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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
作者：王正泉
推卸责任，为过去的“改革”辩护
戈氏下台后，面对社会舆论的批评，拒不认错，竭力为自己辩护。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氏始终拒绝承担责任，认为与己无关。1993年8月，戈氏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完全推给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摧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仅仅是三个斯拉夫男人。” 这种说法，遭到许多人的批驳。1991年12月8日，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发表讲话说：“造成苏联今天局面是谁的错？谁应受到责难？苏联的解体是公开性时期开始的，这一点人人皆知，而且我们知道谁是苏联毁灭的发起人。”1994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回忆录《总统笔记》中说：“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指戈尔巴乔夫）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1994年7月5日，俄议会就成立独联体问题举行听证会，戈氏在会上竭力推卸责任，说苏联的崩溃是其他人的错误造成的。卢基扬诺夫当即反驳说，戈氏只要“动一下手指头”,就能阻止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如果戈氏采取行动，这三个人“会别无选择，只能逃往国外”。
戈氏一再辩称，他所倡导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1993年8月，戈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事实证明我为争取改革而战是对的。”同年冬天，戈氏出版新著《难以决断的年月（1985－1992年）》，在回答“如果要您重新开始改革的话，您还会像过去那样做吗”的问题时，他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同当年作出的抉择完全一样，总的战略方针也会同当年一样”。戈氏在1993年11月甚至说：“我本性是个改革者”，“由于命运的安排，使我不仅成为20世纪最巨大的转折之一的参加者，而且成为领导这一进程的人，那么可以说，我是幸运的。”
戈氏在谈到苏联解体时，始终把矛头指向他人。2001年8月，戈氏在谈到“8·19”事件时，有记者问他：“如果时光倒流，您会如何处理此事？”他说：“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对所作的一切并不后悔”。2003年8月，戈氏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专访，记者问：“你是否认为，你所推动的改革必须为前苏联的解体负责？”戈氏回答说：“我并不这样认为。不过我个人有一点罪疚感，因为我提拔了叶利钦……叶利钦是毁灭高手。”
关于东欧剧变，戈氏在《真相与自白》一书中说，东欧剧变是“一件大好事”，是让东欧每个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是还东欧各国以“自由”。戈氏还为两德统一表功。1995年10月，戈氏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他把民主德国“交给了德国人”，从而“完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1997年初，戈氏又说：关于德国统一，“我们以最佳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同年11月，戈氏夫人赖莎甚至说：“对德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确是统一之父。”
自食其言，对政界人物评头论足
戈氏下台时曾向叶利钦承诺，保证自己不参与国内政治活动，不反对现政权。但他后来却经常涉足政坛，指手画脚。1992年5月29日，戈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脱离政治生活和公众舞台”，从现在起要大胆说话，“叶利钦不是耶稣，我的行动无需对他负责”。1993年10月，戈氏接受记者采访，一方面说叶利钦违反宪法，另一方面又攻击议会派是“想让我们倒退的政党和法西斯团体”。他说，“我不希望双方的任何一方胜利”。
戈氏下台后念念不忘个人恩怨，继续与叶利钦干仗。1992年10月，戈氏批评说：“叶利钦当反对派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并非建筑大师，他领导不了一个国家。”1993年9月，戈氏在访问英国时说：“叶利钦时代已经过去”；“叶利钦确实已经失败了”。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后，戈氏说：“如果这件事在一两年前发生，那就更好了。”即使叶利钦下台后，戈氏还是不肯放过他。2001年12月下旬，戈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叶利钦是一个怪人，善于玩弄诡计，他是个骗子，你绝不能相信他。”
其实，叶利钦有时还给戈氏一点面子。1999年七八月，戈氏夫人赖莎患急性白血病赴德国治疗，叶利钦曾打电话给戈氏表示慰问。9月20日赖莎去世，叶利钦下令派出一架专机去德国将赖莎遗体空运回国，安葬在莫斯科名人公墓。举行葬礼时，叶利钦又派夫人奈娜到场表示哀悼。2004年，叶利钦在回忆录《午夜日记》中谈到戈氏时说：“尽管我们俩互相不满意对方”，但当局仍然保障他“具有正常生活的条件”，使他“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甚至“可以参加1996年的总统竞选”。叶利钦还说，他曾多次签署有关文件，邀请戈氏参加克里姆林宫的某项活动，但戈氏“一次也没有回应过我的邀请”。
竞选总统，惨遭失败
戈氏下台后，权欲未减，时刻准备复出。1992年10月13日，戈氏对法国记者说，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的人搞错了，“这个时代刚刚开始，现在还不是上午，而是黎明”。不久，戈氏访问墨西哥，当一个“鞋类博物馆”要他提供一双具有纪念意义的鞋子时，他说：“我还没到应该进博物馆的份上呢！”媒体评论说：“他实际上一直在等待需要他复出的那天到来。”1993年5月13日，戈氏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自称是“待召政治家”，就像戴高乐1958年上台前那样，在养精蓄锐，伺机再起。他说：“我还可以干很多事情”，“如果社会认为戈尔巴乔夫从现在起应该发挥一种不同的作用，那我会加以考虑。”同年10月，戈氏声称要出来“拯救国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局势发展到我不得不撇开一切而去处理俄罗斯事务和拯救这个国家的地步，我将这样去做。”
不久，戈氏便积极参加俄总统的竞选。1996年3月1日，戈氏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准备”作为民主和改革力量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随后声称：“我决心要赢得这次选举”，“志在必得”。4月27日，戈氏在一个大会上说，应该让改革的创始者领导改革”，“我做领导的经验最为丰富”。但社会舆论认为，戈氏是又一次过高估计自己，其实他早已失去民心，威信扫地。1996年4月24日，当戈氏在鄂穆斯克州会见选民时，被一个青年人猛击一拳。此人说：“我想打这个人一记耳光，以惩罚他对国家所做过的事。”戈氏到自己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进行竞选活动时也遭到冷遇，既没有记者前去采访报道，又受到地方官员的故意怠慢，老朋友和邻居都对他投以蔑视的眼光。这次总统选举，戈氏失败得很惨，得票率才0.5％。
总统选举的惨败，无疑是对戈氏的一大打击。2001年8月，戈氏对记者说：“我已经将50年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我们国家的政治。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再回到政治舞台，但当我每次要作决定时却发现，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地方了。”尽管如此，戈氏依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2005年10月13日，戈氏在莫斯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演，被一个男人当头泼了一杯水。泼水者说：“前总统对苏联解体、背叛国家、背叛党负有直接责任”。被泼水后，戈氏装作从容镇定地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被泼水，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另建新党，图东山再起
为了立足政坛，争取复出，戈氏在1999年作出决定，要把国内的社会民主派联合起来。他开始招兵买马，紧锣密鼓地组建新党。当时有人讽刺说，历史曾给戈氏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强大的苏共，但都被他“玩”没了，再建一个新党怎会有前途？但戈氏并不这么认为。2000年3月，“联合社会民主党”在莫斯科宣告成立，戈氏成为该党主席。他强调，“只有社会民主思想才能使国家从困境中走出来”。同年12月，该党召开“二大”，通过党的《纲领声明》。其实，这个新党人数不多，影响很小，在俄政坛无足轻重。随后，该党力求扩大队伍，戈氏决定与季托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联合。2001年7月4日，两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建立“统一社会民主党”。同年11月24日，该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戈氏为党的领袖，季托夫为党的主席。这两个职务设得莫名其妙，搞不清究竟谁是党的第一把手。2002年5月22日，该党在俄司法部注册,成员仅12671人。而据民意调查,该党的社会支持率只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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