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好人政府”中的“好人”们
作者：刘宝东
毁誉参半的政坛耆宿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中华民国时期重要的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宪法学家、国际法学家。王宠惠早年在香港接受了中英文启蒙教育，1895年考入了刚刚成立的北洋大学法科，经四年勤奋学习，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1901年赴日本学习法政，次年转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毕业后转赴欧洲研究国际公法，获取了英国律师资格，并当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前夕，王宠惠返回国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外交总长，被外电称为临时政府中“最为出色”的内阁成员。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王宠惠出任司法总长，后愤于袁世凯的独裁，与蔡元培等其它阁员一起辞职。随后，赴上海受聘于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不久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1917年，王宠惠重返北京政坛，出任法律编纂会会长，继而转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主持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等多部法典的起草和修订。巴黎和会斩断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收回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王宠惠以其法学与外交兼通的专长，投身于收回国家主权的谈判和交涉之中，他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废除二十一条、撤除势力范围等多项建议案，并就上述提案与列强进行了艰苦谈判，他的爱国热情和聪明才智博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巴黎和会之后，面对着国家主权沦丧的危急形势，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王宠惠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举凡联省自治思潮、国民制宪思潮、好政府主义思潮都能找到他的身影，更因出任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总理而名动一时。
王宠惠之所以能出任“好人政府”总理，是因为他在当时的社会上有“好人”的盛名。在“好人政府”组建之前，北京政界忽有一股王宠惠可参选总统的风闻。关于总统候选人一般人看来无外曹锟、段祺瑞、孙中山、黎元洪四人，而四人都涉及到南北纷争，故有提议“富有德行才识”的王宠惠充当总统候选人的动议，原因是王宠惠“于国内曾居高位，于国外闻望尤著，其德行，其胆识俱无可议，且具绝大才识，平日居官，未尝染有党派臭味，为北京惟一人物，不隶属于国民党，而不为孙文派所反对，其持论并非激进，而能得学生及新派之信仰，即大学中极端派，于王氏亦无间言。”再有，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在1922年10月至次年1月所做“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社会学调查问卷中，王宠惠在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之后排在第四位。《密勒氏评论报》系英文周刊，其读者至少是受过现代教育且粗通英文的人，而此次调查参与者又以学生为主，故其结果体现了知识精英阶层的意向，而知识精英又是舆论的主导者，所以这次调查的结果，对于认识当时中国社会及人心的变化，具有相当的价值。王宠惠能以高票当选第四位，印证了他在国人心目中的所谓“好人”身份。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政权，为了争取支持，掩饰门面，与胡适等人借用其政治势力实现主张的目的正好合拍，王宠惠是双方皆能接受的人物，就此促成了王宠惠“好人政府”总理的短暂之旅。
“好人内阁”流产以后，王宠惠赴海牙出任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并于1924年当选为修订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25年8月，王宠惠出任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了法权调查会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王宠惠出任司法院长，主持制定了加强法官的培训和选拔、完备辩护制度和陪审制度、进行审级改造和司法权统一、改良法院制度与诉讼程序等一系列改良司法的建议和方案，对司法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躲避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政治纷争，1930年王宠惠重赴海牙出任国际常设法庭法官，任内他参与了多起重要判案的审理，博得了同任法官的尊重和广泛的国际赞誉。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王宠惠在国际法官任期未满的情况下，被蒋介石招回国出任外交部长。1941年4月，王宠惠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并出席开罗会议，主持了中国参加联合国构建的多项工作，并作为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
政协会议期间，王宠惠对国民党政权的“政府地位合法化”产生了忧虑，但他又不信任共产党，认为“中共无意实施政治协议”，仅是“谋取国家的权力”。总之，他对局势表示悲观，对中苏条约也不赞成。他曾上书蒋介石请求辞职，蒋介石不但没有批准他的辞职，反而委以重任。1946年12月25日,在隆隆的内战炮声中,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民国史上的最后一部宪法，即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王宠惠是此部宪法的主稿人之一，同时又是主要说明人，他撰文吹嘘“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1948年3月，蒋介石借“行宪国大”，戴上了总统的桂冠。为了使蒋介石获得宪法以外更大的权力，王宠惠借用一些国家战时宪政体制理论，提出不修改宪法而依宪法程序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建议，使蒋介石以紧急处分权的形式“依法”获得了类似于独裁制下的各项权力。王宠惠的政治参与空间在正义性诉求丧失的前提下达到了极致，而他的政治理念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也达到了顶点，这也是他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之处。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王宠惠以养病为名赴香港，后转赴台湾，1958年病逝。
学贯中西的法界泰斗罗文干
罗文干，字钧任，1888年出生于广东番禺，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罗文干参加了晚清学部主持的考试，被评为留学生最优，赐法政科进士。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广东都督府司法司司长。1913年出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厅长。1915年，袁世凯授意杨度等人成立了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不安和愤慨，8月18日和19日，先后有李诲，周震勋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超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不干涉。”章说：“此责任却负不起，待与内务总长商酌办法。”罗文干见筹安会有袁世凯做后台，无法检举，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辞职。袁世凯死后，罗文干于1918年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次年，出国到欧洲考察司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是年末，出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次长，1922年，任大理院院长、代理司法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