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
作者：田子渝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历来是中国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界高度重视的领域，同时也是国外中国史学界的显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2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所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以下简称《成立史》）。该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2006年2月，该书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石川的学术研究，并有幸成为最早阅读《成立史》的中国读者之一。研读后，有几点体会：
第一，《成立史》是海外第一本全面考察中共创建史的专著。中共创建史是海外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苏联学者由于在共产国际文献资料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起步最早，当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就有文章和著作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其成果格外引人瞩目。日本学者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研究方面，走在各国同行的前面，其成果已被大陆学者所引用。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执西方学界之牛耳，其中以费正清和韦慕庭为主要代表人物，与中共建党有关的著作，前者主要有《剑桥中华民国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后者主要有《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前两本书不能说是中共创建史的专著，而是有关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著作，建党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硕士论文，韦慕庭在发表这份珍贵资料时，写了长篇绪言，对若干事实作了考证和研究。迈斯纳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在海外有较大的影响，但它的着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且是个案（李大钊）研究，当然也不能算做中共创建史的专著。此外还有些专门史，往往侧重点不同，因此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共创建史，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台湾方面虽然有不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但长期以来出于政治需要和偏见，以及文献资料的限制，其研究“踟蹰不前，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因此无法将中共党史的作品看成是学术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发的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是一次突破，虽然基本论点和史料尚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但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中共党史著作。该书第一章《知识分子搞革命》所讲的中共创建史，史料大部分还是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
石川的《成立史》与以上著作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中共创建史的专著，中译本全书总字数约38万字，分五章：序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附录有三篇资料：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和施存统口供。此外日文版还有书籍、杂志索引、事件索引和人名索引。作者从思想传播和建党实践活动两个方面，力求全面、公允和客观地透视中共创建史。
第二，穷搜史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创建史。中共创建史至今仍是研究难度很大的领域，且歧义纷出，主要原因在于原始资料十分匮乏。有关中共一大的中文资料一份也没有，现在人们看到的几份相关资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1956—1957年苏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批档案交给中共中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北京、广州等地中共早期组织的报告；二是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所做的硕士论文。显然仅靠这些资料是很不够的。
为此石川不遗余力地搜集资料，且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他于1984—198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修养不俗，通英文。在中国留学期间，以及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石川就以中共创建史为研究题目。十多年来，他仆仆于中日之间，勤奋地从故纸堆中寻找资料。他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大陆，这是他资料的主要搜集地。他十分细心地从五四时期的《申报》、《晨报》、《少年中国》、《共产党》等报刊，以及国内主要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机构，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他长期密切注意大陆这方面的学术动态和文献资料的公布，有些在国外很难看到的资料，如中央档案馆和各省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甚至像发行量很少的内部刊物，他都涉猎过。
二是日本。日本与中共的创建关系密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主要桥梁；二是日本共产主义者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是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的产生地。对于第一方面，即理论传播，日本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石川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这个课题研究向前推进。他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出版的著作一一胪列，特别标明每本著作的现收藏地，并对它的版本和相关问题进行考证。然后他又将其中由日文转译的母本列出，形成了极有价值的“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从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时，日本社会科学界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较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份资料和该书的“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是目前我所能够看到的国内外最详细的一份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目录索引，堪为进行本专题研究的首选资料。关于后一方面，即中共建党的实践活动，特别是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由于资料的严重不足，中国大陆的有关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国内权威著作《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专题，也只有三份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当事人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有联系，引起日本警视厅的监视。这些情况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有关文献中有所记载。石川将其公布，从而使这段80多年前的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显露出来，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三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料。众所周知，中共创建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密切，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资料所付阙如。1993年以后，俄罗斯档案陆续开放，其中关于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相关的资料，对中共创建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搜集资料方面，石川在日本自有比中国大陆更加优越的条件，使他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珍贵史料。他还联系了俄罗斯学者，获得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等在中国国内目前还无法看到的资料，使《成立史》建立在更加可靠的文献资料基础上。
论从史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成立史》资料十分丰富，其中仅参考资料便达29页，文献近600份，从而使著作奠定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
第三，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力求反映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创建史。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了五六本有关创建史的专著，对党的早期历史作出了卓有成就的研究，但随着档案的不断公布，史料的不断挖掘，这些研究正在进一步走向深入。石川从世界的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侧重点在对中共建立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诠释，取得了一些新突破。如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之初，共产国际并非一开始就定格于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中共早期组织，还有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亦称大同党）等。虽然这些党很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但他们曾与共产国际及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因此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将他们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又如石川注意到《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即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将它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之时）以后的封面图案原是美国社会党党徽的模仿，他通过考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维经斯基的经历，发现他曾参加美国社会党，并通过一些事例提出美国也是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情况的渠道。这个结论体现出石川不囿于传统与不断创新的勇气，其见解延长了人们研究的视线。再如他通过对《晨报》的阅读，提出《晨报副刊》（《晨报》的第七版）从1919年4月起连续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说的《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报刊。同时他考证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而使李大钊了解并接受河上肇观点的是《晨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陈溥贤，从而使得这位遭历史尘封的人物被挖掘了出来。石川的探索已被大陆学者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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