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一代报人忆乔木
作者：尚 定
胡乔木是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对《人民日报》“从头管到脚”。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他都要管。在新闻界受过胡乔木教导和培养的许多报人纷纷回忆50年代初期他们与胡乔木的交往，从这里我们兴许能发现那一段时光值得永远记忆的点点滴滴。
因办《人民日报》副刊而与胡乔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袁鹰，在回忆与胡乔木的初期交往时，用他那特有的散文笔调写道：
大约1954年左右，有一个时期，乔木同志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10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去半个多小时。我是接王若水同志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
第一天进入中南海乔木同志住处，不免有点紧张。他让我坐下，倒了一杯茶，随意地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人。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的学生吗？”我连忙回答不是，我的家庭1934年就离开淮安，那时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党，从哪儿调到报社来的。我一一回答。虽然仍是拘谨，紧张的心情却是一扫而空。
每天去乔木同志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有关编辑工作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我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十分愧疚。乔木同志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就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门的公共汽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然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有时闲谈几句。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就问起上海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了，问“跑狗场”（逸园）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现状，我的简略回答未必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胡乔木甚至还得管《人民日报》的发行。王益回忆道：
五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晚上，我家中的电话铃突然玎玲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听到对方说：“我是胡乔木。”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是新华书店代总经理，从来没有通过电话，不免有点紧张。他跟我说，《人民日报》因纸价上涨，拟提高售价，每份从六分钱提到八分钱，问我有什么意见。新华书店不管报纸发行，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只能简单地讲了我的看法。挂断电话后，我想为了预见涨价将发生怎样的反应，最好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调查。随后我很快又想到，这不正是乔木同志在向我进行深入的调查吗？
多年办党报的经历，使胡乔木积累了丰富的专业修养和理论功底。胡乔木写过大量社论、评论，关于这两种新闻体裁，胡乔木有着独到的见解。叶永烈曾引述胡乔木关于社论写作的几段言论，不妨引述于此：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评论的沉闷当然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几年后，在一次座谈会上，胡乔木就报纸评论工作作了专门谈话，有理有据，使参加会议的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获益匪浅。他在谈到如何使文章生动的时候的一段话，谈得很细致，不仅是针对评论写作而言的，也深得文章学的精义。他说：
人是喜欢动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要由研究哲学的人来解释。我想人终归是动物，是喜欢生动的、喜欢变化的。文章怎样才能有变化？在于有正面的东西，又有反面的东西，有陈述的语气，又有疑问的语气。如果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句号，恐怕不是好文章……文章没有悬念，就平。海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就不平。浪给了诗人很大的灵感。为什么呢？因为海浪汹涌澎湃，给予人一种生命激动的感觉。浪有高有低，当浪头从高处跌下的时候，就使人感到一种惊恐；接着又要看它继续发生的变化。不会写文章的人，就应当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看看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这种波浪、悬崖，有没有这种奔腾澎湃、冲激和激怒。
“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古典文章学的不易之论。胡乔木是文章大家，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
还有人回忆，袁水拍编《人民日报》副刊时曾写一首儿童歌谣，其中有一句：“我们的千万只小手高高举起”。胡让人带话给作者，说孩子们不会称自己的手是“小手”，那是大人的话。胡乔木对于语言如此敏感、如此细心，除了深受毛泽东这位语言大师的影响外，与他在建国初期参与语言文字改革有直接关系。在胡乔木当时数种兼职中，就有一个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1951年6月，胡乔木曾为《人民日报》起草过一篇著名的社论，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央指定胡乔木直接领导50年代初影响至深的文字改革运动。
1955年，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明确定义。同年１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为贯彻“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汉字简化方针，草案公布后，向各界广泛地征求意见、组织座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讨论的达20万人，收到个人和集体寄来的书面意见达5167件之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又聘请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和胡乔木组成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对草案进行细致的审订，1956年正式公布。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公布了胡乔木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