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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掀起的四次“攻书”活动
作者：张希贤
第一次“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
哲学世界观问题，是胜利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为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1936年5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率先在哲学领域发起了第一次“攻书”：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装全党。
1936年夏初，红军渡河东征回师陕北以后，毛泽东开始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为哲学领域的“攻势”拉开了序幕。同年10月，毛泽东的研究进入高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时，见毛泽东潜心攻读，一时“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在陕北，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从《毛泽东选集》注释考证和近些年其它书籍考证，有据可考的哲学著作24种。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古今中外哲学和哲学史著作。毛泽东阅读哲学著作，在著作上横批、眉批、打勾、画杠、圈点、作注。有些书籍甚至反复研读过10遍。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七种（八本）。在这七种哲学著作中，“批注最多且重要的有五本”，留下了两万多字的哲学批注。在大量阅读研究的基础上，1937年春，毛泽东着手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历时四个多月，始成初稿。全书共分三章，6.1万字。建国后，此书第二章的一部分，题名为《实践论》，第三章中的《矛盾统一法则》，经过仔细加工、补充、修改，题名为《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
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阵地，毛泽东亲自登台执教，讲授哲学，并以此为点，带动全局，使哲学领域的“攻书”逐渐进入了高潮。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三个半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三个月，共讲了一百多个学时。延安的中高级干部，红军初、中、高级干部，知识青年，延安干部学校教职员工，大多都亲自聆听和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讲授。之后，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并从三个方面迅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
首先，推动延安的干部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和各根据地开办的二十几所干部学校，均把毛泽东的这部著作列为教材，把哲学列为主要课程，分批分期地对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其次，推动延安理论界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在毛泽东的带动和组织下，艾思奇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陈唯实对“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对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对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培元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中国古代哲学专题，潘梓年对“逻辑与逻辑学”，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延安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哲学研究的“春天”。第三，推动党的高级干部对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周一次会议，讨论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诸多问题，讨论最多的是“矛盾论”问题。之后，其他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也纷纷组织起学习研究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选辑》、《资本论》等书籍，规定小组成员每周读一定的章节，要求逐段逐句读懂，作好笔记，每周一次讨论会，首先逐页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由指导员作结论。陈云领导的小组一直坚持了五年。张闻天领导的小组专门学习研究哲学，历时一年多，艾思奇担任指导员。艾思奇负责拟定学习提纲，指定参考材料，大家经过自学后，每周六上午召开讨论会。开会时，有质疑，有报告，有讨论，有结论。质疑形式多样，报告内容丰富，既有一般性的报告，又有插入性的专门报告。报告简短精粹。每次小组会都开得生动活泼，讨论中各抒己见，自由辩论，有时展开热烈的争论，最后由艾思奇作总结。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三个学习小组的带头作用，推动了延安时期全党学习运动的深入。
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攻书”，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第二次“攻书”，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与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大政治。为此，从1937年冬到1938年冬，毛泽东在战争学领域发起了第二次“攻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野蛮侵略，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面对民族危机，一方面，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和国家政治层面，“全面抗战论”、“片面抗战论”、“亡国论”、“速胜论”、“正规战论”、“游击战论”和“持久战论”等七大思想动态交织在一起，相互交锋，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发展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发动了第二次理论“攻书”。
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延安部署中央军委办公室广泛搜集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国际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期间，毛泽东还反复研读了世界上两部著名的战争学著作（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的《孙子兵法》），阅读了蔡东藩著的中国各朝历史通俗演义，阅读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的理论著述。在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着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写成后，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上。6月出版了单行本。之后，各根据地广为翻印发行，印行了十多种版本。同一时期，刘少奇著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彭德怀撰文《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前线》周刊上分期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长文，分别对抗日游击战争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的作战方法、基本的战略及重要意义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
在第二次理论“攻书”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杰出的代表作。1938年5月中旬，毛泽东开始撰写《论持久战》一书，七天七夜连续奋战，每天只休息五个小时左右，炭火曾烧着了布鞋而不觉。每至夜深人静，毛泽东自己捶腰扭背，人一天天消瘦。最后，因5月份撰写两部战争学大作而劳累过度，病倒在床。病稍好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他的宏篇巨著《论持久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根据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了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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