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次混战
作者：周全华
反潮流运动中推出的钟志民退学事件，之所以会引起一次混战，即在此事暴露了“文革”与“教育革命”极左思潮的两难困境。
钟志民出身于长征老革命、军队高级干部家庭，1968年在南昌二中初中毕业，即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江西老区瑞金沙洲坝农村插队劳动。但他在农村只劳动了三个月，做了四五十工分，于1969年初占用一个社员的征兵指标参了军。在当了三年兵之后，凭借父亲的关系，于1972年4月被“推荐”到南京大学读书。在大学的一年半学习中，钟志民对自己上大学一事产生了新的认识，以自我革命的激情向南京大学党委提交了一份申请退学报告。在报告中他自我解剖说，自己没经群众推荐、招生选拔等合法程序而由父亲给军区干部科打电话指名调选上大学。在列举此事的种种不良影响后，他恳切提出改正错误、退回部队。
这件事在“文革”中虽算不上惊世骇俗但也具有新鲜事物的价值。“文革”天天在企盼新人新事的出现及其带来的新动力和新冲击力，何况一场即将破土而出的大运动正需要开场锣鼓。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这是一个政治信号，让人们做好运动来临的心理准备。一周后，北京召开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等党政领导大都出席。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之外，还夹发了第三支箭——批“走后门”上大学，借此打击一批老干部。《人民日报》助势批“走后门”，四天后再以头版头条刊出钟志民向南京大学校党委汇报申请退学的思想转化经过。
这样，主旨意在批“复旧”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矛盾指向拥有各种社会关系资源而又难以不为己用的老干部。批“复旧”是批老干部，批“走后门”也可以批到老干部身上。
然而，事情发展的逻辑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钟志民退学事件却把高调的革命词藻掩饰下的问题一下子揭示出来。它暴露了“无产阶级崭新教育制度”——推荐上大学的弊端。过去大学招生权力是建立在考试竞争这一相对公平基点上的制度化、程序化的合法权力，现在却将这种专业化的、需要专门知识经验的文化权力，草率地交给了“群众”。而“群众”分散在各个单位，绝无可能结合为专门招生的组织机构。分散的群众只能代表个人，代表不了“群众”。这样，各单位的领导自然成为群众的代表，“群众推荐”很快变为领导推荐。于是，专门机构的招生办无招生实权，而并不主管教育也不懂教育的各单位领导却主宰了谁该上大学的权力。而推荐的标准只是原则性的政治条件，并无硬性操作规则，随意性的“自由裁量权”极大，这就提供了营私舞弊的机会。
这么一个“革命性”的新制度，却为经“灵魂革命”的人性提供了“走私”的条件，真是始料不及。正如钟志民信件中痛斥的那样：某些干部“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为子女走后门入学，甚至可以“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
废除高考制度本意是为打破富家（历史的而非现时的）子女与知识分子子女的文化优势及文化垄断，让世代与大学无缘的工农兵子女越过考试的难关享受高等教育权利。但中国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并不能让所有工农子女入学。推荐制也仅仅是一个零和博奕的办法，仍然只是给成亿数青年中的二十余万人予“特权”。
钟志民信件分析说：“‘走后门’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私有观念的残余。‘走后门’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干部子女等长期生长在比较优厚的生活环境中，又长期脱离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比较容易被资产阶级的思想俘虏”。而一些老干部由于“对革命有功劳”，“受到一点特殊照顾”，容易视“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钟志民现身说法，提出“走后门”现象发生，是因为存在一定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并认为这社会条件是资产阶级法权即特权。经“斗私批修”，“灵魂革命”七八年之久，还是这么一种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又如何能实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群众推荐”制呢？人们不仅要对“推荐”制发生疑问，就是对“文革”的意义也要发生疑问。
钟志民信件继续追问：“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学里送，而不是想到让他们去农村”呢？这因为人们观念中仍认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还跟过去一样”，可以“有出息有知识”，可以“成名成家”。《人民日报》编者按也如此提问：是把上大学当“成名成家阶梯”，还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且认为老干部让子女上大学如同赵太君“溺爱长安君”，而下放劳动则如同触龙谏议，是“严格要求子女”，进而断定前者是“变修之道”，后者是“革命之路”。
这样，钟志民信件尖锐触及了四大问题：一、推荐制度本身公正的目的蜕化为不公正结果；二、不公正入学手段所反映的权力私用问题；三、不正当入学动机所反映的文化特权复辟或继续存在的问题；四、如此革命的推荐制度仍改变不了大学成为通向文化特权的“阶梯”，作为革命对立物的大学应不应该存在？“文革”初期极左狂热思潮提出的问题再一次困扰人们。第一个问题可以导致否定“文化革命新生事物”，第二、三个问题可以导致否定“文革”成果及意义，第四个问题可以扰乱“文革”新秩序，重返“天下大乱”。
极左派只想借势借机打人，暂时未顾虑及此。由追究入学手段不公正到追究入学动机不正当，由批判“想上大学”目的到批判办大学目的，一路批判，一路战斗。不料混战之中，乱棍落到自己身上：极左思潮的再度燃起，竟使“教育革命”新秩序、新理论、新事物、新制度陷于自我矛盾和混乱之中，结果是“乱了自己”。
人们的理智有权利发问：既然“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如此代价昂贵的斗争犹且改变不了大学“修正主义染缸”，革命还有什么希望？既然工厂、农村的“广阔天地”更能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何必辛辛苦苦推荐工农青年脱产去读大学？既然大学目标只是造就“与工农兵划等号”的大学生，那么全中国所有生产单位早就与大学“划等号”了，大学又何必去工厂、农村“开门办学”？既然社会上还存在大批的“大学迷”，企图通过大学阶梯当“修正主义苗子”，何不取消大学以绝其念破梦想？
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打击“复旧”思潮，教育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而江青等人横插进来的批“走后门”，一、冲淡批林批孔；二、打击干部面大，尤其是更多牵涉到要团结的老干部；三、最主要的是对“‘文革’新事物”——推荐上大学制度不利。于是，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反映部队批林批孔问题的信件上批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2月2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通知：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运动后期妥善解决。这样就把“走后门”问题搁置起来，后来实际上再也没有追究“走后门”。这样，一场反“走后门”的运动，混战不到一个月就被遏止了。
如此结局，钟志民就不可能被树为“反潮流”权力战场的典型了，对钟志民的政治宣传也悄然转向，只强调“向一切剥削阶级自私自利意识形态开火”，“向特权思想挑战”等空目标。钟志民被改塑为“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自我革命”、“自我批判”的思想革命战士。但是这种“思想革命”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钟志民从大学退到部队，又从部队退到农村，一路退到底，退到农民身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