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雨雪风霜话秋白
作者：陈铁健
（续上期）国共合作大潮中，国民党内始终有一股反苏反共的暗流。国民党改组虽由孙中山主持，但实际指挥者是来自莫斯科的鲍罗廷。用鲍氏1924年2月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中所说的话，俄国人对孙中山的策略是“利用”：“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引导国民党走上俄国人所满意的“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鲍对孙的评价是：“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辞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孙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国民党改组一旦成功，国内现有的革命分子团结在国民党左派的周围，“那时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
国民党改组的模式以俄共（布）为蓝本。苏俄式的集中制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以党专政，对于东方专制国家如鱼得水，吸力极大。一向把人群分为先知、后知、不知，知行不必统一；以革命为少数人之事，不必与民意求同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对此一拍即合。苏俄和共产国际支持或“利用”东方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对它的威胁，以保全自己。孙中山联俄之后，在鲍罗廷影响下反帝倾向激增，足以使苏俄感到满意。但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内核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远较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要多得多。对于中国革命中反帝是否比反军阀更重要，国民党人的认识大异其趣。当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一边倒时，他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实际上与他貌合神离。
莫斯科深知，推动中国走上革命道路，仅靠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不够的，必须使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和左派的支持者，并对国民党上层决策施加影响。因此明确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权，组织中共秘密党团，统一行动，谨慎行事，力争变国民党为工农党。国民党人指责中共此举“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指控中共案件迭起，联署党员达二千人。孙中山力排众议，压下这些指控，并努力说服部下。他指出，容共本意在联俄求得俄援，以三民主义包容共产主义，使中共党人成为三民主义者；同时，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在吸纳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又安排一批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甚至忌恨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在批判反对容共者的同时，又不满共产党人试图吸纳国民党人加入中共，损害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声誉。对于扶助农工，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界限：工人不得罢工示威，农民不得以暴力强夺地主土地。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的做法，孙中山尤其不满。他明确宣告，国民党人只有激进与温和之分，而对实现三民主义的愿望和决心，国民党内绝无分歧。
性质不同，思维迥异，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必将走向纷争。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择如、谢持、张继等联名向中央党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并上书孙中山，要求紧急处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广州的政治形势严峻，鲍罗廷一面向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担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使瞿赶往广州协助他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政治委员会，是根据鲍罗廷建议，仿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4年7月11日成立，作为党的政治指导机关，扶助孙中山制定和筹划政治方针。孙中山任主任，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瞿秋白等为委员，鲍罗廷任顾问。8月13日，瞿秋白经陈独秀同意，从上海赶赴广州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鲍罗廷处理“弹劾案”的前提是，必须确保中国作为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俄的东方革命前哨的稳固地位，因此他与加拉罕商定采取退让策略，以避免国共两党的破裂。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则认为不能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应支持左派，否则就是帮助敌人。鲍罗廷提议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职责是：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络；与第三国际联络，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以达到互相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而《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则明显是针对右派，警惕右派，回答右派对中共的攻击的。可见，“国际联络委员会”之设，并不能对中共的合法活动构成重大限制。瞿秋白把上述议案意向报告上海的陈独秀，陈的反映非常激烈，当即决定拒绝承认上述议案，并采取进攻姿态。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到达广州时，议案已获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极为不满，蔡和森认为这是想消灭独立的共产党，陈独秀则要求退出国民党。瞿秋白被中央召回上海训斥。瞿再三解释“国际联络委员会”不过是哄骗右派的一种方法，国民党可用它来束缚中共，中共也可用它反对国民党右派。他认为，采取一味进攻方针未必是策略的。
党际合作的前提，是互相让步；没有相互妥协，便没有合作。国共两党既然以党内合作形式进行合作，其行为便应以国民党纪律绳之，既不准一方节外生枝，亦不允一方暗置团体。双方的过激行为，皆不利于巩固合作关系。何况，解决党际纠纷，又必须符合莫斯科扶植国民党这一对华战略目标。大错早已铸成，小纠又有何益。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鲍罗廷、瞿秋白主张应予响应，陈独秀、蔡和森等则反对北上，瞿因此又遭批评。恰逢上海发生“黄仁事件”，瞿遭通缉，避往北京。陈、蔡转而同意孙中山北上，与鲍、瞿关系得以缓和。12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瞿秋白与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赵世炎等参予北方局领导工作，以适应北方政局变化。1925年1月，瞿秋白回沪出席中共四大。这时，他发现“‘左派幼稚病’和‘消极性’似乎已被铲除”。“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见”（1月26日瞿秋白致鲍罗廷信）。陈独秀放弃原先的主张，转而赞同鲍罗廷的工作。瞿秋白被选为四大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长期留上海工作。瞿秋白与鲍罗廷一年多的亲密合作，至此中止。
远东局与瞿秋白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多变。莫斯科对华战略大格局不变，而其策略则忽急忽缓，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它派往中国的代表、顾问、检查团等，意见不一，争论不已。坐镇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的斯大林等，没有亲历中国革命实境，却要依据其驻华人员的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报告，把脉、问诊、开药方，没有不出错的。
根据莫斯科的指令，维经斯基在国民党二大共产党人中委人数比例上的退让、布勃诺夫使团在“中山舰事件”上的妥协，引起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的反弹，鲍与中共广东区委要求以同样的事变反击“中山舰事件”；陈独秀重申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期望蒋介石集团在北伐战争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对蒋发动北伐不加阻拦。布哈林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准备退出国民党的行动，急派维经斯基到上海矫正陈独秀的“退出”计划。而被莫斯科看重的中国北方政局，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由加拉罕一手策动的郭松龄倒戈反奉行动失败，张作霖奉军进入华北，控制北京政府，使苏俄与张的矛盾加剧，苏日关系也趋紧张。为了保证苏俄自身安全，缓和日本的威胁，莫斯科对华策略变得谨慎，主张放慢中国革命的速度，要求巩固华南，坚决放弃北伐远征，以免引发外国干涉。要鲍罗廷设法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尽可能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放弃立即北伐的计划。鲍执行莫斯科阻拦北伐的指令，与蒋介石长谈，蒋仍坚持，鲍只好让步。其后，确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人选，蒋介石坚辞不就，鲍力劝蒋就任，并说：如蒋不出任总司令，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鲍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大讲做好充分准备，保证北伐结局有利于革命。历史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有利于革命”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