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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与美军观察组
作者：胡越英
关于这个计划的最终命运，一些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都认为，是因为美国军方“偶然”改变在华策略，或原子弹的“突然”爆炸而放弃。但笔者在研究二战期间美国核战略过程中发现，这个名噪一时的“中国沿海登陆计划”，实际上仅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前线军官“看好”并努力促成，但却因有悖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战略，注定无法实现的历史插曲。
美军观察组的大胆预测
戴维斯，这位生于四川乐山的美国传教士之子，自信对中国、中共的了解远胜华盛顿，不止一次地建议美国向中共地区派遣观察员。在1944年1月15日第二次提出向中共地区派观察员的建议中，他甚至列出了军事调查团应该完成的四种“任务”：
1．调查日本军事情报；
2．准备美军在共区作战之方法；
3．调查中共实力；
4．视察华北、东北有无变成苏联傀儡政权之可能等任务。
其中第二项——“准备美军在共区作战之方法”，可说是这批美国前线军官想象中的美国在华战略的典型体现。戴维斯等人虽然对中共采用与陈纳德“清除”方式相反的，貌似“同情”的态度，但在美国的对华战略问题上，如欧文·拉铁摩尔所指出，他们和陈纳德一样存在一系列的致命性错误，而“最致命的错误在于，认为美国要在中国进行一场大的决战”。两派人物所不同的是，来自航空队的陈纳德以为这场大的决战不仅要用空军，而且“要由他带领的空军来完成”；而戴维斯等陆军军官则以为要由将在华北、华东等中国沿海地区登陆“空降师”完成，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准备美军在共区作战之方法”。
两派人物判断的明显错误在于与美国总战略相悖。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3年5月5日《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关于1943～1944年全球形势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在1944年的总战略是避免在中国进行大的战役，而在中太平洋上发起对日最后进攻”。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年轻的下级军官们除了收集军事情报，还积极主动地收集他们认为很重要的“政治情报”，甚至策划他们认为极有可能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接受的军事行动。戴维斯等人所“预测”的“华北大决战”对中共来说，由于能因此得到租借物资，故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和求之不得的事，中共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不久的8月23日，毛泽东就邀请“资历较浅”的谢伟思前往与之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会谈。在这次演讲式的谈话中，毛泽东不仅论述了美国和中共的“关系”，而且他还强调美军在中国沿海中共控制区域登陆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自然，它取决于日军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但是日军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更不要说满洲了。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对中国来说那将是最不幸的事。国民党作为政府——而又没有能力成为政府——继续存在下去。
如果实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和中国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合作。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军在内线，国民党军队在更远的后方。
通过毛泽东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此时所希望的美军登陆计划已超出了普通的军事意义，俨然成为一道留给美国的政治选择题：战后美国必须在占据华北、华东优势的中共，与“没有能力”的国民党政府之间做理性的选择。
谢伟思明明知道“战争可能用其它方式取得胜利，登陆是不必要的”，但面对毛泽东在“美军登陆”上的巨大热情，他只仅仅是“暗示”，而不明确表态，这就给毛泽东的判断带来了干扰，足以使之认为“美军登陆”有相当的可能性。难怪陈纳德称这种行为是“我国政策的执行者不断与中国叛乱、自治的共产党进行着一种‘公开的调情”’。
既然“负责政治情报”的谢伟思都在与中共谈论双方的“军事合作”，包瑞德这位负责军事情报的美国军官就更是如此了。包瑞德本已离开使团，但12月他又奉命再次前往延安。给他下达命令的并非中缅印战区新任指挥官魏德迈将军本人，而是他的参谋长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当时魏德迈不在重庆，麦克卢尔口头告诉包瑞德，要他到延安通知中共的领导人，“击败德国人以后(也许这即将来)，那时正在欧洲服役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包瑞德因此要“询问共产党人，当该师在山东沿海共产党控制区建立滩头阵地之后，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他们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这不包括弹药武器和其它作战军用品”。但麦克卢尔又要求他“必须向共产党人表明，同他们的会谈纯属探索性的，因为击败德国以后，这个美国师是否会派到中国，还未作出最后决定”。
12月27日包瑞德到达延安后，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了可能登陆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相当高兴，还询问如果这个美国师到达其他地区以后，他们可否就该师的作战计划接受咨询。当然包瑞德无法给出准确的答复，都只做了含糊其辞地回答。但共产党领导人却给了他明确的保证：如果美军登陆，他们可以向这个师提供供应品，直到美军的正规供应机关能够承担这一任务为止。
包瑞德此行在延安的所作所为很快被重庆方面获悉，并提出了强烈抗议。魏德迈原本要提拔包瑞德为准将，此事的出现让赫尔利阻止了这个提名。显然，包瑞德的停止提拔与擅自同中共联系所谓“华北登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低级军官的行为不仅为国民党所难容忍，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时常让美国的首脑们头痛，甚至激怒了华盛顿参谋部的大多数人，因为他们时不时要从本已繁重的军务中分心来对付这些不必要的事端”。包瑞德最终被撤销本已下达的升职命令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知不可为还有意为之的人还不止包瑞德、谢伟思，极力提倡与中共接触的戴维斯也是这样，明明知道华盛顿并不主张登陆，还专门跑到延安就登陆之事与中共“商议”。如戴维斯自陈，其实在1944年9月他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就已经明确意识到“陆军部对于在中国海岸进行一次登陆兴趣不大”。就在这种情形下，戴维斯仍考虑“这样一次登陆的政治副产品——美国和中共的一次军事合作，可能会阻止俄国在参加对日作战时占领华北”。因此有了10月22日戴维斯与埃默森、有吉明等人的延安之行。戴维斯抵达延安当晚就专门与毛泽东商议登陆之事。戴维斯甚至和包瑞德一起把他们的“登陆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了中共军方。这个被陈纳德称为“啰啰嗦嗦没个条理的作战计划”设想使用空降和两栖部队在连云港地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