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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程（一）
作者：魏加宁
20世纪80年代初期：
从“新的跃进”到经济调整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因“十年动乱”、“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体制严重扭曲；但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民心大振，生产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恢复性增长。
当时，从上到下，从决策层到理论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迫心情，有着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和投资冲动，试图在原有体制上继续按照过去的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组织“新的跃进”；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又使许多人误以为组织“新的跃进”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1977年编制《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时，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的高指标。同时，还提出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等。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提出，并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与以往闭关锁国的“赶超战略”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计划是建立在大规模引进的基础之上的。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找当时主管经济的几位副总理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谈话，阐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邓小平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上弥漫着急于求成的情绪。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并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的想法。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务虚会后，国务院迅速批准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十年规划”。随后，国务院多次讨论，加快了引进协议的谈判和签约进程。会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同国外签约引进耗资160亿元的9套大型化工项目，以及宝山钢铁厂、100套综合采煤设备等22个耗资600亿元的项目。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如此众多的大型项目同时进入建设高峰，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粉碎“四人帮”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重病之躯”再加上新的“折腾”，于是经济过热的征兆很快凸显出来。
造成这次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除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物资缺口过大，引进项目需要大量配套资金等以外，还有其他两个方面：
一个是农副产品价格大幅调整，价格上升过快。改革开放以前，农副产品短缺现象极为严重。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农村改革主要从两方面入手解决短缺问题：一方面，推行“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以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国家对8种农副产品大幅度提高了收购价格，推动价格总水平迅速上升。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隐蔽型通货膨胀得到部分显现，从而引发了价格的波动。
再一个是城市职工工资调整和部分奖金放开，居民货币收入增长过快。职工工资总额与调整前相比增加了200亿元，加上奖金以及其他收入的放开，人民币购买力的提高大大超过原定计划，导致财政赤字增长过快，于是只好通过向银行透支加以弥补，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1978年国家预算节余10.1亿元，1979年财政赤字猛增至206亿元，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2％，对货币供给造成很大压力。货币信贷政策方面也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现金（M0）供给增长从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银行信贷余额增长率从1979年的10.2％提高到1980年的18.3％。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撑下，尽管当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处于严格的行政管制之下，但物价仍然开始攀升。零售物价指数从1978年的0.7％上升到1979年的2％，进而上升到1980年的6％。
日益明显的经济过热趋势导致宏观政策开始转向调整。其实，早在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针对大家普遍头脑发热的情景，陈云曾多次向李先念、谷牧等提出建议，希望会议能够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
1978年11月至12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负责人发言说，发展经济要搞财政赤字，提出“赤字无害论”，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就是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避免不了通货膨胀。陈云极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连续用了三个“我害怕”来表示他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担忧。
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急进情绪，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地看到国内外条件的不同。他说：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我们也不能同韩国、台湾地区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陈云还提出，基本建设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他主张材料如有缺口，不论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但是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的“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在财力物力方面仍留下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万吨；钢材、木材、水泥供应满足不了45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有50亿元财政收入指标地方不接受，要由财政部背起来；外汇收支差额达98亿美元，打算借用外资高达100亿美元。
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月1日，《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在报送中央领导审阅批准时，陈云明确批示指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肯减建某些项目。” 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一份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的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并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做考虑。”第二天，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再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于是，《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没有发出。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但由于转弯过急，认识不统一，几位副总理之间还“吵了一架”，财经各部委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一些地方上的同志也表示反对，经济发达地区则要求“不要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