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见证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
作者：林蕴晖
在杜润生奉命在浙江整顿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到南方视察。4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认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并警告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15省市委书记会议，强调“停、缩、发”三字方针，“基本是发”。会议决定，1956年春合作社达到100万个。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在合作社发展速度上，邓子恢仍坚持尊重中农自愿，以及建社容易、巩固难的观点和意见，使毛泽东感到不快。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中央农工部和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毛泽东曾专门问及杜润生何以缺席（杜因病请假）。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表示赞同100万个发展计划。8月3日，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提出合作化速度再快一点，搞130万个。邓子恢阐述了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等理由。于是，争论再起。毛泽东认为，对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把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先后检讨。
杜润生检讨说：
1953年的错误，是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不深刻了解：土改以后的新的农民问题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我这次所犯错误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群众社会主义要求估计不足，在合作化工作中主张消极退却方针。这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这些富裕中农，要在“土改后歇一歇”，反对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在这个时候，我主张合作化缓慢发展，正好迁就了他们倾向资本主义的要求。
半个世纪以后，杜润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背景之下，邓子恢和我本人，在经过一场争论之后，是接受了毛主席主张的，以此为逻辑前提，做出一系列检讨，并非违心之举。”
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在讨论中央农工部错误的会上，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说：杜润生同志是个经验问题，是好同志，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土改反封建是坚决的，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会后，中央决定解除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及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将他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从此，杜润生也就远离了毛泽东。
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
与邓小平由远而近
1955年，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争论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事宜，具体是由邓小平筹划的。杜润生回忆说：“邓小平召集廖鲁言和我商量筹备会议事项，他传达主席的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并说中央决定召开全国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以上都参加。小平还交代由陈伯达起草决议并做说明，要邓子恢准备检讨发言稿等。我说，我也应该作一个检讨，小平说：好嘛。”
对杜润生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检讨，会后有人说检查不深刻，未承认犯了路线错误。于是杜润生写了一份补充检讨，上送中央。邓小平回复说，这个补充检讨很必要，但不够清楚，可以不必急于交卷。并批注指出，中央农工部的错误，杜润生有“很大”责任，“在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问题上，杜不是什么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问题，而是自己同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子恢同志的错误，起着助长作用的。所以这般批评是不够的。”
这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与邓子恢、杜润生则有一定距离。
邓小平终究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面前，对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他曾明确表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包产到户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被压了下去。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也被认为主张“唯生产力论”而被定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生产的自主权，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搞起了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55年遭批判时被指为“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的杜润生，因为形势变了，重新奉命调入新成立的国家农村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
早在1953年初，杜润生随同邓子恢到中央农村工作部上任，在毛泽东接见并向他们交代了农工部的主要任务之后，杜润生曾就农业生产的特点不适合搞集体生产向邓子恢谈了自己的意见。杜润生说：
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因为工业有厂房，可以聚集在一起生产。农业在辽阔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集聚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可能靠直接的监督管理，要靠生产者的自觉，而且收获的季节是在秋后，劳动和收益不是直接联系。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农业还有季节性，许多农活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上分工。农民都得学会全套农活，不可能有那种工厂式的流水作业。农业的分工主要是把副业、林业、畜牧业、养殖业独立出去。
邓子恢让杜润生写一个报告上送中央。杜润生感到缺少把握，就先征求了陈伯达的意见，受到陈伯达的教训。陈伯达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并讲了马克思也提出过，共产党取得政权，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这大有指责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随着1955年毛泽东对中央农工部和邓子恢“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杜润生离开了主管农业、农村的工作部门，但他的视野并没有离开。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杜润生深感：“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几年的历史事实证明：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它的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性，使农民疏远土地，无从建立起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历史上，农民从来拥有从事多种经营、配置自有资源的自由。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这种自由权利却受到剥夺。其结果不仅加重了农村的贫困程度，还加重了城市的消费品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