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
作者：孙 卓
咦？这岂不成了“独立王国”了？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晦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润之这种惊世骇俗的见解，一方面是因外省人张敬尧督湘以来，将湖南祸害得天怒人怨，他一旦被驱除，湖南人觉得再也不能让外人左右自己的命运了。另一方面也同时代表着一股强劲的思潮，那就是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一直暗流涌动，时而风行各省，时而遭打压而式微的“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的由来
湖南谋自治，并非唱独角戏，当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正响彻全国，俨然要把中国引上美利坚合众国式的联邦国体轨道。说起联省自治，最初被称为“联邦主义”，其实由来已久，孙中山远在光绪年间已有对未来推翻清朝后中国根本制度的设想，他说：“……惟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辛亥年政权鼎革，民国建立，孙中山与他旗下的国民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日益扩张的权力，更是不断鼓吹地方自治思想。比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办《民国杂志》作为喉舌，戴传贤在该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明确说：“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矛头直指谋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而原来组建共和党、进步党在议会里与国民党对垒的梁启超，在看穿袁世凯称帝野心后，也逐渐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游览欧洲之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抒发感想，极力推崇地方分权思想，已与当年在国会中高举中央集权旗帜与国民党议员斗争时大异其趣了。还有一帮名流学者，都在鼓吹联省自治，其中为今人所熟知的有：蔡元培、胡适、熊希龄、蒋百里、章太炎，甚至还有北大的教授李四光等。其论调不外乎是鉴于国家宪法迟迟不能制定，就不如转而另辟蹊径走地方分权之路，由各省制自治宪法，自行施政，自管军事、经济、教育，进而联合成一国，可釜底抽薪，永远免除重蹈中央政府被独裁者控制而危害全国的覆辙。“联省自治”这个口号，是浙江人章太炎提出来的，为的是强调“联省”而非“联邦”，以防被“统一派”斥之为“分裂”，可见“联治派”用心之良苦。
至1920年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格外强烈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武人长期专权，各省人民都不胜其苦，却又看不到消弭战祸重享和平的前景，于是日益对南北两个所谓中央政府彻底失望，而自谋保全家园之道的结果。正是“求人不得，不如求己”。特别是在袁世凯洪宪称帝丑剧落幕，猝死之后，北洋政府府院相争，段黎交恶，继而段祺瑞为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制造流氓围殴国会议员案，再至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扶废帝溥仪复辟，再到段祺瑞为扩充皖系实力，不惜以中国路矿之权为质，向日本举借“西原贷款”，终于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不但未从战败国德国手中争回，反而落入宿敌日本之手，激起国人愤怒，爆发了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种种不堪回首的痛史告诉国人，寄希望于只知专制不知民主的北洋政府，只有国权的一步步沦丧，战乱丝毫未见平息之迹象。那么南方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呢？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从貌合神离到公开对抗，粤桂两家已经呈分道扬镳之势，而粤军内部陈炯明也传出与孙不和的消息。抛开主义不谈，孙大元帅要北伐，逐鹿中原，问鼎神州；段总理要直捣广州，饮马珠江。兵锋所向，无不以华中华南为战场。黎民何辜？又要遭兵燹之灾了！看来只有走联省自治一途，各省自选首脑，自定宪法，以民众的意志和法理的力量阻止外军的侵入，才是釜底抽薪杜绝内战之祸的唯一途径！
问题是，北洋政府段祺瑞和广州的孙中山大总统都不吃“联省自治”这一套，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是一贯的，而孙中山也早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理想，转而信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一心要北伐，以建立新的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湖南因其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又将成为南北军队交锋的角逐场。从1911年到1920年，北洋势力三度祸湘，先是汤芗铭，次为傅良佐，再为张敬尧，湖南人深受其害，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承受刀兵之灾，湖南人是绝不情愿的了。为求免祸而祭起自治这个“法宝”，灵不灵先不说，总算是一套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死马医不活，不过仍是死马，若医都不医，死马断无复活之理，又怎能心甘？前清翰林出身，当过湖南省谘议局议长的谭延闿，从辛亥年就任湖南都督始，之所以屡仆屡起，总是位子还没坐热，就又被敌对势力逐走，有如丧家之犬。他个人痛定思痛，也觉得哪怕是出于保屁股下的位子起见，也只有宣布自治这一条道，谁会愿意老夹在狭缝之间，过着风箱里的老鼠般的日子呢？所以他一旦借助赵恒惕、程潜的军事实力，假广州“护法”军政府之威，重归故里执掌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大权之后，马上就毫不犹豫地打出了自治的旗号，为的就是改弦更张，跳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恶性循环的怪圈。
谭延闿在“祃电”中说：“……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时条例，公布实行……”。谭延闿真要搞“湘人治湘”了！他还要制订湖南省自治宪法呢！南北势力都在观望。
谭延闿的“攘外”与“安内”
无庸讳言，谭延闿的自治，与学界、商界，乃至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自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面有个“在朝”与“在野”的区别，在朝者除了谋长治久安之外，不让外人插手的真实目的，不能说没有保个人权位的私心；而在野者欲得到参政议政的发言权，也即是要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力，才是他们最为急迫的诉求。所以马上就有了“要自治不要官治”的呼声出现在本省的《大公报》上，那是该报主编龙兼公所言，直指谭延闿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一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弄得谭延闿好不尴尬。
谭延闿也有他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当过“国务总理”的湖南人熊希龄。熊希龄是湘西凤凰人，前清进士出身，曾被袁世凯网罗进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却又暗做手脚，诬其在任“热河都统”时盗卖避暑山庄国宝，意在逼其签字解散国会，为袁氏扫清称帝的障碍。此时熊希龄闲居北京，是在京的头号湖南籍名人。熊希龄在谭延闿的“祃电”之后，立即通电支持，还约请梁启超为湖南草拟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供谭延闿参考。熊希龄给谭延闿支招曰：“此举宜于南北统一以前办成，并须经过全省人民总投票，基础方能稳固，各省自可响应，然后联省立国，可以刷新，不致为中央权奸所把持，湘亦可免为南北之战场。”熊希龄的方案基本上还是主张尊北京政府为正朔的，既主张省长民选，又要由省议会牵头，会同学商各界联合举荐三人为候选者，再交中央选择任命，方可生效。熊希龄的这一套方案在湖南一公开，就被《大公报》等报纸逐条驳斥，称其为“陈词滥调”，意在欺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