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丁玲、陈明融合在一起的生命
作者：李向东
1937年5月初，陈明从山西太原经西安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一名学员。那一年他正好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勃勃生气。
陈明原名陈芝祥，1917年生，江西鄱阳县人，1933年到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就读，不久担任了学校未名剧社社长，第二年他就参加了革命。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华北学联代表陈翰伯从北平到了上海，商谈筹建全国学联事宜，他找到章乃器，章乃器又辗转介绍他同陈明联系。陈明活跃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种中学生集会上，或主持，或讲演，或指挥，他生性活泼，文体兼优，学校的剧社演戏，他要负责找剧本，选演员，并常常担纲扮演主要角色。他又喜欢足球，有“小李惠堂”的美称（李惠堂是30年代我国著名足球运动员）。多才多艺、才华出众的陈明，在上海学生界，是一个颇有名气，十分惹眼的人物。
6月18日,陈明来到延安刚刚一个多月，中国文艺协会举行了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活动，白天有报告会，介绍高尔基的生平，晚上是纪念晚会。
晚会的高潮，是抗大十三队、十二队联合排演的独幕话剧《母亲》，田汉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扮演主人公巴威尔（伯夏）。他出场了，伴随着悠扬的小提琴声，唱出俄罗斯工人激愤的心声：“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他英俊的扮相、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立刻赢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台下的观众里，有一位中年女同志，她一双聪慧的大眼睛，紧紧盯着陈明，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 这样的人才,在延安是不多见的。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道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
丁玲是在前一年的十月来到陕北，比陈明早半年多，那时，党中央机关还驻在保安，1937年1月，党中央才进驻延安。
丁玲来到陕北，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欢迎。因为她曾经是上海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又是从国民党的拘禁监视下，乔装打扮逃出来的！
那一年的中秋之夜，丁玲和聂绀弩假扮成夫妇，乘火车从上海到了西安，住在七贤庄一个德国革命者开的牙科诊所里，那地方是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抗日战争爆发后改做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她在那里住了三周，然后由西安市地下党负责人刘鼎安排，先坐汽车，后又骑马，由东北军和红军护送接应，辗转来到保安。
丁玲的到来，成了当时红军苏区的一件大事。一天晚上，中央宣传部在一个窑洞里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来了，表示对丁玲的欢迎。当时的保安，刚刚遭遇过反动地主武装放的一场大火，房屋大部分被烧毁，物质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但窑洞里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每人都喝了一点酒，酒很辣，还有一点涩，但丁玲觉得喝到肚子里是暖暖的。她在敌人眼皮底下屈辱地生活了三年，现在终于自由了，回到自己的家了，在亲人面前，她可以痛痛快快地说，痛痛快快地哭，痛痛快快地笑，她就这样哭着笑着，把郁积了三年的话都倾诉出来了！后来毛泽东在赠丁玲的《临江仙》词中回忆那个晚上说：“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丁玲来到陕北做的第一件事，是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她当选为文协主任，接着就去了前线，采访并结识了彭德怀、萧克、贺龙、陈赓、王震、杨得志、黄克诚、左权等一批红军高级指挥员。那是在冬季，那个冬天陕北的风很硬，雪很大，天气很冷，丁玲骑着马，奔走于前线各部队之间。几个月的戎马生活，使丁玲身上增添了豪放雄迈的色彩，她的文风也为之一变，那双写惯了上海都市生活的手，写出了《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粗犷豪放的军旅篇章。
他们在西战团里相识相知相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城里，同仇敌忾，军民的抗战热情一下子点燃了，人人都要求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毛泽东主席在抗大操场上作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
开完大会，回到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工的宿舍院子里，丁玲与住在隔壁的抗大政治教员、作家吴奚如等几个人，也一起商议起上前线的事情来。战士上前线能打仗，文人能干什么呢？他们商量了整整一个晚上，终于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我们不会打仗，却会写文章，可以组成一个精干的“战地记者团”，徒步到前线去采访，写抗战通讯，写抗战英雄，把胜利的消息传开，鼓舞士气。这个消息呼地一下子传开了，抗大的青年人都觉得这是个上前线的好机会，都来报名，都要求参加，丁玲他们住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中央宣传部发话了，要求丁玲他们把“战地记者团”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扩大队伍，吸收文艺骨干，到前线去宣传抗日，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的主任。
中宣部凯丰部长的秘书朱光，立刻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陈明，并举荐他担任西战团的宣传股长，参加筹建工作。
一天，他们见面了。丁玲一下就认出来，这就是那天晚上的“伯夏”，心里腾起一阵喜悦！她说：“噢，你叫陈明？我认得你！”
陈明很奇怪：“我们好像是头一次见面，过去没有打过交道。”
“我看过你的戏，你演的伯夏，很不错，你这样年轻，在舞台上却那么从容，很难得！”
“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是我们学校未名剧社的社长，大大小小的角色，我已经演过十几个！”
“噢？”丁玲更加惊喜。“看不出来，你是个老演员了！”
“我到西战团来，还能再多演几个新角色！”
“你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你的职位是宣传股长，要给我当好助手！”
丁玲看着陈明瘦弱的体形,关切地问：“你的身体好像不大健壮，我们西战团可是要徒步行军长途跋涉！”
“我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在上海，我是学校里有名的体育活跃分子，知道李惠堂吧？我的外号叫‘小李惠堂’！”丁玲笑了。
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谈，同样给陈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明在上海的时候，只知道丁玲是个作家、文化名人，后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别的情况，他不了解，也没有读过丁玲的作品。在见面之前，他有几分拘谨，但是丁玲那种平和随便的态度，风趣幽默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他觉得，丁玲很平易，很亲切，他很愿意同她谈话，很愿意在她的领导下，与她一起共事。
九月底，西战团出发了，徒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队员们每天行军几十里，一到驻地，放好背包就搞宣传，有的搭台准备演出，有的往墙上刷大标语、画漫画，有的向群众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伙食呢，只有每人定量的小米饭和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生活紧张而清苦，但大家热情高涨。
陈明领导的宣传股下面，有戏剧、歌咏、美术几个小组，管着演出节目、教唱歌曲、刷写标语等一大摊子事情。陈明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每天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每次演出之前，他都忙着扛杉篙搭台子，爬上爬下，一条新棉裤很快磨得露出了棉花。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做思想工作，看到谁闹别扭了，谁有情绪了，他讲一段笑话，立刻云开雾散，响起一片笑声，不经意间，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一切丁玲都看在眼里。虽然她是团长，但是论做群众工作，论搞宣传鼓动，论出主意想点子，她都不如陈明。她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越发感到离不了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陈明成了她不可缺少、无人能替的左膀右臂。
陈明对丁玲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一位资历老、名气高的作家、领导，内心里充满着敬意；慢慢的，在多日的相处中，他看到了她性格中更多的方面：她说话直爽，办事痛快，没有一点架子，表里如一，待人真诚热情，全团的同志对她都很服气，即使个别脾气古怪、不大听招呼的人，也对她十分敬服。因此，西战团在她的领导下，十分团结。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人品与水平结合得这样好的领导，他愿意和她接近，愿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对同志的看法讲给她听，他感觉她像是一个姐姐，在尊重之外，又多了一层亲近感。别的，他没有想过。
1938年春天，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胜利。为了宣传胜利，鼓舞士气，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西战团尽快开赴西安。团里开会，决定丁玲带领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
陈明本来就有胃病，每天工作忙碌，常常忘记了吃饭时间，有时吃几口剩冷饭，有时就饿肚子，他的胃病犯了，一阵一阵疼得很厉害，直不起腰来。他也随打前站的人一起走，先去西安看病。
那时火车少，西行南下的火车，大部分都是军车，很拥挤，想要上车都很困难。从潼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时又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罗兰，疾步走过去，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乘务员。乘务员见丁玲气概不凡，身穿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头戴十八集团军帽，还别着一把小手枪，知道一定是位“长官”，赶紧给陈明找了一张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
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进，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在心里责备自己：明明知道他有胃病，怎么不督促他按时吃饭，让他老是饥一顿饱一顿，吃凉透了的小米饭？明明知道他的棉裤已经破了好几个窟窿，怎么不想办法帮他换一条新的，任他受寒受冻？他太年轻，不懂得爱惜自己，我作为领导、年长者，应该想到这些，如果我早想到了，他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痛苦！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一盏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与她睡在一起的罗兰，睡醒了一觉，看见丁玲还在灯下操劳，咕哝了一句：“又不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干吗这么着急？快睡吧！”丁玲说：“不关你的事，睡你的吧！”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写文章丁玲是一把好手，针线活却决不是她的特长。在西安，要演出，要开会，要搞宣传，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诸事缠身，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日子里缝制一条棉裤，对丁玲来说，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陈明拿到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用手抚摸着，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除了母亲，还没有哪一个女人给予过他这样细致深厚的爱呢，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
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工作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陈明问丁玲：“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善意的劝阻未能阻挡他们的结合
1938年夏天，西战团奉命凯旋延安。丁玲和陈明都去马列学院学习，他们在一个班。学习结束后，丁玲到文协做副主任，陈明则到烽火剧团当团长。丁玲在延安搞创作，陈明经常带领剧团到边区各地去演出，他们不在一个单位，也不能经常见面，但他们的感情不曾衰减，彼此深深地思念。连接他们感情的，是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忠厚的诗人李又然，常常成为替他们传书递简的鸿雁。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革命的圣地，却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他们搞不懂：那么有名望的大作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地位的高级干部，偏偏看中了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些关心陈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讳：“你就不怕让人笑话你是‘小丈夫’？”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就连老朋友、大胡子诗人柯仲平也气喘吁吁地跑了来，很认真地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结婚，我怀疑你们能不能白头偕老？”
越是了解丁玲，陈明就越是爱丁玲，在丁玲的身上，具有许多女性所没有的长处：真诚，热情，直率，才华，她把这些聚于一身，因而具有了强大的魅力，这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使他一步一步走近丁玲，走进她的感情世界，走进她的心灵深处。他决不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子”，他曾经接触过许多优秀青年，但无论是在上海的学生运动领袖中间，还是在解放区的活跃女性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深深地占据了陈明的心。可是，做朋友是一回事，做恋人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种种议论他不能不考虑，年龄、地位、资历、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和感情？许多人都来规劝他，有亲密的好友，有共事的同志，他们都是好意，苦口婆心，搞得陈明心里好烦。他想，爱情本来是一件喜悦的事情，为什么要弄来这么多烦恼？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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