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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赋宁：沟通中西文化的架桥人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李赋宁辛勤笔耕60余年，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英语史》、《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蜜与蜡：西方文学阅读心得》、《英国文学论述文集》、《漫谈英语学习》和《英语学习经验谈》等多部专著，《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和《约翰生〈莎士比亚戏剧集〉序》等多部译著，《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合编）和《英语学习指南》等多部编著；并发表评论莎士比亚、乔叟、荷马和有关西方语言文学及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学术论文数十篇。《英语史》荣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担任总主编的三卷四册《欧洲文学史》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类提名奖、第六届全国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72年，英国首相希思访华，其间突然提出一个要求，要到北京大学听一堂英语课。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课程经常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冲击。希思希望通过听课来了解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大学英语状况。
让希思始料不及的是，他竟然听到了一堂高水准的英语课。授课的教师操一口漂亮的英式英语，纯正、优雅、平实，发音甚至比许多西方人还要标准。
这位令希思惊讶不已的教师，就是时年55岁的北大西语系教授李赋宁。
30多年后，北大英语系教授辜正坤在回忆当年这堂英语课时还很动情。他说，希思没有想到有能说如此漂亮英语的人，当时这件事一下就传开了，那些英国人也很震动，他们觉得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外语人才肯定是青黄不接，但是听了这堂课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
与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一生缘
有人说，李赋宁学习语言是有天赋的。11岁那年，他随全家从西安迁到北京。在国文课上，老师让他读课文，他不会北京话，就用西安话读，没想到刚一读完，全班同学都举手列举他的发音错误。李赋宁非常委屈，此后几天，他不再开口说话。一周后，再读课文，已经是标准的北京口音了。
在李赋宁的一生中，英语成为他除母语外最重要的生活工作语言。在他年幼的时候，最早听到的英语来自父亲一位同事的英籍夫人。但是，使李赋宁最终走上英语学习和教学生涯的，却是他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著名国学大师吴宓先生。
李赋宁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仪祉曾留学德国，是近代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曾主持治理黄河、长江，主持导淮和陕西泾惠、洛惠、渭惠等灌溉工程，功勋卓著，名扬四海。
吴宓与李仪祉是同乡，他非常钦佩李仪祉的学问及为人，尤其感激李仪祉兴修泾惠、洛惠、渭惠等渠，造福国家，造福陕西。
20世纪20年代初，李仪祉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与留美归来的吴宓在南京鼓楼北二条巷24号合租一幢小楼，两家朝夕相处，关系非常密切。在吴宓的大女儿出生前，李赋宁是小楼里唯一的宝贝，三四岁时已会揺揺摆摆地独自上楼串门儿，有时还拖张凳子到吴夫人的五斗橱跟前，爬上去掏糖罐里的糖吃。五六十年后，李赋宁同吴夫人谈起这些有趣的往事，还很开心。
1935年，李赋宁按父亲的意愿，报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清华工学院的备取生，但在报到时，由于数理的分数稍差，学校建议他转系。
李赋宁的兴趣在英语，想转外文系。而父亲却认为理科实用，希望他学理科。另一位同乡教授、政治系的张奚若则劝他上政治系。
犹豫再三，李赋宁登门拜访了当时在外文系任教的吴宓。
吴宓得知他的来意后，把他让到客厅，用英语跟他对话，最后说了一句“那很好嘛”。于是，在吴宓的推荐下，李赋宁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生涯。
“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受到迫害，并于1978年1月含冤以终。李赋宁为吴宓的平反积极奔走，终于在1979年7月19日由西南师院召开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为吴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我这一生能考取清华大学
是十分幸运的”
李赋宁进入清华大学时，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师资力量之强，在国内的大学中是屈指可数的。
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早年留学英国，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方戏剧；吴宓从美国留学归来，讲授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并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结合中国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制定了外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主张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通才。
钱钟书、曹禺、张骏祥以及后来一批优秀的外语教师、翻译家、外事工作者，都曾经受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李赋宁随学校迁往长沙。他的大三上学期，就是在南岳衡山圣经学院度过的。
当时南岳衡山上学术空气浓厚，讲学之风甚盛，学生可以自由聆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汤用彤讲印度哲学、金岳霖讲逻辑、闻一多讲《诗经》、钱穆讲中国历史、吴宓讲西方文学史……
在外文系，剑桥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讲授莎士比亚、英文诗歌、英文散文和作文课；吴达元讲授高年级法文课；柳无忌讲授现代英国文学课；吴宓开设西方古代文学课……
短短的一个学期，李赋宁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世界文学的精华。
多年后，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时，李赋宁记忆犹新：“1937年11月初，我随吴宓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自长沙赴南岳。汤先生和吴先生是清华学堂和美国哈佛大学两度同学。加上陈寅恪先生，他们三人当年曾被称为中国留美学生中的‘哈佛三杰’。在南岳山上，我有幸听到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的讲课。有一次钱先生讲宋朝农民运动时提到农民中有‘吃菜侍魔’的口号，类似李自成在陕北起义时提出的‘迎闯王、不纳粮’口号。钱先生用很重的无锡口音念出‘吃菜侍魔’四个字，我好不容易才听懂，至今记忆犹新。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和蒙自（文、法学院所在地）开学。1938年秋，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名教授云集，教学质量堪称国际上第一流，同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勤奋学习、研究，基础理论和基本功结实、牢靠，有些成果几乎能和国际研究前沿接轨。”
对于那段岁月，李赋宁充满感激之情：“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耳濡目染，受到不自觉的熏陶，这对我们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无形中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初，由于武汉失守，长沙危急，临时大学南迁昆明。李赋宁与许国璋等同学随学校绕道香港、越南前往昆明，开始了他们的西南联大生活。
得天独厚的师资、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李赋宁后来从事英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西南联大，他与许国璋、王佐良、李博高同住一个宿舍，学业上相互切磋，还联合政治系同学一起，组成英语俱乐部，取名为“湖畔绅士”，不定期举行英语报告会、讨论会和舞会。
1939年，李赋宁大学毕业，吴宓又一次成为他的人生导师，吴宓对李赋宁说：“你既然爱好法国文学，何不报考法国文学研究生？”于是，李赋宁投到吴达元门下，研究莫里哀的喜剧。
两年后，李赋宁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被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聘为教员，开始了他终生的外语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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