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周炳琳与恩师蔡元培

作者:张友仁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916年12月26日被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就任。上任伊始,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提倡科学与民主。他指出,大学的性质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宫发财之阶梯”。他辞退学术水平低和教学态度差的外国教员,广泛延聘学识渊博和热心教育的教员,认真教授。同时,蔡元培还反对并着手破除学生的官僚习气和“以大学为升宫发财之阶梯”的传统习惯。
  周炳琳正是在此期间同蔡元培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师生情谊。周炳琳(1892--1963)来自浙江黄岩,字枚荪,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料,1916年预科毕业后,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求学期间,他积极拥护蔡元培的这些改革措施。受蔡元培聘请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历史学教授的李大钊对周炳琳的影响尤为深远。1925年,他介绍周炳琳加入他领导的国民党北方组织。
  
  提介社团活动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经济系学生在1917年创办北大学生银行(在三院大门楼上),成立消费公社等,周炳琳都积极参加。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的戒条是不嫖、不赌、不娶妾等等,周炳琳积极响应参加。
  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北大学生群起罢课,抗议这一卖国协定的签订。5月21日,周炳琳、赵遒抟等共2000多学生前往中南海新华门,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事后,政府迫使蔡元培辞职,经过学生们的挽留,才得以留任。
  反日爱国运动后,学生们组织学生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又决定成立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1918年10月,国民杂志社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周炳琳、邓中夏、高尚德、许德珩等都是发起人和骨干分子。他们聘请李大钊为导师。蔡元培为《国民》杂志创刊号撰写序文,大意是:北京学生迫于爱国之心营此杂志,以“唤醒国民”,其内容有三要:“一曰正确”,“二曰纯洁”,“三曰博大”。而社务之进行,则希望其“有恒”。10月20日,国民杂志杜在蔡元培的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并请他发表演说。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由周炳琳、邓中夏、许德珩等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周炳琳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一篇译文,文中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的基本思想等等,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派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
  1919年2月5日,北大学生在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大会,选出干事10余人,组成干事会。其下分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纠察、讲演等七股,干事有段锡朋、傅斯年、蒋复璁、姚从吾、周炳琳、许德珩、陈剑修、方豪、雷国伦、康白情、罗家伦等,并分属各股。他们积极联络北京各校,抗议日本的侵略。
  1919年3月,周炳琳和邓中夏、廖书仓、康白情、黄日葵、罗家伦、高尚德、杨钟健、许德珩、朱自清、俞平伯、张国焘等14位同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被推选为文牍干事和编辑干事。讲演团组织北大学生到北京东、西、南、北四城讲演。周炳琳讲过的题目有《什么是国家?》、《山东与全国的关系》、《没有“命”》等等。他在街头演讲的照片,还被刊登在北京的报刊上。1920年3月,周炳琳等召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干事会,决定将讲演扩大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和长辛店等工厂中去。这对于向工人农民宣讲新知识起到很好的作用。蔡元培对平民教育讲演团十分重视。他说:“平民教育,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对于促进北大学生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起着重要作用。
  
  共浴五四洗礼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使新文化、新思想得到合法地位,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策源地。
  蔡元培积极支持五四运动。1919年5月2日,他将北洋政府已发出密电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告诉给北京大学学生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傅斯年、许德珩等人(此事已经得到蔡元培之女蔡啐盎的证实)。蔡元培又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多人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同学们都极为愤慨,坚决反对签字。3日晚上,得到蔡元培的允许,他们在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礼堂紧急集会,决定联络各校于4日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4日下午,北京各校同学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大会后辗转到达赵家楼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同学们越墙打开大门,曹汝霖仓惶躲入卧室旁边的储物间内,同学们没有经验,未能将其抓到,但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
  在分散返校途中,有32位同学被便衣警察分头架走。周炳琳态度沉着,加以外穿灰色长袍,衣上所沾灰土未被发现,得以安全回校。当周炳琳等北大同学正在开会商讨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时,蔡元培前来安慰,并表示要负责营救被捕学生。5日、6日蔡元培联络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并于6日下午与各校校长同往教育部和警察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7日,徐世昌大总统被迫释放被捕学生,蔡元培率领全校师生并慰勉被释放的学生。
  周炳琳和杨振声、许德珩等同学从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以后,就准备编辑出版一个叫《五七》的刊物,后来印出,因京师警察厅禁止发行,他们就亲自拿到街上叫卖。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曾为此发出布告称:“乃近日风潮愈演愈烈散布传单之不已,进而集众演说,集众演说之不已,进而相率罢课,复有一种五七报之组织,并不呈报本厅,遽行出版,其中论调偏激,鼓煽为多,长此纷纭,地方治安,将无维持之法。”
  5月8日下午,有一位与蔡元培甚有交谊而又与政府接近的人,告诉蔡元培政府将严惩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蔡元培为了“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向徐世昌大总统发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呈文。5月16日《益世报》刊出蔡元培在南下途中寄给北大同学一封信,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
  在五四运动中,周炳琳曾担任北京大学评议会临时评议长、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1920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该联合会设在北大第二院,其评议部由各校各出二人担任,干事部则“委托北大学生干事会执行之”,周炳琳仍为秘书。1919年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秘书,编辑出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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