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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王世襄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1945年10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平、天津等地追还在战时被劫夺的文物。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后由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参观考察博物馆一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故宫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
王世襄的著作颇丰，大多属于民俗领域，主要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等。自选集《锦灰堆》收录了他80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文章，包括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12类，以及诗词。随后又推出续编《锦灰二堆》及《锦灰三堆》。
差不多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
王世襄出生时，其父亲任职于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欢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画。王世襄出身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兴趣专长也受到影响。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
王世襄从小好事贪玩，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没有沾手外，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有过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是当时燕大的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专程去波士顿拜见洪煨莲教授时，洪老对他才另眼相看。
记者：先聊聊您小时候的事吧，好像您小时候就是挺好玩的，是不是？
王世襄：其实如果按照家里对我的培养，我是可以成为“大家”的。可是，我没有珍惜这机会，都玩了。所以“业荒于嬉”啊，玩物丧志。我还不能不承认，差不多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1939年，母亲去世，才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转变。
记者：为什么母亲去世会让您觉得要好好学习了？
王世襄：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那年我得了猩红热，结果命大，没死，我哥哥被我传染了，去世了。我哥哥要活着，他是可以成为“大家”的。他非常用功，又懂得礼貌。我要到舅舅家就先捅马蜂窝，带着一帮孩子上房。他们说这个淘气外甥要来了，大家得戒严。等我哥哥一死，亲戚都说：哎呀，真可惜，怎么好好的就死了呀？！哥哥死后，母亲就剩我一个孩子了，特别溺爱，甚至有点放任。反正有那么一个条件，玩可以，只要对身体无害或者有益。你想玩鸽子，整天轰鸽子上房；你要玩蛐蛐，你上野地里去逮去。这些其实都算是运动啊！后来我学摔跤什么的，觉得也是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这个身体，倒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一直到现在。可是我从来不抽烟、喝酒、赌钱，这些坏习气我一概不沾。当然，母亲放纵我是一方面，同时她也很揪心：这个孩子老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认真念书。
记者：母亲实际上还是希望您能成所谓的“正才”啊！
王世襄：对对。所以等到她一去世，就好像给我一个大棒子，我觉得太辜负母亲的期望了，怎么也到这个岁数了，再不能玩下去了。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
这一辈子，我就卖给故宫了
研究生毕业后，王世襄想到故宫博物院去工作，但因为日本的侵略，当时故宫大部分文物精华已迁往四川。1943年，王世襄到了山城重庆。他本想凭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却遭到时任所长傅斯年的拒绝：“燕京大学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史研所!”
王世襄又找到和自己家族颇有渊源的梁思成，到他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正是从那时起，他对古代家具和中国漆器产生了浓厚兴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明察暗访。最后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1946年，王世襄又在天津接收了末代皇帝溥仪存在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共20匣，价值连城。由美军配合押送，故宫派了10多个人开匣验收后，送入故宫延禧宫库房。
1948年5月，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王世襄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在国外，他更加明白自己的研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1949年6月，他回到香港。一个多月后，搭乘一艘由香港到天津的轮船回到祖国，任故宫博物院古玩馆科长。
记者：这应该是您特别爱干的一件事？
王世襄：那时候是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气力壮”啊，真是一天黑里白里地干！这是一件正事，而且又感兴趣，对国家也有好处，就觉得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这一辈子，我就卖给故宫了，我就给故宫服务一辈子。我当时经手拿回的都是国宝，德国人的、还有溥仪家里剩在天津的，有1000多件。还有朱启钤自己所藏的丝绣，是最大一批丝绣，后来成了伪满洲国的国宝。这个经过，在我的《锦灰堆》里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记者：您对您做的这些搜寻国宝的工作很自豪吧？
王世襄：我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且当时上海跟广东还有两个收藏清文物的博物馆，毫无成绩，只有我所在的北京这个博物馆成绩很大。
接到文物局一封信，
说故宫已经把你开除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襄任故宫陈列部主任，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三反”运动中，曾经追回大量珍贵文物的王世襄，因为被视为“接收大员”而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蒙冤拘留审查达10个月。
记者：我看到您那本《锦灰堆》里的文章，实际上是您当年写的交代材料。
王世襄：“三反”运动来了以后，他们不问你就把你关在一块儿，整天疲劳“轰炸”。他们说你是最大的盗宝犯，你经手的这些东西特珍贵，国民党没不贪污的，都是接收大员。
记者：这样的罪名，您是不是特别难以接受？
王世襄：这还没完呢，还要到东义庙先学习4个月，就是斗4个月。北京古玩铺什么都查了，说我没有贪污。家里的文物也查了，我父亲还喜欢买点瓷器什么，全查了，什么证据都没有啊。结果虽然查不着，但还认为有问题，就把我送到公安局入了监狱。10个月等放出来之后，被取保释放，没有结论。同时接到文物局一封信，说故宫已经把你开除了，你到劳动局登记，自谋职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