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我参与指挥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作者：张蕴钰
核试验定于10月16日进行
1964年10月14日下午，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和核试验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试验场区一座一明两暗的小石头房子里开全体会议，10多名主要领导成员出席。会议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宣布决定：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爆炸。
试验工作的组织领导是极其严密和富有成效的，各项准备工作早在9月25日就已完成。从原子弹的运输、装配到侦察、取样、安全防护、洗消等各个环节都进行过预演，主控站、分控站经过数十次检验，已确信原子弹技术状态是可靠的。几天前，中国著名气象专家顾震潮向气象保障部门提供的一份气象报告称，10月13日以后的一周内，是核爆炸试验理想“时段”。核试验党委决定10月16日进行核爆炸试验。14日19时20分，原子弹已经放到了102.438米高的铁塔上。
会议结束后，我和李觉首先走出石头房子，分手后他直奔核试验的心脏部位铁塔。作为试验场区的司令员，我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把爆炸的决定告诉司令部。距开会的房子五六十步就是我住的帐篷，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帐篷里有几张行军床，我和朱卿云秘书长、邓易飞副政委、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英就住在那里。此时，帐篷内只有张英和几个参谋人员。
一进帐篷我就兴奋地对他们说：“已经定了。
10月16日爆炸。”挤在一起的参谋们心里都明白决定什么了。
试验场区的工作计划原分为“5.1”、“ 7. 1”和“8.1” 三个工作目标线，计划中的各项工作都已按时完成。原计划中整个试验场进入待命状态是9月25日24时前。按我早些时候的想法，能在国庆节之前爆炸原子弹，可以大大宣传一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几次这样讲，张爱萍都一言不发。然而，等到的第一个信息是国庆前不试验。周恩来总理指示，等国庆邀来的国宾送走后再试验。
从9月25日到10月16日，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无论是对运筹帷幄的将军和科学家，还是对枕戈待旦的士兵和普通科技人员，这段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每个人都像一只充满了氢气的探空气球，被一根无形的线紧扯着。从1958年12月，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起，每时每刻都在渴望这一天的到来。这些天我什么都想过，甚至想到失败，但从没有想过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推迟试验。
对于推迟试验的原因，仅限于少数领导人知道，但对于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空档，需要有一个好的措施来填补。张爱萍和刘西尧拿出了很好的办法，号召所有参试人员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继续任务动员教育”。一着看似平常的棋，却下到了它最理想的位置上，既确保了试验准备工作的万无一失，又很好地稳定了参试人员的情绪。在这期间，张爱萍还邀请其他领导同志和科学家们到孔雀河和古楼兰王国废墟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捡到许多鱼螺化石和泥陶碎片，在干涸多年的古河床上野餐，追赶惊恐的黄羊群，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了一天。
那20多天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在试验中要担负各种操作任务的许多科技人员，增加演练工作时一个简单的操作程序往往要练上几十遍，甚至几百遍。人们都被一种崇高的目标所鼓舞着，一遍又一遍机械枯燥地重复演练，不时听到有人叹息：“今天天气真好，又放过了。”
我从石头房子回到自己住的帐篷时已是晚上23时，爆炸的具体时间除了有关操作人员外，对部队仍然需要保密。这样，先由张英通过保密电话把时间通知在某基地的张志善副司令：现在已经是“零”前40小时了，请按此时间布置工作（当时，在时间的安排上，我们确定原子弹起爆作为“零时”，爆炸当 日为“零日”，以便安排“零时”前后几日、几时的工作。自第一次核试验以后一直被沿用下来）。
从气象部门的详细报告中得知：10月16日试验场区的日出时间是8时32分，日落时间是19时41分。北京与场区时差约2小时零5分。15时爆炸是正午后1小时，光学测量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爆炸后尚有4小时以上的作业时间，侦察回收工作可以完成。
安排完已是凌晨2点，我躺到行军床上。回想在场区长达18个月的工作，虽说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这次试验进行，很多工作带有突击性，但就试验场区的整体而言，工程设施、工程质量诸多方面都是从长远打算来考虑的，一个永久性的大气层核试验场已初具规模。在相距不到三年时间，这里又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
一夜平安无事。
10月15日那一天
10月15日早晨，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仰观天象，然后和平常一样到张副总长和刘西尧副部长那里，看看有什么新的安排。张爱萍根据我的建议，让李觉、朱卿云和我到铁塔，张震寰副主任到主控站。
从铁塔回来后，我又随张爱萍副总长去防化部队检查最后的准备情况。这支部队直属军委总参谋部防化兵部，由副部长毕庆堂率领到基地担任首次核试验的防化事宜，并同时为基地组建防化部队。我们多次到这支部队，今天再次去看望他们。我们到部队驻地时，部队已全副武装准备训练。张副总长站在队前对部队训话。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而风趣，很有鼓动性，而我只说了三言两语，面对这样一支部队，我已不需要再叮嘱什么了。自1964年5月从北京来到试验场区前，这支部队已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训练。到戈壁滩后，为了练适应能力、耐久力，他们穿着胶质防护衣，带着仪器跑步爬山，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锻练，夏天的正午进行高强度训练，有时除吃饭外都穿着防护衣。侦察分队的同志们还要承受侦察车的颠簸，有的晕车呕吐了，却不能摘下面具，只好吐在面具里。因为“零”后要进沾染区作业，在进入联试阶段后，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训练。进入10月之后，罗布泊地区的气温下降，天气逐渐变冷，但他们每次训练下来都会从防护衣里倒出不少汗水。现在他们穿着胶质的防护衣已能坚持工作4个小时以上，有的可长达8小时。他们都知道试验成功之后，当兄弟部队凯旋而归的时候，他们还必须在有沾染的爆区工作一段时间。
10月15日这一天，我们乘车跑遍了所有我们负责的参试单位。之后，当我又赶到气象部门时，已经很晚了，工作人员分别在几顶帐篷内抄收来自阿拉山口、和田、敦煌和国际台的气象预报资料。气象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试验委员会曾多次进行过专题讨论。因为不仅在“零日”需要一个理想的天气，而且在核爆炸之后还要考虑到高空风向对烟云尘埃的影响。我和负责这里的韩云升处长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在综合分析各种情况后，韩处长告诉我：“中长期预报都和今天的实况相吻合。”
10月15日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那样睡得踏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月亮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火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有些暗淡昏黄。
我们成功进行了核试验
10月16日，根据张爱萍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于上午10时分别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对铁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没有丝毫的担心。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
车在赭色的土路上疾驰，路旁凸现在地面的工号一闪而过，李觉的车尾随在我的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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