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布衣朋友
作者：李汝庆
初遇“贵人”
初遇王老，是在1969年10月，他奉毛主席、周总理之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举家下放到江西抚州后，就选择我们红星垦殖场来蹲点。
我当时是垦殖场一个所谓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的兽医，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应该承认，按当时的观点，我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被列为全场重点专政对象。因为我从1955年开始就受到批判，受处分，是“老运动员”了。我在1949年初，曾去香港投奔兄长。虽然当年高中毕业我就满腔热情地回内地参军，并在部队工作了6年，但“海外关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我头上。1955年我又因冤案加身，被部队遣散。1956年我虽然考上大学，但1957年的反右及以后的“反右倾”等等运动都是重点批判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是全场重要的“牛鬼蛇神”之一，是从香港来的“特嫌”，为此整整被批斗了三年。当时的我，心灰意冷，悔当初未留在香港帮哥哥做生意，悔不该结婚生子，拖累妻女。
我虽然是学畜牧兽医的，但当时一些人怕我搞破坏，连养猪工作都不让我干。一天，一位养母猪的饲养员病了，排长（当时垦殖场用部队编制）叫我临时顶班。正在打扫猪栏时，连指导员陪同一个60来岁的人来看猪，当时我觉得这位老者虽然面容清癯，人很干瘦，但讲起话来特有精神，和蔼可亲。他问我母猪一年生几窝？每窝大概多少小猪？断奶时有多重？问得很仔细。接着，他又问及饲养管理和品种改良等问题。显然，来人深谙此道。我不敢含糊，就几年的实践经验，一一作答。
他看出我不是个普通饲养员，离开猪场时即向指导员了解我的情况，指导员如实向他汇报。那时，我还以为他是省里来检查工作的畜牧行业的领导，做梦也没想到他就是王震部长。
两天之后，我正在田里送猪尿，排长叫我马上到总场楼上会议室去，至于有什么事只字未提。那个时期，像我这样的人从不“乱说乱动”，习惯了，让干啥从不问究竟。我到了总场楼上，被安排在会议室外等候。片刻后，听到里面叫我。我刚跨进门去，就听坐在中间的王震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我恍若在梦中，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王震又当着满屋子的干部对我大声说：“海外关系要划清思想界限，要好好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我们党是要发展生产造福人民的。红星的畜牧业要大发展，要用人的，希望你好好工作。现在你坐下来一起开会。”
三年多来，我只参加过批斗的会，只有站或跪的份，现在突然叫坐下来讨论工作，思绪无法集中，感情不能自已，糊里糊涂坐了两小时。
散会后，王老把我叫到身边，边下楼边询问我妻子、孩子的情况，还主动和我握别。我热泪盈眶，我一边哭一边飞跑回家，妻子见状不知所措，当我说明来龙去脉后，她也高兴地“痛”哭起来。我得救了，我全家都得救了！
恢复工作后，我被派去养小鸡，带着两个女青年，我又当技术员又当饲养员。一天，因为小青年业务不熟，看错了处方投错了药，使近百只小鸡中毒死亡。正好王老在路上碰见我，询问小鸡养得怎样了？我无所谓地答道：“小张喂错了药，小鸡死了百把只，现在没事了。”哪想到王老把脸一沉，大骂我置国家财产于不顾，简直是破坏社会主义，再这样搞把我抓起来。当时我只说了句“王部长，我错了”，心里却觉得十分委屈。
这一次王老把我吓坏了，从此处处躲着他。过了十来天，连长突然通知我说王部长叫我下午到总场开会，我心里一愣，糟了，真应了那句话，“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我惴惴不安地蹭进会场，王老照例是当面锣，对面鼓，开口就叫我：“老李，你读一下《毛主席语录》第148页第3条。”我只好站起来念：“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王老接着又叫我念了几条有关知识分子的语录。念完后，王老接着说：“批评了几句，就十几天不见人，这怎么行呢？”我不敢多讲，吞吞吐吐，还是那句话：“王部长，我错了。”“可你知道错在哪里吗？”王老又严肃地说：“药不是你直接放的，但你应该教会那些饲养员也掌握那些基本常识。现在国家财产受了损失，为什么就不痛心？反而漫不经心！”一席话，把我的委屈全打消了，我这才心悦诚服地认了错。王老恢复了通常的和蔼，把他的“大前门”香烟往桌上一放说“大家抽”，还专门抽出一支递给我。要知道，当时我只能抽一角四分钱一包的“勇士”牌。因此，抽这支“大前门”实在是够滋够味，沁人心脾。
后来我才知道，王老爱“骂人”是出了名的，他就是痛恨那些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和事。
1970年春节，我去信给我的老舅妈，告诉她我遇到“宰相”，因为他肚里能撑船，容下了我这个罪人。舅妈回信说：“宰相有奸贞，你是遇到了贵人。”
忘“位”之交
初识王老，我是一个13级技术员（大学毕业转正后最低一级），可他是中央委员，但由于王老性格豪爽，又从不摆官架子，所以越是熟悉就越使人觉得那种“位差”在变小，在消失。
王老常说：“我就是对农牧业有兴趣。”由于他多年实践，又很注意学习，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解，具有专家水平。这一点，你进了他的书房就会知道，他收藏的有关农牧业政策、技术方面的书籍满满几大柜。1971年他曾赠我十几本大学程度的专业书，有些书上还有很多他亲笔的勾画、批注和校释呢。
围绕发展畜牧业这一话题，我们相处越来越投机。他经常想的是如何为我国人民提供更多的动物蛋白、皮革、羽绒，给土地施更多的有机肥料和帮助农民劳动致富。
在王老的影响下，我对畜牧工作愈加认真，跟他的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夏夜，他会把我叫到他的小院，边乘凉边谈心；寒冬，他会与我一起围在火盆边商量“见母就留，先留后选”的具体措施。到了吃饭时间，他就叫炊事员多拿副碗筷。
1971年春，王老召集我等在抚州市招待所开会研究编写一本科学养猪的小册子，会议中他突然腹痛，原来是因为他患肠梗阻手术后刀口处痉挛。他说：“老李给我看看。”当人们置疑时，他却十分信任地说：“兽医、人医道理是一样的，可以看。”我立即为他找来热水袋进行热敷，同时电告其家人，送来止痛片，止住了疼痛。
和王老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无比温暖，那种可以无拘无束、深受信任的交往，叫人十分留恋。
1972年，王老已回北京。我和地区农业局兽医周柏青等奉召前往，王老就安排我们在他家里食宿，说这样更好，可以节省住宿费和伙食费。1978年，我和牛场张云生书记去北京请示工作，这时王老全家人已陆续回京，他就安排我们住在附近的招待所，并叮嘱说要天天去他家，晚上就在他家看电视（当时电视还不普及）。由于天天都去，警卫班的战士都熟了，开始进门还要登记，后来班长说：“都跟家里人一样，还登什么记啊？”
在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和农场职工眼里，他是一位不平常的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普通的长者。
同王老的爱“骂人”一样，他对下属的关怀备至也是远近闻名的。他是粗中有细。每次见王老，他除了详细问及生产情况、向国家交了多少粮、多少利润外，一定还要问及职工生活。记得有一次，王老在红星召集“三结合会议”（即有领导、技术员和职工参加的生产会议，王老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与会者40余人，讨论发展肉牛。王老问司务长这顿饭得收多少钱？司务长说收五角。王老不高兴，说：“一餐要五角，一天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块，可我们职工工资有多少？”司务长马上改口说“那就收两角吧”，引得我们哄堂大笑。王老又说：“我要你们便宜并非要你们损害国家利益，而是让你们办好集体食堂，把伙食费降下来。你们的职责，就是天天想着如何让职工吃得好又吃得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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