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我与作曲家郑律成的一段交往

作者:卢 弘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首昂扬的战歌,在抗日战争时期诞生,很快就唱遍中华大地,解放战争时期由《八路军进行曲》改称《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又由中央军委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唱到了今天,我国从小学生到老年人,几乎都唱过至少听过这首令人奋发的歌曲,她鼓舞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特别是人民军队。然而这首歌的曲作者,却不是出生在中国,而是一位朝鲜同志,他就是来自朝鲜南方全罗南道光洲的郑律成。1933年才十多岁的他,就告别了被日本占领的故乡来到中国,又于1937年辗转来到延安,从此将他的全部才华、热情以至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和我们的军队一起前进,从而成为一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在共和国和解放军的光辉史册上,已镌刻着他的英名。
  
  一位爱好打鱼狩猎的大作曲家和真正同志
  
   我到革命部队以前,就会唱他创作的歌曲,参军以后,才知道著名的《延安颂》、《延水谣》和《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等等,都出自他的笔下。虽然一直没有见过他,他的作品及其名字,早已为我熟知,直到“文革”后期,我才有幸结识了这位名传四海内外的大作曲家。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九一三事件”后,我“潜逃”回京争取平反,曾常去我在军报的老组长、已被迫转业的曹振峰和他在《文艺报》的夫人召明处,与他们交换关于“文革”的情况,商讨我的平反问题。去的次数一多,与他们家的邻居也熟悉了,那是一对朝鲜族夫妇,两人都在从事朝语翻译工作,他们都非常热情好客,我去老曹家时也常到他们家坐坐,在那儿我又认识了他们别的客人。有一天见到了一位中年人,他和这对夫妇说话时,偶尔夹着一些朝鲜话,我在“抗美援朝”时学过一点朝语,就问他道:“你也会朝鲜话?”女主人笑道;“他就是朝鲜人,并且比我更正宗,我们两个人只是中国朝鲜族,他却是真正的朝鲜国民,并且是南朝鲜的人!”接着就郑重地向我介绍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作曲家郑律成同志!”那人却也笑道:“我现在还不算‘同志’呢!”原来他在“文革”中被当成“反动权威”、“黑线人物”等等,被批斗关押后,现在还正“挂”着。我忙对他说:“见到你很高兴,不过我也不算‘同志’,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呢!”他听了忙跟我热烈握手,又笑道:“其实我们都不是林彪那伙人的‘同志’,我们才是真正的同志!”我们就这样相识相交了。我说他和他的作品不仅绝不“反动”,并且全是“红线”,造反派斗他整他真是胡闹。他却淡淡一笑道,“不,人家是专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可严肃呢!你这么说,看来还是没有‘改造’,还得挨斗。”他的幽默和豁达,使我们都笑了,以后我们就在那对朝鲜族同志家,经常相见交谈,以致成了一见如故的老友,虽然他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在革命经历上,都高出我一大截。
  有回我又到老曹家,坐下不久,隔壁那家主人来叫我过去吃鱼,我应邀去时见郑律成已在座,女主人端上了大盘鲜鱼,我一看不由惊叹道,哪来这么新鲜肥美的大鱼,这年头能吃到它太不容易了!
  那时“文革”还在进行中,市场上连两指宽的臭带鱼,都得凭本排队和限量买,还不是经常有,像这样的鲜鱼,不是“特权阶级”,不仅吃不到,连看都看不到。女主人听了我的赞美,指着郑律成道:“今天吃鱼,首先得谢谢老郑,是他这个老渔翁亲自打来的。”我惊奇地问:“真是你自己打的呀?”他点点头道:“打得并不多,送了好几家,他们这最后一家,我自己就一块享用了。”原来他被“打倒”以后,造反派为自己争权夺利,顾不上也不再管他时,就自己“解放”了自己,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到远郊区大水库中去打鱼,他从小在家就会捕鱼,在延安和八路军部队时,也常下水捞鱼,“文革”中又干起了老本行。其实他“渔翁”之意不在鱼,主要是来享受未受政治污染的大自然的熏陶,寄情于山水渔樵之间,同时构思并孕育新的作品。他打到的鱼都送给了自己的朋友,让大家一起享受其劳动成果特别是收获愉快,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求得一种痛快豪情。他打鱼爱用网,说是自己打鱼的网,也就是五线谱,打到的一条条鱼,就是一个个音符,一网网鲜活的鱼,就是一首首动人的乐曲。他常把贝多芬、施特劳斯和维瓦尔第等外国音乐大师的作品,是怎么在自然风光中获得的灵感与启示,当成自己的创作范例。他还喜欢进山打猎,正是在渔猎活动中,他为毛主席诗词全部谱写了乐曲,又为陈毅元帅的名诗,也谱了不少曲,这都成为他晚年的重要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创作,表明了他对“文革”运动的反对、抵制和坚决抗争。早在延安时,他就常进山打猎,为了他这爱好,更为了他对人民军队的贡献,朱德总司令特地送他一支步枪,他用这支枪打到不少黄羊、野兔和野鸡等等,他把自己的猎获物,都与战友们共享了,延安鲁艺的许多师生,都吃到过他送来的野味,这使他周围的抗日战士们,从精神到物质上都享受了他的无私奉献。
  
  他的热情、激情和才情,全都献给了中国革命战争
  
  我与郑律成相识后,曾应邀去过他家,他住的是其夫人丁雪松的房子。当时她是我国对外友协的负责人之一,长期从事外事和外交工作,与其音乐家丈夫同为一代名人。他们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的。正是在那时,郑律成的《八路军大合唱》(“军歌”和“进行曲”是其组成部分),尤其是《延安颂》、《延水谣》等等,不仅唱遍了边区内外,还传向了全国上下,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这些歌,认识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已从鲁艺毕业正在抗大工作的郑律成,在向各个学员大队教唱新歌时,认识了抗大女生八大队一队队长,人称巴蜀才女的丁雪松。他的歌声和指挥英姿,尤其是其才华及其杰作,吸引并征服了女队长的芳心,不由相互倾心走到一起,只是又经过了不少曲折,直到1941年底,才由正在延安的朝鲜籍革命家武亭等支持下,由周扬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在《延安颂》歌声中,进了窑洞中的真正“洞房”,第二年就有了个女儿。那时延安物资匮乏,生活供应很差,女儿出生后竟喝不上奶,当爸爸的郑律成这时正在前方,当妈妈的丁雪松只得一狠心卖掉了全家最贵重之物,将一把小提琴换了些钱,去买来羊奶喂养女儿。由于这位“千金”的生命等于是用小提琴换来的,就为她取名为“小提”,以示他们家虽然失去了珍爱的小提琴,却得到更为可爱的“小提女”。这位郑小提我也见到了,她当时是总政文工团的演奏员,与我同属部队系统,但却通过她的作曲家父亲才相识,她的大名及其来由,从此也就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有幸认识郑律成一家后,我陆续了解到,他1914年出生于现在的韩国,日本侵略者占领他的祖国时,他的父兄都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他也从小就投入了抗日反帝斗争。他几个哥哥在国内遭到迫害和通缉,不得不逃往中国,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正是在父兄的影响和带领下,1933年他也从故乡逃出进入中国,先到设在南京的“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学习期间经常高唱《国际歌》、《赤旗歌》、《少年先锋队》和《最后的决战》等革命歌曲,他唱得不仅充满激情,并且高亢宏亮音色出众。学习结束后本来被分配去监听日本人电话,参加秘密活动。领导上认为他有音乐才能,又派他到上海去学习音乐,准备以此专业作为他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掩护,哪知他这方面确有造就,竟培养出了一位优秀音乐人才。他的老师打算送他出国继续深造,但中国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义无反顾地毅然留在中国,和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等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又在当年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1月,也就是他到边区才一年多时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革命热情、抗战激情加上特有的音乐才情,使他几乎一口气地谱写出了《八路军大合唱》和《延安颂》等一系列红色音乐经典之作,从此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皆知的著名作曲家。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不只到处都有他作曲的歌声,也到处出现了他的身影和足迹,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成为我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人民解放军中,尽管有人未必能记住他的名字,却没有一个人没有唱过他作曲的歌,他创作的歌曲已成为新中国和解放军的无形标志与无价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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