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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
毛泽东率团访苏
1957年11月2日早晨8点半，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由苏共中央派来的图104专机从南苑机场起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是毛泽东，副团长是宋庆龄，团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沫若、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杨尚昆兼任秘书长。同时，彭德怀又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又是中苏友好代表团团长。在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名单上，本来还有王稼祥的名字，但在代表团出发的前两天，邓小平在一次筹备会上宣布：今天稼祥给主席打电话，说他有病请假，不能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了。我看，代表团的对外联络工作，由尚昆来兼管吧！这样，代表团就由15人减为14人。对于代表团团员的排列顺序，外交部曾提出，按惯例刘晓大使应排在最后。杨尚昆说，我们的代表团是党政代表团，刘晓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按党内职务应排在赛福鼎的前面。也是在这次筹备会议上，杨尚昆说，这次代表团除了毛主席、宋庆龄、邓小平几位主要领导以外，其他团员一般都不带警卫、秘书，尽量多带一些“会讲话的”（指各种语种的翻译）。杨尚昆同王稼祥商议，选派张香山任代表团副秘书长，协助他工作，负责联络、文电、分管代表团的工作班子。礼宾工作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雨田、专员韩叙负责。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负责。保健工作由中央保健局局长黄树则负责。财务、礼品工作由中办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负责。此外，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林克、卫士长李银桥、护士长吴旭君、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邓小平的卫士长吕增科等也陪同首长出访。
为了保证高质量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国代表团配备了力量雄厚的翻译班子：俄文方面有李越然、阎明复、赵仲元、朱瑞真、陈道生，英文方面有浦寿昌、俞志英，法文翻译有齐宗华。代表团还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借调了一位波文翻译高佩玉，在莫斯科留学生中选调了一位上海籍的女大学生，专门给宋庆龄做翻译。
据杨尚昆说，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送给斯大林一车皮山东大葱和一车皮江西蜜橘。斯大林对蜜橘赞不绝口，称之为“橘中之王”。这次毛泽东访苏，中央办公厅、外交部精心准备了反映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实行现代化进程的鞍钢全景的立体模型等，以及中国传统手工艺国宝级的“北海全景”牙雕等礼品。这些礼品在中南海居仁堂展示时，邓小平问“北海全景”牙雕是国宝级的艺术品，作为礼品送出是否妥当，并请杨尚昆研究处理。后来了解到，创作这一牙雕的工艺大师当年50多岁，仍有精力再创作同一主题的作品，这样就决定不更换礼品了。
苏方的盛情接待
11月2日上午11时，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到达苏联边境城市伊尔库茨克，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以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夫妇专程来此迎接中国代表团，前来迎接的还有苏联地方党政领导人。波斯别洛夫是苏联著名理论家、哲学家，曾和苏斯洛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文质彬彬，讲起话来慢条斯理。
在伊尔库茨克，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伊尔库茨克这年冬天来得早，已经下了一场雪。毛泽东惊奇地发现，机场附近有一片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他便问地方领导人：这是什么庄稼，现在还在开花？地方领导人回答说，这是“ROSH（罗什）”，我们几个翻译都不知道这个词，有的说是“大麦”，有的说是“荞麦”，毛泽东都一一否定了，说这个季节不可能长大麦、荞麦。著名汉学家费德林急忙走上前来说，这是做黑面包的一种麦子。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回到飞机上，阎明复查了俄汉字典，原来“ROSH”就是“黑麦”。于是他拿着字典走到前舱，对毛泽东说，字典里写的是黑麦，刚才我们都翻译错了。毛泽东听了笑着点点头。
11月2日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图104飞机在伏努科夫机场降落，舷梯下是红地毯铺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柯西金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前来迎接。在一阵拥抱、亲颊之后，毛泽东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并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赞扬40年前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40年来苏联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明确指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欢迎仪式结束后，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同乘一辆装甲“吉斯”汽车，来到克里姆林宫内的捷列姆诺伊宫。在一间宽大的休息室里，赫鲁晓夫向毛泽东简要介绍了会议的筹备情况后，看了一眼正在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提醒说：该让毛泽东休息了，我们告辞吧？在握手告别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你住的捷列姆诺伊宫，曾是沙皇的寝宫。这里离会场即乔治大厅只有几十米远，有一条走廊通往乔治大厅。
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工作人员也都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这里又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刚安顿下来，忽然听到有人说，毛主席来看我们啦！于是大家都涌到走廊里，等候毛泽东。原来，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看望大家。当时每个卧室的门上都贴有名单，毛泽东走到我们几个翻译的卧室门口，看到名单上的“朱瑞真”，就说：“这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呀”。朱瑞真回答说：“这是家里老人们起的名，可以改”。毛泽东说：“不用改，就这样叫也很好嘛。”
苏方为接待中国代表团做了很多工作。10月30日，即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的前两天，杨尚昆派中央警卫局负责毛泽东警卫的副局长王敬先、外交部礼宾司专员韩叙和我们翻译组的朱瑞真前往莫斯科“打前站”，任务是在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和苏联同志一起把代表团的住地安排好，特别是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把他的住房安排好。王敬先等到达莫斯科后，苏方人员对他们非常热情，两个谢尔巴科夫（一个是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另一个是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科夫少将）和他们一起指挥苏方服务人员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卧室：把原来笨重的钢丝床撤掉，换上一张宽大的木板床，把毛毯、鸭绒枕头之类的东西拿走，换上从北京带来的又长又宽的棉被和枕头，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蹲式马桶，调整了床头上的灯光等等。另外，克里姆林宫警卫局长扎哈洛夫少将和王敬先等一起察看了为毛泽东在郊区安排的两幢别墅，供他需要休息时备用。一幢是斯大林当年住过的孔策沃别墅，周围都是森林，离克里姆林宫较远，约40公里；另一幢在列宁山，离克里姆林宫较近，是马林科夫下台前住过的地方。这两处的卧室和卫生间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邓小平、杨尚昆于11月3日中午去视察了苏方给毛泽东准备的这两幢别墅。
事后我们获悉，赫鲁晓夫曾亲自到克里姆林宫检查为毛泽东准备的起居室，看到那张硕大的木板床、薄薄的被褥，他作出评价：“丛林里来的战士。”在卫生间，赫鲁晓夫看到，原来的坐式马桶的四周用瓷砖垒起，与坐桶一样高，从旁边砌起了一个台阶，装修了护栏。赫鲁晓夫不解地摇摇头：“难道蹲着大便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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