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回忆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诲
作者：袁宝华
耐心细致地教我们做好党的组织工作
我是1940年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告别了在河南南阳三年多的党的地下工作，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就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从1941年3月到1945年9月，时间刚好四年半。最初，中央组织部在延河西岸，杨家岭对面，旁边就是中央党校。
我刚去中央组织部工作时，组织部有一百多人，部里设有干部科、地方科、交通科和秘书处。那时开会，一个大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干部配备十分强，部长是陈云同志兼任。陈云1937年底从新疆回到延安以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是李富春，当时蔡畅刚刚从苏联回来，还没有正式到妇委去工作，也住在中央组织部，参加组织部里党的组织生活。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副科长乐少华；地方科科长王德；交通科科长王林，他长期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秘书长武竞天。我刚到组织部时，被分配到干部科工作。王鹤寿是一位老党员，革命经历和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乐少华原是上海机器厂的一名产业工人，到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在战斗中负伤，辗转到延安。当时干部科只设一个科长和一个副科长。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态势，极力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继续对国民党采取诱降的方针。我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人民抗日武装的人数、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和面积都在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精简机构，充实部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1941年下半年，中央机关开始精简机构。中央组织部把地方科、交通科分出去，只保留了干部科、秘书处，人员由原来的一百多人减至16人。人员精简之后，干部科只有7人，其中管档案的4人，管干部调研的3人；秘书处成为最忙的一个处，在秘书长的领导下，管干部调配的只有5人。另外，陈云还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有一个秘书、一个干事，中央党务委员会只有两个人。机构精简后，中央组织部从延河西搬到延河东，就在杨家岭的沟口，那时人们要去中央机关，第一个经过的就是中央组织部。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本来就十分繁忙，机构精简之后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日程都排得很满，工作要求也非常严格。每天吃过晚饭，我们一定要到科长、副科长那里汇报工作。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你这一天做了什么事？与哪些人谈了话？做了哪些调查？要给被谈话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你写的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等等。天天如此，从不间断。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年纪轻，精力也充沛。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到中央组织部要求谈话的干部就来敲门了。我起来抹一把脸，就得接待他们并与他们谈话，只有等到送走了他们，我才能去抓紧时间吃早饭。所以，一天到晚总感到觉睡不够，但是工作紧张归紧张，感觉还是很愉快。尤其是那时中央组织部的文化生活比较活跃，在工作之余，我们看戏、看电影，还唱歌、打球。部里组织了一个排球队，富春同志亲自担任指导，有时我们还和兄弟单位来场比赛。
陈云同志对我们十分关心，言传身教，从严要求。回想起来，他在领导我们做党的组织工作中，有许多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至今仍很有启发意义。
首先是“知人之长”的问题。
陈云经常教导我们，看干部首先要看干部的长处。他从指导思想上给我们提出来，中央组织部的性质和任务与中央社会部的性质和任务不同，社会部是专门找坏人的，组织部是专门找好人的。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应该满腔热情地对待所有到组织部来谈工作的同志，对他们要基本上表示信任。要善于找到和发现他们的长处，在发挥他们长处的过程中，启发并帮助他们逐步地克服短处。有一次，从大后方来了个老党员匡亚明，他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多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但他的经历比较曲折，几次被敌人逮捕入狱。对待这样一位老党员，王鹤寿亲自和他谈话，并向有关人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证明材料，对每一个历史关节都进行了研究分析，最后给他作出结论，认为他是一位经过艰苦工作和监狱斗争考验的好同志。陈云同志认为这个结论写得很好，组织我们认真讨论，把他历史上的问题一个一个摘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进行分析，这样一层一层剥开分析以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事例，要我们学习如何做干部审查工作。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陈云同志就是这样通过“知人之长”的办法，为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和组织队伍建设开创了好的局面，我们也从中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匡亚明同志经过审查后分配给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做秘书。
其次是“大气”与“小气”的论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能够帮助他们。因为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以后，日本有可能对苏联远东地区发动进攻。单纯从军事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帮不了苏联，但是我们可以靠地下工作的力量帮助他们。为此，毛泽东亲自布置，陈云找我们谈话，要求尽快找一批有社会关系、政治素质比较好的同志，到东北去开展工作。我们挑选了一批同志，他们有的刚刚结婚，有的爱人刚刚生了孩子，接到任务后，不讲任何价钱，欣然同意。也有少数同志有顾虑，担惊害怕，接受任务时不那么痛快，极个别的人推三阻四地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中央党务委员会就此专门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些同志在党需要他们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关头，在个人生死安危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动摇了，哪怕这仅仅是一步动摇都不好。最后决定，把有犹豫表现的几个同志一律降为候补党员。好几个人连夜或者一大早就来敲门找我，说：“我当时是一时思想不通。”还有一个同志，的确有实际困难，从未向组织反映过,他的未婚妻半身瘫痪，卧床不起。起初找他谈话时，我们没有照顾到他的特殊情况，给他提出要求后，他有点犹豫，后来他回去和未婚妻商量，未婚妻讲：“宁肯牺牲我，也不能让你在党的要求面前表现动摇。”他马上表示了决心，经讨论只给他一个严重警告。
中央党务委员会还专门就这件事发了一个通知。后来这几个同志表现都不错，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有的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表现积极。这件事对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党员震动很大，因为确定去东北工作的这批同志中，工农分子党员没有一个讲价钱的，讲价钱的都是知识分子党员。陈云同志很感慨，他说：“工农分子啊，小事小气，大事大气。你别看工农分子，他在花一个钱的时候，总是掂量来掂量去，袜子烂了要补了又补，衣服破了要缝了又缝，可谓斤斤计较、很小气，但真正到性命交关的时刻，他勇于牺牲，不讲价钱，大气得很。知识分子则相反，小事大气，大事小气，平常朋友之间，花个钱干个什么的，你看他很大方，真正到性命交关的时刻，他就豁不出来了。”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中，知识分子党员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不少人英勇顽强，视死如归，慷慨赴难，陈云同志这里的感慨，系针对上述赴东北这一事件中的少数人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