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楼适夷:一位正直的倔老头

作者:王增如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丁玲同志处工作时,多次见到楼适夷,他个头不高,精干白净,时常双手拄一根拐杖,侧耳倾听对方的谈话。给我最深的印象,他是一位十分和善的老人,没有一点架子,讲一口吴侬软语,说话慢条斯理,待人谦恭有礼。他曾经给我题词:“小王同志很好,热情,诚恳,工作认真,学习努力,敬祝前程无量!”写在我的本子上,一笔一划,字很工整。
  但是和善的人也有倔脾气。大约是在1984年10月,楼适夷老人忽然住到木樨地丁玲家里来了,原因是他和老伴闹了一点别扭,因此生了脾气。那时,丁玲和陈明应邀去武汉,参加“三S”研究会武汉分会成立大会和“史沫特莱在中国”学术讨论会,就在他们离京期间,楼适夷住过来了,自然,是事先跟丁玲和陈明商量好了的。
  丁玲离京之前,给楼适夷写信说:“我明天去武汉。一星期回来。你可以在廿号左右回北京。如早一点,你就在你女儿处住几天再搬来我这里。如能和好,自然好,就是不要再吵了。人都老了,大家都不必太认真。”丁玲写这封信时,楼适夷躲到外地去了。丁玲和陈明是10月8日离开北京,一周之后,大约在10月15日,楼适夷就住过来了。他住在陈明的房间里,每天关着房门,一点声音都没有,大概在屋子里看书,写作,只是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饭桌上也很少讲话,客客气气,什么要求也没有。丁玲的儿媳李灵源赞叹说:“这个老人真好!一点不多事,连声音都不出,就像家里没住人一样。”
  他在木樨地住的时间也不长,10月23日丁玲和陈明从武汉回到北京,经过他们做工作,楼适夷住回家去了,后来他们老夫妇相处得很好,晚年一直相依相伴,丁玲还跟他开玩笑说:“闹来闹去,还是自己的老伴最好吧!”
  楼适夷与丁玲的关系绝非一般,他们之间的友谊整整保持了50年。在一些重大的原则是非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30年代初期,他们都是上海左联的领导成员,也是很好的同事,那时他们还不到三十岁,一腔热血,风华正茂。1932年1月,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上海市民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反日救国民众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丁玲与楼适夷高举着横幅,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那一年的5月,江苏省委宣传部要创办《大陆新闻》日报,楼适夷主编副刊,他约请丁玲写个长篇,这样,丁玲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母亲》,在报上连载。她给楼适夷写信谈到她的计划:“这部书我预备要写三十万字左右,我对你们的希望是每天登一千字,不能间断,十个月登完。”丁玲当时的计划很宏大:“预备每天用两个钟头,一个半钟头想,而半个钟头写。这书所包括的时代,是从宣统末年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之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于农村的土地骚动。地点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几个小村镇。人物在大半部中都是以几家豪绅地主做中心,也带便的写到其他的人。”
  6月15日,丁玲写给楼适夷的这封信在《大陆新闻》刊出,同日,《母亲》开始在《大陆新闻》连载,但是,由于国民党封杀查禁,7月3日《大陆新闻》被勒令停刊,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周文的夫人郑育之也曾回忆说:周文1932年从安徽来上海以后,丁玲和楼适夷来看周文,一起研究油印材料,主要是供飞行集会用的传单和小型壁报之类,“1933年的五四飞行集会就是丁玲、楼适夷等一起组织的”。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秘密逮捕之后,左联发起声势浩大的营救工作,楼适夷积极投身其中。当时左联曾委托王会悟与沈从文联系,想以沈的名义把丁玲的母亲接到上海,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沈从文给王会悟回信婉言拒绝,说同丁玲早已没有来往了。
  楼适夷是亲历者,了解内情,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80年代曾经在丁玲面前几次提起,对于沈从文当年的态度十分不满。1988年3月28日他还在致陈明的信中说:“今天阅3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文学报》第三版上凌宇《丁玲失踪事件前后》(沈从文传略之二),写沈从文对丁玲被捕后的态度与行动,与我当时在参加营救中所知的完全不同。我所知的情况,都与丁玲讲过,她完全相信我的话,对沈是有意见的,并托我找来在丁被捕后沈所写《记丁玲》一书,认为沈所记歪曲甚多。有机会要予以澄清的。……我对丁玲的证言只是我的孤证,但王会悟同志尚健在,她应该是比我更有权威的知情人。她给沈从文写信,托其南下共商营救事宜,被复信拒绝,情态十分冷淡,根据胡适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探问,否认丁的被捕,并表示与丁已经没有共同言语,不打算参与其事。”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王中忱、尚侠写了一部20万字的专著《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这是“文革”之后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丁玲的学术著作,楼适夷应邀写了一篇题为《美丽的心灵》的序言,如实地回忆了丁玲30年代在上海左联时期的工作表现,充满着对于丁玲的钦佩之情。这篇文章1981年12月写成,1982年1月,楼适夷将它寄给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说:“刚写了一篇短文,想在《文艺报》发表,可用与否,请提前一阅,于一二周内示复,以便不用时我可以投寄他刊。”《文艺报》的负责人看过之后,先是送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审阅,后又上呈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附信称:“送上楼适夷同志写的一篇关于丁玲同志的文章。此文是他交给罗荪同志要求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我请冯牧同志看过,他指示送上请您审阅。此文我们觉得有不少溢美之词,而且涉及到一些历史事实,不知他所述是否妥当,所以需要审慎对待。但他本人要求《文艺报》发表,我们应如何回复他,也很费斟酌,请您审阅后,给我们以指示。”1982年1月21日,作协党组书记批示道:“楼文涉及某一段历史事实,与中央对她的结论直接抵触,不宜发表。此点是否通过某类同志告诉作者?请冯牧同志考虑。”
  这篇《美丽的心灵——序〈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后来在上海的《文汇月刊》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