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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在１９７８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曾用名薛雨林，笔名余霖、霖，1904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1927年参加杭州铁路工人运动，1931年参加陈翰笙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农村经济调查，1933—1934年参与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会刊《中国农村》主编，1938年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1941年任抗大华北总分校训练部部长，1943—1947年任山东省民主政府工商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合著，人民出版社1959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薛暮桥经济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他开完会，回到家坐在椅子上，
忽然就哭起来了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位列第一的是一位101岁高龄的老人，而且他是四位获奖者中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候选人。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 (其他三位是马洪、刘国光、吴敬琏)。
由于健康原因，101岁的薛暮桥没有到场领奖，代替薛暮桥领奖的是他的女儿薛小和。
薛暮桥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已90高龄，他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书收录了他75岁以后写的许多文章。75岁，当很多人在回顾总结一生成败的时候，薛暮桥却再次冲上了经济工作的一线战场，成为一位白发战士。那是在1978年，一个孕育重大转折的时代。
这个春天，有27万幸运儿步入已经荒弃10年的大学校园，北京各大机关的礼堂也在悄悄放映一些被称为“内参片”的外国电影；这个春天，6000名科技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科学大会，一些久别的面孔重现于大会上。然而经济领域乍暖还寒。这一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了这样的发展目标：要建设10个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多达120个大型项目，这让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忧心忡忡。
薛小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开完会，回到家来坐在椅子上，忽然就哭起来了。当时他坐在一个扶手椅上，拍着扶手哭。我觉得特别奇怪，就问他，爸爸你怎么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计委领导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却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我很奇怪，还觉得好像当时比“四人帮”之前的情况要好多了，怎么是濒于崩溃呢？但他是清楚的，所以他哭，而且不是那种悲痛的哭，是那种非常急的哭，敲着扶手。我父亲是一个长于忍耐的人，到这种痛哭的地步，我想他是急到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了。
对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薛暮桥曾和他的助手吴凯泰谈论过。
吴凯泰：他不同意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薛暮桥说，这是要变成“洋跃进”啊！钢产量1985年就一下子要达到6000万吨，他说凭空冒出一个6000万吨，要搞几个宝钢啊？！得要10个钢铁基地、10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田。他觉得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又上来了。
当时，持续20多年的“左”的错误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大家都觉得错了，但是没人敢说。所以这些指示布置下来，好多人也都照着干了，真正认识到错误并且敢说的人很少。薛老自己确实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到底说不说啊？
国民党报纸曾说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
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
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
薛暮桥率先对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中国原先执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浸透着他30年的心血，他早已被视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面旗帜。当然，这一切与他此前的经历密不可分。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在无锡县礼社镇。父亲薛魁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但1920年父亲因欠债悬梁自尽，家境窘迫，只好辍学。
谈起此后的求学经历，薛暮桥总是提到“牢监大学”。1927年6月，参加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薛暮桥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12月才被保释出狱。或许是因祸得福，薛暮桥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的毕业院校，薛暮桥以“牢监大学”答之；又问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共产党员）。教授们恍然大悟，传为奇谈。牢监这三年是薛暮桥第一次系统读书的时期，为薛暮桥打下了宽博的知识基础，养成了独立的理论思考的习惯。
薛暮桥不仅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样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在1943年，薛暮桥就因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功领导对敌货币斗争进入了中央经济工作的核心领导层。1948年在西柏坡，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经济特别是货币发行工作。关于这一段经历，薛暮桥曾对秘书李克穆回忆过。
李克穆：1948年在西柏坡，他是周恩来的主要经济助手，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协助周恩来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怎么进行经济建设。当时国民党报纸上曾经登了一个消息，说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可见当时薛老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秘书长。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用计划经济模式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薛暮桥被委以重任，兼任国家计委委员、统计局局长，后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2年，他又担任中国第一任物价委员会主任。
身居要职的薛暮桥，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设计者。
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
1978年4月18日，思虑再三的薛暮桥终于决定写信上书中央，收信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信中直指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需要调整，要把农业搞上去，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为此迫切需要总结过去28年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
吴凯泰：他就写给邓小平，写给李先念，讲我们的农业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究竟怎样才能搞上去？关键是要落实政策，十年规划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而且计划体制当中的弊病也要改一改。薛老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非要总结一下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不可。如果不总结这20多年的经验教训，大家还是觉得这一套是对的，照它办，那用不了几年就会再来一次大折腾、大挫折。
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很难打破这个禁区。”“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