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新四军“中安”轮沉没惨剧

作者:陈宗彪




  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征途中,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烈士牺牲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也有不少人因偶然情况惨遭不测而牺牲了宝贵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北撤的一艘“中安”号轮船夜渡长江,不幸沉船,800多名官兵遇难,造成了至今仍令人震撼的惨剧。
  
  1945年10月15日晚,一艘满载江南新四军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的“中安”号轮船,不幸在江苏泰兴县的天星桥镇西南约2公里的江面上沉没。“中安”轮是怎么沉没的?“中安”轮沉没后是谁一次次潜入江底,把船舱中的烈士遗体打捞出水,烈士遗体是如何安葬的?除烈士遗体外,还打捞出什么其他物件?为此我寻访了几位当年目击沉船事件打捞工作的老人及其后代。
  
  奉命北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有关协议,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从1945年10月上旬开始,将长江以南的苏浙军区部队和苏南、浙东地方干部全部北撤到苏中地区。为此,新四军军部对苏南新四军部队的北撤作出部署: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迅速北撤,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可能转移的部队、地方干部作第二批转移,并以少数主力掩护一切可能撤退的武装、地方干部、尽可能随带的资材撤退。按照这个计划,第一、三纵队在第四纵队主力的掩护下,经江阴等地渡江先后到达苏中地区的东台、刘庄地区。10月11日,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经宜兴、溧阳、武进等地,在孟河、小河镇一线渡江,于16日到达苏北的黄桥地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任务完成后,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于15日晚夜渡长江,不幸沉船。这就是新四军军史上令人悲痛的“中安”轮沉船事件。
  据泰兴“中安”轮纪念馆提供的、沉船幸存者陈瑞洪的回忆资料:当时陈瑞洪所在的溧阳县干部大队,在县长徐公鲁的带领下,跟随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一起渡江北撤。然而,当时的日军虽已宣布投降,但他们接受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不但不向新四军缴械,反而对新四军实行“有效的防御”。同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对北撤的新四军加以层层拦击,并增派20多艘舰艇日夜在长江中巡游。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近千人的渡江只好选择在夜间较为安全。陈瑞洪的回忆资料这样写道: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以焦急的心情摸黑登船。因为轮渡是一艘吨位较大的轮船,所以船不能泊岸,我们上船只能用木帆船一船一船地短驳。同我们一起渡江的有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和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和干部(大多是女同志)及我们干部大队,共约七八百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短驳,到深夜十二点才全部上船。
  
  葛春和是随部队由浙东到江南,从武进县境的孟河镇前往江边登上“中安”轮的。当时他是机炮连重机枪排二班班长。据他回忆:随他一起登船的有十支队七连、机炮连全部、八连一个排和大队部一部分同志,另外九连的几名病号由支部书记徐犁澄带领登船……
  据徐犁澄回忆:
  
  一条小木船把我和六个病号驳上了轮船。走道上挤满着人。由于听说国民党军正在追赶北撤中的我军后卫部队,所以不分昼夜,每船都要满载尽快地渡过江去……由于一连几天的行军,极度疲劳的北撤队员很快进入梦乡。风声、鼾声、马达声交织成一片……
  
  沉船哀音
  
   从几位沉船幸存者反映的资料看,满载韦一平等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的“中安”轮,始航于午夜时分。当“中安”轮拖着沉重的船体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2公里的江面时,突然发生倾斜。在一片嘈杂声中,随着船身摆动幅度的加大加快,船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向摆动的相反方向拥来挤去。江水的进入使船尾首先下沉,很快整个船体入水,轮船上那粗大的烟囱缓缓地倾入江中。“中安”轮沉没后,陈瑞洪这样回忆道:
  
  我从小在水乡长大,熟悉水性。心想:我年轻体力好,在水里游上三四里不在话下。所以面对滔滔长江也并不见得怕。可是当我一下水,感到寒气逼人,风大浪急,还有漩涡。这完全不同于家乡小河港的情景,我一手扶着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背包,一手将身上的衣服脱掉,只留下一条短裤。经验告诉我,光着身子才好在水里与风浪搏斗。当时,江面上漂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人的呼救声、江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真是惨不忍睹。过了没多久,人声渐渐稀少了,只听见长江水浪的澎湃声……在与风浪搏击时,从上风方向漂来了一只像南方人用来放鸭子的划子船,船底已朝天,船舷周围扶着一二十个人。为了借助这只船的浮力,我们几个也扑过去抓住了船舷。漆黑的晚上,黑茫茫的一片,望不到边和岸。到了下半夜,江面上的风浪更大了,大家又冷又饿,力气已耗得差不多了。这时劈头盖脑的浪头袭来,加上漩涡,围绕这只小船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七个人。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患难与共,分外亲热。为了生存,我们互相鼓励、帮助。突然又一浪头打来,把我们七个人连同小船一起压到了浪底下。我憋住气奋力划水,终于从浪底下钻了出来。可当我再度找到那只小船时,却只剩我们三个人。天近拂晓,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只木帆船。当他们发现我们后,船上的人每次只能抛下一根绳救一个人,我们互相推让,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我是最后一个被救上船的。这些船是天星桥镇的老百姓,在沉船后组织的救援船只。
  先期到达江北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的不少同志,正在迎候韦一平和战友们的归来,可谁知他们等到的却是韦一平等800多人沉江殉职的噩耗。
  
  江底搏击
  
  “中安”轮的沉没牵动着每一个新四军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心。他们把悲痛隐埋心中,急于要做的就是怎么把船舱中烈士的遗体、遗物打捞上来。然而,在没有任何打捞设备,没有一个专业潜水人员,没有任何保障措施,且又随时可能遭遇国民党兵舰巡游的情况下,谁能潜入江底去完成这个九死一生的重任?经过主力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挑选,泰兴地方部队的叶恒富和王山两个人,以最识水性为先决条件,奉命执行潜江打捞任务。叶恒富1915年出生于泰兴天星镇芦碾村。生性果断,做事利索,快人快语,为人诚实。1943年经泰兴新四军游击队沈彪介绍,参加新四军的地方部队。1944年秋,被驻当地的侵华日军特工队长胡建东(化名尚建华)绑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并用桑树扁担抽打拷问,叶恒富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未向日伪吐露一字。特工队无奈扬言交日军狼狗撕咬。为免其一难,叶恒富的妻子、当时被当地人称为“北乡人”的谢桂芳,变卖家中唯一赖以生存的二亩四分地和所有物品,拼凑成24担稻谷做交换,才把丈夫的性命换了回来。叶恒富回家后,连夜出走一直跟随部队活动,与王山成为战友。1946年,叶恒富因地方武装人员分散保存力量,只身到上海以木匠活为生,并协助上海的戴荣华开展地下工作,掩护过杨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薛村林。1994年叶恒富病逝上海。对于王山其人,因无采访线索,本文不作交代。
  叶恒富的儿子叶小双告诉笔者:
  
  我的父亲跳入江中后,他和王山摸到了沉船的舱门,因轮船严重超载,所以舱门被一个个紧挨着的尸体堵塞着,需要用力才能拉出一个尸体。拉出一个舱门口就松动一点。再把拉出的尸体送到江面,等乘小渔划子的人用竹篙钩住拉上船后,他们再潜入江底。江水又冷又浑,完全靠水下摸来进行。一口气能憋多长时间呀,憋不住了上来换口气,实在冷的受不了了,赶快上来烤会儿火,喝口热酒再下去……
  
  叶恒富的妻子、80岁的谢桂芳回忆道:为了打捞这些烈士,叶恒富每天早上踏着白白的霜出去,晚上九十点钟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到家了一天的打捞才算结束。他的脸被冻得发青,嘴唇被冻得发紫。妻子为他脱去湿漉漉的衣服,为他加厚床上的棉被,让他钻进被窝。可半天时间都转不过阳气。用谢桂芳的话说:“活像一个冰冷的死人。”在为叶恒富取暖时,谢桂芳埋怨他:“你这样做图什么?”叶恒富回答:“他们为革命把命丢在了异乡的江底,我们活着的人为他们受点罪、吃点苦算不了什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日子怎么过?”“我从小在江边长大,水性出名的好,不会有事的。就算有‘事’,还有共产党。”就这样,叶恒富在半个多月中,一次又一次地腾江踔浪,拉出一具又一具烈士遗体,摸出一支又一支遗留在船内的枪支,和一件又一件烈士们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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