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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作者：阎长贵
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夺权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者
上海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文革”的酝酿准备阶段做了不少工作，却不知为什么又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突破口和首选目标？这件事，我曾问过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说不知道，也很纳闷。关锋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还做东宴请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奉命作陪，后来怎么闹翻，陈丕显成为打倒对象，实在弄不明白。对陈丕显，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这段话的具体含义我们不得而知。对上海为什么首先夺权，我还问过其他人，都说不清楚。事实上，这迄今仿佛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对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我只根据初步看到和掌握的材料，大体叙述一下1967年1月上海夺权，即所谓上海“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的过程。
说到1967年1月上海的夺权，有个人不能忽视，这就是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徐景贤。徐景贤1933年生人，17岁时，即解放初期就被调到上海市委，长期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1963年他担任了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以后成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具体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事宜。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写作班子里完成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和任组员的姚文元到北京工作。这年的11月，张春桥、姚文元托人带口信给徐景贤：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他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贤积极响应。1966年12月18日，“后院起火”，“心脏开花”，徐景贤带领写作班子的人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提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造反声明》宣布：“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这在全国省、市机关是第一家。由于徐景贤打头，上海市委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纷纷起来，他们同徐景贤的造反派一起组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徐景贤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联络站的首领。徐景贤领导的“机联站”，“发号施令，人少权大”，他们又积极和王洪文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徐景贤带头造反，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还说，“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徐景贤等市委写作班子的造反派时，张春桥说：写作班子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接见了王洪文等人，张说：“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张特别强调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以徐景贤为头的“机联站”和以王洪文为头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1967年1月6日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秘密住处收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被揪到台上去，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 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从这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实际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的手里。
中央肯定和赞扬了上海的夺权。《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1967年1月16 日转载）说：“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九大政治报告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夺权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全国各地，到处组织繁多，派别林立，对要打倒的权力，往往是争过来，夺过去。上海也是这样。1月6日，上海夺权后，还经过多次反复，诸如，1月15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1月22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实际上是“夺印”，夺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十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23个单位的大印。“夺印”并不等于夺权，但夺了印带有很大的危险性，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钢印，可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对此，张春桥、姚文元十分担心。他们想方设法做“红革会”的工作，要他们把印章交给上海警备区，再由警备区交回各单位，并提出召集上海各造反派开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以及新的政权机构形式和组成问题。经过曲曲折折的争斗，上海的“新”政权才初步稳定下来。
夺权后，“新”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春桥、姚文元曾经多次称赞过“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上海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样的机构，认为它们实际履行了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在12日举行的欢庆中央贺电（指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上，曾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其用意就是想以各群众组织的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这时又传来了最高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显然各群众组织联络站的形式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它不能成为新政权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