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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未能实现的毛泽东访苏计划
作者：秦立海
斯大林误信谣言，向毛泽东发出“避难”邀请
关于建国前夕的毛泽东访苏计划，最早是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期发表的《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中详细披露的。列多夫斯基在该文中指出，毛泽东访苏问题是在1947年初由中方提出的，当时斯大林表示同意，但要求在绝对保密情况下进行。文中还引用了1947年6月15日斯大林给其驻延安联络员阿洛夫的电报：“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来莫斯科最好不作任何声张。如果毛泽东也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请电告同毛泽东谈的结果和他的愿望。”但文中没有引用毛泽东1947年初提出访苏的电文。
1947年初，蒋介石向陕北和山东发动重点进攻。面对胡宗南大军压境，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在军情如此吃紧的情况下，毛泽东竟提出访苏，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原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延安以后，蒋介石为了炫耀胜利，便开动其宣传机器，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据师哲回忆，这时“斯大林从巴黎获悉国民党宣传机构散布的‘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江青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等等谣言，便信以为真，着了慌，一方面调查、打听，同时又想派专机来接毛主席等主要负责同志去苏联”。中共领导人一时弄不清原委，为了迎接苏联飞机，6月27日，毛泽东还特地致电贺龙、李井泉，要求“即日动工修理岚县飞机场……”。笔者由此基本断定，当时，并不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访苏要求，而是斯大林对毛泽东在“危难”关头，采用了一种比较礼貌的方式罢了。
后来，与贺龙在一起的苏联医生米尔尼柯夫（简称“米大夫”）告诉阿洛夫，不久前他同贺龙一起到了陕北，在那里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检查身体，还见到了江青。现在，他又随贺龙回到山西。因此，从西方通讯社得来的消息全属捏造，无须置信。阿洛夫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莫斯科。斯大林得知事情真相后，随即于7月1日致电阿洛夫：“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还是推迟毛泽东的访问为好。”这样，斯大林便主动收回了对毛泽东的“避难”邀请。其实，此时中共已成功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并转入战略反攻，军事形势较前大为改善。此时本无访苏要求的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下令停止机场修建。
毛泽东的访苏要求与斯大林的一再婉言拒绝
经过为期半年的战略反攻，到1947年底，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当时，形势表明，建国问题将迅速提上日程，而要建国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中共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因此向苏联请教和学习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于是，毛泽东在1948年提出了访苏要求。
通过双方的沟通与协商，毛泽东访苏的时间订在1948年7月中旬。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1948年4月，毛泽东在由陕北向西柏坡行进途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经与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后决定提前访苏，并与准备随行的江青、师哲、汪东兴、米大夫等人暂时留在城南庄，而周恩来、任弼时则继续前往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等人会合。毛泽东于4月26日致电斯大林：“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平张铁路……可能6月初或6月中能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为了表明自己的访苏决心，毛泽东表示：“如果您同意拟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4月29日，斯大林很快作出答复：“您4月26日信收悉。您认为需要带谁，带几个人，都可以。两名俄国医生应当陪同您。他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情，我们面谈。”这样，在短短四天之内，毛泽东与斯大林就通过电报往来顺利地把访苏问题确定了下来。
然而，十天后，斯大林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5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鉴于您所在地区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傅作义军队对蔚县发动的进攻，也就是对您来我们这里所要经过的三个地区发动的进攻，我们担心，您离开岗位是否会对事态发展进程有影响，以及您经过这三个地区究竟有多大安全保证。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是否应把来访时间推迟一些。”“如果您决定不推迟起程时间，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出飞机。候复。”面对斯大林的一片“好意”，毛泽东当然不好强人所难，当天便作出答复：“斯大林同志，今日收到了您的信，很感谢。在目前形势下，把我到您那里去的时间还是稍作推迟为好。我需要作短期休息，之后才能坐飞机。机场和港口地点，待弄清楚后告知。”毛泽东的提前访苏计划由此搁浅。
又过了将近两个月，毛泽东于7月4日再次致电斯大林：“我的身体状况与两个月前相比，好多了。我决定在最近去您那里，到您那里去有三条路线：空中、海上和陆上。但无论走哪条路线，我们都应取道哈尔滨，因为我需要同满洲的一些负责同志谈谈……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那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如果海空路线都不行，那我们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毛泽东还通知说，将有20人随行，如果走空中路线，请派两架飞机。然而，令毛泽东深感意外的是，7月14日，斯大林致电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以下情况：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显然，斯大林的这一决定是不容商量的，这使毛泽东本来志在必行的访苏计划再次搁浅。
毛泽东得知斯大林的上述答复后，当即请阿洛夫转告斯大林：“同意您在7月14日电报中所说的意见，我们把到您那里去的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尽管如此，毛泽东仍无法掩饰其内心的疑惑甚至不满。据阿洛夫称，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借口忙于征粮一事颇不以为然，他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阿洛夫还谈到：“据我对毛泽东六年多时间的了解，在他听译文时，他的微笑和‘好、好’的话，根本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感到满意。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个人坚信，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不给他派飞机或船只。对他来说，连苏联领导人忙于粮食征购工作这一点都不大可信，更何况从莫斯科为他提供飞机了。他起程在即。看来，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他本人来说是很需要的。他以很急切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毛泽东的箱子已经装好，甚至买了皮鞋（他也像这里的所有人一样，穿布鞋），做了呢子大衣。不仅是访问本身问题，而且连访问日期问题，他们都已经定了，只剩下怎么走的问题。他现在表面上很平静，很礼貌，也很殷勤，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很难看出他的真实内心。任弼时给人的印象是，他未意料到访问延期。米尔尼柯夫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同样的粮食征购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料到斯大林会再次拒绝他的访问，更没料到竟会以征粮为借口加以拒绝，但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是暂时无法成行了。
毛泽东为何如此急于访苏？阿洛夫在1948年8月28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报告了同毛泽东的再次谈话情况。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如果说1947年他不急于访问莫斯科，那么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尽快去莫斯科。他想到那里谈很多问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有一些问题请求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帮助”。这些问题包括：“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2.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系问题；3.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矿山开采业、铁路公路交通等）问题，在那里谈谈我们（中共）需要什么；5.关于三千万美元的财政借款问题（原文如此，似应为三亿美元——译者）；6.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方针）问题；7.一些其他重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为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进行协商。”这就是毛泽东急于访苏的主要目的。
一个月后，毛泽东于9月28日再次致电莫斯科：“我需要亲自就一些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和主要负责人作出报告，以取得他们的指示。我打算按前一份电报中所说的时间来莫斯科，现大致报告上述情况，请您转告联共（布）中央和主要负责同志。衷心希望他们给我们作指示。”这封电报发出后，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又过了将近两个月，毛泽东于11月21日再次致电莫斯科，以身体欠佳及忙于战事为由，主动地提出把去莫斯科的时间改到1948年12月底。此电去后，直到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才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顺便答复：“至于您访问莫斯科一事……很遗憾，您需再次将您的起程日期推迟一段时间。”紧接着，1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正式决定再次推迟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代之以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责成其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举行会谈，就他们向莫斯科提出的问题，说明苏联领导人的意见，并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共中央的要求和愿望。
斯大林为何一再婉言拒绝毛泽东在建国前夕访苏？据米高扬在其报告中披露：“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如何答复毛泽东关于来访时间的询问时，斯大林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来访未必适宜。当时他是游击队领导人，虽说拟化名来访，但隐蔽这次访问是不可能的。他从中国动身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毫无疑问，他的访问会在西方被说成是到莫斯科听取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而他本人会被称为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会损害中共的威信，会被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其实，不久就可能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式革命政府，到那时，他就可以不用化名而正式以中国政府首脑身份进行访问，并同邻国举行会谈。这相反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信，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此前，斯大林在1月10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也曾提到这一点：“您访问莫斯科，敌人会用来破坏中共的威信，说它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当然，这种说法对中共对苏联都不利。”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促使斯大林作出了一再婉拒毛泽东访苏的决定。
作为替代方案的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
1949年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继续推迟毛泽东访苏之后，斯大林提出：“虽然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这样一再延期，拖延了对一些迫切问题的讨论，但这个消极方面可以通过派遣我们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中国予以排除。”这一建议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赞成，于是斯大林当即口述了给毛泽东的电报：“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对此，毛泽东很快于1月17日作出答复：“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似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随后，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来华会晤毛泽东。
1949年1月26日，米高扬从莫斯科动身，途经旅顺口、石家庄，于1月31日到达西柏坡。米高扬同毛泽东一见面便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2月1日至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成员同米高扬进行了多次会见和会谈。据米高扬回忆：“毛泽东总说，他们中共中央在期待我们中央的指示和指导。我回答说，我们党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当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只能提建议，而不能作指示。毛泽东一再要求这样做，他说，他在期待我们中央的指示和指导，因为他们的经验还很少。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家的作用。他说，他仅仅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未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什么新东西，等等。我认为，这是东方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但这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情况和他对自己的看法。”除这些“谦虚”之词外，毛泽东着重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向米高扬系统地谈了中共的意见。其中，关于政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强调，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通过与毛泽东的会谈，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这对改善中苏两党关系，减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疑虑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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