伙食费超了，王老也批评。此后，栗勇执行指示说一不二，包括经常热剩饭。吃饭时，若是饭粒掉到桌上，王老便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地上，他常常是叹口气说，“又要浪费了”。栗勇说：“给王老管伙食，很简单。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馒头片，午餐、晚餐经常吃鸡蛋面条。”有时晚上外出回来晚，为了不再打扰老师傅，他便让警卫参谋何茂祥给自己做碗“挂面卧鸡蛋”。开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老鼓励他说：“谁开始也都不会做。”后来何茂祥的炝葱挂面做得喷儿香。
王老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六七十年代腌制酸白菜一大缸，80年代家里工作人员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
60年代初，王老在北京时，经常不带其他随员，利用星期日到郊区农场“微服私访”。错过午饭时间，他便让老司机于九天到食堂买来三个凉馒头，老于吃两个，他吃一个。1971年10月间，王老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饭店。他说不浪费了，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
外出时，王老总让工作人员通知接待单位：“饭菜上不要特殊，我爱吃豆腐，有豆腐就行。”80年代后，兴起了罐装饮料。一见到这种饮料，王老便给算账：“一罐两块多钱，里边的饮料不值一块钱，光包装就一块多，浪费太大。陈云同志说，可口不可乐。以后饭桌上、房间里不能上这种饮料。”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老在广东珠海说：“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住20世纪50年代初，王老从新疆调北京工作，住什刹海附近的冰窖胡同5号。同住的还有张爱萍、甘泗淇、朱早观等几家。王老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老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老答应搬到成方街5号，但交代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一直住到1969年也没有装修过。王老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老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老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
1971年，王老全家从江西回京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敞。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9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14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老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老对住房作了分配：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老睡。王老说：“小孩子火力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1976年地震后，王老住房的墙被震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危房要改造。王老不以为然。管房的同志给他做工作，做不通，请来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吴庆彤。吴庆彤说：“您这房老了，高，又没有支柱，再大一点儿地震，一摇就垮。您老说没事，就是有点小事我们也负不起这责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老又提出了新条件：“墙不行了，换，但门窗还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换。”修缮后的房子除换掉个别朽坏了的窗子外，其余全部用的是旧门窗。翠花湾9号在大杂院深处，进出一次要绕拐近十次。工作人员经常借用歌曲《浏阳河》的曲子唱：“翠花湾，弯过了几道湾？”“翠花湾，弯过了九道湾！”王老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说，王老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老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的负担已经够大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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