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晚年，宋美龄心系“一个中国”
作者：佟 静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在蒋经国主政台湾的日子里，作为蒋家的“精神象征”和家长，宋美龄曾经有过多次开启新的国共合作大门的历史契机。她本来有可能为和平统一祖国做出别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但是由于一直对国民党兵败大陆心存怨恨，由于顽固的反共立场，宋美龄与这些机会失之交臂。这一时期宋美龄的一个中国立场，是通过顽固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达出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蒋经国宣布对大陆的“三不”政策，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涉及两岸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只好借助于长期居住美国的宋美龄的力量。这时蒋经国对宋美龄，是“以母侍之”，视之如“良师”。
自1975年9月19日至1986年10月15日，宋美龄与蒋经国二人之间来往电报共763件之多。宋美龄对蒋经国的“外交”仍然保持了非常大的发言权。
中美建交时，台美之间的谈判令宋美龄十分不悦。宋美龄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早有预见，曾多次提醒蒋经国注意。因此当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要与中国建交时，宋美龄并不诧异，只是要蒋经国在“坚持国家立场、保持国家权益与国格”的前提下，“不浮不燥，不负气，得体行事”，沉着应付。其后双方进行谈判，台湾代表迫于情势，不得不同意互设非官方性质的机构。宋美龄得知消息颇为不悦。她致电责备蒋经国，要他召谈判代表“返国述职”，并“公开引咎向政府提出辞呈，以谢国人”。蒋经国知道问题并不出在代表身上，一再解释，仍然无法获得宋美龄的谅解。最后宋美龄以严厉的语气告诉蒋经国：“余向来对铢细末事，均可采取或容纳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对中华民国之存亡大关键，无可圆融，志不可夺。”“若同志中仍不能挺身站起来，消泯懦怯，则何以对总理及父亲耶！余亦夫复何言。”此电发出后，宋美龄掷笔足足有五个月不再致电。蒋经国只好苦苦哀求：“唯望再赐指针，使益知惕励，并有所遵循”，“以儿愚钝，当此忧危实诚惶诚恐，时虞陨越，惟愿大人耳提面命。”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共产党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策主张。1980年，陈香梅女士与美国总统一同访华，她为宋庆龄给宋美龄捎去一信，当时宋庆龄病重，由廖承志代笔，她签了名。信的主要内容是自己重病在身，希望宋美龄能回大陆，在有生之年姐妹相见，如果不成也希望把在宋美龄处保存的孙中山的遗物还给她。陈香梅等了许久，宋美龄传来了一句话说，信收到了。
1981年年初，在宋庆龄病危之时，大陆方面为了给她们姐妹相见创造条件，曾邀请客居美国的宋美龄回国，但为宋美龄峻拒。终于，姐妹俩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1981年5月，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和友好发出邀请，请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子女们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而宋美龄认为，“骨肉虽亲，大道为重”，为了自己的顽固立场和蒋经国“三不”政策，没有作出回应。
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蒋经国的一封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祖国统一大业晓以利害，敦促蒋经国和国民党“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公开信在海内外引起炎黄子孙们极大的反响。
台湾官方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而远居异国他乡的宋美龄以半官方的姿态，于同年８月17日，发表了致廖承志函，作为对廖承志致函蒋经国的复信。回信中，宋美龄回避了廖承志反复强调的祖国统一主题，用大量的篇幅攻击共产党。但通篇看来，宋美龄没有反对国家统一，而只是顽固坚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这当然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也反映出宋美龄心存旧怨，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
1984年１月，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讲话中建议：“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她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她向台湾当局忠告：“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
宋美龄看到邓颖超的讲话后,于同年2月16日回函邓颖超，对邓讲话中谈到的祖国统一问题，这次宋美龄没有回避，而是明确拒绝。她认为，大陆是因为无力武力解放台湾，才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是宋美龄最得意的话题。宋美龄在信中明确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同年邓颖超80岁生日时，宋美龄从美国托人将一只水晶兔送给邓作为生日礼物。这只水晶兔在邓颖超百年诞辰展览上首次向外界展出。这说明，宋美龄仍然试图保持与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友谊，为国共和谈、和平统一中国留有一点余地。
试图阻止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在党主席人选上，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很快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李登辉渐渐形成优势，占了上风。对于推举李登辉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一事，宋美龄虽已年迈，但却不糊涂。身为国民党中评会主席的宋美龄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示了不同意见。
1月26日下午，宋美龄写信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党内对李登辉续任主席有疑虑，建议恢复中常委的集体领导模式，认为依据党章，中央常会无权推举代理主席，希望延至7月召开十三次代表大会时再作决定。
反对李登辉代理主席，试图把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分开，希望能够在党内有制约李登辉的力量，反映了宋美龄对李登辉能不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担忧，是为了使台湾党政分立、互相牵制，避免出现台湾籍人的“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主席的局面。
由于李焕的变卦和宋楚瑜大闹“中常会”，宋美龄的意见没有得到贯彻，李登辉还是顺利登上了国民党代主席的宝座，为他日后大权独揽打下了基础。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十三大，宋美龄发表了著名的“老干新枝”演说，强调国家需要创新却不能忘旧，更不能忘本，国民党更要留意薪火相传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不能忘本”是对李登辉当局的一种要求和告诫。
1989年底，李登辉有意让郝柏村由掌握军队实权的参谋总长转任国防部长，郝柏村坚持不表态，争议闹到宋美龄面前。宋美龄在听过郝柏村的难处后，面见李登辉，两人用英语交谈多时，其间，李登辉也承认，宋美龄还写有要求李在台湾海峡如有紧急的事，非郝柏村不可的备忘字条。两人会谈后，宋美龄还用英文给李登辉写了两封信，李登辉把信封存在总统档案中，宋美龄对李登辉的影响力与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1989年６月，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身心健康的宋美龄却没有出席，她用“无声的抗议”方式来表示对李登辉上任后种种做法的不满。
“移灵风波”给台湾当局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
1995年，蒋家第二、三代在征得宋美龄同意的情况下，向台湾当局提出了“移灵大陆”的要求，引发了所谓的“移灵风波”。虽然最终拗不过台湾当局出于政治因素的种种压力，但从这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宋美龄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在大陆没有任何可能接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前提下，同意移灵并表示自己愿意葬回大陆，说明她已经放弃了80年代的顽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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