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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船王包玉刚
作者：孙善根
从建立“海上王国”到“弃舟登陆”战略
1949年初，年轻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包玉刚向上海市长吴国桢提交辞呈，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创业，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建立起庞大的“海上王国”——环球航运集团。到1978年，包玉刚已拥有二百余艘巨型船只，载重吨位2000万吨以上，超过美国或前苏联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1979年，包玉刚被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国际独立油轮协会推选为主席。包玉刚的崛起加强了香港作为世界航运中心的地位，使国际航运界为之震惊。
1978年包玉刚曾有过一次北京之行。在京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内地的变化，得到了一个确切的信息：中国关心香港的发展，而且会尽力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对当时已预见到国际航运业的衰退，开始考虑对企业发展进行战略调整的船王来说太重要了。
1980年6月，包玉刚在数小时内动用21亿港币现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市值上百亿元的英资九龙仓控股权。九龙仓是香港一家拥有仓库、酒店和全港最大码头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入主九龙仓使包玉刚成为香港几个为数不多的庞大不动产拥有者之一。此后，包玉刚持续不断地实施其弃舟登陆战略，到80年代中期，所属船只已减至一半以下。这样，包玉刚不仅躲过了80年代初世界航运大萧条带来的灭顶之灾，而且开始以自己的实力问鼎香港工商界。
1981年5月12日，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会上，有记者探问包玉刚：“‘九七’阴影难散，似乎亟需中国领导人提供更多更具体的实际承诺，包先生尊意如何?”包玉刚当即表示中国政府的实际承诺已经够多了，港人与其担忧1997年“前途问题”，毋宁齐心协力搞好香港经济，维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并与中国内地多做互利的事情，这才是香港前景的最佳选择。在谈到收购九龙仓的原因时，船王说：“原因很简单，我和香港其他人一样，将自己维系于香港的将来。”包玉刚凭着他对中国领导层的高度信赖，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一如既往地实施其“弃舟登陆”战略，在香港本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到80年代末，其经营领域已拓展到地产、仓储、码头、交通、金融、饭店、电信、零售等行业。在80年代香港历年亿万富翁排名榜上，包玉刚一直名列前茅。据1990年6月底的资料，包氏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327.5亿港元，是仅次于李嘉诚家族的香港第二大华资财团。
务实的政治家与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
1978年当外界对中国仍充满偏见和猜疑时，包玉刚就急切地投石问路。当年秋，他试探性地给国内有关部门发来信函，言辞恳切地要求回大陆探亲。此事惊动了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他立即授意国务院主持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回函：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国。带着这份电报，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踏上了北上的航班。在京期间，他与其表兄、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卢绪章促膝长谈。尽管因故未能与心仪已久的邓小平会面，但敏感的包玉刚还是发现了北京激动人心的变化，邓小平正领导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回到香港后，包玉刚振奋不已，开始积极考虑采取步骤为祖国四化建设出力。
1980年3月，在包玉刚的一手撮合下，环球航运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与中国合资经营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在香港成立，包玉刚出任董事长。不到半年时间，包玉刚出面向中国购买了6艘大型货轮，总值1亿美元左右。他的举动在国际航运界和造船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79年，包玉刚通过卢绪章，表示将以其父亲包兆龙名义向内地捐赠两千万美元，其中一千万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的旅游饭店——兆龙饭店，另外一千万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但这件事当时却难住了卢绪章，因为建国后党内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一切外援。为此卢绪章起草了一份报告，送给邓小平。邓小平深为包玉刚的爱国义举所感动。他的答复相当干脆：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兆龙包玉刚父子一行。他握着包玉刚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随后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包玉刚与中国船舶工业的合作情况，对他帮助中国船舶打入国际市场表示感谢。包玉刚则具体介绍了自己赴内地考察的情况和对中国发展船舶工业的建议。尽管初次见面，但共同关心的话题，使务实的政治家与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交谈甚是投机。他们的话题从大陆的经济到世界政局，从航运的经营到香港前景，讲者认真，听者仔细。对这次会谈，邓小平显然十分满意。会谈结束时他高兴地对包玉刚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干实际事情的，不是只说不干的，欢迎常来。”其后包玉刚确实常来内地，并几乎每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据知情者透露，仅1981年至1984年短短四年间，邓小平就八次会见包玉刚。1985年10月25日，邓小平亲自出席兆龙饭店竣工剪彩仪式。 此后从1985年底到1990年6月，邓小平与包玉刚又多次会面，他们共商国是，共叙友情，纵论天下事。
香港基本法记载着他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由于包玉刚的身份和“九七”的临近,香港问题一直是邓小平与包玉刚谈论最多的话题，而包玉刚的频频来访也成为邓小平了解香港情况和外界信息的一条捷径。1981年以来，邓小平多次向他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这不仅使包玉刚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包玉刚多了一份厚重的使命感。包玉刚后来回忆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香港问题的办法是早有考虑的。……数年前，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在酝酿期间，邓小平主任便已告诉我将来香港制度不变，实行港人治港，北京不会派人来港治理。”包玉刚双手拥护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为此经常奔走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频接触联络。特别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发生诸多争执时，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包玉刚，起到了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对此，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邬维庸说：“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的作用往往超过10个人的意见。”
1985年6月包玉刚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1986年4月下旬。邓小平在会见包玉刚时，再次向他谈到“一国两制”的构想，并请他转告香港人士：“国家不会不讲信用，大家齐心协力把基本法搞好，前途就更有保证。”这次包玉刚北京之行被香港传媒视为“包玉刚在京三天两晤邓小平”令人瞩目的大新闻。
在此期间，包玉刚不负邓小平的厚望，积极联络基本法起草委员，献计献策，倾听各方意见，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倾注了很大心血。他主动提出把旗下的中环卡佛大厦八楼—整层让出来给咨委会做会址使用。包玉刚还与李嘉诚、查济民等人一起为咨委会的活动筹集必要的经费。对此，70年代末起就与包玉刚交往、后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鲁平说：“包玉刚先生就任基本法起草委副主任后—直在为起草基本法，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为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出了很多主意，出了很多力，以至呕心沥血。香港基本法记载着包先生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特别是到了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后期，包先生有恙在身，但是他还不辞辛劳，几次抱病参加起草工作。”
1990年6月，邓小平再次会见包玉刚，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并与包玉刚一起纵论大事。邓小平认为只有中国的稳定发展，才有香港的繁荣安定。邓小平说：“一些人老是希望中国大乱，这个动机和效果都是不好的，对香港—点好处也没有。中国一乱，人口外流，去50万到香港。香港还不大乱！”包玉刚说：“10万就够乱了。”邓小平强调—个国家要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乱起来，但要长期稳定则要花很多心血。他还与包玉刚谈到台湾问题。邓小平说，李登辉的要害问题是回避哪个是中央政府，哪个是地方政府。“一国两府”实际上是“两个中国”，解决统一问题只有“—国两制”可行，谁也不吃亏，这样全民族就发展起来了……邓小平与包玉刚推心置腹，纵论国是，充分反映了他对包玉刚的重视与信任。
外国朋友戏称他为“宁波大使”
1984年10月，阔别故乡几十年的包玉刚，在受邓小平委托，担任浙江省政府与宁波市政府顾问卢绪章的陪同下，踏上了故乡宁波的土地。“少小离家老大还”。家乡的一切都使包玉刚感到亲切，特别是波涛万顷的北仑港使纵横四海的包玉刚激动不已。包玉刚完全被这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深水良港吸引住了，他决心把这里开发出来。故乡的落后又使包玉刚的心情沉重起来。他作出了捐资创办宁波大学的决定。他说：“要现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有合格的人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一个多月后，包玉刚在北京面见邓小平，向小平同志叙述了这次故乡之行，说宁波条件很好，很有发展前途，并提及捐赠5千万元人民币创办宁波大学。望着兴致甚浓的包玉刚，邓小平笑了，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很热心啊。”并说：“你们宁波要与大连比赛，大连发展得不错。”包玉刚则以宁波家乡人的身份热情邀请邓小平考察宁波，“邓主任啥时去宁波，我随叫随到!”浓重而生硬的宁波乡音，把邓小平逗乐了。他接受了船王的邀请，说：“很想去看看宁波啊！”
1985年初，包玉刚再次赴北京向邓小平汇报捐资创办宁波大学一事。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包玉刚提出请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字，邓小平答应一定写。随后他在与中央一领导同志谈活时提到：“包玉刚先生出资创办宁波大学，由国家管理，这是件好事，我答应给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不到半个月，小平同志的题字就由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转到了宁波大学。
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包玉刚时，包玉刚提出宁波的机场问题也要解决一下，要对外开放，没有机场不行。次年1月，邓小平亲自跟谷牧交待：关于宁波的问题我讲两件事，第一要给卢绪章办个长期护照，可以长期出入香港；第二宁波机场我已让军队和地方合用。我再明确两条：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每天有一次，逐步做到每天有两个航班；二是将来经济发展了，宁波以地方为主再搞一个大一点的机场。小平同志的指示不仅解决了当时宁波对外开放工作的一大难点，而且为以后栎社国际机场的兴建定下了基调。随后他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话时指出：“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指长江三角洲——笔者)，如果把上海、宁波连接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还热情支持包玉刚关于利用北仑港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铁厂、发展重化工业的倡议。1985年11月，在小平同志的过问下，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以谷牧为组长、由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并以国务院名义聘请包玉刚、卢绪章为顾问，其职责是研究协调宁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包玉刚对这个协调小组兴趣极大，用他的话讲，协调小组等于在宁波和北京之间架起桥梁，宁波的事情好办喽!他欣然表示，“我当顾问，我跑腿”。从此包玉刚为开发宁波奔波于香港、北京、浙江之间，为宣传宁波，往返于欧、美、亚洲之间，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他向各国首脑与实业界人士介绍北仑港的优势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希望他们到宁波考察投资。为此外国朋友戏称包玉刚为“宁波大使”。
经过包玉刚的从中斡旋，英国等国家有关公司纷纷组织代表团到宁波进行实地考察，并同中方进行了多次正式会谈。1986年10月15日下午，由包玉刚主持，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代表和英国戴维麦基公司代表在上海和平饭店签订了关于中外合资宁波北仑钢铁厂项目协议。
1991年9月，包玉刚因病在港去世，当时退休在家的邓小平闻讯后深感震惊。他立即给包玉刚遗属发去唁电：“惊闻包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随后他以“生前友好”的名义送去花圈，并派女儿邓榕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葬礼，以表达他的哀思。
1991年，浙江美术出版社计划出版《包玉刚画册》，邓小平欣然为该书题写书名。次年12月，小平同志在杭州疗养。其间他在与浙江省委领导交谈时，仍非常关注宁波的发展。他怀念起一年前去世的包玉刚，说他多次会见过包玉刚，还询问了北仑钢铁厂和北仑港的情况，再次强调要发动侨居海外的宁波帮共同为宁波出力。他还提出要去宁波北仑港视察，有关方面也作了安排。后因气候原因，没能成行，这成了宁波人民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