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张钦礼的悲剧
作者：任彦芳
张钦礼，曾被新华社的一篇大通讯写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从而闻名于世；而这次出名也恰恰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文革”中他因首先扯旗造反，搞夺权打砸抡，而种下了悲剧的根源；以后，他得到“四人帮”的支持，上了“文化大革命”战车，与“文革”捆到了一起。他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8年被开除出党，1980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13年徒刑。后因病保释提前出狱。从出狱后，他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文章，曾掀起一股以宣传焦裕禄亲密战友之名，实则是为张钦礼翻案的炒作之风，这些文章充满了谎言。后来在河南省委宣传部发出对此事的批评后才渐渐停止。
他曾因说真话而遭难
我第一次去兰考和张钦礼见面是在1962年10月，他不过三十多岁。1965年春，我到兰考深入生活，组织电影《焦裕禄》的创作组，我与张钦礼有了更多的接触，知道了他的经历。听说他在1959年因说真话而被打成“严重右倾”下放农村劳动，到1961年冬才平反恢复工作。
兰考县委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卓兴隆等人讲了不少张钦礼的故事。我又和张钦礼一同下过乡，参加他领导的治盐碱的台田大战，听他谈了他对形势、对前途的一些思考，我感到他有独立的见解，不是那种无所用心混日子的干部。因为我们熟悉了，他对我说了一些心里话，使我感到，像他这样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又能吃苦干事的领导是难得的。张对我说：“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时，我才27岁，穿战士的衣服，挂盒子枪。有人来找县长，对我说：小同志，你们县长在哪儿，给我找找。我说：不用找了，你有什么事说吧。他说为房子，我说咱们去看看吧。我安排好，他还要找县长。我说：你跟县长不早说半天话啦？”在交谈中，他也透露出“怀才不遇”的感叹，他的才干受着压抑。他说：“我们现在干部的任免，都是听上头的。并没有按着党章规定，由选举产生；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我想会是另一种样子。”他很自信，认为通过民主选举，在兰考，他肯定是受群众拥护的第一把手。
然而，张钦礼想不到的是，由于地委领导对他的看法，使他想当第一把手的幻想一次次破灭。就在他平反复职后，他当了副书记兼县长，当时的县委书记因生活问题不行了，他认为他应该当县委书记，而地委却派来了焦裕禄。他与焦裕禄的不合作，就与他和历届第一把手不合作一样，根源概在于此。
1961年冬，张钦礼平反以后，当时面临河南省农业严重情况。大批农民外出逃荒，集体的地因无人种而撂荒，省委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把人留在土地上，实行了借地政策。办法是每人借2至5分地自己种，打的粮食全归自己。群众赞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制止外流逃荒）、“叫人政策”（把外流的人召唤回家）。
了解农民生活和愿望的张钦礼，积极推行这一政策，他在会议上说：“现在，土地盐碱化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可以借给社员改造，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原则是：借地行动快点，借地多点，借地好点，借地时间长点。”这都是实事求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1962年12月5日焦裕禄来到兰考时，县委正开会贯彻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会会精神，重提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刹单干风，包括河南的借地。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执行中央决议，如收回借地时，从实际出发，尽量采取灵活办法，不一刀切，而是听取灾情严重地方群众的要求，同意三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这一点灵活，在当时需要何等地胆识。这让张钦礼觉得他和别人不同。焦裕禄的实事求是精神，创造了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
1963年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张钦礼实事求是地摆了兰考的情况，他说：咱是搞农业的，这几年农业生产啥样呢？土地减少，粮食减产，风沙重起，盐碱上升，牲畜死亡过半。咱亏损多少呢？1950年33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林19万亩，可到了1962年，沙荒又增到33万2千亩；牲畜1955年是54000头，1963年减少到20800头，桐树收购量过去月收7300立方，到1962年全年只收了6万立方，铁路南的枣树25万棵，只剩下8万棵了！
说到农民生活，张钦礼敢于讲出实情：以郝寨、刘楼为代表的12万人口地区生产条件没有改变，我们解放15年了，这些地方经济还没有翻过身来，一年接一年，一季接一季，群众生活很苦。固阳公社刘楼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三义寨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啊！
县委分工，班长焦裕禄当然要以抓阶级斗争为主，张钦礼因熟悉兰考情况，分工抓生产，县委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由张钦礼分管。办公室主任卓兴隆让我看了县委文件里，那由焦裕禄主持制定，而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明确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
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讲了张钦礼治沙治碱和下雨天查河的情景。他们是以钦佩之情讲说张钦礼：兰考的几个主要河道，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所有的大沙丘上，都有张钦礼的脚印；他的腿开过刀，寒腿是冬天蹚河引起的；他下乡，先到下边，然后再听公社汇报；到村里也是先去贫下中农家去，或者先到地里去，不去大队部。为了深入，我到了张钦礼蹲点的张庄，群众赞颂他：张书记下乡，那高高的沙丘上就是他办公的地方。还听说，1963年7月，河南省委书记何伟来兰考，当时说要调张钦礼离开兰考，张对何伟说：“我在这儿工作二十多年了，可是兰考老百姓还没过上好日子，我走了留下这么个烂摊子，我对不起兰考人民。不要调我走，让我留下来，等兰考人民生活自足了，我坚决服从分配，调我到哪儿去都行！”何伟同意张留下来了。
张钦礼也向我讲了不少焦裕禄的故事。今天当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时候，更要实事求是地评论过去，应该说，张钦礼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他是把他自己与焦裕禄融合了。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工作。我曾和他一起下乡，他和农民的亲密关系，他和农民一同劳动，现在是很难在县委书记里看到了。他想这是他当一把手的机会到了，因为这一年里他有成绩。然而，他的幻想又破灭了，上级派来了周化民接了焦裕禄的班，成为县委一把手。
张钦礼为了显示他的政绩，开始以说谎讨好上级；这和当年说实话的他判若两人了。我也亲自感受了这一点：这年，周化民一到县里，便是到地委开麦季征收会，报小麦产量。省委领导到会，他看各县报表，紧皱眉头，很不高兴。地委领导要大家重新报产量，全场鸦雀无声。此时，张钦礼没和周化民打招呼便举手站起来，他是大会第一个抢先发言的。他按着省委领导的心思说：兰考今年小麦形势很好，特点是短杆大穗粒饱，全县平均产量可达100斤。周化民大惊。因为开会前兰考县委常委会研究全县平均产量75斤，怎么报成100斤了呢？会后定下征购任务分到各公社，发现征购透底，不少群众把口粮都交了。
“亲密战友”的悲剧
张钦礼的人生悲剧，是从说谎开始。
1965年8月，我经长影党委批准，为了创作电影剧本《焦裕禄》到兰考参加“四清”，深入生活；为了熟悉县委书记，我分在周化民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县委分工让张钦礼留县抓全县的生产和面上的工作。1965年12月，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都由张钦礼一人安排。
据县委宣传部原通讯干事刘俊生介绍：
1965年12月7号，当时我正在乡下，大队通知我：张钦礼县长来电话找我。我接了电话。张钦礼说新华社来人了，要我马上赶回县里。我赶到县委，在办公室见张钦礼正向记者介绍哩。好像已经谈了不少。我听到他正说除三害的情况。我到了，张钦礼把我介绍给记者。我先从焦书记下雪天起草“六条”工作谈起，说他怎样领着治沙、治水、治碱，讲起他访贫问苦，下雨天冒雨查水路，讲起他死前还要求把自己埋在沙丘上，要看着兰考面貌的改变。这时我难过的流下泪来。我含着泪讲，兰考贫下中农自动跑到郑州焦裕禄墓前哭坟……
新华社记者坐不住了，站起身，在地上来回迈步，不时用手绢擦眼泪。张钦礼这时便趴在桌子上哭起来。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叫去吃饭。记者说：“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参加革命28年了，没这样流过眼泪。焦裕禄精神太感动人了！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把它报导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记者对张钦礼说：咱们继续谈吧，再多找几个同志。
几次座谈找谁，都由张钦礼安排。
晚上，张钦礼通知张思义、卓兴隆、李中修、曹庆瑞来座谈。张钦礼动了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哭，他拿出一张小照片说：这就是焦裕禄在医院送给我的，我永远揣在怀里，记住焦裕禄的遗志。
以哭引哭，讲听的人都哭了。人人都感动，人人都掉泪。记者们感动地记不下去。
第二天由张钦礼安排，又在县直机关组织了座谈。
第三天，张钦礼带着我和曹庆瑞一起同记者去了老韩陵，找到焦裕禄最先访问的饲养员肖位芬，听他讲起焦书记，老饲养员也流了泪，又把记者感动地哭了。当天，我们从老韩陵去了秦寨。最后又去了张钦礼的点张庄看那封闭的沙丘，已经种上了泡桐。
第四天，记者们离开兰考去开封。他们在开封写出了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66年2月8日，上午8时，兰考“四清”分团全体工作队员在兰考县礼堂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员那深沉浑厚的声音饱含激情，让听者为之落泪。我还是第一次感到，一篇文章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
在兰考上空仿佛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震动了全中国。
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人纷纷到兰考来。县委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由大通讯里树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负责。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县委办公室。
全国的新闻媒体、文艺团体、作家艺术家云集兰考。我自然成了同行的接待员和焦裕禄的宣传员，讲述我心中的老焦。他们在深入采访时，发现有与新华社记者报导不相符合之处，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好回答。因为从大通讯一发出来，我就听到了反映，指出有些情节不合实际。我把听到的反映先向我所在的党组织长影党委作了汇报。在兰考，我找到县委副书记刘呈明。
刘呈明说：这里边有张钦礼说的瞎话，可怎么办呢？已经发出去了。
我问：当时在县委会通过这稿子时，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他说：当时通过此稿是开的常委会。开头是张钦礼念稿，他念一段就问大家有啥说的，没有人说话就算过去了；后来张钦礼不念了，一位记者念。这个记者盛气凌人，你说一点不同意见，他都给反驳回去，我看这也不是让人说话呀！我听着有不少地方是瞎话，可是那个气氛……我又想焦裕禄是好班长、好同志，只要把他宣传出去就得了。我也就不说了。
刘呈明讲：在念到结尾部分，周化民书记提了一点意见：是不是留有余地，不要把兰考的现实写这样好，实事求是说，兰考除三害的任务还很重；焦裕禄生前设计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呀！记者听了非常不满，反驳周书记：还留什么余地？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焦裕禄的精神变成了物质，兰考的面貌改变得就是不错嘛！
我又到县委办公室找到张钦礼：“钦礼同志，我有些情况想和你谈谈。”“来采访参观的人有反映，关于宣传焦裕禄的报导失真问题。”
“有什么失真呀？”他的脸沉下来。
我说：“一是大通讯写的‘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据县委日志查，焦书记12月5日到兰考，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会后总结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他找老饲养员肖位芬并不是贫农而是上中农。这是刚刚在‘四清’中张榜公布的。”我还要说其它问题，张打断了我的话。他拍着我的肩膀，警告说：“彦芳，可不能这样瞎说！你这样说可很危险啊。我们不能和党报对立，一切要以新华社发表的为准。你还很年轻，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啊。你可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要这么说了。现在是有阶级敌人反对、破坏学习焦裕禄的；你这么说，会当阶级斗争动向抓你的！你可不要太天真哪。”
河南日报开封记者站站长，写《焦裕禄》传记的薛庆安对我说：“大通讯署了三个人的名字，实际是一个记者写的初稿。这个人哪，只听张钦礼的介绍，许多情况与事实不符，连焦裕禄的出身，都给改了。焦裕禄自己填表写的是中农，给人改成‘贫农出身’，好像中农出身就不光辉高大了似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