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鞠躬尽瘁 无悔人生
作者：佚名
鞠躬：我父亲当时大概有点新潮吧，他认为中国人家族的观念太重，名字就是名字，干嘛要有什么姓嘛？所以干脆他自己不用了，索性就叫索菲，其实这是他的笔名。我生下来就叫鞠躬，所以正儿八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头到尾都鞠躬。
记者：您刚才讲到父亲在那个时候很时尚，很开明，他后来主要做什么？
鞠躬：我父亲家是安徽绩溪的，家里是一个茶叶商，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他非常孝顺他的父母，但是经济上绝不拿父母一分钱，他觉得成年了再靠家业生活是不光彩的。就是自己到外面去闯，他也没有学过多少，没上这个大学，那个大学，是自己在干中去学，干过很多很多事情，性格也很坚强，替别人坐过牢。其实他很少跟我讲他自己的事儿，都是以后我母亲慢慢跟我说一点，包括我父亲的舅舅是胡适他也不说，从来不讲。
上海淮海路。红砖、围墙、铁皮灯罩，依稀残留着从前岁月的风韵。
20世纪初，这里曾经是法国租界，于是这个弄堂便有了一个法国将领的名字：霞飞。
在这里，曾经有过上海文人聚集的沙龙，鲁迅是这里的常客，这里走出过作家巴金、顾均正，也走出过大科学家竺可桢。
被确认为巴金故居的霞飞坊（今淮海坊）59号，是巴金年轻时居住的地方，房东就是鞠躬的父亲索菲。
记者：霞飞坊59号，现在被写成是巴金的故居，实际上是您家？
鞠躬：对，那时候巴金住在三楼，我们住二楼。因为从我记事起，原来在闸北的地方也有一间亭子间，小房子。有时巴金先生他也出去，过段时间又到那个小房子里来。我们家里总有一间房间是给巴金先生的。有时，晚上来看他的人很多，然后通常都在我们家，大家坐在一块儿聊，我一个小孩儿就在边上听，但是文化这方面熏陶的倒没有太多，也不见得总是严肃，也有点笑嘻嘻的，说别当空头文学家，当然是鲁迅讲的话了。实际上我从小真正从他们那些文人圈里所感到、学到的是他们的为人，特别是巴金先生，人品非常好。
记者：您和他们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有什么？
鞠躬：从他们谈话中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最本质的。我想从巴金先生、巴金先生的哥哥，包括我母亲那里，我觉得，第一是尊重别人，第二是事事替他人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要替他人着想，这是两个基本点，我认为这是做人的基础，对人要诚恳，尊重人。
1946年，鞠躬随全家到台湾，在那里，他谨遵父命，准备报考台湾大学医学院，但因为名额已满，失去机会。一年后，他回到大陆，考取了湖南的湘雅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创建于1914 年，孙中山曾为这个学校题写“学成致用”的勉词。学校素来治学严谨，造就了一大批海内外有影响的医学专家。当时地处湖南的湘雅医学院与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齐名，一时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称。
鞠躬：去湘雅以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原来湘雅的毕业生，描绘湘雅的情况，就是从前老的那种教会学校，四个人一间屋子，到饭厅吃饭必须要着装整齐，要穿西服打领带才能到饭堂吃饭，所以我觉得挺带劲的，学术水平也很高，名气也很大。但去了以后，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一间大屋子，双铺，上食堂穿拖板鞋，那儿是一个大食堂，学习生活很苦，灯都没有，日本人不是把发电厂给炸了嘛，没有修复，所以都点着油灯，那儿的学生都有油灯。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环境，学术空气很好，所以就非常用功了，也没人逼我，就是我自己喜欢。
记者：应该说在中国医学方面的很多人都是从湘雅出来的，您在这个学校学习了这么久，您觉得给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鞠躬：其实还是医德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科学态度问题。这个我可以说是一辈子受用的，因为他们教我的什么东西早就忘光了，而且那个时候连电子显微镜都没有，全世界都还没有开始用电子显微镜，所以肯定那些书本上的东西已经早就过时了，但是学术氛围非常好，很讲究医德。我刚去不久，有一任校长，那时候叫院长，开学典礼时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湘雅毕业的多少学生，绝大多数都在医学院工作，或者在公立医院和科研单位工作，很少开业。人家说开业是赚钱的，医生开业是很赚钱的职业，这是湘雅的骄傲，但学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科学，为了病人，所以我写信回去告诉父亲，他说你这条道路走对了。另外在实验中要求非常严格。其实真正我学到的这些东西很重要。
毕业那年，军委卫生部委托中央卫生部到湘雅医学院招收一名毕业生从事解剖学教学，不料，鞠躬全班同学中，没有一个人选择这个专业。于是，招考方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谁的解剖学考得最好，就选谁。
于是，鞠躬中选了。
这一来，真是歪打正着，此后的几十年里，鞠躬再没有离开过这个专业。
鞠躬：其实我心里想我考得最好的不光是解剖。
记者：那个时候就是选择，应该算是毕业分配，去了第四军医大，而且在西安，是吗？
鞠躬：那个时候先是到军委卫生部，然后有一年在协和师资班，一年以后就分配到西安了。
记者：我有一个推测，鞠躬先生，因为您有一个很有背景的家庭，所以我想你们家里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人给您提供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有没有？
鞠躬：有。问我愿不愿意到上海去，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做临床医生也好，因为当时想的是做临床医生，但是我觉得不太好。因为组织分配的，怎么能用什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到上海去，没接受。
记者：跟您父亲当年的想法一样，就是全部都要靠自己？
鞠躬：对，靠自己。
鞠躬从小就十分敬重和崇拜父亲。父亲影响了鞠躬的一生，但是从1947年分别后，鞠躬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鞠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父亲与科普作家顾均正先生在极其简陋和困难的情况下创办《科学趣味》杂志的景象，他这样写道：“他们仿佛是在茫茫大海上颠簸的一只小船中，努力想举起一个小小的火把；他们似乎是在中国的青年人身上，寄托了祖国富强起来的希望。”
记者：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您的父亲去了台湾，后来你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鞠躬：他是1945年去的，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抗战刚胜利，因为他在开明书店，那边希望帮忙办一个书店，他就去了，以后我妹妹也去了。解放前夕，我姨写信让我妹妹赶快回来，她就回来了。
记者：您到后来一直没有见过父亲吗？
鞠躬：没有，我没回去过，通信当时可以，解放以后当然就不行了，但是我没有回去过。
记者：后来到什么时候联系上了呢？
鞠躬：没有联系呀。
记者：一直到现在吗？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鞠躬：我妹妹是地方上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她后来到台湾去过一次。
记者：找到父亲了？
鞠躬：没有。我只能等将来，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去成。我总有一个感觉，我也许会跪在他墓前，会想起很多的事情。
1953年，鞠躬被分配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时的西安被人形容为：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而四医大更是处于白手起家阶段，人们都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
在这里，天性乐观的鞠躬仍然继续着他的乐观，由于他很瘦，加上天生活泼好动，被人们戏称为“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