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历史不容篡改
作者：孙长江
《谜》文的标题，令我惊讶不已。“真理标准”文章的作者早已是清清楚楚的事情，怎么成了需要“解开”的“谜”呢？细读全文才明白，原来作者在这个故弄玄虚的标题下做文章，是要重评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改写1978年那段历史。所谓文章“作者”问题，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一
王强华自称，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和不实传言，以免把邓小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者”那种“野史”变“正史”。那么，他究竟要说什么呢？简单说来，他要说的是这么几句话：胡耀邦虽然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不是这场讨论的“发动、组织和领导”者。因为真理标准文章不是他“亲自组织撰写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而是胡耀邦不认识的南京的胡福明。“如果把这个问题硬扯到中央党校甚至胡耀邦那里，可能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既像忠告，又像威胁。如此说来，为了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我们只能向王强华点头称是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在1999年《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他已经出来说过一回了。在那里，他指名道姓孙某人如何如何，说了一堆歪曲事实的话。没有想到，事隔五年，他又出来说话了。这一回，他说得更加直白，就是要推翻中央关于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历史结论，否定耀邦同志在1978年历史发展的那个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作用。孙长江则又一次成了他摆弄的对象。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于当时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过，我认为，理论、新闻、出版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当事人，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千万要清醒，不要以为天下是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打下来的。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必须看到，当时起了第一等重要作用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并执行了一条顺应党心、民心、军心的正确路线。而且，这还不够，如果当时正在崛起的改革派在力量上抵挡不住“凡是派”“砍旗”、“丢刀子”等等的攻击，那么，什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什么思想解放运动，早就被打下去了。莫说一篇文章，就是十篇、一百篇文章也不顶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发端之作，之所以能起作用，完全是以当时有利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
有机会参与这篇文章的写作，对我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幸。但是，我并不认为，特别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去26年之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我更不认为，参与写作这麽一篇文章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上有胡耀邦和中央党校的领导和支持，中有吴江、光明日报已故总编杨西光的指点，下有光明日报马沛文等人的修改稿，我只是作为最后执笔完稿人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工作，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更没有必要去争什么“功劳”。
因此，当王强华1999年以这篇文章初稿的组稿人和光明日报编辑的身份出来说三道四的时候，我考虑再三，没有说话。但是，这一回，我不能保持沉默。涉及我个人事小，涉及耀邦同志情况就不同了。耀邦同志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他的生平事业已经融入党和国家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个见证人，我不能不出来说话。
二
王强华说：“如果说《实》文（他对《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简称——笔者）是孙长江撰写的，由胡耀邦亲自组织甚至由他策划、倡议是非常有可能的。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一名教师。胡耀邦与他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也没有听说他们相识。如果说《实》文是胡福明所撰写，由胡耀邦‘亲自组织’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胡福明‘撰写’一篇重要论文，则有悖于常情！”
作者问题成了王强华全部立论的基础。他否定胡耀邦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动、组织和领导”者的唯一论据，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而是胡耀邦所不认识的南京的胡福明。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论据。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证明了文章的作者不是孙长江，就证明了文章不是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的；证明了文章不是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的，就证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是胡耀邦“发动、组织和领导的”。
把一场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组织和领导的问题，归结为这个讨论的第一篇文章由谁组织撰写的问题。多么荒唐的逻辑！照此说来，谁“亲自组织撰写”了这篇文章，谁就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动、组织和领导”者了。那么谁“亲自组织撰写”了这篇文章呢？不是别人，正是他王强华：当时“我是（光明日报理论部）支部副书记和哲学组组长，责无旁待地要组织和策划这方面的文章”。《实》文就是我“向胡福明约稿”的。这岂不是说他才是这场讨论的真正的“发动、组织和领导”者吗？不知道是缺乏勇气，还是故意“引而不发”，他竟没有这样推论下去。
三
不管逻辑上多么荒唐，王强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作者问题，看成判定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作用的关键所在，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他竭力证明文章作者不是孙长江。
文章作者为什么不是孙长江呢？主要论据是：光明日报送到中央党校的修改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他称之为《光》稿），和孙长江的改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称之为《中》稿）相比，“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总之，在他看来，两个稿子不是完全一样，也是基本相同。
我们来看看1985年1月杨西光主持光明日报有关同志整理出来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以下简称“白皮书”）上怎么说。
“白皮书”说，孙长江修改的稿子，与4月23、24日的改稿（即光明日报送到中央党校的修改稿）比较，“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提高”。提高在哪儿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二、“文章又加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修改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三、“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四、“文章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文章在公开发表时，对超越实践设置‘禁区’的现象又加重了批判，说这不仅造成蒙昧主义，还会变为‘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白皮书”说，此文经胡耀邦同志审定后，即在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
1985年1月的“白皮书”就是这样说的。根据以上事实，“白皮书”得出结论说：“综上所说，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的上述几个同志（即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和吴江、孙长江）支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修改。”“白皮书”最后说：“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应该说，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是公正的。
王强华是这个“白皮书”的主要当事人之一。1999年他参与写作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全文收录了这个“白皮书”。但是，他的文章与“白皮书”的文字和精神正好相反。最严重的是，为了使“白皮书”适合自己的口径，他竟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把“白皮书”中“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改为“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修改完稿”，塞进了“修改”二字。这一改，孙长江是否是最后完稿的作者就笼罩在迷雾之中了。再说，“执笔修改完稿”的提法根本不通：“执笔”是指撰写，“修改”则无须注明“执笔”。又执笔又修改，这算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