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作者：姚 鸿 荣 刚
陈锦华（以下简称陈）：好的，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百年潮》是我最爱读的刊物之一，你们发表过许多内容十分重要的访谈录，不断向读者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很喜欢。
我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
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如果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算起，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历时14年。这14年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有着曲折的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新的争论，加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引起一些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主张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种种质疑和批判，给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同志带来很大的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1990年8月18日受命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直到1993年3月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这是我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我的体重曾经一度消瘦了十多公斤。幸好时隔不久，即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的春风再次吹拂中国的城乡大地，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目标终于认识趋同，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您到国家体改委工作面临的困难，是不是也与当时国家体改委承担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工作相关联？
陈：这当然有关系。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体改委一直是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谋部。1982年3月2日，国务院在向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兼任主任，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个建议。我听李鹏同志说过，小平同志讲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先后由总理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在我到任前的八年中，国家体改委就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议，一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工作。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由于下属的体改研究所在政治风波中的表现，国家体改委受到各方面的责备，工作一度处于困难甚至停滞的境地。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
记者：您在这种情况下，受命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您当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认识的？
陈：根据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邓小平讲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现有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来讲，是激发生机活力，建立有效率的工作机制。然而什么是活力，动力又在哪里呢？我在上海工作时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央领导同志常表扬上海工作做得好，计划完成得好。我自己的感受是，上海编计划比较灵活，留有较多的余地让企业去适应市场，去安排生产，去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换。这些经历，使我较多地感受到，经济要有活力，动力在市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都要靠市场。
我之所以这样考虑，当时改革的目标、方向出现反复，争论不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虽然邓小平在同年6月9日的讲话中再次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他在同李鹏谈话时还特别交代说：不要提以计划经济为主。这表明了中央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坚决态度。但对改革的方向、目标仍然存在着争论，我国改革的道路依然不平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这种教条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理论界或者在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当中，都有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认为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立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市场取向改革”和“市场经济论”的文章。我感到，这些问题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方向、目标，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改革只能是舍本求末。
记者：我们曾看到过一个材料，谈到您刚到体改委工作时布置写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材料的情况。您能否讲一讲这件事？
陈：那是1990年9月，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国家体改委立即派秘书长洪虎同志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我说不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通过任命，我不能去机关上班。如果你们方便，可以先给我送些资料看看。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和安志文同志（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洪虎说可以。第二天他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新的工作岗位，面对新的形势和桌子上的一大堆资料，我有点思绪茫然，不知从何着手的感觉。根据我的过去经历和当时社会上的关注焦点，我想应当把重点放在有关市场的改革上。于是我请洪虎帮我找人整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
1990年9月30日，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根据我布置的任务，送来一篇题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材料，扼要介绍了从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开始，西方学术界对是以中央计划机关还是以市场作为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情况。材料还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开始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
这个材料表明，最先提出用中央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学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而是西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在这个问题的争论初期，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主张计划经济或是主张市场经济，同坚持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没有关联。西方国家的政府，由于两次重大经济危机的教训，开始探讨和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普遍采取了政府干预的政策，包括调整就业、税收政策，动用国家的经济资源和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中长期规划和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直至进行跨国间的协调等等。“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开始成为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计划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隐，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就不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克服计划的弊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呢？材料清楚地表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应当用市场。
我看了这个材料，觉得思路清晰，言之有理，针对性强，就立即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江泽民总书记看了以后特地给我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总理还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
总书记电话引出的报告
记者：1992年4月在设计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关键时刻，您曾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
陈：是的，这件事还得从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电话说起。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4月1日晚上11点钟，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找我，对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我说，情况确实是像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大家都在等待，在看中央的态度，下一步该怎么搞，认识也不大一致，思想有点混乱。我答应尽快找人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议。总书记说，好，并说他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