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西安事变七十周年随想
作者：黄 华
1936年6月，我应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之邀，陪同他到陕北苏区采访中共和红军领导人。我主要是为他做翻译。9月，斯诺完成对预旺堡等西部前线的采访任务后，告别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经保安返回北平。斯诺很赞成我留在红军前线。同斯诺分手后，我和马海德随红一方面军一师行动，南下迎接走出松潘草地和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南部的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我目睹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伟大场面。随后，在宁夏将台堡，我又目击了红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这时红军的总兵力达到8万人之多，是一支坚强的抗日生力军。大约在11月中旬，我随红军一部回到保安，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红军总部下属的后方司令部任英文翻译和李德的秘书。因为一些内部情况需要通报李德，我在机关的机要室阅读有关电报，了解当时事态的发展，包括红军军事部署、调动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指示。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秘密决定对亲临西安督促剿灭红军的蒋介石实行兵谏，在临潼和西安城内扣押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接着，他们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沈钧儒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天，他们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震惊中外。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再命令张学良不抵抗，调动他统领的20万东北军撤退入关，开赴陕甘一带剿共。当时，陕甘一带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也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张学良受任为国民党“剿共”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1935年，在日军步步紧逼、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的危急形势下，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目的是一石二鸟，要使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相互抵消力量，两败俱伤。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会合徐海东、刘志丹部，同东北军进行过三次交战，东北军损失惨重，被消灭两个半师。在中共多次呼吁的感召下，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深入的工作，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深感中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真诚的，极为佩服。从1935年底起，双方部队已约定，两军原地停火，互不侵犯，友好相处。1936年4月，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长谈，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中共派叶剑英、邓发等高级军官秘密驻在西安东北军司令部，负责沟通联络工作。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学良、杨虎城痛切陈词，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感情激动，声泪俱下。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谏予以拒绝，并报以侮辱和威胁。两位爱国将领走投无路，下决心联手发动“兵谏”，除掉卫兵，拘留了蒋介石。
红军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官衔高低，人人关心国际、国内时事。中央的机要部门和宣传部门十分注意收听广播，并向各个单位传递信息。各单位的政工部门和连队俱乐部经常组织讲解会和讨论国内外大事。12月12日半夜，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消息传至保安，人人非常兴奋，大家在黑暗中聚拢在窑洞前，议论纷纷。中央政治局也因事出意外，连续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应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去西安参加解决事变问题，逼蒋抗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我们众多干部也热烈地讨论西安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许多同志怀着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主张杀蒋以平民愤。他们说：他杀了我们几十万同志，杀了我全家，蒋介石该死，该枪毙他一百次、一千次!有的同志说，应该把蒋(介石)光头押到保安来公审，我们开个群众大会，审判他，要他低头认罪。有的同志则觉得我们的力量还小，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军队力量也有限，对蒋介石恐怕要从大局考虑，要迫使蒋介石统领下的几百万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时，我们的电台收到消息，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说，西安事变是中国的亲日派搞的，要中共不要上当，应该立即释放蒋介石……我们周围的同志，包括战士都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怎么这样糊涂可笑，连张学良是个抗日派都不明白。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气焰十分嚣张，主张立即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积极调动部队进攻西安，企图扩大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篡夺蒋介石的统治权，并开始轰炸西安附近的城市。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则极力反对讨伐，深知这将危害蒋介石的性命。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十分形象地说，“南京是戏中有戏”。
中共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发生后约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内部发布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指示》。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洛甫(张闻天)召开干部大会，我们几百人坐在保安周河边的平滩上听他讲话。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说目前中国处在一个危急的关头，是逼蒋介石走上抗日的前方，还是重打内战，让日本侵华的野心得逞。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今天，要努力争取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说明我们应以全局为重，十分强调在这一关键时刻大家要头脑冷静、沉着慎重，拥护中央提出的正确主张。他批评了那些审蒋、除蒋的主张。
事后我才知道，我认识的美国进步朋友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当时在西安，我燕京大学的同宿舍好友、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新西兰人詹姆士·贝特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斯诺的建议下，也迅速从北平赶到西安。他们同张学良手下做事的原东北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宋黎、张兆麟等取得联系，将西安事变的真相通过广播电台向世界用英语播报，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澄清和反驳了南京政府和亲日派的造谣。原先世人根据南京中央社的消息，以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变是共产党策动的，其实中共在事变之前对此毫无所知。据我的一些外国朋友后来告诉我，英国BBC广播公司意外发现，西安电台的男播音员是用悦耳纯正的牛津英语广播的。
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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