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作者:陈大斌




  33年前,也就是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评法批儒”之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种种丑行令人不齿。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也在一些朋友中“传播”过。近年来,有些当年曾耳闻过此事的人,建议我把当时的现场见闻写出来,让“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小插曲有更多的人知道。但当时对江青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内参”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所以现在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也非易事。2003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我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查看了一些资料,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核实了有关史实,遂写下这篇追忆文字。
  
  “批林批孔”: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
  
  1974年新年伊始,“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他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江青等人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1974年1月,江青赤膊上阵,在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家机关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大放厥词,公然影射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点名攻击一批中央及军队领导干部,还说中央有“很大的儒”,叫嚣要批“现在的儒”。同时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煽动揪斗老干部,批判斗争教育界、文化界的一批人。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时间全国形势紧张起来。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上访团,拉山头、打派仗,有些人竟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致使全国各地大乱,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8年,全党全国人心思定。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我所在的新华社大多数人对江青的言行极为反感,对“批林批孔”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是抵制的态度。当时我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做新闻采编工作,也很不理解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对江青等人的言行非常厌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大寨“蹲点”,为期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便钻进太行山里,“蹲”了半年时间,这年6月,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分社的同志说,这样在一个地方死“蹲”下去,不如到各地走走看看。6月中旬我们去了晋东南地区,参观了李顺达领导的平顺县西沟大队等老先进典型。在平顺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引得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林县属河南省,但与平顺山水相连。我们便请示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要去林县看看“红旗渠”工程。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同意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我们两人从平顺翻过太行山来到河南林县,参观了“红旗渠”工程,于6月19日乘车回北京。
  6月20日我们到北京后,上午到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办公室,与组里的同志们闲聊了一会,农村组组长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通知我,快去社总编室报到,有重要采访任务。原来新华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新华社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立即赶往天津。国内部决定,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大姐,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穆青在办公室里见了我们四人,他什么任务也没有说,只是让我们马上出发,后勤部门的车已经在楼下待命。上午10时许,我们四人挤进一辆轿车赶赴天津。
  我们不知道要到天津什么地方,司机也不熟悉天津市的道路,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一辆灰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等待我们。天津市来迎接我们的一位干部说,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至于上哪儿,去干什么,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后来我们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的招待所。这时已经是午后,他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下来,并嘱咐我们:就在房间休息等待,不要外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要我们来做什么?弄得如此神秘!一直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人理睬我们。晚饭后才见到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朱波匆匆赶来。他对我们说,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还要去农村听农民“评法批儒”。她通过中央办公厅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要搞天津工人、农民的“批林批孔”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好不懊恼!在太行山里“蹲”得好好的,谁让你出来看什么“红旗渠”?看就看吧,谁让你又跑回北京来?这不是自己往漩涡里跳吗?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城乡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党活动。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在市委一些人的鼓动下,天津站组织工人参加,于当年5月编写出一部《儒法斗争简史讲稿》。江青于6月16日得知这一情况,只隔了一天,即6月18日,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声称要听取天津站工人的宣讲。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天津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6月22日,江青在小靳庄当场宣布:小靳庄是我的“点”!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大肆进行反党活动,散布大量反党谬论,流毒全国。
  笔者只经历了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的情景。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口号是“河挖三尺,地高一寸”,不断提高了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全队以农业为主,除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大蒜等经济作物,有数口鱼塘养鱼,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不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见了生人不敢说话。小靳庄的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不少人能说会唱,会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村里有个评剧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会演,还得过奖。多年来一直是全县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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