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始末
作者：何立波
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这些犹太人没有住处，没有工作，需要早先来上海的犹太人的援助。而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来上海创业的中东犹太人（赛法迪姆人）和欧洲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则开始抱怨这些后来者为他们生存许久的城市带来困难。他们组成代表团正式向犬冢惟重提出：日本能否劝说德国和意大利阻止欧洲犹太难民来上海，或者日本自己能否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我们已经承担的太多了！让其余的人到其他地方去吧！让其他的人去养活他们吧！”
这个要求使大力鼓励欧洲犹太人来华的犬冢惟重等“犹太问题专家”感到很尴尬。尽管如此，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日本人决定安抚这些要求遏制难民流入的犹太人。1939年8月9日，犬冢惟重宣布了限制犹太人从欧洲或“满洲国”移民来上海的措施：从这以后，来上海的难民需要交400美元的保证金并持有任职合同。犬冢惟重反复声明：“采取这一措施是应犹太难民委员会自己的请求。”
上海犹太人社区对欧洲难民的态度，使日本“犹太问题专家”很沮丧，于是，他们又把注意力转向美国犹太人社区。
美国犹太人魏斯并未上日本人的当，致使“河豚鱼计划”难以实施
在美国犹太人社区，起主导作用的人物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兼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魏斯。他与美国两任总统威尔逊和罗斯福关系都非常密切，对于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犬冢惟重曾说过：“总统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就像影子随着躯体。”魏斯是位思想进步的犹太人，他对日本侵略者没有好感，在书信、文章及讲道中，大力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1938年，哈尔滨的犹太实业家留·齐克曼写信给斯蒂芬·魏斯，在信中说了句：“日本人看来对待满洲的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在回信中严厉批评了留·齐克曼：“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1939年12月下旬，在日本方面的策划下，哈尔滨召开了第三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会议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我们也对日本深表感谢……由于他们给予移民（难民）及犹太居民良好对待，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正被收容在学校大楼中及他处。如果通过日本的努力，能为这些难民在远东提供得以安适生活和居留的地点，则我们犹太人社区将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即日本如果提供某地），我们双方将负责建设居留地，并保证竭尽全力为建设一个新亚洲而合作。”第三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将上述决议寄给魏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是魏斯没有给予回复。
为了实现“河豚鱼计划”，魏斯的态度举足轻重，倘若他不点头，美国犹太人社团是不会给这一计划提供资金的。而且，日本人还希望通过魏斯影响罗斯福总统，所以对魏斯百般拉拢。1940年初，日本派出与魏斯有过交往的实业家田村光三作为代表，前往美国会晤魏斯。
田村光三与魏斯见面后，便喋喋不休地大肆宣扬日本人民对于犹太人民的尊敬和友好关系，并提出了让欧洲犹太移民到“满洲国”的“河豚鱼计划”，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援助。魏斯拒绝了田村光三的建议。当田村光三告辞，走出房间后，魏斯对自己的助手大声说：“我没有时间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仍不死心，犬冢惟重又鼓动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犹太人爱里斯·哈伊姆给魏斯写信，希望魏斯派代表团到上海来，也遭到了魏斯的冷遇。没有魏斯的支持，“河豚鱼计划”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河豚鱼计划”的最终流产
魏斯的对日态度，让日本当局恼羞成怒，统治集团中的反犹势力趁机鼓噪起来。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9月，三国公约签字。日本政府为了取得希特勒的信任，对犹政策必须发生根本改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日本政府最终放弃了“河豚鱼计划”。日本外相东乡再给驻汪伪政权的“大使”的信中说：“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驻华侵略军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秘密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准备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历新年（公历9月）合家团聚之际，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不让一人漏网，尔后以果断的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
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犹太人，梅辛格提出了三个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饥渴而死；二是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三是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由于走漏了风声，上海犹太社团的领导人海亦姆、斯皮尔曼、托帕斯、比特克、考夫曼和佩立兹等，立即聚会商议对策。他们决定通过各种关系影响日本当局，阻止计划实施。而日本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德国。在日德对犹政策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梅辛格计划”最终无果而终。
虽然“梅辛格计划”没有实施，但日本当局还是于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在上海虹口建立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让1937年后由欧洲来沪避难至今无国籍者约1.5万人集中居住。这个隔离区与纳粹的集中营有很大的不同，区内的犹太人仍被允许自由从事宗教文化活动，区外也没有树立围墙或路障。
到了1944年，随着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节节败退，日本的战局也出现了逆转，日本高层对犹太人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于是作为“河豚鱼计划”翻版的“新计划”孕育而生。
首相顾问关口大佐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指示，秘密会晤一位曾经与魏斯有过接触的居日犹太人卡尔·琼特曼医生，指示他去大连与海军大将中村会面。
中村大将是“新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向琼特曼医生详细介绍了“新计划”。他说，德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对在上海的两万名犹太人采取措施，但是日本在这一点上与德国不同，因为他们“钦佩犹太人的才智”，希望在战后与犹太人合作。中村希望将上海犹太人迁到“满洲”的“犹太国”，保证他们得到良好的生活。作为回报，中村希望美国犹太社团能够说服罗斯福总统与
日本和谈。
琼特曼表示同意。他给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魏斯写信，希望他支持这一计划。魏斯仍然表示反对，他在给琼特曼的回信中说：“看到日本人在其他国家所干的一切，我的心在流血。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随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当局又派日高大佐等人找到天津犹太人社团领袖采里·别洛卡曼，希望在华犹太人能够对美国犹太人发表广播讲话，说明日本对其统治下的犹太人是友好的，从而影响罗斯福，迅速而适时地结束战争。但是别洛卡曼认为，在日本战事已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由他们发表这种讲话，不会得到日本期待的效果。日高说，倘若我们要求你们发表广播讲话呢？别洛卡曼表示会执行。华北驻屯军当局随后把这一消息报告了东京，却没有得到回复。
日本一些人还是希望能通过犹太人影响罗斯福总统，以期待与美国达成某种基础上的协议，而不是无条件投降。他们为此曾数十次与犹太人接洽，都无果而终。翻版的“河豚鱼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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