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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迫害林枫的
作者：梁红伍
康生指使中央高级党校
“造反派”打倒林枫
“文化大革命”伊始，康生就下手整林枫。1966年6月20日，康生严厉指责林枫在中央高级党校 “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他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他还在党校校委（即党委）会议上，再次指责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受到康生来校和讲话的鼓励，7月10日，党校的一名年轻学员贴出诬蔑林枫 “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后成为党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鼓励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指示精神”，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并“呼吁全校革命同志向林枫黑帮猛攻”。这样，校内一夜之间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康生立即表示：“我欢迎、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精神、革命态度。”8月16日，康生有一个针对林枫的批语在党校宣读：“你们应当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这种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坐镇党校的曹轶欧还特别提醒：“要体会康老为什么写信给‘高级党校师生员工大会’。”曹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就是要党校群众以“师生员工大会”的形式取代党校校委，“夺林枫的权”。
8月19日，“造反派”指使一些人在校委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当晚，康生就接见了“造反派”的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党校斗争发展这么快，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又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第二天，在全校批斗林枫的大会上，又传达了康生的“电话指示”：“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康生的这个“指示”是公开支持对林枫进行变相武斗和人身侮辱，而“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这句话，则立即传遍全国，影响极其恶劣。
8月28日和30日，康生两次亲自跑到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他在总结讲话中居然说“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这实际上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而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正是马列学院。康生这样讲，是有意把林枫的所谓“问题”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又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
9月19日至21日，在康生的多次催促下，由取代党校校委、以“造反派”为主的“联席会议”，连续3天组织大会批斗林枫。面对那些揭发和批判的不实之词，林枫一一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的强硬表现，使康生等人十分恼火。12月10日，康生对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讲，“林彪同志说，反正这个人（指林枫）是彭真的死党”，再次催促党校“用签名的办法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林枫停职反省”，并具体授意“罢林枫官”的“四条理由”。康生还告诉他们，“后天在体育馆开大会，先斗彭真市委一批，第二批斗陆定一、林枫等人”，要他们“搞点票去参加”，“要准备斗林枫、贾震（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12月14日，康生派人将林枫押送到首都体育馆批斗大会现场。林枫不愧是条硬汉子，他拒不低头弯腰下跪，遭到几个“红卫兵”的暴打，造成重伤，当场昏迷不醒。不久，林枫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关押。
12月23日，中央批发了康生指使党校以“斗争林枫大会”名义要求撤销林枫校长职务的报告。紧接着，康生派人与党校“造反派”一起，用两天时间抄了林枫的家，不仅翻箱倒柜查找所谓“林枫的黑材料”，而且乘机将家中财物实行掠夺性“查抄”，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装车拉走。
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短短几个月，林枫就被“彻底打倒”、“扫地出门”了。
康生通过“专案审查”诬陷迫害林枫
康生是“林枫专案组”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直接指挥者。他在1966年9月21日接见党校“联席会议”代表时，一方面具体布置“如何开小会批斗林枫”，另一方面则提出要成立“林枫专案组”。随后，在中央“彭真专案组”之下设立了一个“林枫专案组”，人员从起初的8人发展到后来的24人。1968年2月，康生指令“党校也成立一个林枫专案组”，作为中央“林枫专案组”的“外围组织”。
“林枫专案组”成立之后，康生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捏造“罪状”，进行诬陷迫害林枫的活动。1966年11月至1967年5月，康生指使专案组先后向中央政治局报送了诬陷林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参加共产党是假、加入国民党是真”等4份“罪行报告”。此后，他一再强调“林枫的案子”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重点是政治历史问题”，“党校要抽一些人协同搞林枫问题”。
1968年2月14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说：“九个月来，通过调查、审讯查清了林枫长期伪造历史、是个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问题。但对他的其他政治历史问题，案情进展缓慢。”康生在“案情进展缓慢”底下画了一杠，批道：“应在党校组织专案组大力进行外地调查工作，查阅敌伪档案工作也要抓紧进行。”他对办案人员说：“×××（专案组负责人）的专案没有深入，进展也不那么快。譬如，林枫到底是什么东西，这要作出结论。”他有意引导专案组把“林枫的问题”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挂上钩。他说：“林枫是假共产党员，进一步怎么样？因为他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在康生的不断点拨和鼓动下，专案组加强了“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会式的审讯”和“逼供信”活动。而在康生捕风捉影、诱供指供下制造出的“林枫保存刘少奇四万元特务经费”的假案，则是这种“逼供信”行为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事例。
1968年3月9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四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又用到何处去。康生立即将这“四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两天之后，在事情远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康生急不可耐地将此材料批转中央政治局。同时，他指使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说要把“四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3月30日，康生又急忙将刚得到的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同日，林彪和康生下令“正式逮捕”林枫，关进秦城监狱。第二天，康生再次将一份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
4月18日至26日，按照康生的指示，专案组人员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连续进行“突击审讯”，逼迫他承认“参与了内奸刘少奇勾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交代“四万元的来历和用场”。林枫此时已经看穿康生的险恶用心，始终一言不发，以沉默和怒视进行顽强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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