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诞生前后
作者：熊坤静
1935年，为了赡养贫病交加的母亲，14岁的杜鹏程经人介绍，来到故乡陕西韩城县西庄镇学校半工半读。正是在这里，少年杜鹏程很快加入由一些进步教师在该校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了一名小队长，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并接触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心灵上受到革命爱国思想的冲击。1938年6月，适值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他便积极前往报名。由于年龄太小，不久他被抗大分校选送人鲁迅师范学校读书。当年底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在延川县农村工作几年，后又奉调回延安大学学习，并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其间，他有幸读到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在心底里埋下酷爱文学的种子。1944年夏，他被派到延安城关的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工作，并于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有意识地练笔，为工人们编过不少秧歌剧，也写过大量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等，其中一部分还在《解放日报》发表，这更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47年初，他被调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社工作，半年后又被派赴前线，深入到王震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做了一名战地记者。
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就在六连这个英雄的集体里。在此，杜鹏程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一起放哨站岗，除了讲政治课和教战士们识字外，还替战士们写决心书、写家信，与连里的许多干部、战士结下友谊，逐渐熟悉了他们的身世、经历、性格、生活习惯以及战斗中的表现等等。与此同时，他又得以有机会经常与营、团、旅各级指挥员以至纵队司令员王震接触。
当时，装备很差的西北野战军，以区区不到3万人的兵力与20余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在陕北周旋、拼杀，形势异常险峻。杜鹏程到连队才几个月，二纵即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竟由原来的90多人锐减为10多人。长期与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见面时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盖培枢，在榆林三岔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沙家店战斗中，曾经给过他很多鼓舞的团参谋长李侃，为了使山沟里的数千名战友脱离险境，和一些战士英勇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战友们的崇高思想、英雄行为和光辉业绩，给杜鹏程以深刻的教育。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和战士们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并很快进入战略反攻的巨大变化，又给杜鹏程以极大鼓舞。再加之通过阅读有关的材料、文件等，使他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人民解放战争思想的伟大。
戎马倥偬之中，杜鹏程除了及时采写通讯报道，并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外，还长期坚持写日记，举凡人物印象、生活感受、心得体会，以及各地的地貌、历史、风俗民情乃至生动鲜活的语言等等，他都一一不落，忠实地记录下来。他的写作几乎不受时空限制，有时是将装日记的包袱放在膝盖上写，宿营以后趴在老乡的锅台上写，即使在硝烟弥漫、子弹横飞的阵地上，他也是照写不误。每当行军时，他就把写得密密麻麻的许多日记本用包袱裹起来，贴身缠在腰间，视若生命。如此天长日久，杜鹏程竟磨练得文思敏捷、立挥而就。一次，旅政委杨秀山偶尔发现他的写作“武器”竟是一根将钢笔尖捆扎在以树枝削成的笔杆上的东西，需要不停地蘸墨水，很费时间，就关切地对他说：“笔对你来说，和枪杆子一样重要。”于是当即批条子给旅供给部，指示为杜鹏程发一支好笔。很快，一支崭新的“金星牌”钢笔便到了团里，团政委将这支笔转交给杜鹏程时，感慨万端地在杜鹏程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
倍受感动的杜鹏程更加勤奋，数年之间，竟写下近200万字的日记，此外还有几十万字的消息、通讯、剧本和报告文学等。其中他写于1948年初的歌剧《宿营》，不仅被当时西北战场上的很多文工团上演，并被延安《群众文艺》发表，而且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1949年7月，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10月，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又随同一野一兵团司令部全体干部乘飞机由甘肃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
正是这段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丰富了杜鹏程的生活积淀，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升华了其思想感情，使他不禁萌生了要将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以及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诉诸于笔端、昭示于后人的强烈冲动。正如他自己所说：“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横空出世在新疆
1949年11月下旬，杜鹏程与张文彬在迪化成婚的次日，夫妇俩便随同一野一兵团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夫妇俩在刚刚接收的旧军营的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安下家来。而这间八面透风的房子，也是杜鹏程的办公室。
杜鹏程整日陷于采访报道、筹办维文报纸、举办新闻训练班为地方培养新闻工作者以及带领支社记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等各项工作之中，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每逢夜深人静时，他才能有片刻安闲，并总要习惯性地打开那个从陕北战场上带来的马褡子，取出那些充满壮烈故事的烈士遗物和信件，凝神观看。其中一条被子弹打穿烧了一片的毛巾，是盖营长送给他的礼物；两封纸已发黄的信件，是一位叫许柏龄的烈士写给党支部和他的孤寡母亲的信，临上战场时留给杜鹏程的……如今睹物思人，浮想起他曾经在战场上，在牺牲的战友面前，多次在内心里默默下定的决心和许下的诺言——将来一定要把这一切写成书告诉后人，就不禁心潮起伏、激情难抑。于是，他便抓紧时间开始构思，在列作品提纲时，前后反复折腾了四次，其间他还到战争年代经常随军采访的原独四旅几个团做了一次深入走访。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得知情况后，给予他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并当面热情地勉励他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
由于喀什纸张奇缺，杜鹏程夫妇俩就像拾荒者似的留心搜罗，甚至还托人从各处收集来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簿册以及老百姓用于糊窗户的麻纸等。当他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废纸上创作时，就不得不把字写得如花生米粒般大小。自1950年初动笔，杜鹏程每日通宵达旦，与昏暗的小煤油灯相伴达150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初稿。关于当时写作的艰难情景，他在该小说的《重印后记》中写道：“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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