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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日本
作者：唐宝林
陈独秀于1879年10月9日诞生在长江中游交通枢纽城市——安庆。那时的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是一个弱国，正经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年轻的陈独秀决心到先进的国家去寻找救国之路。如他后来写的文章所述：“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1901年10月，陈独秀第一次出国留学便来到日本。他本想“到各国，查看一番”，结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国家——日本。综观他的一生，日本是他思想启蒙的起点，无论从反面还是正面来观察，都是如此：从反面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反面刺激和教育了他；从正面来说，以后他从日本找到的政治理论学说，就是他为中国找到的救国之路，也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虽然这些政治理论学说源自于西方法兰西（民主主义）和苏维埃俄国（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他只能从日本获得。
这里说的条件限制，一是从地理上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来回费用比较低廉；二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订有互派留学生的协定，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手续简便；三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向国内翻译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中有陈独秀的朋友。这大概是陈独秀首选日本留学、以后又多次赴日的直接原因吧！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结果，实现了一个“脱亚入欧”的战略转移，即原来的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学习，转变为向欧洲学习，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全面引进欧洲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所以，反映西方各种思潮特别是批判封建思想的新思潮的论著，在日本都可以读到。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内带着对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朦胧向往来到日本留学的。
早在留学日本前的1901年，陈独秀就与江苏省苏州市出版《励学译编》的杂志社有密切联系，负责在安庆代售该杂志，并给该社“捐银三元”。该杂志还在江浙各大城市和日本等地设有代售处。安庆的代售处为：“安庆，南门内名利栈隔壁陈仲甫。”陈仲甫是陈独秀当时的姓名。《励学译编》由“励学译社”主办。他们的宗旨是仿日本，师西学，以强中国。
励学译社的人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关系十分密切。据励学译社成员包天笑回忆：“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在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委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
实际上，这些留日学生，与苏州的励志译社互为影响、互相支持，做着同样的工作。原来，当时在留日学生中也有一个“励志会”的组织，成立于1900年春，其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是一个联谊性的组织。但是，由于国难频频，政治热情也很高，经常探讨中国衰弱的原因和变革图强的出路。于是，在苏州《励学译编》创刊前4个月的1900年12月6日，同为江苏人的杨廷栋、周祖培等人就创刊了《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为主，同时普及自然科学常识。日本的这些江苏留学生当时都在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办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他们边学边用，就把日文版的西方政治学说著作翻译过来（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正好适应了留学生追求学习西方先进思相想的需要。而上述苏州《励学译编》与他们不仅有通讯联系，还有业务联系，所刊译著大半译自日文，而且转载《译书汇编》上的文章。《励学译编》在东京的代售处就是《译书汇编》发行所，同时，《励学译编》还刊出代售《译书汇编》的广告。苏州吴县人周祖培不久回国后，参加了励学译社的工作。
安庆陈独秀——苏州《励学译编》——东京《译书汇编》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考察陈独秀早期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启蒙的状况。
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入“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并在这年年底参加了留学生中的“励志会”组织。但是，此会这时已经分裂成稳健派（其中有曹汝霖、章宗祥等五四运动中被批判为“卖国贼”的人）和激进派（张继等人），两派斗争剧烈，势不两立。所以，陈独秀不久便退出了。但是，他思想上因受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影响，变得更加激进了，如他自己所述，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为“乱党”。
陈独秀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用、边学边用的人。他转向革命后，急于采取行动。1902年3月他即回国，约热血青年潘赞化、柏文蔚等，在安庆藏书楼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学说的同时，陈独秀还和几位朋友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陈独秀等人反帝爱国活动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这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一起第二次赴日留学，进入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们成立了 “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还合影留念。可贵的是，当时出版的《逸经》杂志刊登了这张合影照片，其中陈的面貌至今清晰可见，为他在日本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陈独秀的早期著作深受日本影响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现在发现的极为稀少的陈独秀早期著作，也与日本有关。早在1897年，陈独秀19岁时，信仰康、梁的改良主义，曾以石印本形式出版过一本名为《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整治和防务，以防内乱，御外侮。其内容与当时两位日本人研究扬子江的著作及汉译者写的序有十分相似之处。原来，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者很重视对扬子江的调查与研究。日本法学士林繁的《扬子江流域现势论》（汪国屏翻译）、日本人国府犀东的《最近扬子江之大势》（汤钊译）就是两本代表作，对长江及其两岸的地理位置、经济、政治、军事、交通、产业等情况，作了详细的阐述。两位译者见外国人对中国长江如此关注，而“吾华人固犹梦然不知”，“卧榻嚣然，任人鼾睡”，无比忧愁。对比陈独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内容和思想，可以明显看到陈独秀也受到这两本书及译者思想的强烈震撼。而这本书是目前发现的陈独秀第一部著作。1902年，在他两次去日本留学期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可以想见，这部书的内容主要是他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因为清朝政府推行锁国愚民政策，老百姓对外部世界十分无知，这部《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实为新编的“世界地理教科书”——启迪民智的教科书。
陈独秀等人组织“青年会”后的第一个反清革命行动，是惩罚清朝派驻日本监管留学生的官吏。1903年3月31日，鉴于清政府委派管理中国湖北留学生的学监姚煜协助驻日使馆官员损害留学生的政治利益和要求，借姚个人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抱腰，邹捧头，陈挥剪，对姚割发，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使姚威信扫地。陈、张、邹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